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电影发明之初，便有源源不断的成果传入中国，其后百年间，作为一门后来居上的艺术，电影完成了对传统艺术形式的超越，成为被大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电影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发展，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晚清社会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之中。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扩张与文化外交，使得电影这一新兴媒介作为商品和文化产品被引入中国，满足了当时社会对于新奇事物的探索。另一方面，鉴于电影与戏剧在诸多方面的相似性，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发展的戏剧也为电影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生长所需的文化土壤，潜移默化引导了观众对这一新鲜事物的接受。中国传统戏剧作为中华民族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艺术瑰宝，为极具相似性、同为综合性艺术形式的电影提供了接受和成长的基础。
2. 影戏之名：作为西洋“影戏”的电影
电影出现于中国之初，并非是这一名称，而被推测是在广告宣传发展中由“电光影戏”简化而来。有史料记载，1903年在报纸报道中已经开始使用电影一词。“1903年5月20日，《顺天时报》所载《京师新闻：电影又到》云：‘昨日，美国华辉电影活动影戏，在东四牌楼黄土坑魏家胡同开演。’同年8月6日，《大公报》所载《中外近事：电戏又到》云：‘美国华辉电影活动影戏又到北京，借东四牌楼余园饭庄地方开演。’同年11月19日，《顺天时报》所载《京师新闻开设电影》云：‘前门外小沙帽胡同北葡萄地，有某国人于黄昏之时，开设电影戏，往观者颇多’”[1]。在此前，“影戏”、“西洋影戏”“活动影戏”均是早先人们对电影由印象而得的称谓。
从名称上来看，“影戏”一词中的“影”字显然是指明了电影作为一种光影艺术独特性，即通过连续播放静态图像，也就是以不断闪动的“影”的形式来营造一种视觉假象，使观众通过产生视觉上的连续性而获得真实运动感的效果。而“戏”一字则直接关联到戏剧，指的是一种以舞台的演出形式而存在的综合艺术，它通过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演员的语言和动作来讲述故事内容、展现情感、塑造形象并反映冲突。“影”与“戏”的结合，不仅体现了电影作为新兴视觉媒介的独特属性，更侧面说明了电影在传入中国之初是如何在光与影的交织中呈现出中国人心目中西洋“戏剧”的形式，展现一种迥异的文化形态。
“影戏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名称，由‘影’和‘戏’组合而来。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早期中国电影最初是被当作戏剧来认识的，所谓‘影戏者，戏也’”[2]。有史料记录，1896年6月29日，上海徐园在《申报》广告版刊登告白：“本园于二十日夜至十二点钟止，内设文虎、清曲、童串、戏法、‘西洋影戏’以供游人赏玩……此布。”8月2日刊登：“本园廿三日夜八点钟熄灯，仍设文虎、侯教、童串、戏法、西洋影戏……特白。”8月10日、11日也登告白：“初三夜仍设文虎、侯教、西洋影戏……”8月14、15日刊登：“……又一村并演西洋影戏……”以上告白是我国纸质媒体中存留的最早一批出现“西洋影戏”的记录，是确实可证的最早的有关电影在国内放映的记录。也有学者认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在中国放映的电影是1897年5月上海理查饭店放映的系列短片，上海徐园放映的“西洋影戏”其实是幻灯式的影片，但考虑到电影正是从幻灯影戏中脱胎发展而来，因此将上海徐园之“西洋影戏”作为电影在中国的最早形态是有其合理意义的。但无论如何，电影早先在中国都是以戏剧之意义被认识和理解，无论是“西洋影戏”还是“活动电光影戏”，都从概念上展现出电影与戏剧密不可分的关系，蕴含着史前期电影在与戏剧的复杂关系中萌芽的契机和必然。
3. 娱戏之所：电影放映以戏剧唱演场所为主
电影传入中国之初，没有专门的固定放映场所，史前期电影放映活动是在一些旧式戏院和茶楼里进行。史料记载，1897年7月27日“天华茶园”在《申报》上刊登影片放映内容的广告，“1897年来到上海的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先后在‘天华茶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影片”[3]，可以看出，电影放映从一开始，就与这些传统的娱戏之所结下了不解之缘，史前期的电影放映总是与戏剧相伴的。
“电影与杂耍的联袂展示，是影响观众首先把早期电影看作奇观的决定性因素”[2]。《申报》有关上海徐园电影放映的告白中提到西洋影戏与文虎、候教、戏法等娱乐活动的共同放映，西洋影戏往往被穿插在正式戏剧演出之前中后进行热场或过渡，“电影并不是在最开始就被人们所接受的，19世纪末，早期电影因其影像奇观性曾吸引部分观众观看，另一部分观众则是在去喝茶、看戏的过程中被动接触到电影”[4]。观众以“看热闹”的主要心态观看电影，将电影视为被动接受的戏玩杂耍，观众的这一心态使得在史前期电影作为戏剧的附属而存在，电影与杂耍“联袂”，其消遣娱乐功能被放大。正好与戏园茶楼等娱乐场所的本质功能相契合。
戏园茶楼等戏曲业繁荣的娱乐场所之所以成为电影放映的首选之地，也与电影本身的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有着密切关联。电影诞生之初便被商业利益所驱使，人们将电影首次售票放映的时间作为了电影的诞生日而非此前卢米埃尔兄弟关于电影拍摄和公开放映活动。随后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电影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因而，电影在中国的放映也是首先出于商业考虑的。电影放映应该选择在人口密集且场地空旷的场所进行，而戏院、茶楼、酒楼类娱戏作为中国传统的公共娱乐场地，长久以来积累了大量的观众客群，且由于戏剧表演和电影放映的舞台性质，长久与戏剧为伴的这些娱戏场所有着足够空间供电影进行设备安放和影片展演，因此这类娱戏之所不可避免成为电影放映地点的首要场地。
另一方面，作为舶来品的电影要想在中国长久立足，必须要迎合中国观众，得到中国观众的喜好。中国传统娱乐以戏院茶楼为标志的，百姓们通过看戏、喝茶聚会、欣赏杂耍等方式来进行消遣，电影要获得中国观众的青睐，便意味着它要与中国观众进行文化上的交流互动。电影的最初登场之处就是茶楼戏场等娱乐场所。戏剧和电影在舞台上相似的艺术形式是中国观众对电影接受的突破口，戏院茶楼酒楼等场所是戏曲繁荣之地，在为戏曲发展提供舞台的同时更成为文化、信息汇聚交流传播的主要场所，引领着当时社会的风尚。因此，将戏院茶楼作为电影放映的重要场所，选择这些与传统戏曲为伴的场所作为电影放映地，满足了电影在商业和文化上的双重考量，促进着电影在中国的接受度，更进一步影响着电影在中国的长远发展。
4. 技术为锚：灯影戏的原理启发
早在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公开有偿放映电影之前，电影摄制的主要科技产品摄像机早已经被发明出来，“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机本身是建立在化学留影，照相术，马来摄影枪，电影视镜……这样一个科技发明序列上的高峰”[5]，许多电影技术，“包括投影技术，摄影技术，条形胶片，甚至染色拷贝都来自于幻灯”[5]，幻灯技术始终在电影技术发展中担任重要角色，支持着电影的成长，而这一幻灯技术，与中国古代灯影戏的呈现有着相似的原理。
在二十世纪末拍摄的史前电影在中国传播的影片《西洋镜》中，照相馆伙计刘京伦在看过雷门带来的西方电影之后，苦思试验，终于利用灯影戏的原理，通过雕刻两种形态的蝴蝶木片，以手摇转动木片制作出蝴蝶扇动翅膀翩然飞舞的动态影像。史料中，这一技术原理在中国汉代便有了身影，汉代一位法师李少翁发明了灯影戏，此后，剪人的影子形式的灯影戏又进一步发展为用皮雕刻的皮影戏，通过灯光将影子投射到幕布上，便形成了最早的“动态影像”。中国的灯影戏在13世纪传入南亚，又于元代传入古波斯，18世界传入欧洲，法国一些城市将这种技艺称为中国灯影，随后被改造成为法兰西灯影。皮影戏作为一种深植于民间文化的传统艺术形式，其原理和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心理和视觉上的感知给予电影发展一些启示。电影中的放映技术通过光影的投射来呈现画面，与中国传统的灯影戏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中国观众而言，这种熟悉感使得中国观众在接触电影技术时能够更快地理解和接受。虽然皮影戏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元素和审美趣味更契合中国观众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但影戏在相同技术原理下展现出的是不同的文化内容，这种奇观化的体验也刺激着观众的猎奇心理，增强了中国观众对电影技术的认同感和接受度。在此意义上，部分电影史学家认为中国古代的灯影戏可被视为电影技术的先导，认为其在电影视觉呈现的原理上具有启发性意义也并非全无道理，灯影戏的技术原理确实为电影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光影投射技术的雏形和启示。
5. 审美接受：戏剧审美心理定式为电影接受提供了潜在观众群体
由于电影和戏剧在综合艺术形式上的相似性，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为电影提供了潜在的观众群体，影响着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接受。
心理学家克雷齐认为：“我们倾向于看见我们以前看过的东西，以及看见最适合我们当前对于世界所全神贯注和定向的东西”[6]。其中“以前看过的东西”和“最适合我们当前对于世界所全神贯注和定向的东西”便是一种先在的心理结构，是一种文化心理定式。在史前期的电影观看中，中国观众这种先在的心理定式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对事物的接受过程中，接受者对事物的感知是建立在既有心理图式基础上的。戏剧作为中国观众既有心理图式上的关键一环，极大方便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感知。
余秋雨指出：“观众的心理需要还有更大的对象化成果，那就是由第一度对象化成果(艺术的门类和样式)和第二度对象化成果(艺术的表现手段)所积累和塑造的审美心理习惯，也可称为审美心理定式”[7]。审美心理定式受到艺术门类样式以及艺术表现手段的影响，尽管早期电影只是简单的短片记录，还不具备艺术的性质，但其在门类样式上与戏剧一样，同为视听综合的形式，在表现手段上也是同戏剧一样以人物动作表演为主，传递情绪和情感。中国戏剧的发展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属于本民族、具有地域特色的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模式。西洋影戏在史前期的放映内容主要是西方生活片段的记录，这种极具特色的片段脱离了中国观众长期以来的审美经验，产生莫大的新奇体验，因此，作为舶来品的电影能够让观众获得一种舶来的新经验，这种新经验与戏剧既相似又不同，电影在作为“陌生化的戏剧”的意义上吸引着中国观众。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式“第二普遍于其他审美对象，即由单向审美习惯伸展为整体审美态度，例如由欣赏戏剧的偏好伸展为对音乐、舞蹈、绘画的近似选择”[7]。西洋影戏体现着观众审美心理定式向其他审美对象的泛化表现，正如对戏剧欣赏的偏好可以伸展为对音乐、舞蹈的近似选择，电影作为同戏剧一样集动作、图画等为一体的综合形式，在此与戏剧有着近似特征，对电影的观看正如对戏剧的观看一样，也是观众审美心理定式的一种主动选择。
6. 小结
在1896~1905年间，电影初入中国，受当时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电影的放映始终处于因陋就简的偶发层面。但从戏剧与电影的关系看来，电影在中国萌芽扎根，又是必然的。戏剧在诸多方面为电影的发展增加了契机。借助“影戏”之名，虽源自西洋，却能迅速融入晚清社会文化脉络之中。无论是选择戏剧唱演之繁华场所来进行电影放映，还是在其技术层面上，以灯影戏的传统原理为电影放映技术提供灵感与启发的技术接受，都促进了电影技术在中国本土的接纳和适应。更为重要的是，长久以来积淀形成的戏剧审美心理定式也为电影这一新兴艺术形式培育了广泛的潜在观众群体，加速了电影被接受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