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楼梦》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瑰宝，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高峰，标志着古典小说思想上艺术上的最高成就[1]，其中类型多样，手法巧妙的谶语更集中国古典文化之大成，体现出鲜明的文学性。谶语指将来会应验的话[2]，它起源于先秦，剧变于汉代，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神秘文化现象，其后更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手段在文学作品中被广泛应用。作为中国古典小说作品中的一大文化特色，谶语自小而言之无非是显得微不足道的文字游戏，自大而言之有时引起重大的悬念，甚至成为故事的主线而影响其谋篇布局[3]。译学界关于《红楼梦》英译的研究大有其人，其中多是选取谶语的某一类型或特征进行分析，如诗词中的诗谶，灯谜中的迷谶，太虚幻境中的梦谶等，为挖掘《红楼梦》的英译策略提供了参考。然而学界对于谶语本身的英译仍旧缺乏关注，因此翻译过程中谶语文化特征的留存度难以衡量，不利于《红楼梦》谶语文学魅力和艺术价值的真实呈现。
翻译不仅是语言的翻译，更是文化的翻译。《红楼梦》中的谶语设计集前人之大成，制作手法多样，或拆解汉字，暗表人事祸福；或双关语义，进而声东击西；或以物隐喻，预示情节发展；或直言不讳，点明故事走向。精妙设计的背后是独具魅力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是翻译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拟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出发，借助艾克西拉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对《红楼梦》中谶语的翻译手法进行标注，进而从翻译内、外两个角度分析杨、霍两家译本的谶语英译，以及隐藏在背后的译者行为，探究其社会性动因对翻译策略选取的影响，旨在说明根据翻译目的把握好“求真”与“务实”的平衡是《红楼梦》谶语英译的关键，以期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走出去”提供一定借鉴。
2.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与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
译者行为批评即以译者行为为中心的翻译批评性研究[4]，它将翻译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由“文本中心”和“读者中心”转向“译者中心”，研究译文与译者间的双向关系，从而开启了翻译批评理论的第三阶段。该研究以充分描写为基础，提出“翻译外”和“翻译内”相结合的两分视野，同时关注译者的语言性和社会性双重属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动态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求真”和“务实”处于连续统的两端，中间是渐变状态，“求真”是面对原文的，“务实”是面对读者/社会的，前者看求真度，后者看务实度[5]。以求真度和务实度为基础，所谓“合理度”建立起来，在该评价模式中，译文以合理度为评价标准[6]，反映着译者对文本的理性权衡。同时，“求真”与“务实”又是辩证统一的，“求真”是“务实”的基础，“务实”是在“求真”基础上能动的译者行为。译者行为批评为《红楼梦》中谶语的英译提供了有效框架，“求真–务实”连续统为译者行为分析提供了描述工具。考量求真度(译文和原文)和务实度(译文和社会)以及对二者之间平衡度的把握[4]，有助于判断译者是否遵循“务实为上，兼顾求真”的翻译准则。然而，红楼谶作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文化专有项，其文化内蕴之厚重、逻辑结构之精巧给译者的翻译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也使得分析译者行为的过程更加冗杂。
西班牙学者艾克西拉(Aixelá) [7]对此提出过一套客观的策略分类。他认为，文化专有项即“在译语读者的文化系统中不存在对应项目或与该项目有不同的文本地位，因此其在源文中的功能和涵义转移到译文时发生翻译困难”，需要厘清。在此基础上，他着眼于方法学上的用途，针对文化专有项的翻译划分十一种翻译策略，并按照其“跨文化操纵”程度进行排列[8]。十一种策略依次为：重复、音译法、语言翻译、文外注释、文内注释、使用同义词、有限一般化、绝对一般化、同化、删除、自创。其中前五种是保留法，后六种是替代法，从前到后译文归化程度依次递增。在此框架下可以迅速发现译文整体趋势是“像源文”还是“像原文”[7]。鉴于此分类细致详尽，角度客观，本文拟用其对《红楼梦》中采取不同设计手法的谶语进行译者行为分析与批评，以确保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结果。
《红楼梦》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艺术巅峰，囊括无数构思精巧的谶语。基于此剖析红楼谶英译背后的译者行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谶语的翻译研究，以期为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提供一定借鉴。
3. 《红楼梦》中谶语英译策略及译者行为评析
《红楼梦》在继承传统谶语形式的同时，博采众家之长，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置换变形和分裂组合，赋予了谶语新的面貌和功能。红楼谶形式丰富，手法多样，它们交织成网，显隐结合，散密相间，于文中完美融合。甚至可以说，《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谶应框架[9]。鉴于红楼谶形式种类过多，本文拟从其制作手法角度进行研究，即：拆字法、双关法、隐喻法和直言法。译者是如何处理制作手法多样的谶语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学性的？其背后有何原因？下文将从译者行为批评视角对此展开探讨。
3.1. 译内求真：求原文语言性之真
根据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翻译内”指的是翻译内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称为“语言内”[4]。译内研究作为“对于文本求真度的研究，应对的是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10]，故而在此视域下研究杨霍译本对各种红楼谶的翻译策略，能够客观反映译文的求真度。
3.1.1. 拆字谶
拆字法是最常见的谶语制作方法，即通过汉字拆解厘清其意向特质，进而暗表人事祸福，《红楼梦》中许多判词就是典型的拆字谶。例如：
(1) 原文：子系中山狼。
此例为《红楼梦》金陵十二钗中迎春的判词，运用了典型的拆字法：“子系”合在一起便是一个“孙”字。文中此“子”的身份并未明指，而随着情节的发展，迎春嫁于孙绍祖，“子系”正是对其的暗指。对此译者处理如下：
杨译：For husband she will have a mountain wolf.
霍译：Paired with a brute like the wolf in the old fable.
关于此“子”的翻译，二位译者都揭露谶义，点出其迎春夫君的身份，把“暗谶”变成“明谶”，牺牲了原文中的拆字巧设。整体来看，杨译基本达到字面对等，但并未深入解释谶义，按策略类别当属语言翻译。霍译用“brute”点明人物“粗野残忍”的特点，同时增译“in the old fable”以传达典故的文化含义，更于书后附录详解了“中山狼”典故，采取了语言翻译，文内注释和文外注释结合的翻译策略。
(2) 原文：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脂评中“凡鸟偏从末世来”和“一从二令三人木”句下有小字批注曰：“拆字法”[11]。“凡鸟”二字合拼为“鳳”，其义指向凤姐王熙凤，后句虽点明为拆字法，然因其意旨疏离，故而学界未有共识。
杨译：This bird appears when the world falls on evil times;
None but admires her talents and her skill;
First she complies, then commands, then is dismissed,
Departing in tears to Jinling more wretched still.
霍译：This phoenix in a bad time came;
All praised her great ability.
‘Two’makes my riddle with a man and tree;
Returning south in tears she met calamity.
关于“凡鸟”二字，杨译采用语言翻译策略将其简化为“bird”，霍译采用绝对一般化策略解答了拆字谜底“phoenix”，皆未留其迷谶特色。在处理“一从二令三人木”时，杨译采用绝对一般化策略按主观理解隐去谜面对其进行了解读：“从”、“令”、“人木”分别译为“complie”、“command”和“dismissed”。而霍译采取语言翻译和文内注释策略，直译谜面并点明其为“riddle”以保留其文学性，但对于不懂中文的目的语读者来说，此谜仍不易理解。
(3) 原文：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
杨译：After the growth of a lonely tree in two soils,
Her sweet soul will be dispatched to its final rest.
霍译：The day two earths shall bear a single tree,
Your soul must fly home to its own country.
此句判词中，“两地”即为两“土”，加上“孤木”相合即为“桂”字，指向薛蟠正妻夏金桂，暗示了香菱的最终命运和造成其悲惨结局的元凶。此句谶语中，杨译选择语言翻译策略直译其字面义，未保留背后任何隐性意义。霍译虽未点明谶义，但采用了同化策略，以压尾韵的诗歌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原句的文学性。
对于采取“拆字法”设计的谶语，以上三例都未能保留其修辞的英译，这主要是由英汉语在字形上的差异所决定的，一些“冲突性文化素”通常会“遭到剔除”[12]，故而两位译者皆采取了删除策略以剔除由于硬性冲突而无法保留的谶义。
3.1.2. 双关谶
用双关法设计谶语，就是“利用一词多义或谐音等效果”来“言此即彼，声东击西”[13]，以表达谶语寓意。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体现双关的谶语很是常见。如《玉堂嘉话》中载“宋未下时，江南谣云：‘江南若破，百雁来过。’当时莫喻其意。及宋亡，盖知指丞相百颜也”[14]。《红楼梦》中亦有许多此类用法，具体举例如下：
(4) 原文：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
“玉带林”指“林黛玉”，“金簪雪”指“薛宝钗”，“挂”和“埋”字则暗喻了二人未来的悲剧结局。林黛玉于正值青春之际葬送了性命，薛宝钗则将一生都奉献给了一个日暮西山的大家族。对于此句中的隐晦意指，译者处理如下：
杨译：Buried in snow the broken golden hairpin,
And hanging in the wood the belt of jade.
霍译：The jade belt in the greenwood hangs,
The gold pin is buried beneath the snow.
针对此句，两位译者皆于句中删去了隐含的双关谶义，并进行直译，按策略类别当属语言翻译。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弥补直译中的损失，霍译同时采取了文外注释策略，在附录中对暗指林、薛二人的双关谶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有助于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谶语背后的源语文化。
(5) 原文：三春争及初春景。
此句虽为元春判词，但实际隐含四“春”。“初春”和“元春”双关，“三春”非“晚春”义，而是双关迎春、探春、惜春。暗指元春的三个妹妹对她的羡慕之情，希望能有如她一般的大好光景。
杨译：How can the late spring equal the spring’s start?
霍译：Though three springs never could with your first spring compare.
杨译在此句中采取的翻译策略与上句相似，即用语言翻译进行直译，同时又对其双关义进行了文外注释。霍译中的亮点在于采取绝对一般化策略在“your first spring”和“three springs”之间选用“compare”一词，同时进行文外注释，让读者能够意会到：初春即指元春。
(6) 原文：桃李春风结子完，到头谁似一盆兰?
杨译：Peach and plum in spring winds finish seeding,
who can bloom like the orchid at last.
霍译：The plum-tree bore her fruit after the rest,
Yet, when all’s done, her Orchid was the best.
“完”字双关“纨”，点出判词主人公李纨，“兰”指“贾兰”，是李纨之子。杨译采用语言翻译策略直译，描绘了一幅春天的画卷，但无法将其与李纨和贾兰二人相联系。霍译再次采用绝对一般化加文外注释策略解释其隐含译，更以“her”点明了此句诗描写的不是“景色”而是“人物”，再现了原作谶义。
总之，由于英汉双关语很难互相对应，其象征意义往往难以保留。对于采取双关法设计的谶语，译者多删去其双关义，采用语言翻译或绝对一般化加文外注释的策略尽量保留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以提高其译文求真度。
3.1.3. 隐喻谶
隐喻法也是谶语常用的制作方法之一，即通过隐秘的比喻预示人物和情节的未来发展。隐喻往往与各种意象相关，让隐喻信息生动形象地传达给读者，此类文化意象往往难以在译入语中得到相似对应，故而在翻译中需灵活处理。晴雯判词就是以自然现象隐喻的典例：
(7) 原文：霁月难逢，彩云易散。
“霁”指雨过天晴，隐晴雯的“晴”字，“彩云”，即“雯”字[15]，暗指人物为晴雯。此句诗通过自然现象在读者脑海中构造出一幅鲜明的悲凉意象，隐喻义为好景不长，暗示晴雯红颜薄命。对于此类带有悲剧色彩的意象，译者应如何处理才能准确传达其谶义呢？试看以下译文：
杨译：A clear moon is rarely met with,
Bright clouds are easily scattered.
霍译：Seldom the moon shines in a cloudless sky,
And days of brightness all too soon pass by.
首先，由于语言差异，此句谶语的人物指向性都未能保留。在此基础上，杨译忠实于原文，对等原文自然意象如“clear moon”和“bright clouds”却而不译隐喻信息，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有理解上的难度，按策略当属语言翻译。霍译采用同化策略将意象融入句意，用译入语的诗歌形式对这一自然现象所表达的悲凉色彩进行了解释，感情传达十分到位，方便目的语读者理解。此外，谶语的设计还经常采用植物、动物、人造物等意象进行隐喻，妙玉的判词中就带有典型的人造物隐喻谶：
(8) 原文：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
《国语辞典》中，“金”“玉”二字有“尊贵”“美好”之意[16]，仅两字就点明了妙玉的尊贵出身和高尚追求。《红楼梦》中虽并未言明妙玉结局，却以“终陷淖泥中”暗示了她的悲剧收尾。短短两句就说尽人物一生，其中隐含的复杂信息该如何传达到译入语？试看以下译文：
杨译：Alas, though fine as gold or jade,
She sinks at last in the mire.
霍译：You that look down on common flesh and blood,
Yourself impure, shall end up in the mud.
由于妙玉结局并未写出，故而两位译者采用语言翻译策略，分别选用“mire”和“mud”来保留其“淖泥”的模糊指向。相较而言，霍译选用的“mud”一词在译入语中本就有“困境”的引申义，更利于译语读者理解原句内涵。同时，杨译对“金玉”的阐释是在语言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文内注释，增补了带有情感色彩的“Alas”和“fine”，保留特色意象的同时顺应了原文的情感倾向。霍译于此句采用绝对一般化策略按自身理解进行阐释说明，“金玉”对应为“瞧不上一般的血肉之躯”，然其“look down”“impure”等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使妙玉的形象由“出身高贵，志向高远”变成“清高孤僻”，未能顺应原文语义。
如以上两例所示，隐喻谶中的意象本身往往就是包含着复杂信息的谶语，对于此类谶语，两位译者的翻译策略截然不同：杨译偏向保留原文特色而霍译则偏向替代。这也是二者对于翻译目的上的衡量差异。
3.1.4. 直言谶
用直言法设计的谶语往往直接预示人物和情节的未来发展，并不进行晦涩隐蔽的文内加密。如《封神演义》[17]中元始天尊以“二四年来窘迫联”、“九三拜将握兵权”和“诸侯会合逢戊申，九八封神又四年”。直接概括了姜子牙重要的人生节点和具体的时间地点。《红楼梦》中的直言谶如言香菱“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由于信息表述直白，并无特殊隐含义，两位译者都只通过采用语言翻译策略就很好地传达了原文中的所有信息。然而，另有一类直言谶如：
(9) 原文：吾每谓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飞腾之兆已见，不日可接履于云霓之上矣。
此类也是用直言法设计的谶语，借甄士隐之口言明贾雨村日后将功成名就的命运。其表达中如“飞腾之兆”“接履于云霓之上”等古文的文学性应如何诠释？这需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灵活处理。试看以下译文：
杨译：I’ve always maintained that you were cut out for great things. These lines foretell rapid advancement. Very soon you will be treading upon the clouds.
霍译：I have always insisted that you were a young fellow who would go up in the world, and now, in these verses you have just recited, I see an augury of your ascent. In no time at all we shall see you up among the clouds!
文中，两译者分别采用了语言翻译和绝对一般化的策略对原文进行再加工，前者追求字面的绝对求真反而损失了部分文学性，而后者更加灵活，语言也更贴近日常对话风格，字里行间传达出了说话人的激动之情。例如，二者分别用了“foretell rapid advancement”和“augury of your ascent”处理“飞腾之兆”一词。将其回译，前者为“预示着快速发展”，后者为“上升的预兆”，可见霍译对原文含义的表达更为贴切。此外，“augury”一词同时有预卜吉凶之意，使用这一词更利于译语读者理解原文之“兆”。
直言谶所用技巧不多，大都平铺直叙，点明关键，然因《红楼梦》古典小说的特性，其中个别用语仍需译者灵活解释。总体来说，此类谶语的翻译除应用语言翻译策略之外，其余便看译者对于如何求真的权衡了。
通过对谶语语料的分析可见，译内求真在普性翻译效果的基础之上将两位译者的译文放于同质条件下进行了简要分析，初步探讨了两种文本的艺术再现程度，这是典型的规范性翻译研究范式。然而局限于文本内部的分析终究是静止的，不深入的，而翻译却是深入社群，有实践意义的。因此，将译外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内涵和译者主观性等翻译外因素纳入考量才能进一步论证译文的务实程度。
3.2. 译外务实：务译文社会性之实
同翻译内相比，“翻译外”指的是翻译外部因素及其研究，主要关涉的是社会上的、环境上的问题，因此也可以称为“语言外”[4]。译外研究作为文本之外的务实度的研究，即译文服务于社会的程度，应对的是译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10]，故而在此视域下研究杨霍二人翻译《红楼梦》的社会性动因，能够客观反映译文的务实度。
翻译需求引出翻译行为，所谓需求可能是社会市场需求，客户需求，也可能是译者本身需求。对于杨宪益夫妇来说，他们与《红楼梦》之间的联结并不是译者主动的。杨译《红楼梦》并非出于自身兴趣或热爱，而是始于外文出版社的任务指派，其翻译目的是让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走出去，让西方世界有机会了解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18]。而知名汉学家霍克斯与《红楼梦》之间的缘分则完全始于他对《红楼梦》魅力的痴迷。霍克斯认为在文中发现的一切有目的的东西，都必须设法传达出来[19]，因此，他翻译一切的同时宜补则补[20]，旨在传达他在读《红楼梦》时的审美愉悦。
此外，译者的翻译环境也是影响其翻译行为的社会动因之一。杨宪益夫妇译《红楼梦》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社会大环境带给人的压力可想而知。而霍克斯为《红楼梦》甚至辞去教职，远离一切不相干的社会因素，专心从事令他感到快乐的翻译工作。
可见，社会是翻译实践进入流通领域的目的地[21]，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社会环境会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对于务实度的权衡，译者“社会人”的身份对其译本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通过对翻译“社会性”的分析，某些翻译现象的解释和翻译问题的解决得到了恰切的路径和视角[21]，故而在务实度的基础之上分析译者作为“语言人”时对翻译的求真程度是判断其译文的合理度的主要标准。
3.3.“求真”与“务实”的权衡
“求真”是面对原文的，“务实”是面对读者/社会的，前者看求真度，后者看务实度，而理性的译者处于原文要素和读者要素之间，其理性程度与文本平衡度决定着他行为的合理度[5]。为从相对客观的视角分析译者翻译红楼谶的合理度，笔者针对上文中两位译者所采取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进行了分类汇总，以便直观看出译者的翻译倾向。具体见下图1。
图中横轴为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纵轴为各项策略应用的次数。
根据数据得出，杨译对于谶语英译的处理手法大多采用语言翻译的策略，结合译者想要把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介绍给西方读者，故而保留民族思维方式和表达习惯[20]的务实角度来看，译者选择极力保持与原著的形神皆似，译文合理度较高。霍译多在采取语言翻译策略的同时兼用文外注释和绝对一般化策略，在译出其字面义的同时试图帮助读者解读谶语背后的所有信息，符合译者试图弱化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陌生感，用极强文学性和高度灵活性[20]激起读者兴趣的翻译目的，其合理度也较佳。此外，两位译者使用删除法的频率都较高，这主要是由于部分谶语形式诸如“拆字”在英文中无法保留的缘故，为了保证原文文学性的传达，只能进行适当取舍。
Figure 1.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prophetic in Hong Lou Meng
图1. 《红楼梦》中谶语文化专有项2个英译本之翻译策略
由此可见，两位译者出于社会因素的考量，对于“求真–务实”的程度都有各自的权衡，然而由于两方的译外“社会性”翻译目的和译内“语言性”翻译策略相契合，故而可以说两方的译者行为合理度都较高。
4. 结语
谶语增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文学性，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文学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研究谶语翻译有助于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本文以曹雪芹《红楼梦》的英译本为例，从译者行为批评角度总结了两位译者在翻译谶语时应用的主要翻译策略：除二者皆因不可避免的文化信息不可译性而频繁使用删除法外，杨译多用语言翻译，霍译多用语言翻译、文外注释、绝对一般化。前者保留源语特色，力求译文的形神皆似，后者将带有强烈文化色彩的谶语译成目的语读者能够接受的表达，弱化了读者对中国文学的陌生感。同时对译外社会环境进行了分析：谶语翻译是否再现源语的内在文化含义，取决于二人的翻译目的是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还是激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从周领顺[4]提出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看，体现了两位译者“务实为上，兼顾求真”的谶语翻译行为准则，摆脱了所谓“最佳译法”的规约和“求真”或“务实”的极端偏向，给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谶语翻译提供了新思路，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走出去”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