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心理学的思考:跨学科视角与未来展望
Ethical Psychology: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Future Outlook
摘要: 道德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从传统伦理思想实验法向心理学科学实验法的转变。当前的研究显示出跨学科和多方法探究人类道德认知与行为机制的特点。继皮亚杰和柯尔伯格之后,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推动了研究者对道德发展复杂性和多元性的认识。同时,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理解道德认知的神经机制以及预测道德行为提供了可能。未来,道德心理学研究应致力于整合多学科视角,以期更全面地揭示道德现象的产生发展规律。
Abstract: Ethical psychology has undergone a shift from traditional ethical thought experiments to scientific experimental methods. Current research exhibits a characteristic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multifaceted exploration of human moral cognition and behavioral mechanisms. Following Piaget and Kohlberg, advancements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have propelled researchers to realize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moral development. Simultaneously, developments in neuro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have made the comprehension of moral cognition's neural mechanisms and prediction of moral behavior possible. In the future, ethical psychology research should aim to integrate diverse 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aiming to reveal the genesis and development of moral phenomena more comprehensively.
文章引用:张锦芳. 道德心理学的思考:跨学科视角与未来展望[J]. 交叉科学快报, 2025, 9(1): 29-33. https://doi.org/10.12677/isl.2025.91004

1. 引言

道德心理学作为一门深入探究人类道德行为与认知的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其研究范围广泛,涉及个体如何形成道德观念、做出道德判断,以及这些过程如何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神经生理机制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面临的道德问题日益复杂多样,如在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的伦理困境、多元文化交融中的价值观冲突等。因此,深入研究道德心理学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自身的行为动机和价值取向,还能为解决现实社会中的道德难题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据。

2. 传统研究方法不足

道德心理学就其理论基础而言横跨两个领域:规范伦理学和实证心理学[1]。长期以来,伦理学家主要采用理性思维和传统思辨及内省式的“思想实验法”对人类的道德生活和行为进行系统的研究[2]。思想实验,是指哲学家在思维中设定理想化实验情境,运用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展开论证,并据此得出结论。Foot (1967)设置了经典的思想实验“电车难题”,并认为大部分道德决策都是根据“为最多的人提供最大的利益”的原则做出的[3]。然而,思想实验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单纯依靠内省法,可能难以获得对现实的客观认知,因为其结果往往受到个人偏见和经验的制约。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思维受到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局限,这使得我们对现实的分析并不一定具有普适的价值[4]。例如,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发现,直觉决策并非总是符合理性预期效用最大化原则,而是受认知偏差的影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实验,在一个模拟的疾病爆发情境中,干预措施A可确定挽救200条生命,而干预措施B则有1/3的概率挽救600条生命,2/3的概率无法挽救任何生命,尽管两者预期效用相同(均为挽救200条生命),但多数受试者倾向选择A。框架效应实验表明,采用不同的框架描述会改变人们选择偏好[5]。同样,我们的道德观念也会受到认知框架的影响,因此,仅仅依靠理性思维和传统思辨方法不足以全面理解人类的道德现象,将实验方法引入伦理学研究很有必要。

3. 科学实证研究的推进

科学的实验方法的特点是随机化、可重复、区组化。基于此,科学的实验方法能够克服思想实验的局限,为道德问题的研究提供更多客观、可靠、可证伪的证据。皮亚杰是首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道德问题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在研究儿童认知发展的同时,运用对偶故事法考察了儿童的道德判断,并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的阶段理论,认为道德发展是一个认知发展的过程,儿童的道德发展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他律道德(Heteronomous morality)和自律道德(Autonomous morality),为后来的道德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

柯尔伯格继承了皮亚杰的理论,采用道德两难故事法来研究道德发展问题,通过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道德困境访谈(例如著名的“海因茨偷药”故事),进一步发展了道德发展阶段论。科尔伯格认为道德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的道德推理都以一个道德标准为基础,第一阶段(惩罚与服从定向):行为的善恶取决于是否会受到惩罚;第二阶段(个体主义与交换):行为的善恶取决于是否对自己有利,并开始考虑不同个体之间的交换;第三阶段(人际和谐定向):行为的善恶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期待和人际关系的和谐;第四阶段(维持社会秩序定向):行为的善恶取决于是否维护了社会秩序和法律规定;第五阶段(社会契约与个人权利):行为的善恶取决于是否符合社会契约和个人权利;第六阶段(普遍伦理原则):行为的善恶取决于是否符合普遍的伦理原则,例如正义、平等和尊严。

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研究为道德现象的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使人们认识到长期以来由哲学伦理学思辨论证的道德问题,可以被科学方法所探究。可以说,在道德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中,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理论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然而,这些理论也存在局限性。这种局限主要体现在他们认为人类的道德都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遵循着相同的发展规律,经历着相同的发展过程。有研究发现,科尔伯格定义的较高阶段并不存在于所有的文化和群体中[6],而是受教育水平和语言能力的影响,经过高水平教育和语言能力较强的群体,道德发展更有可能达到第四、第五阶段[7]。这无疑对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理论中关于道德发展普遍性和一致性的假设提出了有力的挑战,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和思考道德发展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4. 跨领域融合下的多元探索

随着社会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不断发展,道德心理学的研究视野得以极大地拓宽。社会心理学对道德推理深入探索,以及文化心理学对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观念多样性的揭示,使得道德心理学关注的问题从单纯的道德发展阶段,逐步扩展到涵盖个体在多元社会文化环境中的道德行为表现、道德观念形成的复杂机制等各个方面。

班杜拉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个体道德品性的发展是一个持续的社会化过程,个体在与环境的动态交互中主动建构其道德认知和行为模式。个体通过内化道德标准,并通过正性(例如满足感)和负性(例如内疚)强化机制来调控其行为。以往的道德理论通常只关注个人层面,而班杜拉的道德推脱理论的范围是独特的,他富有洞察力地将道德推脱延伸到了社会系统层面。即使个体已内化社会道德标准,为什么仍然可能出现不道德行为?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班杜拉(1986)提出了“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的概念[8]。“道德推脱”是指个体在面临道德冲突时,运用认知策略来规避道德责任感,从而为不道德行为寻找合理化借口。例如,考试作弊的学生可能将责任归咎于压力(责任转移)、普遍性(责任扩散)或忽视后果。Bandura等人(1996)开发的道德推脱问卷为研究个体道德推脱机制提供了有效的工具[9]。王祥坤等(2024)的研究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中国大学生和中学生的道德推脱水平呈逐年下降趋势,这可能与社会个体化和社会正义感提升有关。这项研究从宏观层面分析道德推脱的变迁,填补了以往主要集中于个体层面的研究空白,有助于理解道德推脱如何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10]。值得注意的是,道德推脱只是应对不道德行为的一种行为策略,其变迁趋势是否能类推到道德情绪、道德认同、道德判断、道德行为等其他道德心理变量,还尚未可知,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社会变迁视角探讨这些道德心理内容的变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视角下的道德心理学也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文化心理学家认为,道德心理并不是产生在文化真空之中,个体的心理活动会受到多种文化形式的复合影响,比如国籍、民族、宗教、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11]。来自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文化经历的个体,对于同一道德现象的理解与建构存在显著差异。在中国文化语境下,“道德”和“不道德”的具体内涵如何被理解和建构,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12]。为了解答这一问题,研究者们开始采用行为实验方法,例如迫选任务和空间Stroop范式,探究抽象道德概念的隐喻效应,例如道德–明度隐喻、道德–纯洁隐喻以及道德–空间维度隐喻等。其中就有研究发现中国人存在“道德–左,不道德–右”;“道德为内,不道德为外”的内隐观念[13] [14]。这些研究揭示了中国人对道德概念的认知特点,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样本规模有限、研究结果不一致以及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等局限性,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随着认知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道德问题的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使得更深入地理解道德认知的神经机制和预测道德行为成为可能。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发现,右侧颞顶联合区(rTPJ)等脑区在道德加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与社会性框架效应等认知偏差密切相关[15]。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也为道德心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一项研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考察了个体认知、道德判断、同伴行为以及性别、年级、成绩等因素对小学生作业作弊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集成机器学习模型对小学生作业作弊的预测准确率(AUC均值)达到80.46%;对作业作弊预测效应最强的四个因素依次为个体对作业作弊的接受程度、观察到同伴作弊的普遍性和频率,以及其自身成绩[16]。该研究首次将机器学习运用于儿童道德研究领域,对小学生作业作弊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为后续更多的儿童心理学领域同行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和数据分析思路。其研究结果也对教育工作者识别可能导致作弊行为的因素并进一步减少作弊行为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当代道德心理学研究经历了从传统的哲学思辨向实证研究的转变,并呈现出跨学科、多方法、注重个体差异与文化差异的鲜明特点。近年来的研究揭示了诸如右侧颞顶联合区在道德决策中的重要角色,并强调了性别、文化背景等因素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这些发现不仅为理解人类道德行为的复杂机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教育和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5. 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道德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借鉴社会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结合社会认知理论,可以深入探究个体如何建构和理解道德规范,如何进行道德归因和责任判断,以及社会情境因素(例如群体压力、社会规范、榜样行为)如何影响个体的道德认知和行为。这包括研究道德偏见、刻板印象和群体归属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以及探究促进利他行为和合作的社会认知机制。通过实验范式和实证研究,可以检验和完善社会认知模型在道德领域中的应用,从而为设计更有效的道德教育和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结合文化心理学视角,未来研究可以关注文化背景对道德观念、判断标准和行为模式的影响。这包括比较不同文化群体在道德困境中的决策差异,并探究文化价值观(如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对道德认知和行为风格的影响及文化变迁对道德规范演变的作用。跨文化研究有助于揭示文化多样性与道德发展的复杂关系,从而更深入理解普遍道德原则与文化特殊性。

随着研究技术的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道德心理学研究将广泛应用脑成像技术(如fMRI、EEG),以探索道德决策过程中大脑神经活动模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模拟人类道德推理和决策的模型,结合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分析数据,从而检验现有道德理论、发现新的认知机制、识别道德发展的潜在规律并预测道德行为。

6. 结语

道德心理学在不断发展中已取得诸多成果,从传统研究方法的转变到跨学科融合下的多元探索,为我们理解人类道德行为与认知提供了丰富视角。未来,通过整合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有望进一步揭示道德现象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提升道德教育效果,优化社会政策制定,促进个体和社会在道德层面的健康发展,推动道德心理学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迈向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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