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布洛陀经诗》既是壮族的创世史诗，也是具有浓厚地方文化色彩的壮族民歌，专用于祭祀时喃唱。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创世神话、伦理道德、古典禁忌。它以诗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描述了布洛陀创造天地万物、讲述万物起源、传达远古生活习俗的过程，是一部全面反映壮族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经典之作，为布洛陀系列史诗中的代表作。
在内容上，融壮族的神话、古典、伦理、民俗为一体，思想深奥、字义晦涩。该史诗所记录的事件最早可追溯到上古石器时代，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融入了许多神话传说、民间歌谣、历史事件等内容，逐渐演变为体现壮族历史发展，又具有神秘神话色彩的“史诗”。从文学层面来看，该典籍语言价值巨大，文化内涵深厚，堪称中华古典文化瑰宝。
在语言上，全诗句子以五言或七言为主，节奏鲜明，适于吟唱；同时，辞藻丰富，涵盖众多古典、生活、生产等词汇以及方言用语。首先，其语言风格较为古朴典雅。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古代词汇和语法结构，如“蒙养”、“布土”等，体现着壮族人民的衣食住行和语言习惯。其次，选词形象生动，富有表现力。如“太阳像红铜烘烤着大地，月亮像银盘照耀着山川”，形象地描绘了太阳的火红和月亮的皎洁。最后，该经诗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它是壮族人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引入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词汇和俗语谚语，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和乡土文化气息。总之，《布洛陀经诗》的语言独特鲜明，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信息。这既是其研究价值所在，也是译者翻译之挑战和困难所在。
2. 《布洛陀经诗》英译本对比分析
根据勒弗维尔的理论，改写传统文本可以改变其意义，这种改写可以是文本结构上的变化，也可以是内容上的变化。在翻译领域，该理论强调以文化为转向的翻译实践。勒弗维尔认为翻译是改写最显著的形式，也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1]。翻译也是一项复杂的实践，并不只是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只有在特定的思想意识、诗学和赞助人的影响下，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他认为翻译即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对原文(source text)进行改写(rewriting)，其过程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制约：思想意识(ideology)、诗学(poetic)以及赞助人(sponsor)行为。
2.1. 思想意识
勒菲费尔认为，思想意识是“规范我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的统称”[1]。译者对译作的最终呈现受思想意识的约束，其中赞助人、读者以及译者的观念思想意识起着主要作用，勒菲费尔强调思想意识对于译作的主导作用，但并不否定译者的主体能动性对于译作的影响，由此可得，译作的呈现是译者主体能动性与思想意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以贺译与周译版布洛陀经诗为例，贺译与周译受不同文化背景与思想意识的影响，翻译视角与侧重点有所差异，贺译是故事的“讲述者”，周译是故事的“参与者”，体现出了“自己人”的立场。
例1 哪家不生男育女，请布洛陀来，儿女满堂[2]。
贺译：Whoever’s household lacks children and offspring, invite Baeu Rodo to come, and there will be children [3].
周译：If a couple not have children, with his bless they’d have more than one [3].
前者“there will be”强调“有或存在”的概念，后者“more than one”突出子嗣数量，这反映出中西方在子女观念上的差异。大多数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国、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一些家庭更注重孩子的培养和教育质量，而不是生育数量。受经济压力和福利制度的限制，有的家庭甚至会选择丁克或只生育一个孩子。与之相反，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人历来有重视传宗接代、追求多子多福的思想。认为子女多是一种福气，可以为家庭带来更多的劳动力和财富，意味着人丁兴旺、家族繁荣。虽然目前许多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改变，但在许多地方如乡村人们仍然保留着这类思想。
例2 那时不懂月头和月尾，不知黎明和傍晚[2]。
贺译：They knew not of the new moon and the dead moon; They knew not of the darkness or the night [3].
周译：Head or tail of a month indistinguishable more and dawn was yet no one know [3].
贺译借助了希腊神话中的“月”的意向来进行翻译，以此反映事物的新旧变化。月亮在希腊神话中象征着生死，受二元对立思想影响，西方人认为月亮是对立的，“new”象征着新生，与“dead”寓意结束，旧事物灭亡往往意味着新事物的诞生，事物以此生生不息。“Head or tail”采用隐喻手法表达月初月末，以物象为喻体来体现自然现象,体现了中国“自然物之喻”的文学传统。
在翻译中，贺大卫发挥译者主体性，引入了西方古典文化与价值观念，将西方读者的生活背景与文学偏好等因素融入其中，对译本进行适当改编，虽未能原封不动呈现原作面貌，却可以帮助读者理解译本。而周鲜艳的译文则最大程度保留了原作的文化色彩与传统思想观念，其译文更适合中国读者或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学者阅读。
2.2. 诗学
改写理论中的诗学主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规范、准则和观念。它涉及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文类、风格等各个方面，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接受。诗学不仅包括文学内部的规则和结构，也包括外部的社会文化因素对文学的影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考虑目标语言的诗学规范，以确保译文在目标文化中能够被接受和理解，因此，诗学对于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具有重要意义。勒弗维尔认为，诗学主要包含两个因素，即文学工具与文学角色。文学包括文体范畴、象征，以及典型的场景和人物；文学的角色指文学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译入语文化中的诗学规范以及译者所处的社会的诗学规范对译文会造成不同程度地改写。
例3：神灵点化，让我会修身，布洛陀让我会诵经养命[2]。
贺译：They allowed me to learn the way of cultivating the body. They allowed me to chant scripture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ife-span [3].
周译：Deities reveal to me the way to develop. Baeuqloxgdoh helps improve my character [3].
如例3所示，贺大卫在翻译典型人物“神灵”与“布洛陀”时，考虑到了中西语言的结构特点，模糊化处理，增加了句子的前后衔接性，这折射出译者在翻译中国古典典籍时的理解、思考与抉择，使译文在保留中华文化精髓的同时，符合英语受众思维。 同时，在翻译动词时，贺译兼顾“形美”与“意美”，采用名词(或动名词)重复出现的结构形式，在传达原诗歌韵律与节奏感同时，保留了诗文的意境美。周译稍逊一筹，虽表达出了原文含义，却缺乏美感与节奏感。
例4：在饮酒喝茶的日子里，请布洛陀来祈祷，请布洛陀来修言消灾[2]。
贺译：By day he drinks wine and tea we seek Grandfather that he may come and offer prayers; we seek Grandfather that he may come and put matters right with phrases [3].
周译：On days off east, on days of normal, we pray to Baeuqloxgdoh for his bless. On days of disaster, on days of dismal, we pray to Baeuqloxgdoh for his bless [3].
例4中，原句对仗工整、朗朗上口。贺译除了保留原文节律，还采取了押尾韵手法，增加了诗句“音美”效果，句子虽长，结构却清晰，重点突出。周译采用了增译法，将原文信息具体化，前后虽有对照感，却显得冗长，节奏不够鲜明。
2.3. 赞助人
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中提到了赞助人这一概念。赞助人对改写的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在改写过程中承担着监管和指导的责任。根据勒弗维尔的理论，改写是一种重新创作和再现的过程，旨在将原始文本进行转化、重构或重新解释。赞助人的职责是确保改写的内容符合其所设定的目标和要求，以及符合原文的版权和道德权益。在改写过程中，赞助人有时会向改写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便改写者能够更好地完成任务。
《布洛陀经诗》的英译代表是美国学者贺大卫，事实上，贺大卫对于壮族文化的研究是“19世纪末殖民主义的产物”的产物。19世纪末，资本主义加快了瓜分各国领土的步伐，西方列强企图在巩固东南亚的统治的同时，打开一条由东南亚进入中国的通道，于是开始对中国最大的少数民族壮族的文化进行研究，《布洛陀》便是其中的主要对象内容之一。西方学界企图通过壮族典籍的研究，为西方学习壮族语言、文化或进行东南亚研究与汉学交叉领域的研究提供辅助[4]。而中国学者周鲜艳对《布洛陀》的翻译应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结果，旨在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由此可知，西方资本家是贺译的赞助人，其翻译过程与结果受西方学界的监督和审查，译者在翻译时 “改写”的目的为帮助西方读者了解壮族典籍和中国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而周译明显带有中国特色，壮族文化特色保留较多。如在翻译对布洛陀的称呼时，贺版译为“Grandfather”，而周版则音译为“Beauqlogxgdoh”(壮：Baeuqloegdoz)。前者借助西方受众已有认知，进行“归化”引入，后者保留壮族文化特色，进行“异化”输出。
综上所述，在翻译过程中往往对原作进行“顺应性地改写”，使译作与译入语文化语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适应[5]。贺译受西方审美习惯、文化因素与价值观念的影响，在翻译时，主要采取了“归化”手段对译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虽未能完整呈现原作面貌，但能帮助西方读者理解译本，减少观念冲突。周译则主要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虽保留了译文的“中国特色”，却不一定能为目标读者所理解与接收。因此，总体而言，贺译质量更胜一筹，但周译背后的反映的文化差异问题，也只值得我们去深入探析。
3. 结语
谢天振也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添加和意译”[6]。译者为了使其译文能在译入语文化中被接受，往往会按照译入语的主流文学规范改写原文[7]。基于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本文对《布洛陀经诗》的贺译本和周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了思想意识、诗学以及赞助人对于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的影响。本文将该典籍翻译置于文化转向之中，研究了译本差异背后的壮族文化、价值观念等文化差异问题。对比可得：首先，译者所处的主观思想意识、诗学要素、主流价值观念以及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再创作”；其次，赞助人所赋予的译者的责任与其所设定的目标和要求，影响着译文的价值转向与信息传达重点的选择。最后，考虑到《布洛陀经诗》的语言风格及特点的特殊性，应采取“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用西方意象“重写”古籍，以帮助西方读者理解和感受壮族文化的魅力。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