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文明的诞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体现，是人类摆脱自然束缚、独立创造的重要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详细阐述了人类从蒙昧时代过渡到野蛮时代进而到文明时代的发展历程，但是，进入到文明时代是否意味着人类已经摆脱野蛮行径？野蛮时代中又是否存在着文明的面相呢？本文将对“野蛮”与“文明”一词进行深入探讨，从词源出发逐步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下，找到不同空间维度下存在的“文明”与“野蛮”面相，探索未来社会文明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
2. 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下的“野蛮”与“文明”
“野蛮”一词最初用以形容野性、粗野的动物。野蛮的行为通常违背社会道德，缺乏文明修养，给人造成困扰或伤害。在中国古代文本中最早见于《左传》，此时“野蛮”一词已用于形容一种粗鲁无礼的行为。后来这个词逐渐扩展为描述比自身落后的事物。在中国，历代王朝将周边落后国家称作“蛮夷”，并按照方位将其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甚至在国家内部也有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言语上的区分，他们常将那些远离中央政权、生产力落后、文化不发达、人烟稀少、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称作“蛮荒之地”。在西方，“野蛮”(barbarism)词源是古希腊语，意为“外国的(foreign)”或字面意义上的“口吃”，因为希腊人无法听懂外国人的语言，于是就用这个词来指代那些说非希腊语的人。从“野蛮”一词的扩展意义来说，“野蛮”是一个区别我与他、内与外的功能性概念，用来形容不同于本族群的“他者”，以此标定边界，获得对自身的认同，当然往往是拔高自己的认同([1], p. 45)。如果说这个词的出现是为了界定人的道德行为，那么它的发展则更多包含着自大、贬低、嘲讽的意味，以显示自身内在或外在的优越感。
“文明”一词中国早已有之，如《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这里的文明指的是文采光明的意思。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文明”的含义被概括为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等。在西方，“文明”经过了多种形式的演变，一般认为，其作为“civilization”这一名词的使用是由法国思想家维克多·雷克蒂·密拉波于1756年在《人类的朋友》一书中提出的。而当前我们广泛使用的“文明”一词的概念正是欧洲文明观念普世化的结果[2]。从词源来看，和“野蛮”一词一样，“文明”最初也是指人的一种社会行为，通过对道德、礼仪进行规范从而对人的行为做出约束。经过长期发展，文明被赋予了社会进步的意义。因此，“文明”的概念就从道德领域延伸至了社会历史领域，即生产力领域。这时，它不仅仅是用以评判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准则，是划分人类发展阶段的标尺。随着欧洲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资本的无节制扩张，逐渐形成了以欧洲为中心对“文明”定义的话语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下，欧洲国家自称为“文明国家”，把他们对落后国家的侵略和屠戮看作是文明对野蛮的解放从而极力标榜自身行为的正确性和进步性。原本经济上带来的各个国家实力上的变化影响到了文化上，使得在意识形态的角逐中，欧洲国家成功界定了自身行径的合理性，使得他们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意识形态上都成为世界的中心。并且这种文明优越感还延伸形成了文明等级论。“大部分英国人把市场扩展与帝国实践视为‘进步的’，并将世界划分为‘文明的’(civilized)、‘野蛮的’(barbarian)和‘未开化的’(savage)三个地带。这种区分对新型权力模式的传播至关重要[3]。”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受到了当时欧洲流行话语体系的影响，但是对它们进行了批判性重塑。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迄今为止的时代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三个分期。《起源》中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描述对这三个分期进行了概括：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4], p. 35)。随后，在《起源》中恩格斯秉承马克思的遗愿，从唯物史观的角度阐述了每一时期的发展，生产力的变革、分工的出现、经济基础的变更、社会制度的转变，由此来确定人类进入了哪一个发展阶段。但《起源》中也指出：“所以文明时代越是向前进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给它所必然产生的种种坏事披上爱的外衣，不得不粉饰它们，或者否认它们——一句话，即实行流俗的伪善([4], p. 194)。”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语体系下，他们肯定了欧洲文明较之于其他文明的进步性，但也否定了欧洲文明所谓的文明优越性，并不认为进入文明时代的文明国家的种种行为都属于文明行径。所以，从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出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拥有存在文明或野蛮现象的可能性。需要明确的是，作为道德领域的“野蛮”与“文明”的概念并没有因为它概念的延伸而消失，而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仍然存在于各时期当中，并且在不同的时期中其表现形式不同。只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言，从人类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而言，在野蛮时代或文明时代，“野蛮”属性或“文明”属性才是它们的社会本质属性，而发展过程中的非本质属性，只是不同空间维度下存在的“文明”与“野蛮”的矛盾与纠缠。
3. 历史进程中“野蛮时代”的文明面相
在文明时代之前，“文明”就已经出现。更确切地说，“文明”并不是文明时代的产物。摩尔根认为，“人类的各种主要制度都起源于蒙昧社会，发展于野蛮社会，而成熟于文明社会([5], p. 194)。”中国古代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都是野蛮时代中野蛮人创造的“文明”。需要作出说明的是，野蛮时代中存在的“文明”面相脱离不了生产力发展落后这一经济基础，它的适用范围就当时而言是极其狭窄的，我们决不能以发现野蛮时代的“文明”面相而抹杀它的野蛮性。但这也并不妨碍和不得不承认在这一时期的确存在着当前文明时代所短暂丢失的现象。正视历史进程中落后时代存在的文明面相，对更好地发展当今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平等
“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4], p. 175)。野蛮时代的人们以部落的形式进行群居生活，在部落中，不存在谁听命或服从于谁，部落的首领或族长对整个部落的“统治”不是靠拥有财富或者任何强迫手段，而是来自于人们对他绝对的尊敬和崇拜。由于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产力的极端低下，男女在各自生产领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这里，不存在任何阶级，相比奴役更重要的是消灭，相比权利和义务更重要的是生存。这是属于野蛮时代的兽性。但不得不看到，这个时期“两性”，尤其是女性在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并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力求把这种私人的家务劳动逐渐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妇女才能获得解放([4], p. 179)。在《起源》中恩格斯指出只有现代大工业才能实现妇女解放。但是，在野蛮时代，两性地位的平等或者说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平等就在于这种对等劳动，即每个人的劳动在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在这里，女性的劳动，尽管她们的劳动还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妇女仍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但是不同的点在于，野蛮时代的妇女劳动虽是限于家庭中，但绝不仅仅是私人劳动。制备衣食——做饭、纺织、缝纫，对以生存为根基的人们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所以，这样的对等劳动使得尚未完全开化的充满兽性的人们之间也有着平等的关系。
(二) 事实上的“自己劳动所得的财产”
野蛮时代的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其分工是纯粹自然产生的，它只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男子负责打猎和制作工具，女子负责制备衣食。自然而然的打猎而来的食物以及生产出来的工具归男子所有，生产出来的衣服和做出来的食物归女子所有。一旦遇到大型繁杂的工程，需要很多个家庭一起协作才能完成。生产中所进行的一切都是简单的。这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在本质上是共同生产，同样，消费也是在较大或较小的共产制共同体内部直接分配产品([4], p. 191)。尽管生产力落后，生产出来的产品寥寥无几，但每个人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凡是共同制作和使用的东西都是共同财产，真正让所有劳动者支配着自己的生产过程和产品的最终命运。一句话，他们能获得自己劳动的所得，他们的劳动没有被“异化”。
(三) 家庭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
恩格斯在《起源》1884年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4], p. 13)。”恩格斯的这段话明确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表明家庭的发展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两种生产在不同的时代其地位不同，在野蛮时代，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发展一度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决定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物质资料又是由人所创造的，在生产力水平极端落后，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都受到大自然支配的前提下，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就显得极为重要。随着劳动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弱，代之而起的是所有制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当前仍是如此。但需要注意的是，家庭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我们可以从野蛮时代中家庭对社会发展的关系中，协调好家庭的发展同劳动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
4. 历史进程中“文明时代”的野蛮面相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个由低到高的文明演进过程，这一文明进程以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为基础[6]。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后，生产力不断发展，劳动效率不断提高，但是人的自由程度却并没有同这巨大的生产力发展有着同样的速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前进一步[7]。”人类从受着大自然的束缚到受到同类的压迫，以致最后竟受他们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束缚。不同的是，前者迫使人类思考如何冲出牢笼获得解放，这种从大自然中获得的解放使人类释放了双手、开化了大脑，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跨越；而后者却毫无怨声地带着枷锁，在文明时代中以野蛮的形式对人们进行无情的压迫和剥削。“野蛮人”宁愿在风暴中享受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相反，“文明人”则安静地戴着枷锁，甚至部分“文明人”没有意识到枷锁的存在。在这里，有必要阐述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文明时代的划分。在他们看来，文明时代包含着奴隶制文明、中世纪的封建制或农奴制文明以及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三种文明分别对应着三种社会形态，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1], p. 48)。那么，不难看出，文明时代中的奴隶社会的奴隶制、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制——这些所谓的文明时代的伟大产物、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都体现出文明社会发展的野蛮性和贪婪性。马克思用“文明中的野蛮”来揭示资本主义中的犯罪现象，“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同时也处于文明与野蛮的矛盾运动之中[8]”。而在《起源》中，恩格斯对“文明中的野蛮”的现象作了详尽的阐述。
(一) 分工的异化与私有制的形成
野蛮时代的分工是纯粹自然式的分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工具的发展，如铁的发现，使本就能够创造出比自身更大价值的人们，生产出了大量剩余产品。野蛮时代中共同生产、共同占有在高生产效率下似乎遇到了某种无法实现或分配的阻碍，甚至可以说这种狭隘的“共同性”毫无必要。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文明时代把这种阻碍通过商品间的交换解决了。并且文明时代的到来不仅巩固了以往发生的一切分工，而且还加剧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从而形成了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社会的寄生虫阶级：商人。分工不再是纯粹自然性的，而是社会选择性的；分工使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在不同劳动者之间重新分配，并在商品交换过程中成为私有生产者，为私有制的产生提供物质根源；分工使得商人——这个不需要从事任何生产劳作只进行商品交换的阶级，因为私有制，却可以获得大量社会财富，并通过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对其他人进行剥削以获得更大的利润。这样财富就迅速地积聚和集中到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手中，与此同时，大众日益贫困化，贫民的人数也日益增长([4], p. 184)。不是说文明的发展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吗？但是在这里能看到的只有日渐扩大的贫富差距和这种劳动“异化”下构成的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
(二) 女性地位的式微
从古至今，亲属关系的基本单位就是家庭，所不同的是家庭形式和规模的大小，而家庭也是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单位[9]。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家庭划分为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制家庭和专偶制家庭。家庭形式的演变体现出社会历史的发展和男女地位的变化。正如前文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细化，它不仅仅表现在社会层面，也表现在家庭层面。男性由于天生的体能优势以及最初纯粹自然分工时他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使他们在生产中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又因为私有制使得这些财富都归私人所有。占有财富的增加提升了男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对遗产继承权问题提出了挑战[10]。相反，女性在生产中的作用则显得如此渺小，这样，女性最初因为在家庭中的劳动而确立的地位如今却成为她们的束缚。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4], p. 66)。由于这次失败，使得直至今日，女性依旧在为获得同男性一样的社会地位而努力。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引用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一句话：“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7], p. 647)。”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指出，妇女的解放，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参加社会性的劳动才能实现。
(三) 鄙俗的贪欲的膨胀
相比于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是巨大的，分工是更加精细化的，财富是更多的，不得不承认的是，人们的思维也是更加成熟的，尽管它仍带着野蛮性，但也较大程度上摆脱兽性思维，如人们开始制定规章制度，按照法度行事。但是，文明时代的一切，尤其是对财富的追求，刺激了各民族的贪欲，获取财富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从一开始，鄙俗的贪欲就是文明时代起推动作用的灵魂。恩格斯在《起源》中毫不避讳地指出：“他们是野蛮人：掠夺在他们看来比用劳动获取更容易甚至更光荣([4], p. 181)。”毕竟，在落后的野蛮时代，生存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又何来的贪欲呢？对外的战争，也从不是掠夺财富，而是将人消灭，用最原始的办法充饥。这种鄙俗的贪念愈演愈烈，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通过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加速资本的原始积累；通过购买劳动力这一特殊的商品无偿地占有劳动者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通过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有全部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所得，使财富全部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导致社会两极分化。
5. 在“纠缠”中探讨未来社会跨越现代文明的重要元素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指出，“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教育的普及……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5], p. 552)。”这一思想蕴含着马克思“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否定观。就本文而言，它充分肯定了野蛮时代中的“文明”元素，以生产力发展为基础，否定文明时代中的“野蛮”元素，消除文明时代中的野蛮现象，成为真正的文明人。这只有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使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生产资料为全体成员所共同占有，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1]。”
(一) 劳动在妇女解放中的重要地位
恩格斯在《起源》中提出的“两种生产理论”，详细阐述了“劳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地位由弱变强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变化，带来了社会包括家庭领域的一系列变革。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时代，劳动的发展首先提高了全体社会和人类的生活水平，最重要的是它颠覆了母权制，确立了父权制，某种程度上解放了男性，必然或偶然地束缚了女性。今天，我们要实现野蛮时代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复归，尤其是实现女性的解放，就必须进一步地使劳动得到发展，使“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4], p. 85)。”这里的公共事业可以理解为具有社会性的事业。从文明时代以来，女性被束缚在家庭中的劳作将因为家庭劳动的社会化而得到改变，无论女性处于何种领域进行何种劳作，她们所从事的都是全面的具有社会性的为这个社会所需要和承认的劳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女性实现解放。
(二) 所有制变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
野蛮时代的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文明时代的所有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公有制基础下，野蛮时代呈现出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美好理想的雏形，但是由于生产力落后，这种图景终归是要破碎的。进入文明时代，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如想象中那样使全体人民富裕，它反而破坏了原来的经济基础，造成了新的社会问题。恩格斯深刻揭示了这种进步与退步的历史悖论，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12]。”私有制出现了，原来不存在的不合理的分工，不存在的私人占有，不存在的剥削和压迫，不存在的卑劣的贪恋，全部因为所有制的变革而变得无法控制。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4], p. 552)。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高度发展，私有制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水平，它所带来的问题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时，社会变革也就到来了。我们将会再次实现向野蛮时代公有制的复归，但是这是更高生产力水平下的复归。
(三) 家庭的发展对当前发展的必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13]。”就当前而言，劳动的发展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家庭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关键在于正确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文明时代以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表明，我们不可能再次退回到以家庭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发展阶段上，但是文明时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我国在人口政策方面的调整也间接表明家庭发展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从计划生育政策到如今人口老龄化实行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的政策，可以看出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制约。
《起源》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笔记和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在马克思、恩格斯话语体系下对“野蛮”与“文明”的分析前提出发，正确考察了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的“野蛮”面相和“文明”面相，清晰明朗的描绘出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历史的车轮总是向前发展的，它由无数个偶然汇聚而成，但唯有必然起着支配作用。文明时代中的“野蛮”面相看似退步，实则是进步中的一个野蛮现象，共产主义中体现的野蛮时代的“文明”面相看似相同，实则是更高层面上的进步。正确认识不同空间维度下的“文明”与“野蛮”的纠缠为未来社会实现对现代文明的跨越提供重要动力，也为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