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哲学的悠长发展历程中，诸多理论体系与思想流派相继涌现，构筑起一座宏伟繁复的思想大厦。然而，伴随社会的持续更迭以及人类实践活动的日益深化，西方哲学内部隐匿的结构性缺陷与局限性逐渐显露，促使学界不得不对其现存困境予以深刻反思，马克思的实践观也借此凸显出独特价值与关键意义。
传统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执着于对超验本体的深度探寻。自柏拉图以理念论奠定形而上学基调伊始，便认定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仅是理念世界的摹本与投影，人们需竭力穿透现象的迷雾，方能触及理念的本真。这种思维趋向虽彰显出人类对终极真理的不懈追求，却在客观上致使哲学研究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中世纪经院哲学更是将这一特质发挥到极致，围绕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救赎等超验议题展开旷日持久的思辨，学问沦为少数神职人员的专属领域，全然脱离大众生产、生活实践，无法切实回应现实诉求。
步入近代，认识论跃升为哲学核心议题，主客二分的难题随之成为哲学发展的桎梏。笛卡尔凭借“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率先确立主体意识的优先地位，无形间加剧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态势；康德虽引入先验范畴尝试弥合二者裂痕，但知识生成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依旧饱受质疑。与此同时，经验主义阵营秉持一切知识源于经验的理念，试图借由感官观察与归纳总结获取知识，却难以逃脱归纳法的固有局限，所得结论往往缺乏稳固根基与普遍效力。
面对西方哲学深陷解释世界却无力改变世界的困局，马克思掷地有声地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这一论断旗帜鲜明地凸显出实践的重要地位。鉴于此，一个关键问题应运而生：马克思的实践观究竟如何精准批判西方哲学的沉疴积弊，又将通过何种路径重塑哲学发展格局，使之契合时代发展与人类实践需求？这无疑成为当下哲学研究领域亟待攻克的重要课题。
2. 西方哲学的发展困境与症结
任何成熟的哲学体系在构建与发展进程中，都难以避免内部矛盾与外部挑战，西方哲学同样如此。当把目光投向其内部架构时会发现，各个关键板块间衍生出棘手问题，相互牵扯、影响，进而形成整体性困境，具体表现为深陷形而上学的思辨困境、认识论层面主客二分僵局，以及经验主义带来的认知短板，它们环环相扣，亟待拆解。
(一) 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泥沼
传统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构成，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引领着思想界对世界本质与终极真理的不懈探寻。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到中世纪神学语境下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形而上学凭借其抽象、超验的思辨特质，试图拨开现象的迷雾，直击存在的内核。
柏拉图坚称，现实世界的万事万物不过是理念世界的摹本或投影，人们目之所及的桌椅、山川，皆因分有了“理念的桌椅”“理念的山川”才得以存在。这种理念论虽凸显人类追求纯粹、永恒真理的热忱，却也悄然拉开了哲学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哲学家们一头扎进理念的“兔子洞”，整日围绕超验本体高谈阔论，现实中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反倒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柏拉图的哲学为后世处于爱智困境之精神炼狱中的人们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让灵魂中的理性部分转向理念世界，然而这是一条充满陷阱的路。”[2]
步入中世纪，经院哲学更是将形而上学的思辨推向极致。经院哲学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来自上帝的真理，理性真理是上帝真理的一部分，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它，而上帝真理中有一部分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只有通过信仰才能获得”[3]。因此神学家们不遗余力地论证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用繁复晦涩的逻辑推理，试图从本体层面夯实宗教信仰。阿奎那的五路证明，层层嵌套，以形而上学的思辨为工具，为上帝存在寻觅理性依据。可这般脱离实际的理论构建，除满足宗教教义阐释需求外，于大众的物质困境、社会的现实矛盾毫无助益，沦为神职人员的专属“文字游戏”。
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社会变革风起云涌，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泥沼愈发凸显。现实世界日新月异，亟待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实践；形而上学却依旧沉浸在超验本体的虚幻构想中，执着于抽象存在的界定与争辩。其给出的方案仿若空中楼阁，好看却不中用，无法契合社会发展的多元诉求，更无力应对新兴科学抛出的诸多现实问题，致使西方哲学在时代浪潮中逐渐偏离正轨，陷入僵局。
(二) 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二分难题
在西方哲学的近代转型期，认识论跃升为核心议题，哲学家们怀揣着对人类知识来源、确定性及范围的深度关切，投身到热烈的探讨当中。然而，这一时期的探索却意外陷入了主客二分的棘手难题，犹如一道难以跨越的沟壑，横亘在哲学发展之路上，给知识大厦的构建蒙上阴影。
笛卡尔作为近代哲学的关键开创者，以“我思故我在”的著名论断，率先撬动了哲学思维转向主体意识的大门。这句话凸显出主体思维的绝对优先地位，旨在为知识找寻不容置疑的确定性根基。可与此同时，也无形间将主体与客体决然对立开来，拉开主客二分的大幕。在笛卡尔构建的哲学图景里，“经验不能作为知识可靠的基础，只有理性是真理的标准，而数学对于理性是清楚明白的”[4]，主体认知与客观实在之间的隔阂由此产生。
康德敏锐察觉到这一裂痕，倾尽全力试图调和主客矛盾。他引入“先验范畴”这一概念，主张人类大脑先天配备特定认知框架，借由这些框架整理、加工来自客体的感性材料，进而达成认知。但先验范畴虽搭建起主客联系的“桥梁”，却没能彻底消除二者间本质上的对立态势。因为先验框架终究源于主体设定，人们始终无法确凿知晓，以此认知客体所得的知识，是否精准反映客观世界全貌，知识的客观性与普遍性依然遭受质疑。
休谟更是凭借对因果关系的颠覆性质疑，把经验主义逼入怀疑主义的绝境。休谟指出，人们惯常认定的因果联系，不过是基于过往经验的习惯性联想，并无内在必然性。“休谟坚决否认经验中能够提供普遍性，认为诸如因果性等普遍必然的东西也是人类认识所达不到的。”[5]这直接冲击到依靠归纳经验获取知识的根基，让原本就因主客二分而摇摇欲坠的知识大厦面临崩塌危机。科学家们凭借观察、归纳所积累的知识成果，仿佛瞬间失去保障，主客二分难题致使认识论陷入僵局，西方哲学后续发展也深受其累。
(三) 经验主义的片面与局限
经验主义在西方哲学发展进程里占据独特位置，秉持知识源于经验的核心理念登上历史舞台，一度为拓展认知边界、追寻真理贡献心力。然而，随着研究与实践的逐步深入，经验主义自身固有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愈发显著，犹如一把双刃剑，在助力的同时，也为知识体系的稳健构建、哲学的良性发展埋下隐患。
以洛克为代表的经典经验主义者主张，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纸，所有知识都需通过感官经验“书写”上去。人们凭借视觉感知物体形状、颜色，借由触觉把握质地，再将搜集的零散感性材料进行归纳整合，以此形成知识。日常生活中，人们看到诸多白天鹅，便归纳得出“天鹅皆白”的结论，这类基于经验的归纳看似顺理成章，却暗藏危机。当探险家在澳洲发现黑天鹅时，“天鹅皆白”的论断瞬间被推翻，凸显出经验主义归纳法的致命弱点——无法确保知识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休谟更是将经验主义的内在矛盾推向极致。他聚焦因果关系展开犀利质疑，指出人们习以为常认定的因果联系，实则只是基于过往观察所得经验的习惯性联想，缺乏内在、确凿的必然性根基。太阳每日东升西落，人们下意识觉得明天亦是如此，依据便是过往的日常经验；但从逻辑层面细究，过往经验并不能确凿保证明天太阳必然升起。休谟的质疑让依赖经验归纳构建知识的做法遭受重创，动摇诸多科学理论根基，令学界陷入知识可靠性的焦虑之中。
此外，经验主义过度依赖感官观察，易陷入主观、狭隘的认知陷阱。不同个体的感官敏锐度、观察视角存在差异，所得经验素材不尽相同，由此归纳出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
3. 马克思实践观的内涵剖析
西方哲学在发展进程中显露出诸多棘手问题，传统形而上学、近代认识论以及经验主义各有症结，致使理论与现实脱节，发展受阻。马克思紧扣时代脉搏，提出实践观予以回应。为深入理解这一范畴何以革新哲学走向，有必要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着手，系统剖析其内涵，探寻蕴含其中的突破力量。
(一) 实践的本体论维度
在西方传统哲学语境中，本体论长期致力于探寻万事万物的终极根基与存在本质，却往往陷入抽象、玄虚的思辨泥沼，与现实生活渐行渐远。马克思的实践观则突破性地重塑了本体论，将实践推至人类存在与世界生成的核心位置，赋予本体论全新且切实可行的意涵。
与传统哲学抽象设定超验本体截然不同，马克思眼中的本体扎根于人类鲜活的生产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实践是指人能动地改造物质世界的对象性活动。对实践本质的这一理解和规定，首先肯定了实践活动的对象性质，即它是以人为主体、以客观事物为对象的现实活动。更重要的是，实践把人的目的、理想、知识、能力等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客观实在，创造出按照自然规律本身无法产生或产生的几率几乎等于零的事物，创造出一个属人的对象世界。因此，实践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6]
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审视，实践更是社会形态更迭、文明持续进步的源动力。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为抵御野兽、寻觅食物，集体开展狩猎、采集实践，催生了原始的社会组织与分工协作模式；步入农耕时代，农业生产实践蓬勃兴起，人们定居下来，村落、城镇相继涌现，社会结构愈发复杂；工业革命浪潮袭来，机器大生产实践席卷全球，资本主义迅速扩张，现代城市拔地而起，社会关系、生活方式随之迎来天翻地覆的剧变。实践还打破了以往本体论对人的异化解读，旧哲学时常将人视作抽象理念、绝对精神的附庸，或是机械遵循自然法则的被动存在。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则凸显人的主体能动性，人不再是命运或超验力量的傀儡，而是怀揣目的、富有创造力的实践者。面对恶劣生存环境，人能够主动运用智慧，革新生产工具、优化生产流程，凭借实践挣脱束缚，开辟适宜生存发展的崭新路径。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维度，立足于现实生产与生活，把实践定位为人类及世界存在、发展的本体依据。借此，哲学不再是空中楼阁式的玄思，而是紧密关联人类实践进程，精准洞察社会发展态势，为理解人类存在本质提供脚踏实地的理论视角。
(二) 实践的认识论意蕴
在认识论领域，马克思的实践观同样掀起了一场颠覆性的变革，重塑了人类对于知识获取、认知深化以及真理判定的传统理解，打破了既往认识论面临的诸多僵局。
认识并非凭空而生，马克思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人类处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之中，有着各式各样的现实需求，而满足这些需求的过程，便是实践发端之处。现实的个人通过与客观事物的直接接触，收获大量直观的感性材料，这些一手信息构成了认知的原始素材。倘若脱离实践、闭门造车，人的脑海便只剩空洞臆想，无法精准捕捉事物真实特性与规律。
实践不仅是认识的起点，更是贯穿认知全过程的关键驱动力。感性认识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需要借助思维的抽象、概括与加工，上升为理性认识。这一思维升华的过程绝非孤立、静态的精神活动，而是与实践动态交互。“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强调从经验、观察出发，但却不止步于此，而是同时强调，有效的认识本身就是对客观实在的一种正确反映，认识的有效性，由实践对于主客体一致性的要求积淀而成，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共同体成员共同认可的有效认识。”[7]尤为关键的是，马克思确立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重要地位。过往认识论纷争不断，各学派围绕知识的确定性、客观性争执不休，却始终难寻定论。马克思跳出理论的“象牙塔”，直击要害地指出：理论是否正确，不能仅靠逻辑推演、口舌争辩，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
综上而言，马克思实践观蕴含的认识论意蕴，破除了主客二分的认知壁垒，让认识回归现实生活与具体工作，在实践基础上达成主体与客体的深度融合，源源不断为人类求知、探索真理输送动力与方法论支持。
(三) 实践的价值论导向
马克思所提出的实践观，绝非仅仅停留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理论构建，其内里还蕴藏着极为鲜明且极具批判性、变革性的价值论导向，直指社会现实症结，为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理想价值的实现铺就坚实道路。
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切入，马克思借助实践观无情地揭露与批判了资本的剥削本质。在19世纪的欧洲，工厂主们坐拥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高强度劳作，工人每日在恶劣环境里挥洒血汗，创造出巨额财富，却只能获取微薄薪资以勉强维持生计。资本家用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等手段，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致使社会贫富悬殊急剧拉大，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劳动禁锢了人的本质力量，工人沦为机器的附庸，丧失创造性与自主性，人的价值被严重扭曲、贬低。他号召无产阶级拿起实践的武器，以革命实践打破不合理的社会秩序，推翻压迫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实践的价值论导向有着浓厚的人道主义关怀。马克思眼中的实践，绝非冰冷、功利的逐利手段，而是始终关联着人的生存境遇与福祉改善。实践观要求对社会现存一切不合理现象保持批判精神。这种批判不局限于政治、经济层面，还延伸至文化、道德诸多领域。在马克思看来，“人自身的价值主要是指人的生命活动对于丰富、发展和展示人自身的本质、特性、能力和力量，完善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所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作用”[8]。因此要体现人自身的价值，就应当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9]。
总而言之，马克思实践观的价值论导向，立足于现实苦难与不公，怀揣人类解放与全面发展的高远理想，激励着一代代人为破除社会枷锁、构建理想社会付诸不懈实践，为人类社会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与价值指引。
4. 对西方哲学的批判与重塑
审视西方哲学发展历程，诸多难题悬而未决，马克思的实践观对西方哲学的批判过程紧扣三大核心要点：针对形而上学脱离现实、过度思辨的弊病，重塑哲学根基，搭建实践唯物主义范式；直击近代认识论主客难以调和的困局，挖掘历史发展规律，赋予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历史的关键视角；攻克经验主义片面性短板，唤醒大众的批判与变革意识，促使社会迸发活力、稳步向前。
(一) 直击形而上学虚幻性，构建实践唯物主义新范式
在西方哲学的漫长演进轨迹中，传统形而上学曾长时间占据主导地位，执着于对超验本体、永恒理念的探寻与思辨。哲学家们热衷于构建一个脱离现实尘世的理念王国，仿佛只要沉浸在抽象的概念世界里，就能触摸到终极真理。然而，这种思维模式陷入虚幻性的泥沼无法自拔，直至马克思携实践观打破这一僵局，重塑哲学格局。
马克思以实践为镜，清晰映照出形而上学的虚幻本质。他指出，脱离人类现实生产实践活动去空谈本体、理念，无异于空中建阁，毫无根基与实际意义。工人辛苦劳作的工厂、农民辛勤耕耘的土地，这些实实在在的生产场景才是孕育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土壤；而不是那些缥缈高远、看不见摸不着的超验理念。哲学的使命倘若仅停留在对抽象世界的追逐上，就会丧失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与改造力，沦为少数人的精神消遣。
基于对形而上学的深刻批判，马克思构建起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全新范式。与传统唯物主义单纯强调物质客观性不同，实践唯物主义将实践置于核心位置。物质不再是静态、孤立的存在客体，而是在人类实践活动中持续被塑造、被改变；意识也不再神秘莫测、无中生有，而是源于人类实践，是实践过程与结果在人头脑中的反映。
实践唯物主义打破了形而上学的桎梏，引领哲学回归到烟火人间，让理论与实践紧密相连，为后续哲学发展、社会变革提供切实可行的思维路径与方法论支撑，彰显马克思哲学的务实精神与革新力量。
(二) 破解主客二分僵局，催生历史唯物主义视野
自近代西方哲学将认识论推至核心舞台，主客二分的难题便牢牢禁锢住哲学前行的步伐，致使知识的确定性饱受质疑，人类认知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路径陷入重重迷雾。直至马克思提出独具创见的实践观成功解锁这一困局，并顺势催生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崭新视野，为洞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带来前所未有的启迪。
马克思敏锐洞察到主客二分症结的根源在于脱离实践。他指出，倘若脱离人类具体的实践活动，主体与客体就只能是抽象、僵化的对立概念。人绝非孤立、静止的旁观者，而是活跃在历史进程中的实践者。工人操作机器、农民播种收割，这些日常实践瞬间拉近了人与客观世界的距离。通过实践，主体得以深入客体内部，精准把握客体的特性、规律；客体也在与主体的互动中，反馈信息，促使主体不断调整、完善认知。
以工业革命为例，工匠们在改良与操作机器的实践过程中，既充分了解金属材质的性能、机械运转的原理等客体知识，又凭借自身智慧与创造力革新工艺，提升生产效率。在此期间，主体与客体紧密交融、相互塑造，彻底打破主客二分的僵持局面。
正是基于这种对实践的深刻把握，马克思进而催生出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以往的历史观，要么将历史发展归结于英雄伟人的意志，要么视作上帝意志的神秘展现，全然忽略普通民众的实践力量。马克思则截然不同，他把历史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连续篇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绝非抽象概念的演绎，而是源于人类千百年生产实践的积累与冲突；社会形态的更迭，亦是实践推动的必然结果。唯物史观作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10]。历史唯物主义不再将历史当作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挖掘出背后蕴藏的实践逻辑，为系统解读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铺设坚实可靠的理论基石，赋予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全新的研究视角与方法指引。
(三) 弥补经验主义短板，激活社会批判与变革力量
在西方哲学的版图中，经验主义曾作为一股重要思潮，为知识的积累与拓展贡献过独特力量。它强调知识源于感官经验，借助观察、归纳等手段探索世界。然而，随着实践与学术研究的深入，经验主义的短板愈发显著，陷入归纳局限、主观片面的困境。
马克思的实践观与经验主义消极、被动的经验收集不同，实践蕴含着人的主动创造与积极变革精神。实践不是简单重复过往感知，而是带着明确目的深入现实，改造既有环境、解决实际问题。科学家投身实验，工人革新生产流程，皆是在主动实践中获取真知；即便遭遇陌生难题，他们也能凭借实践调整策略、摸索前行。
尤为关键的是，实践观激活了社会批判与变革的力量。马克思基于实践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揭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机制。工人阶级看似通过劳动换取报酬，实则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劳动异化为压迫手段，而非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种基于实践的深刻批判，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促使他们联合起来，以罢工、革命等形式要求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
此外，实践观促使民众对社会各领域保持批判审视态度。面对消费文化诱导过度消费、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生态环境恶化等现象，人们不再被动接受，而是立足实践深入调研，挖掘背后的利益纠葛与制度缺陷，推动社会良性变革。
综上所述，马克思通过实践观让哲学真正成为撬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最终诉求是最广大人民的实践的最大解放，其根本即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科学的实践观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的理论核心，以此为基础，正确地解读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新特点，必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指导的新发展。”[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