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制结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ommercial Bank Risk-Taking

摘要: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成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工作的重点。商业银行作为国家实体经济的命脉，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讨论也在不断提高。在此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手段和方法对银行实体施加影响、进行干预或建立联系以宏观调控银行经济的整体稳定，这些手段和方法包括但不限于所有制控制、政治关联等。本文通过关注银行所有制结构，探究其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于中国2010年至2022年351家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研究发现，国有银行承担了银行业最核心的信用风险，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流动压力，而非国有银行的参与能够缓解银行业的高风险水平，提高客户信用审查和资金流动效率，确保银行业的风险水平总体可控。该研究结论不仅证实了“多元经济模式”在我国当前的银行经济中实现了最优配置，同时也为今后国家制定针对性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推动商业银行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积极意义。

Abstract: The Outline of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2020 puts forward the goal of “realiz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China’s current national economic work. Commercial banks, as the lifeblood of the real economy of the country,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scussion on risk bearing of commercial banks has been increasing. In this process, the government influences, intervenes, or establishes links with banking entities to macro-regulate the overall stability of the banking economy through a series of means and methods, which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ownership control, political affiliation, and so on. By focusing on bank ownership struc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its impact on the level of risk-taking in commercial banks. Based on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351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this study finds that state-owned banks bear the most core credit risk of the banking sector and also face tremendous pressure on capital flows, while the participation of non-state-owned banks can mitigate the high risk level of the banking secto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customer credit check and capital flows, and ensure that the risk level of the banking sector is generally controllable.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not only confirms that the “diversified economic model” has realized the optimal allocation in China’s current banking economy, but also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untry to formulate targeted 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in the future, and provide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promotion of the sustainabl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1. 引言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政治环境和经济发展结合得更加成熟，从早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单一经济模式”，到改革开放后的“市场经济体制”、“多元经济模式”，也因此造就了独属于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背景下，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提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成为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工作的重点。其中，商业银行作为国家实体经济的命脉，成为国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关注对象，关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讨论也在不断提高，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从此前恒大、碧桂园等房地产龙头企业相继爆出债务危机等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我们了解到房地产企业“高杠杆模式”的破裂，对银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杠杆破裂导致银行产生大量未预期的房地产贷款损失，在银行没有充足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弥补损失的情况下，加剧了银行资产的恶化，不良贷款的提高进一步加剧了银行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的流动资本在房地产行业的资本循环中无法收回，流动资金周转困难，导致银行总体的资金流动性受到严重威胁，从而加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再次，银行如果存在内部管理不善的情况，在面对大量贷款损失和流动资本停滞的同时，其面临客户违约的风险也会大幅提高。一旦银行没有足够的能力抵御上述风险，势必会加剧银行的风险，威胁国民经济的根基。关于银行的风险承担问题，不仅在当前中国的危机中体现出来，更是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就已有显现。2008年的金融危机凸显了一个关键教训：银行的稳定性深深依赖于其管理金融风险的能力。银行对借款客户的资质未加以审慎评估，盲目提供贷款，不仅导致次贷频发，资金流断裂，而且危及银行的信用，最终致使整个银行业遭受重创。当前中国的银行业危机只是再次强调了这一教训。其实不单单是房地产行业带来的威胁，对于银行而言，银行在为各行各业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会相应地受到对方的影响，在提供的信贷服务中，通过主体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一方面获得相应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承担着相应的风险。

但与金融危机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在经历了一系列改革后，呈现出“国有制为主导，私有制为辅助”的多元经济模式。一方面，国家通过所有制结构能够对商业银行实施直接控制，吸收承担额外的风险水平以守住市场风险底线；另一方面，内资和外资的引入能够缓解国有制带来的风险压力，帮助商业银行在风险总体可控的情况下发挥更多优势，推动银行稳健发展。因此，在中国经济的背景下，所有制结构能够帮助化解银行业的风险危机，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在许多国家，政府不仅管理商业活动，同时也通过所有制结构的方式参与公司治理，从而对经济实体进行调控。Berger et al. (2005) [1]在研究1990s阿根廷政府参与和银行绩效表现时发现，国有银行在静态效应的长期绩效表现中较差，而其中选择私有化改革的银行在改革之后的绩效表现有所改善，最可能的原因是阿根廷政府选择将不良贷款转移到其他的经济实体中。Tihanyi et al. (2019) [2]在研究1961~2015年全球139个国家的所有制结构对该国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时发现，国有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具有较小的负面影响，但是会对企业的战略决策有显著影响，主要体现在资本结构、产品投资决策、国际市场扩张等方面。Boubakri et al. (2020) [3]在研究45个国家银行私有化后的风险承担行为时发现，国有制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在国企占国家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存在更加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更加普遍，这是出于政府对政治利益的扭曲控制，而国家良好的体制和高质量的监管环境能够减轻这种扭曲控制。

中国的政治环境与经济发展结合得尤为紧密，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一直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模式单一且集中于国民经济的基础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家逐渐顺应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私有化、引进外国战略投资、在中外交易所上市等重大挑战。目前我国经济实体结构表现更加丰富多元，但是仍然保留着独特的经济特点：国有企业众多，国有银行占主导地位。其中，中国的银行体系发展尤为特殊：我国的银行体系在1940s沿袭苏联体系建立；1948年中国人民银行(PBOC)成立，中国银行体系遵循单一银行模式，以确保国家生产计划能够顺利实施；改革开放后，1979~1984年银行业经历大规模重组，1984~1994年国家陆续建立四大国有银行履行贷款职能，服务于指定的经济部门，充当政府的政策贷款渠道，外资银行此时获准在中国开设代表处；90年代中期，国有银行由于将大部分贷款提供给几乎没有偿还动力的国企，导致银行的资产质量恶化，国家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接管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贷款；1994年开始，国有银行陆续进行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银行体系进入重大改革；至2003年，国家宣布成立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启动“国有银行改革试点计划”，国有银行私有化浪潮兴起；至2006年，四大行中的三大行(工中建)完成部分私有化和接受少数外资所有权计划改革，同年12月国家宣布向外国金融机构全面开放。截至目前，银行经历的主要体制改革包括但不限于：金融资本注入、股权重组、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银行股本在中外交易所上市、建立董事会体系制度等。

在中国特殊的政治背景和银行经济背景下，关于我国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讨论，表现出一定的独特性。Dong et al. (2014) [4]在研究中资银行的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行为时发现，政府控制的银行比国企和私人投资者控制的银行承担更大的风险，主要归因于政府严重的政治干预和对政府控股银行审慎管理的激励不足，且该现象在所有权集中的银行中更为明显。Zhu et al. (2016) [5]在研究中国银行业的所有制结构、跨国收购与风险承担时发现，国有制通常伴随着更高的风险，中央政府控制的银行信用风险最高，地方政府控制的银行具有最低的流动性比率和资本充足率，而外资收购能够降低国有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这种风险的降低取决于外国所有权百分比、外国投资者在当地的业务参与以及银行董事会中外国成员的数量。Lu et al. (2016) [6]在分析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时指出，国有银行因其垄断地位和政府优惠政策支持，存在高额不良贷款和低效低质服务的不良行为。Costella et al. (2019) [7]在研究银行金融风险时发现，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与同期世界银行相比，在2002年时达到峰值，在2009年前后与欧美发达国家持平。Zhang et al. (2020) [8]在研究中资银行2015~2013年的信贷扩张模式时发现，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的反周期信贷扩张中，股权结构和银行治理对银行放贷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大型国有银行更多地是迫于政治压力放贷，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则更多地以利润为导向。

综上所述，所有制结构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由于中国的经济特点突出强调了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国家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对银行的内部管理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支持和干预。国有银行充当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有形之手”，在享受国家提供的显性资源优待和隐形担保福利的同时，因其特殊的国家身份，也会相应承担一些超越商业银行本身的风险水平，考验着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和稳定发展的可能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相较于非国有银行，国有银行所需承担的风险水平更高。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取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其中，所有制结构数据来自于其中银行股本股东数据集，包括了银行前十大股东的股东名称、股东性质、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等。银行风险承担数据来自于其中银行财务数据集，包括银行基本信息、财务报表、财务附注等。由于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银行业整体带来严重打击，为了避免该事件对此后中国商业银行发展趋势判断出现偏误，我们选择从2010年开始收集数据信息，最终的样本量包括2010~2022年351家银行共3001条数据。同时，为了避免极端值对连续型变量数据带来的潜在影响，对所有变量数据进行了99%的缩尾处理。

3.2. 变量定义

3.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银行的风险承担。参照以前文献，最终从三个方面衡量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1) 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是借款人因失信引发的风险，主要源于银行对借款人信用评价的不客观，导致不良贷款累积，资产质量恶化，从而引发危机，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信用风险的衡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变量统计的可实现性，本研究最终选择“不良贷款率”作为衡量信用风险的标准，不良贷款率越高，代表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越高 (Hung et al. 2017 [9])，在变量描述中用NPL表示。

(2) 流动性风险

流动性风险，是银行资产因缺乏流动性引发的风险，流动资产的减少导致资产无法及时变现周转。对于流动性风险的衡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变量统计的可实现性，本研究最终选择“流动比率”作为衡量流动性的标准，流动比率越高，代表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水平越低(Al-Shboul et al. 2020 [10])，在变量描述中用LCR表示。

(3) 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是银行未预期借款人无法按时履行还款义务而引发的风险。与信用风险相比，尽管二者均强调银行的贷款质量，但信用风险是对贷款风险的量化，强调未预期损失的多少，违约风险则是对贷款风险的概率化，更强调发生未预期损失的可能性。对于违约风险的衡量，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变量统计的可实现性，最终选择计算“Z值”来反映。Z值衡量的是银行距离违约临界点的距离，即一家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下降至其平均水平以下特定标准差时，可能面临违约或破产风险。Z值越高，代表银行的违约风险水平越低 (Elnahass et al. 2021 [11])。考虑到Z值存在高度倾斜性，本研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在变量描述中用Default表示。

3.2.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解释变量为所有制结构。在所有制结构的划分方式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按照银行性质划分为5类：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SOCB)、股份制商业银行(JCB)、城市商业银行(CCB)、农村商业银行(RCB)以及外资银行(FCB)。但随着银行股权结构的不断改革发展，这样的划分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对银行实际控制人的判断，于是学术界产生了新的划分方式。具体而言，根据持股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划分为3类：第一类是国有银行(State)，需要至少满足下列三条判断条件之一，即银行的最终所有人或控制人为国家政府或国有企业、国家政府和国企共同持股比例达到50%以上、国家政府和国企共同拥有该银行最大比例的股权；第二类是内资私有银行(Domestic)，需要至少满足下列两条判断条件之一，即银行的最终所有人或控制人为国内民营企业、个人或其他非政府国企实体，或者民营内资持股比例达到总持股比例50%以上；第三类是外资私有银行(Foreign)，需要至少满足下列两条判断条件之一，即银行的最终所有人或控制人为外国实体，或者外资持股比例达到总持股比例50%以上(Hass et al., 2019 [12]; Kong et al. 2020 [13])。

本研究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变量统计的可实现性，最终决定根据根据股权结构确定银行的实际控制人，具体处理方法如下：首先从CSMAR数据库中汇总统计商业银行前十大股东的基本信息，包括股东性质和持股比例，计算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内资股东、外资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以此反映不同主体的参股情况：state代表国有参股，domestic代表内资参股，foreign代表外资参股；同时，根据参股比例的高低，最终确定银行的实际控制人：state_dummy代表国有控股，domestic_dummy代表内资控股，foreign_dummy代表外资控股。考虑到控股和参股的影响程度可能对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我们既会关注不同主体控股的影响，也会关注不同主体参股的影响。

3.2.3. 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5个控制变量：Size，代表银行规模，是对总资产进行对数化处理后的结果；Listed，代表银行是否上市；Diversification，代表银行的收入多样性水平；LoanRatio，代表银行的贷款水平；CIR，代表银行的成本收入比(Berger et al. 2009 [14]; Zhang et al. 2020 [15])。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详细描述展示见表1。

3.3. 模型设计

本研究的假设关注的是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之间风险承担的差异。为了检验该假设，本研究构建了如下基本模型：

$Ris{k}_{i,t}=\alpha +{\beta }_{1}Ownershi{p}_{i,t}+\gamma Control{s}_{i,t}+\epsilon$

其中，$Ris{k}_{i,t}$ 是银行i在t年的风险度量，包括信用风险(NPL)、流动性风险(LCR)和违约风险(Default)。$Ownershi{p}_{i,t}$ 是银行i在t年的主体判断，包括国有(State)、内资(Domestic)和外资(Foreign)。$Control{s}_{i,t}$ 银行i在t年的5个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聚类标准误集中在银行层面。

Table 1. Definition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定义表

被解释变量		数据来源
NPL	不良贷款率，即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率	CSMAR
LCR	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率	CSMAR
Default	Z值，即资产收益率与资本资产比率之和除以资产收益率的三年滚动标准差， 并对该结果取自然对数	CSMAR
State	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合计持股比例	CSMAR
State_dummy	虚拟变量，如果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国有股东合计持股比例最高则为1，否则为0	CSMAR
Domestic	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内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	CSMAR
Domestic_dummy	虚拟变量，如果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内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最高则为1，否则为0	CSMAR
Foreign	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外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	CSMAR
Foreign_dummy	虚拟变量，如果银行前十大股东中外资股东合计持股比例最高则为1，否则为0	CSMAR
Size	银行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CSMAR
Listed	虚拟变量，如果银行上市则为1，否则为0	CSMAR
Diversification	收入多样性水平，计算公式：1 − |(净息收入 − 其他收入)/总营业收入|	CSMAR
LoanRatio	贷款水平，即银行贷款总额占总资产的比率	CSMAR
CIR	成本收入比率，计算公式：(业务管理费 + 其他营业支出)/(利息净收入 + 手续费净收入 + 其他业务收入 + 投资收益)	CSMAR

4. 实证结果

4.1. 所有制结构与信用风险

Table 2.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credit risk

表2. 所有制结构与信用风险

	NPL
	(1)	(2)	(3)	(4)	(5)	(6)
State_dummy	0.00285^*** (3.55)
state		0.00054 (1.57)
Domestic_dummy			0.00014 (0.16)
domestic				−0.00041 (−1.20)
Foreign_dummy					−0.01072^*** (−5.77)
foreign						−0.00196^*** (−3.51)
Size	−0.0050^*** (−6.53)	−0.0038^*** (−6.66)	−0.004^*** (−5.29)	−0.0046^*** (−8.40)	−0.0039^*** (−5.83)	−0.0010 (−1.13)
Listed	0.0017 (1.50)	0.0005 (0.42)	0.0017 (1.49)	0.0004 (0.33)	0.0019 (1.58)	−0.0004 (−0.26)
Diversification	0.0036^* (1.83)	0.0046^*** (2.79)	0.0030 (1.53)	0.0041^*** (2.78)	0.0040** (1.99)	−0.0043 (−1.26)
LoanRatio	0.0253^*** (5.40)	0.0314^*** (10.22)	0.0239^*** (5.12)	0.0209^*** (7.67)	0.0205^*** (4.28)	0.0092* (1.74)
CIR	0.0111^*** (2.97)	0.0197^*** (7.70)	0.0105^*** (2.78)	0.0199^*** (9.05)	0.0194^*** (5.07)	0.0058 (1.50)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3001	3001	3001	3001	3001	3001
R-squared	0.1584	0.2058	0.1523	0.1827	0.1763	0.0778

表2列示了所有制结构对银行信用风险的实证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国有银行的信用风险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代表国有银行的确承担了高水平的信用风险，与基本假设一致。其中，国有控股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国家通过控股银行的方式帮助政策的推行和经济的运转。尽管面临扶持企业难以按时偿还贷款的高水平信用风险，但是在服务国家战略大局中，能够为企业提供长期效益和稳定的资金支持，体现出了国有银行对其角色的认可和担当。而对于非国有银行而言，外资银行的信用风险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代表外资银行承担了低水平的信用风险，反映出外资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优势，它们对风险管理的把控更加精准严格，对客户的信用审查更加完备。

4.2. 所有制结构与流动性风险

表3列明了所有制结构对银行流动性风险承担的实证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国有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代表国有银行的确承担了高水平的流动性风险，与基本假设一致。这意味着国有银行在守住银行业风险底线的过程中，可能会牺牲部分资金流动性，从而导致自身流动性风险的提高。而对于非国有银行而言，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在1%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代表非国有银行具有低水平的流动性风险，反映出非国有银行的资金利用率和资金流动性更加高效，同时也能够弥补国有银行在资金流动上的劣势，使得市场整体流动性风险水平维持在可控范围内，资金流更加成熟稳健。

Table 3.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liquidity risk

表3. 所有制结构与流动性风险

	LCR
	(7)	(8)	(9)	(10)	(11)	(12)
State_dummy	−0.04599^** (−2.54)
state		−0.00796 (−1.49)
Domestic_dummy			0.01391 (0.77)
domestic				0.03881^*** (6.67)
Foreign_dummy					0.11900^*** (3.07)
foreign						0.02817^*** (2.82)
Size	0.0102 (0.62)	−0.0109 (−1.09)	−0.0011 (−0.07)	0.0270^*** (2.86)	−0.0067 (−0.46)	−0.0701^*** (−4.24)
Listed	−0.0209 (−0.74)	−0.0317^* (−1.79)	−0.0214 (−0.76)	−0.0047 (−0.26)	−0.0230 (−0.83)	0.0423 (1.55)
Diversification	0.0573 (1.21)	0.0204 (0.82)	0.0652 (1.39)	0.0382 (1.61)	0.0581 (1.24)	0.1667^*** (2.93)
LoanRatio	−0.4043^*** (−4.72)	−0.3512^*** (−7.04)	−0.3936^*** (−4.57)	−0.2774^*** (−6.20)	−0.3488^*** (−4.19)	−0.4304^*** (−4.64)
CIR	0.1152^* (1.91)	0.0039 (0.09)	0.1343** (2.20)	−0.0045 (−0.12)	0.0247 (0.39)	0.1179* (1.67)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465	2465	2465	2465	2465	2465
R-squared	0.1808	0.2186	0.1749	0.1770	0.1856	0.4004

4.3. 所有制结构与违约风险

表4列明了所有制结构对银行违约风险承担的实证结果。根据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国有银行的违约风险水平并不显著，代表国有银行的违约风险水平与所有制结构并无显著关系，结合此前信用风险的实证结果，证实了所有制结构对于国有银行信贷的影响更多集中在风险的量化。而对于非国有银行而言，内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违约风险水平上的表现不同。具体来看，内资银行的违约风险在1%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为负，代表内资银行具有较高水平的违约风险，结合此前信用风险的实证结果，证实了所有制结构对于内资银行信贷的影响更多集中在风险的概率化；外资银行的违约风险在1%的置信水平上均显著为正，代表外资银行具有较低水平的违约风险，结合此前信用风险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外资银行风险管理水平的成熟高效，也为未来完善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提供积极思考。

Table 4.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default risk

表4. 所有制结构与违约风险

	Default
	(13)	(14)	(15)	(16)	(17)	(18)
State_dummy	0.02632 (0.46)
state		0.00075 (0.03)
Domestic_dummy			−0.10633^* (−1.91)
domestic				−0.08747^*** (−3.44)
Foreign_dummy					0.24348^** (2.37)
foreign						0.01509 (0.42)
Size	0.3113^*** (5.98)	0.4077^*** (9.17)	0.2866^*** (5.56)	0.3511^*** (8.29)	0.3240^*** (6.95)	0.1853^*** (3.34)
Listed	0.3062^*** (3.56)	0.1718^** (2.17)	0.3007^*** (3.52)	0.1973^*** (2.56)	0.2931^*** (3.40)	0.3599^*** (3.63)
Diversification	−0.0659 (−0.49)	−0.0100 (−0.09)	−0.0616 (−0.46)	0.0065 (0.06)	−0.0966 (−0.73)	−0.5568^*** (−2.97)
LoanRatio	0.5565^** (2.16)	0.8676^*** (3.59)	0.6596^*** (2.64)	0.9880^*** (4.65)	0.7065^*** (2.77)	0.3379 (1.04)
CIR	−0.0082 (−0.05)	−0.5083^** (−2.55)	−0.0979 (−0.59)	−0.6003^*** (−3.53)	−0.2757 (−1.57)	0.0381 (0.16)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2506	2506	2506	2506	2506	2506
R-squared	0.1846	0.2444	0.1866	0.1945	0.1883	0.2534

5. 稳健性检验

Table 5. Robustness check

表5. 稳健性检验

	LLP
	(1)	(2)	(3)	(4)	(5)	(6)	(7)
State_dummy	−0.00117 (−0.68)
state		−0.00079 (−0.82)
Domestic_dummy			0.00245 (1.43)
domestic				0.00164 (1.65)
Foreign_dummy					0.01152^*** (4.35)
foreign						0.00260^*** (4.82)
PCR							−0.00406 (−0.8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1880	1880	1880	1880	1880	1880	1001
R-squared	0.1042	0.0739	0.1051	0.0988	0.1114	0.1511	0.1117

为了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促进商业银行的稳健运行，银监会在2011年推出了《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管理办法》，近期在2023年又推出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以强调贷款拨备的重要性。考虑到充足的贷款拨备率能够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水平，因此本研究从CSMAR中收集贷款拨备率的相关数据，以此作为信用风险的稳健分析。

表5列示了以贷款拨备率(LLP)作为衡量信用风险指标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该结果与主效应的结果基本一致，特别是外资银行，其贷款拨备率处于显著高水平，表现出更强的风险抵御能力，其信用风险处于显著低水平。除此之外，我们也考虑了其他的方法，包括更换样本区间和更换变量等方式对结果进行检验，最终结果符合预期，进一步增强了主效应结果的稳健性。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是当前的热点话题之一，在此过程中，国家在银行所有制结构上追求丰富多元发展，以维持中国银行业风险水平的可控性。本研究探讨了所有制结构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银行承担了较高水平的信贷压力，在风险的量化上表现出较高水平的信用风险；同时，国有银行在肩负推动经济政策推行和良好运转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巨大的资金流动压力，表现出较高水平的流动性风险。但非国有银行的存在能够缓解国有银行的风险管理压力，一方面，内资银行的参与帮助提高了银行市场的资金流动效率，弥补了国有银行在资金流动管理上的劣势，推动银行业资金流动性风险水平的稳定；另一方面，外资银行的参与帮助提高了银行市场的客户信用审查，弥补了国有银行在信贷管理上的劣势，推动银行业信用风险水平和违约风险水平的稳定。该结论不仅证实了“多元经济模式”在我国当前的银行经济中实现了最优配置，同时也为今后国家制定针对性的风险管理策略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本研究做出了以下贡献：首先，本研究聚焦中国的银行经济，紧密围绕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从风险承担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当前我国银行业的发展现状，不仅揭示了我国银行业在复杂政治经济环境中的独特运作机制，同时巧妙地将风险承担与政治背景相结合，为理解中国银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其次，本文从多维度分析了所有制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之间的关联关系。在选取银行承担的风险水平上，考虑到不同性质的银行在风险承担能力上的差异，本研究并未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银行统一的综合风险指标，而是聚焦个别风险，选取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这三大主要方面，更全面地探讨了每种风险对银行稳定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后续更深入地理解银行风险承担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为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提供支撑。最后，本研究发挥了实践指导作用，在优化我国银行体系建设上，要继续推进多元经济模式下对资源配置的探索，灵活适应时代发展和市场经济变化，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如何进一步优化银行风险管理以及平衡政府参与与银行自主性等方向，帮助更好地落地实施相关政策，对症下药，推动我国银行体系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本研究结论，在此提出如下政策启示：首先，要继续推进股权结构改革，在保证国有主体地位的同时，丰富内资股东和外资股东的参与度，提高信贷审查质量，推动宏观审慎管理的建立和完善。其次，要加强监管政策的落地实施，充分利用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等监管手段，有效弥补当前银行风险管理中的缺陷问题，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最后，要积极推动银行组织开展政策学习活动，提高各银行信息披露意识，优化风险管理流程，全面增强风险管理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