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编排下玻纤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创造路径——以中国巨石为例
The Path to Value Creation through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Fiberglass Enterprises under Resource Orchestration—Taking China Jushi as an Example
DOI: 10.12677/jlce.2025.141002, PDF, HTML, XML,   
作者: 左 鑫:江西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赣州
关键词: 绿色转型价值创造玻纤企业资源编排Green Transformation Value Creation Fiberglass Enterprises Resource Orchestration
摘要: “十四五”规划下,玻璃纤维作为战略性新材料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国民经济各个领域。基于此,本文以中国巨石为例,从资源编排视角,按照“驱动因素–资源行为–价值创造”的逻辑思路深入剖析玻纤企业绿色转型过程。研究结果表明:(1) 随着企业绿色转型的进程不断深入,其主导驱动因素会发生转变,从满足“合法合规性”到追求“战略主动性”;(2) 不同绿色转型阶段企业价值创造的资源编排方式存在差异性,并且呈现出层层递进的特征。综上,本文为玻纤企业绿色转型实现价值创造提供一定参考。
Abstract: Under the “14th Five-Year Plan”, glass fiber,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strategic new material industry, is involved in all areas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takes China Jushi as an example,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fiberglass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orchestration, following the logical thinking of “driving factors-resource behavior-value cre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1) As the process of corporate green transformation continues to deepen, its dominant driving factors will change, from meeting “legal compliance” to pursuing “strategic proactivity”;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way enterprises create value through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they show a progressive characteristic. In summary, this paper provides certain references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fiberglass enterprises to achieve value creation.
文章引用:左鑫. 资源编排下玻纤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创造路径——以中国巨石为例[J]. 低碳经济, 2025, 14(1): 7-14. https://doi.org/10.12677/jlce.2025.141002

1. 引言

中国经济已经从快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推动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变得尤为迫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优先、资源节约和集约化使用、低碳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高质量发展的大潮中,众多重污染企业正在探索实现绿色转型的途径,以形成绿色竞争力,创造更多企业价值,并迈向可持续发展之路。但从现实来看,我国多数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仍然偏重于传统资源要素,企业环境绩效差强人意;并且部分重污染企业受限于绿色转型的前期大量成本投入和环境规制成本双重成本压力难以完美实现绿色转型。玻纤企业作为重污染企业的一个缩影,在绿色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价值创造问题是学者们探讨的焦点。

为此,本文以中国巨石为研究对象,从企业绿色转型整体动态视角切入,借助资源编排理论,探析玻纤企业如何通过绿色转型创造价值,试图揭开玻纤企业绿色转型价值创造背后的“面纱”,促进玻纤企业高质量发展。

2. 文献综述

当前企业绿色转型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动因、路径及绩效三个方面。从企业绿色转型动因来看,现有文献主要围绕以下3个层次:一是在政府政策层次,主要分析环境规制压力与激励政策扶持对企业绿色转型的驱动力。一方面,环境规制会强化企业规范合法性动机[1],促使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间接推动企业采取绿色转型[2];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减免[3]、绿色技术补贴[4]等政策扶持降低了企业额外成本支出,激励企业迅速更新生产设备与绿色技术转化,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动力。二是市场环境层次,已有研究认为产业内部激烈的市场环境会导致企业现有技术和产品难以保持已有竞争优势,激发企业绿色转型动力,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获取绿色竞争优势[5]。三是企业行为层次,企业具备的资源与能力是激励企业主动绿色转型的内在驱动力[6],绿色资源为企业绿色转型奠定基础,绿色能力则为企业带来技术与创新优势[7]。在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方面,包含了两种路径方式,一是绿色创新,企业通过绿色产品创新达到资源能源节约利用的目的,借助绿色过程创新促进生产过程减排降碳,进而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转型[8]。二是数字赋能,企业通过数字化建构资源基础、捆绑资源要素、撬动资源边界分别推动绿色结构化转型、绿色能力化转型、绿色杠杆化转型,实现绿色转型跃升[9]。从企业绿色转型的绩效来看,现有研究大多认为绿色转型有助于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企业绿色转型过程中的绿色创新会减少资源耗用量、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提升财务绩效[10]。并且,企业绿色转型中获得的环保补贴能够提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生产过程全绿色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进而增加环境绩效[11]

资源编排理论认为企业资源是价值创造的关键要素,企业通过识别、获取和重新配置各种资源,形成独特的资源组合,从而持续为其价值创造活动提供动力。企业绿色转型并非是一个静态资源获取、整合和利用的过程,而是一个动态、连续发展的过程,资源编排理论能够从动态视角解释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12]。故已有研究将资源编排与注意力基础观相结合,认为企业绿色转型的内在机制是从制度与市场逻辑驱动到资源编排行动,再到转型结果的渐进式演化过程[13]。企业需要依据不同绿色转型情境下的资源情况,利用资源识别能力匹配绿色转型需求,实施差异化资源行动,有效整合和汇集资源,从而实现高质量价值创造[14]

3. 案例介绍

中国巨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巨石”),主要经营玻璃纤维及其衍生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本文将中国巨石绿色转型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2011年至2017年为以“技术改造”为特征的绿色转向阶段。2011年,中国巨石被国家确定为第一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企业”,该事件标志着中国巨石开始在政府鼓励下探索出一条绿色发展新道路。此后,中国巨石依靠技术创新改造生产线,通过管理创新推进节能降耗项目建设。2017年,巨石九江入选全国首批“绿色工厂”名单,该阶段绿色转型初具成果。2018年至2023年为以“数智生态”为特征的绿色转型阶段。2018年,中国巨石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十五万吨智能生产线,依托数字化、智能化建设以实现技术、管理、质量及效益的全面蜕变,为企业绿色转型发展赋能,由此开启“数字 + 智能”的新模式绿色转型道路。2023年,巨石成都获得国家智能制造优秀场景和国家级“绿色工厂”荣誉,做到“绿色工厂”国内三地“全覆盖”,基本实现从绿色制造到绿色智造的跃升。

4. 案例分析

本文围绕玻璃纤维企业“绿色转型的各阶段驱动因素是什么”“如何利用资源行动推进绿色转型并实现价值创造”这两个问题,针对中国巨石绿色转型的两个阶段,借助“驱动因素–资源行为–价值创造”的因果逻辑框架,识别各阶段案例企业的主导驱动因素、剖析案例企业在不同绿色转型阶段下资源编排过程的典型特征,挖掘其价值创造的实现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演化框架。

4.1. 绿色转向阶段

4.1.1. 驱动因素识别

政府政策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市场环境与企业行为因素从属。从政府政策看,该阶段案例企业的绿色发展主要以遵循政府政策为导向,被动进行绿色转型,以获得合法合规性。一方面,政府推行支持性政策,从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等方面引导案例企业进行绿色转向发展,2011年中国巨石被认定为第一批“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企业”,政府通过对试点企业创建工作的具体指导,调动企业清洁生产的积极性,激励企业节能减排、提高资源产出。另一方面,国家对于玻纤行业的环保要求日益提高,2012年新的《玻璃纤维行业准入条件》颁布迫使企业淘汰落后工艺产能,加大技术改造投入,使得自身生产流程、污染排放等符合国家强制性环保要求。在市场环境上,案例企业在遵循政府导向和满足环境规制后,开始重视国内外市场对于绿色产品的需求,以及消费者对于清洁能源的期望,驱使企业向绿色转型发展。清洁环保的高性能玻纤产品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的急切需求也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从企业行为看,“走出去”战略的国际化需求促使中国巨石关注和响应东道国的环境标准,分析不同业务地区的绿色需求,更好地适应国际高标准的产品环保检测,中国巨石在行业中率先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等认证。

4.1.2. 资源编排过程

资源建构:“获取式资源建构”,是指企业从外部环境获取有用资源的方式构建绿色资源池。案例企业该阶段主要通过并购其他企业与购买外部专利的方式从外部环境获取绿色资源。中国巨石通过现金收购连云港中复连众部分股权,战略性扩张风机叶片生产与销售业务。并且,中国巨石在节能减排领域投入大规模资金,主要用于引进先进的节能技术和设备。“积累式资源建构”,是指企业从内部环境逐步积累并聚合可用资源,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绿色需求,形成新的绿色资源池。中国巨石构建了拥有绿色创新能力的技术团队,建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CNAS认证检测中心等平台,持续积累和发展创新资源。此外,中国巨石开始定期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彰显绿色企业形象,以期获得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的支持。“探索式资源建构”,是指企业挖掘有价值的资源,摒弃传统落伍资源,通过生产线节能技改、产品技术改进等方式筛选保留与绿色发展目标相契合的各类资源,搭建良性资源池。中国巨石通过对桐乡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项目进行技改,在废气余热回收等方面得到提升,降低了生产线产值能耗。并且,中国巨石对玻纤拉丝装臵等技术不断改进,改善能源利用效率。

资源捆绑:“维持式资源捆绑”,是指企业依托自身资源组合维持各类已有绿色能力。中国巨石通过成立节能降耗领导小组维持绿色治理能力,组织节能管理团队分析节能降耗深层次领域,科学合理推进节能降耗项目建设。并且中国巨石强化能源、资源计量监控体系建设保持绿色监督能力,建立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对标机制,提升完成主要节能减排指标的力度,开拓深层次节能减排。“丰富式资源捆绑”,是指企业从当前资源组合中抽取资源补充到绿色资源池中,丰富已有绿色能力。中国巨石依托外部引进和内部培养模式补充人力资源,组建了一支助力企业绿色发展的人员队伍,完善以人才为核心的绿色管理能力。“开拓式资源捆绑”,是指企业不再依赖传统的知识创造路径,而是将新获得资源与现有资源结合,开拓出新的绿色能力。中国巨石在生产工艺、硬件设施装备、产品配方方面均产生开拓式创新能力。中国巨石自主设计、建设出世界最大规模的单座无碱池窑生产线,“年产12万吨无碱玻纤池窑生产线”;掌握一系列世界级核心生产工艺,“无碱”和“中碱”池窑拉丝生产线全套技术等;E8产品突破高模量玻璃池窑生产的技术瓶颈,在玻璃配方领域全面超越竞争对手。

资源撬动:“协调式资源撬动”,是指企业利用协调策略“撬动”各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其价值创造过程。该阶段案例企业通过协调产业链实现绿色价值创造。中国巨石将节能环保理念向玻纤产业的上下游延伸,其建立的玻纤产品基础研究、产品研发以及相关复合材料的评价体系成为推出玻纤高端产品的基石。此外,中国巨石还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主导制定了《玻璃纤维短切原丝流动性的测定》等国家标准,将企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部署式资源撬动”,是指企业依靠优势资源深入洞察市场需求,实现企业价值在具体业务场景中的落地。中国巨石借助绿色转型带来的技术创新优势拓展产品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覆盖中、高端领域的环保产品,并且中国巨石的技术创新获得权威认可,实现绿色价值的应用场景落地。例如:“高性能玻璃纤维低成本大规模生产技术与成套装备开发”项目获2016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技术在埃及建立示范线,实现首次国外技术输出,并在国内多条生产线应用。绿色转向阶段价值创造过程具体见下图1

Figure 1.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in the green transition phase

1. 绿色转向阶段价值创造过程

4.2. 绿色转型阶段

4.2.1. 驱动因素识别

市场环境与企业行为开始主导,政府政策因素逐渐从属。在市场环境上,前阶段中国巨石绿色发展已经初具成效,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故该阶段案例企业绿色转型行为不再被动适应环境政策规制,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愈发重视未来市场的绿色技术创新需求,借助技术进步降低玻纤产品生产成本、提升材料性能,进而踏入技术门槛较高的高端应用市场,发展高端客户群体。另外,随着下游产业节能低碳要求更加严格,研发高性能的绿色玻纤产品将更为有力地渗透新能源环保领域,深化产品结构,扩大绿色竞争优势。而在企业行为方面,不同于绿色转向阶段,随着管理者绿色意识的持续提升和企业绿色形象的不断凸显,该阶段绿色转型发展不再是适应企业现有发展战略的一枚“棋子”,而是成为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战略之一。中国巨石提出“四化”战略,制造智能化、发展和谐化成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实施绿色制造、绿色运营,实现绿色价值创造。在政府政策上,案例企业通过前阶段的绿色改造升级,清洁生产已基本满足现时环境政策规制,已有环保风险很小,故该阶段企业的绿色转型行为更多地关注未来环境规制,以及响应国家战略发展获取先天优势。中国巨石积极响应“中国制造2025”国家发展战略,在创新发展、结构调整等方面对自身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探索智能化、绿色化发展道路。

4.2.2. 资源编排过程

资源建构:“剥离式资源建构”,是指企业通过剔除无效资源、处置非关键业务等方式实现资源精简。案例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剥离无用资源,通过技术创新调整铂铑比重,在满足企业使用需求前提下,减少了铑粉使用量,实现资源减量。此外,中国巨石为优化资产结构,以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巨石埃及24.99%股权,并以股权置换方式处置中复连众股权,做实、做稳玻璃纤维主业。“积累式资源建构”,案例企业在该阶段通过低碳生产技术研发、产学研合作、优化供应商管理等方式积累绿色资源池。中国巨石持续加大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每年将销售收入的3%左右用作研发投入,用于科技研发、管理创新等方面。中国巨石加强产学研合作,与客户、供应商开展技术交流合作,与当地技工学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培训、考评和输送工作。除此之外,中国巨石通过在管理、技术、资金上帮扶供应商,鼓励其同步绿色发展,建立合作共赢的供应商关系管理。中国巨石设立供应量管理委员会,不断优化整合供应商,减少采购风险;通过技术合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等实现互利合作,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供应链。“探索式资源建构”,案例企业在该阶段通过全力推进智能制造基地建设和智能化改造升级构建新的绿色资源池,加大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应用示范投入,加快建立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玻纤生产能源体系,建设高性能玻璃纤维零碳智能制造基地;智能化升级改造生产基地,通过光伏发电项目推动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发展零碳循环模式。

资源捆绑:“维持式资源捆绑”,该阶段案例企业充分依靠现有资源组合维持、巩固已有绿色能力。一方面,中国巨石深化绿色治理能力,构建了层级分明、权责清晰的四级ESG治理结构,自上而下落实ESG管理工作,推动绿色发展有序进行;并且企业加强环保监督管理,按照评估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建立应急预案机制月度组织开展自查自纠,解决在治理运维、固危废管理等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巨石推进创新项目精细化管理强化持续绿色创新能力,以智能制造技术装备、新产品开发计划为主线,完善创新管理运行机制,实现绿色创新工作的协同性。“丰富式资源捆绑”,案例企业通过绿色人员培训、智慧能源管理的方式提升绿色能力。中国巨石积极培养环保人才,定期组织环境制度培训与测试,开展绿色文化宣传活动,搭建节能减排交流平台,提升员工清洁生产能力;中国巨石还在生产环节推进智慧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增强绿色监管能力,精准实施节能降耗工作,智能分析生产能源使用,追踪玻纤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开拓式资源捆绑”,案例企业依靠“双创平台 + 生产制造模式变革”开拓绿色智能制造能力,“巨石智慧化全过程生产制造模式双创平台”项目依托智能工厂建设,围绕玻纤生产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产品全生命周期、整个研发流程开展工作,布局数字孪生、软件定义、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创新应用。

资源撬动:“调用式资源撬动”,是指企业通过调用资源组合与能力实现价值创造的资源撬动。案例企业调用内部各级成员建设专业化的环保队伍,从而建立规范化的绿色环保体系。中国巨石构筑了从高管到一线工段的三级管理组织架构,确保绿色工作方针贯彻落实,并反馈生产一线环保动态情况,实现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的“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以及能源的高效利用。“协调式资源撬动”,案例企业通过多元沟通渠道协调、行业绿色标准制定、绿色玻纤生态链构建的方式实现价值创造的资源撬动。中国巨石借助多元沟通渠道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诉求,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并且中国巨石牵头玻纤企业《绿色企业评价通则》等行业标准,引领玻纤行业高质量绿色发展。此外,中国巨石还通过构建绿色玻纤生态链加快绿色转型升级,实现能源供应端、能源消费端和人为固碳端的“三端发力”。“部署式资源撬动”,案例企业持续推进绿色创新成果转化、推广、应用工作,实现优秀成果价值最大化。中国巨石推进产学研用和技术输出深入融合,服务下游客户执行产品研发与测试,实现创新成果转化率100%;绿色产品产量占比和销售额占比皆达到100%,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绿色化。绿色转型阶段价值创造过程具体见下图2

Figure 2. The value creation process i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phase

2. 绿色转型阶段价值创造过程

5. 研究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第一,玻纤企业随着绿色转型的深入,主导驱动因素会发生转变。在绿色转向阶段,政府政策主导驱动中国巨石绿色发展,通过支持性政策和强制性规定促使企业淘汰落后工艺、提高资源产效,以实现生产过程的“合法合规性”。而在绿色转型阶段,中国巨石已初步取得绿色转型成果,基本满足现时环境规制,其绿色转型行为主要受行业环境和企业内部因素影响,呈现“战略主动性”特征。

第二,玻纤企业在不同绿色转型阶段价值创造的资源编排方式存在差异性,并且随着企业绿色转型的由浅入深,其资源编排过程呈现层层递进的特征。在资源建构方面,绿色转向阶段中国巨石注重积累绿色资源池;绿色转型阶段中国巨石则进一步优化、巩固已有绿色资源池。在资源捆绑方面,中国巨石在前阶段形成了绿色能力,后阶段则增强了绿色能力。在资源撬动方面,中国巨石在前阶段通过“撬动”产业链,实现绿色产品应用落地;后阶段通过“撬动”绿色玻纤生态链,搭建内部绿色环保体系,实现绿色优秀成果价值最大化。

5.2. 研究启示

从企业角度,一是玻纤企业在绿色转向阶段要重视资源积累,通过绿色并购、技术引进等方式获取各类价值资源,借助技术改造与管理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初步形成绿色能力,协调产业链上下游并拓展中高端产品领域以初步实现绿色价值创造。二是玻纤企业在绿色转型阶段要优化资源配置与完善能力组合,合理使用退出策略,弃用落后或不匹配资源,调整企业生产结构,使资源利用达到最佳效果,强化环保监督管理与绿色人员培训,增强已有绿色能力,参与绿色生态链建设,转化绿色创新成果,深度实现绿色价值创造。三是玻纤企业要重视数字智造与生态互联,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企业绿色转型,推动“数字 + 制造”技术融合发展,并且将智能装备、系统与人互联,实现精准管控与绿色运营,进而达成绿色转型赶超。

从政府角度,一是政府可以针对玻纤企业不同绿色阶段灵活设置财政政策,在绿色转型初期给予企业适当的环境规制压力,督促落后企业淘汰高污染、低效能生产设备,再借助渐进式的税收减免、技术补贴等激励政策扶持企业逐渐从绿色技术引进到绿色技术改造、再到绿色技术创新,并对其中优秀企业进行表彰并给予绿色荣誉,引导玻纤企业绿色转型从被动走向主动。二是政府可以在玻纤行业内搭建绿色技术合作与交流平台,发挥多主体的协同效应,促进产学研合作共同突破关键技术,推广、应用优秀绿色创新成果。三是政府可以让玻纤企业参与到行业绿色标准制定,激发企业活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以满足更高标准的环保要求,促进玻纤行业绿色技术升级和产品结构优化,引导玻纤企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晓祺, 宁金辉. 强制社会责任披露能否驱动企业绿色转型?——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 35(4): 69-77.
[2] 雷玉桃, 张淑雯, 孙菁靖.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20(23): 63-70.
[3] 李震, 王贝贝, 曹云辉. 增值税转型、税收激励与企业绿色发展[J]. 财经研究, 2023, 49(5): 109-123+153.
[4] 陈晓红, 王钰, 李喜华. 环境规制下区域间企业绿色技术转型策略演化稳定性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21, 41(7): 1732-1749.
[5] 侯建, 陈恒. 中国高专利密集度制造业技术创新绿色转型绩效及驱动因素研究[J]. 管理评论, 2018, 30(4): 59-69.
[6] Leonidou, L.C., Christodoulides, P., Kyrgidou, L.P. and Palihawadana, D. (2015) Internal Drivers and Performance Consequences of Small Firm Green Business Strateg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xternal Force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0, 585-606.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5-2670-9
[7] 孙宝连, 綦振法, 王心娟. 企业主动绿色管理战略驱动力研究[J]. 华东经济管理, 2009, 23(10): 81-84.
[8] 李俊夫, 李晓云. 制造业企业绿色转型的前因、路径与策略——基于碳中和视角的分析[J]. 现代管理科学, 2023(5): 124-132.
[9] 曹裕, 李想, 胡韩莉, 等. 数字化如何推动制造企业绿色转型?——资源编排理论视角下的探索性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3, 39(3): 96-112+126+113.
[10] Tang, M., Walsh, G., Lerner, D., Fitza, M.A. and Li, Q. (2017) Green Innovation, Managerial Concern and Firm Performance: An Empirical Study.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7, 39-51.
https://doi.org/10.1002/bse.1981
[11] 李婉红, 李娜. 绿色技术创新、智能化转型与制造企业环境绩效——基于门槛效应的实证研究[J]. 管理评论, 2023, 35(11): 90-101.
[12] Sirmon, D.G., Hitt, M.A., Ireland, R.D. and Gilbert, B.A. (2010) Resource Orchestration to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 Breadth, Depth, and Life Cycle Effects. Journal of Management, 37, 1390-1412.
https://doi.org/10.1177/0149206310385695
[13] 解学梅, 韩宇航. 本土制造业企业如何在绿色创新中实现“华丽转型” ?——基于注意力基础观的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22, 38(3): 76-106.
[14] 孔惠丽, 裴潇.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价值创造与演化——基于资源编排的案例研究[J]. 科技管理研究, 2023, 43(15): 227-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