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虽未明确表述自己的“生态哲学”概念，但在其文本著作中一贯透露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对自然生态问题的终极关怀。研究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可以从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生态发展观和生态共同体思想入手，剖析马克思的自然与生态哲学意蕴。当前，新时代新征程美丽中国建设发展亟需马克思生态哲学的指导借鉴，为绿色健康发展建设提供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具有深厚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Abstract: Although Marx did not explicitly express his concept of “ecological philosophy”, he always revealed hi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his ultimate concern for natural ecology in his texts and works. To study Marx’s ecological philosophy, we can start with his dialectical materialist view of nature, ecological development view and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 and analyze the implication of Marx’s natural and ecological philosophy.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eautiful China in the new era and new journey urgently needs th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of Marx’s ecological philosophy, which provides a scientific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and has profound value of The Time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1. 引言
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明确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体现了马克思生态共同体在当今时代我国的价值意义和现实旨趣。马克思美学生态共同体在国家或乡村建设实践中，需要具备生态审美能力，挖掘本土民族生态环境美和环境资源，与经济振兴发展联系，按照美的规律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基地、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共赢。化解我国生态失衡、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关键在于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双方发展。
2.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学理基础
2.1.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的生态哲学思想主要是以其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基石，以对人类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为重要内容，扩展到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的共同生态体系。马克思的自然观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自然观的批判继承，并对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自然观进行了借鉴与超越，形成了以“人是自然之子”为核心的“新”辩证自然观；马克思自然观的思想渊源是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和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其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实践的、辩证的自然观。马克思反对把自然当作“纯粹自然”，将自然划分为纯粹的抽象领域，通过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分析其唯心主义自然观为切入点，研究发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认为纯粹自然是孤立的、盲目无概念的东西，人与自然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1]
马克思辩证自然观主要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考展开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劳动”，将人的本质也概括为一种自然存在，人与自然之间不是相互对立排斥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马克思并将这种互动关系称为“物质代谢”。人既是自然界的产物，来源于自然界，又在一定程度上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新发展。在马克思自然观形成之前，长期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是窠臼自然话语是人的地位重于自然、高于自然，强调“人化自然”，而马克思自然观不仅包含“自然化人”，而且将“自然化人”(自然视角)置于“人化自然”的前提和基础的逻辑位置上[2]。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关于自然观的探讨，尤其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对生产与自然观的研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3]。马克思利用批判的武器和手段对资本主义大生产所造成的后果以及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彻底解放，马克思认为除社会生产劳动外，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此外，恩格斯也从自然的特性和状况入手，阐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即人是自然中的人、人与自然的生态共同体，强调“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2.2. 马克思生态发展观
马克思的生态发展观是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改造自然实践要遵循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人类社会发展诞生时就已经在与自然进行着资源交换使用，马克思经济学和劳动价值研究既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社会化生产、资源利用分配以及创造剩余价值的作用，却存在不稳定性和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马克思认为，资源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具有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资源的自然属性，不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条件[4]。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就需要在尊重自然规律、自然界发展状况的条件下，正确充分利用其“使用价值”，实现资源交换和生态经济发展。资源在交换和使用的过程中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作为客体的自然具有对象性，自然的存在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需要与人类活动相结合产生价值，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自在自然”。在如何实现生态发展和资源的合理性利用的实践路径问题上，1866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回信中写到：“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破坏的工作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5]为此，人们在消耗挖掘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可持续理念，坚持合理利用资源和环境保护观，在实践中，不能一味向自然索取、破坏生态平衡，要进行合理自然规划、自然生态建设开发、设置自然保护区等。列宁也强调关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1918年，列宁在《省苏维埃主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只有按照一个总的大计划进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经济资源的建设，才配称为社会主义的建设。”[6]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意识形态，随着其日渐发展和侵略扩张必然会导致环境自然的破坏恶化和资源的稀少短缺，资本主义的活动既是一种自然过程，同时也是附加于自然的“人化”过程，在实现转化的过程中自然界固有进程被打乱，“客体自然”会对人类进行报复和反击，从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造成威胁。资本主义具有的私有制和竞争大生产是无法将生态发展纳入自身存在体系，从而获得生态效益。
2.3. 马克思生态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与自然为主题进行了他的有关共同体关系的研究，从人与自身的统一、人与人的统一、人与社会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循序演进的四个方面阐述其生态共同体体系。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异化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7], pp. 79-80)。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切入点，通过指明人与劳动的相异化的四种不同形态、对未来美好生态社会设想来构建其生态共同体理论。在应然状态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交付自己的劳动，为资本家提供劳动力并创造极大的剩余价值，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而现实是工人自己却只能获得维持自己和家人所必须的生活资料来源，已经付出的劳动却成为异己的反动力量来反对控制工人阶级。资本家雇佣工人劳动，为其掠夺自然界资源和使用价值、追逐经济利益，工人却无法获得或占有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使工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分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工业经济大发展繁荣的虚幻背景下也产生异化，对自然界毫无节制的开发、开采，无情的利用自然价值，忽视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在1843年《莱茵报》时期就提出了共同体概念，将共同体思想视为持续性的、逻辑化的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现在也有学者将马克思共同体概念划分为传统共同体、现代共同体、未来共同体三个类型，并相对应着共同体的三大发展阶段[8]。
马克思的人与劳动的异化理论也包含着对生态正义的思考，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人的意识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误以为人的特性和类本质近用以维持个人生存和人类社会发展，而生态资源具有有限性、不可再生性，实现生态正义与生态共同体体系的构建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3. 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及意义
3.1.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
马克思辩证自然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就是“生命共同体”思想，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生态内涵，也反映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建设方向。辩证自然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立场上坚持人与自然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条件，人类不是自然的统治者、征服者，而是受益于自然、参与自然界的开发改造。恩格斯的自然辨证观认为，在人类发展长河中，自然界为人类和社会提供了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料，以及提供了人类交往的生存空间，是人类的“衣食父母”。随着近代大工业发展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工业文明对自然生态造成的不可扭转的极大破坏要对生态保护、关爱环境价值诉求进行生态多元反思。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近代以来都是在基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开展本国的社会发展、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恢复，新中国在这中情况下期望快速发展工业化，采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战略，但随着经济增速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生态问题。社会主义制度要发挥自身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本质上不是获得利润价值，而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社会按规划进行生产，人们的需求与生产的供给保持相应，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自然资源和成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和对生态的破坏；社会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我国现阶段实行按劳分配，先富带动后富，努力消除贫困和实现共同富裕，到共产主义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展，劳动成为真正的创造活动，成为人生活的本质、重要的体现，从而变成一种享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仅“以中释马”，也要“以马释中”，发挥其社会主义的核心调节优势，积极处理好生态经济发展难题。
3.2. 积极应对经济与生态关系
马克思生态发展观包含的人与自然相结合、探讨人与自然生态如何和谐共生发展的生态环境理念，契合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方向。生态发展与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齐头并进、打造绿色引擎、积蓄潜在绿色财富，走好生态与经济共同发展的“长城”，不断挖掘生态价值和绿色资源，环保与发展同行，做到生态经济发展的“马首是瞻”，坚守绿色家底资源，做到“积小胜为大胜”、“尊绿”、“顺绿”、“护绿”。在我国道德哲学中，传统哲学以形而上学为理论范式，对人与自然起源以及宇宙说进行多维度的研究，冯友兰的伦理内蕴中的“境界说”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境界，包括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在自然境界中人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比天地境界中小得多。人都是从自然境界的发展顺承到功利境界，随之逐渐发展至道德境界，认识到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属性，但在宇宙观视域中要实现“天地境界”的本然和实然，才是人真正的理想状态，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自然界的处境问题。近代来，中华传统文化以节俭为良好品质，毛泽东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强调“必须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厉行节约”[9]。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物质循环利用思想，在废弃废物排放利用问题上，将其视为“宝物”和“变废为宝”，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缓解生态经济紧张局面。1978年宪法修订首次将保护环境写入宪法，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四川考察时强调沼气的合理开发，1990年指出“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对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提出可持续的战略导向，科学技术是解决全球生态问题的有力工具[10]。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发展，胡锦涛同志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新时代，习近平生态哲学理论和党的历届领导理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汲取了传统古代伦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精华，开创性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共生的理念。
3.3.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构建生态审美
第三，新征程百年发展大变局下，自然生态环境是关系任何国家生死存亡的长远大计，马克思生态共同体思想与当今变幻世界形式、各国生态命运共同体相结合，坚持走生态正义道路，实现真正的生态与经济和谐共同发展。生态中心主义将人类中心主义视为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的根源，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将其等同于欲望中心主义，事实上遮蔽了资本主义在生态问题中的驱动性。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论域中的生态正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辩护，人类中心主义的“中心”并不违背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现代全球性的“生态非正义”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尽管生态问题并未上升至第一性矛盾，但切实体现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生态共同体与生态正义对我国构建生态正义共同体的意义体现在考虑到中华民族后代、从长远大计出发，兼顾世界各国各民族生态关切，从国内国际双角度建立生态命运共同体。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蕴含生态共同体的美学思想，“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7], p. 84)，在这种背景下，人发展为片面的、丧失了美的情趣和创造力的单个的人，不仅要解放人的劳动，而且要充分激发生态审美能力，先具备对自然美的认知，再进行生态美的创造。
4. 结语
将马克思生态哲学理论应用于我国特色生态建设，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符合丰富中国哲学话语体系战略，将现代话语体系和传统话语体系进行融合，达到真正的“要落地”实践要求。例如中国传统哲学体系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就包含着许多重要元素，蕴含着经年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中就强调了传统文化“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孟子》中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中，环境生态的保护寓于美丽中国建设，要求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现代人类文明联系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追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境界、“天人合一”的更高生命境界，答好我国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选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