摘要: 翻译研究途径日益多元化和系统化，跨学科研究成为新趋势。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高彬新作《中国话语“走出去”：译介与传播研究》将翻译学科与传播学交叉融合，为推动中国话语“走出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素材。书中梳理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走出去”政策演进历程，阐释了我国对外传播的主体观、受众意识与方法论，提出了有利于优化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的路径和方法，对翻译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该书视角独特、分析全面、对象多元，为翻译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探索角度和解决方案，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Abstract: The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studies ar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systematized, with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emerging as a new trend. The new book “Chinese Discourse ‘Going Global’: Translation and Dissemination Studies” by Gao Bin, a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angzhou University, integrate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materials for promoting 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 of Chinese discourse. The book reviews the evolution of the “going global” policy as a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explains China’s subject-oriented, audience-conscious, and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foreign communication, and proposes pathways and methods for optimi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The book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offers a unique perspectiv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diverse subjects, contributing to interdisciplinary translation research and offering solutions to the innovation of translation research methodology.
1. 内容概要
《中国话语“走出去”：译介与传播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求是》英文版的中国对外政治话语体系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由中央编译局2023年12月出版。该书系统梳理了我国“走出去”国家战略及相关政策演进脉络的基础上，以翻译学和传播学的学科交叉理论作为指导框架，从领导人话语、革命话语、文化话语、时事话语、政治话语、影视话语、文学话语和学术话语等多个维度，并分别以《求是》杂志英文版、《北京周报》《白夜追凶》、“中华学术外译图书”和中国当代小说等作为典型个案，深入考察了中国话语“走出去”过程中的译传主体、翻译策略、传播路径和接受效果等核心话题。
全书一共十二章。在前三章，详细梳理了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走出去”政策演进历程，回答了何谓“走出去”的基本问题，并在对“话语”进行概念解读的基础上分析了话语权、国家形象和软实力之间的逻辑关联，论证了推动中国话语“走出去”的重大现实意义，最后结合领导人所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阐释了新时代我国对外传播的主体观、受众意识与方法论。
从第四章至第十二章，分别以延安时期、海外媒体署名文章、跨域书写、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华学术外译图书、期刊等作为典型案例，重点从翻译、传播和接受等多个维度，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中国话语“走出去”进行了全面剖析，包括具有历史借鉴价值的中国革命话语“走出去”，也包括利于国家和民族形象建构的领导人话语“走出去”、彰显文明互通鉴的文学话语“走出去”，还包括旨在实现中学西传的学术话语“走出去”以及体现编译合一特征的中国时政新闻话语“走出去”。在对各个领域代表性话语“走出去”案例的剖析过程中，不但对其译介与传播过程进行介绍，而且重点围绕译介主题、翻译策略、传播路径和接受效果等核心话题展开了详细论述。更重要的是，还选择部分案例进行针对性反思，提出了有利于优化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对外传播的路径与方法[1]。
2. 特点创新
本书立足于中国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研究，将传播学理论与译介研究有机结合，以便广大翻译研究学者和学生了解翻译领域跨学科的学术价值和发展趋势。全书以多个维度，结合典型个案，深入分析了中国话语“走出去”的主体观、受众意识与方法论。在翻译研究途径日益多元化和系统化的今天，该书的出版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素材。
结合新理论，探究新视角。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绝非纯粹的基于话语本身的语言交际行为，而是话语内外各种力量的流动、博弈与协调的过程，其中必然包含了各种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2]。于是，译介与传播的结果注定“不是单一的，它总是混杂的、多元的、不尽相同的”[3]在深入探究与阐述的过程中，该书巧妙地采用了翻译学与传播学的学科交叉理论作为其核心指导框架，这一创新性的方法论选择旨在突破传统翻译研究的单一理论视角所带来的局限性。长久以来，翻译研究往往局限于某一特定理论的框架内，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难以全面捕捉翻译活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该书作者呼吁并实践了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理念，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客观且富有深度的翻译研究体系。
传播学作为一门天然具有跨学科特性的学科领域，其研究范畴广泛而深入，不仅涵盖了信息、意义和符号在各类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传播机制，还紧密关联着技术的革新与媒介形态的变化。它不仅关注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等的信息传播模式，同样重视新媒体环境，如互联网、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新特点，以及这些新兴平台如何重塑人们的交流方式和信息接收习惯。此外，传播学还深入探讨了人际沟通、组织内部沟通、政治宣传等多个层面的沟通现象，这些研究内容无疑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新的思考维度。
将传播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不仅是对传统翻译研究范式的一次革新，更是对翻译活动本质和功能的深刻洞察。通过传播学的视角，翻译不再仅仅是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而是信息、文化、价值观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中流动、传递和接受的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复杂的社会互动、文化适应和媒介选择，要求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能够综合分析翻译作品在不同传播渠道中的传播效果、受众反应以及社会文化影响。因此，这种跨学科的融合不仅使翻译研究更加全面、客观和科学，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有助于提升翻译作品的质量和影响力，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多个维度，典例分析。该书分别以延安时期(第四章对外话语传播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海外媒体署名文章(第五章基于海外媒体署名文章的中国话语传播新模式)、跨域书写(第六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非传统译介模式)、政府工作报告(第七章英译逻辑建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第十一章中国当代文学在阿拉伯世界的译介与传播)、中华学术外译图书(第十二章中华学术外译图书的域外传播与接受)、期刊(第八章《北京周报》中国时政新闻话语“走出去”的书写模式、第九章《求是》英文版的中国政治话语译介与传播)等作为典型案例，重点从翻译、传播和接受等多个维度，对不同领域和不同层面的中国话语“走出去”进行了全面剖析，全面而深入地探讨了中国话语在不同领域和层面“走出去”的复杂历程与多样形态。
近年来，国家形象建构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尤其在国家形象的内涵、建构意义和建构路径等问题上，学界认知愈加明晰。“国家形象是一个综合体，它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国家形象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凝聚力，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4]对于国家形象的塑造路径，学界越来越关注国家形象建构与对外话语传播之间的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需要实现对外传播创新，对外传播创新需要话语创新，话语创新需要话语内容和话语翻译创新。毋庸置疑，话语是形象建构的重要媒介和物质载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而言，“无论是何种中国特色的理念、方案，都必须首先运用语言这一载体进行传播，离开对语言的深入分析，就可能忽略最为基础、最为本质的东西”。因此，建构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离不开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也需要一个权威的传播平台和高效的传播模式。本书以领导人在海外媒体发表的部分署名文章作为具体案例，探讨这一话语“走出去”模式在域外的传播样态和效果，探讨了其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如何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立体、多元的中国形象。
中国文学若要依凭翻译走向世界，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必须改变现有的文学译介模式，积极吸引国外译者及出版社参与译介中国文学，这样才能使译本符合异域的诗学标准、意识形态及阅读习惯，保证译本的广泛传播和接受，真正使中国文学“走出去”[5]。在跨域书写的案例中，该书深入剖析了文学作品、学术论文等如何在跨越语言和文化界限的过程中，实现意义的准确传达与文化的深度交流，彰显了文明互鉴的无限可能。政府工作报告的国际化表达，则体现了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展示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的决心与能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是该书关注的另一重要领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译介过程、翻译策略、海外接受情况等细致入微的分析，该书揭示了文学作品如何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成为连接不同国家和民族心灵的桥梁，展现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中文社科文献的外译是精彩纷呈的中华学术走向世界的钥匙。近几年来，在“中国图书推广计划”、“中华学术外译”等项目大力推动下，中文社科文献外译的数量迅速增长，但在译文质量及国际学界影响等方面仍有待提高[6]。在中华学术的外文译介方面，该书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和期刊文章，通过对其翻译质量、传播路径、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深入剖析，着重分析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自启动以来十余年间所展现出的动态变化特征，强调了该项目作为推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舞台的重要学术传播载体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通过详细梳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发展历程和实施成效，清晰地揭示了国家主导下的中国话语译介模式的独特之处，以及其在促进中学西传、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
在对各个领域代表性话语“走出去”案例的剖析过程中，该书不仅对其译介与传播过程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更围绕译介主题的选择、翻译策略的运用、传播路径的优化以及接受效果的评估等核心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同时，该书还选取部分案例进行了针对性的反思，总结了成功经验与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为进一步推动中国话语“走出去”且“走进去”，实现更深层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和实践指导。
3. 意义与启发
《中国话语“走出去”：译介与传播研究》一书，作为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高彬教授在对外话语体系研究领域内的阶段性学术结晶，不仅系统地展示了其对这一复杂而深远话题的深刻洞察，而且为中国话语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与接受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与实践指导。对今后中国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对翻译研究方法论的革新具有重大意义。书中巧妙地结合了具体文献，提出了五种评估译介图书在域外传播效果和接受度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不仅具有创新性，而且实用性强，为学术界提供了衡量中国话语国际传播成效的新标尺。通过深入分析国际学界对这些译介图书的学术引用情况，有力地论证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资助下的学术作品在国际舞台上的译介与传播效果，从而进一步证明了该项目在促进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增强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
其次，对翻译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翻译学本身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特点，将传播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拓展了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且打破了传统学科研究的边界，为翻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和生长点。这种创新的学科视角不仅有利于培养研究者的跨学科思维，提高他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而且为翻译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最后，写作手法和语言风格具有参考价值。本书语言简洁易懂，没有高深莫测、玄而又玄的理论论述，采取具体的个案分析，以叙述加分析的手法，对译介与传播效果进行论证，用多种方法对接受效果进行研究，深入浅出，值得借鉴。
4. 结语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围绕“译介”与“传播”，凸显学科交叉在研究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中国话语“走出去”：译介与传播研究》一书的出版，不仅为翻译研究视角的革新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翻译学科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翻译学作为一门具有鲜明跨学科特点的学科，其研究范畴广泛而复杂，涉及语言学、文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个领域。作者在书中将传播学理论引入翻译研究，不仅进一步拓展了跨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运用，而且打破了传统学科研究的边界，为翻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和生长点。这种创新的学科视角不仅有利于培养研究者的跨学科思维，提高他们的研究深度和广度，而且为翻译学科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