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者于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周围世界(Umwelt)学说认为：“所谓‘周围世界’，就是生命体‘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拥有的’主体性的意义世界，它是生命体的感知所覆盖、它自身所创造的世界，基于符号关系而建立。由于不同物种的感知方式和范畴不尽相同，在同一个实际世界中，各种生命体建造出了不同的周围世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彼此各异的意义世界”[1]。海德格尔认为周围世界是一个鲜活的，与其他主体相关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人们通过别人的存在理解自己的存在，从而用周围世界的视角认识整个世界。“在人们的眼中，贴近的周围世界之所以会蜕变成疏远的自然世界，正是因为人们把此在与世界彼此绝缘而引起的，唯有借助于生存论的本体论眼光，周围世界才会从自然世界中重新凸显出来”[2]。周围世界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跳出主体性的认知框架，用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看待世界和他人，电影《小小的我》试图打破一种主体性的视角，打破普通人对残疾人带有偏见的想象和标签。
《小小的我》电影的主角刘春和是一个患有先天脑瘫疾病的20岁男性，电影开始他在居民楼的天台上悲观地写下“遗嘱”，而乐观外婆的到来却打开了刘春和充满希望的人生，电影就此拉开序幕。刘春和由于患上脑瘫，行动不便，吞咽功能不良，口齿说话也不是很清楚，在家中遭到父母的抛弃，他的母亲甚至把他比作动物园里的猩猩，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不要出来。刘春和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讲台上，还是在马路边，都会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不少人对刘春和脑瘫的疾病评头论足。对刘春和持有偏见的人群中，以自己的身体和所接触的世界的感知来衡量一位脑瘫患者，并且认为刘春和是多余的存在，甚至是刘春和的母亲都持有类似的想法，海德格尔认为周围世界“是一个他人共同此在的世界，他人共同参与构成世界，世界就其自身就包含他人。他人对于此–在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此–在的本质要素，此–在本质上是共在”[3]。
刘春和的母亲并没有把刘春和当作家庭中的一员看待，她执着于生二胎，弥补没有“健全”孩子的梦想，刘春和几乎是被他的母亲排斥在周围世界之外，但是他的外婆却总是支持刘春和，外婆向外人强调“刘春和是脑瘫，不是哈儿(重庆话‘憨包’)”，外婆试图消除其他人对“脑瘫”疾病字面意义的想象，而且还将刘春和主动加入到自己的周围世界之中，与自己组建的老年合唱团的成员照面，还成为其中的一位鼓手。“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没有完全孤立的个人，也没有私有的、个人的世界。任何人都在人际间相互理解；世界是我和别人共同理解的世界”[4]。外婆认可理解了刘春和存在的价值，刘春和也成就了老年合唱团的演出，对他人周围世界的换位思考和理解，实现了两个主体的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共同此在”的重要性。
2. 世界的个体性：个体感知模塑的周围世界
刘春和由于行动不便，拥有超越常人的感知，他的周围世界必然与常人不同，在这一个体性的周围世界之下，刘春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能力和价值，这些能力和价值是他不输常人，引以为傲，在某种情况是他与他人周围世界重叠复合的关键。
电影中刘春和凭借学习击鼓不服输的精神认识了女孩雅雅，雅雅对刘春和的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雅雅来到刘春和的房间看到刘春和书架上堆满了书，问刘春和“书架上的书你都看过吗？”刘春和反问“那你衣柜里的衣服都穿过吗？”雅雅说：“没有”，但刘春和却说“当你手脚不方便时，看书变得容易，你柜子里的衣服没有全部穿过，但我柜子里的书都看过。”刘春和无法避免的疾病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的同时，凭借他的顽强的毅力，也给他带来好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按照刘春和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记忆力好的普通人”。刘春和有自己的感知，用自己的感知塑造着自己的周围世界，因为他腿脚不便，他对世界的感知不同于常人用直接经验感知世界，而是用间接经验，读书成为刘春和感知世界的主要接触方式，因此培养了刘春和阅读能力和记忆力，能够在高考中超出一本线很多分，并且能够通过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和诗人余秀华形成了现实的互文关系。
3. 主体的价值：去中心化的周围世界
周围世界的理论强调对主体价值的凸显，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感知模塑着自己的周围世界，不同的周围世界只不过是不同感知下的意义世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正是片名中英文译名差异所强调的“小小的我，也有大大的世界”，每一个主体都共同分有这个自在世界，在自在世界之上形成自己独特的意义世界，每一个主体都有分有这个自在世界的权利，刘春和的母亲却认为刘春和应该像关在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不要出来，刘春和的母亲不仅对刘春和的自在世界进行管辖，意义世界也深受其控制，导致刘春和的周围世界无法获得独立，长期处于绝望的处境之中。海德格尔说“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5]刘春和的存在与世界上的其他主体一样，都是“共同此在”，公交车司机嘲讽刘春和“像这样就不要出来坐公交”，公交车司机并没有意识到他人与自己的存在状态是“共同此在”。
海德格尔认为：“但对他人来照面的情况的描述却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因此人的认知图示中，先验地存在着“以己度人”的思维范式，用自己的身体衡量或是认知世界。电影中的刘春和因为脑瘫疾病，走路、吃饭、说话等都和常人不同，打鼓的老刁先验地认为脑瘫的刘春和手指舒展不开，肌肉用力都不对，不可能学会打鼓，但是后来刘春和和老刁比赛打鼓，老刁却满头大汗；刘春和的母亲先验地认为刘春和与教师形象不符，师范大学不会给他发录取通知书，一再阻止刘春和考师范大学当老师，最后刘春和仍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刘春和的暧昧对象雅雅，看到刘春和脑瘫导致的残疾，先验地认为刘春和的性功能也受到影响，不会男性的勃起，刘春和强调自己是一个二十岁的成年男性，并不像他人想象中的那样；公交集团的领导虽然关注到刘春和的疾病导致的出行不便，却在听证会上为他送上了米面油，把刘春和当作时刻被帮扶的对象，没有真正把他当作一个拥有独立意义世界，与自己共同此在的另一个主体。以上这些人物设定都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以自己的此在为准”，那么“共同此在”就会被遮蔽，唯一认可刘春和独立周围世界的人是他的外婆还有合唱团一帮老年人。刘春和的外婆帮着他和管教森严的母亲“打游击战”，只要刘春和想做的事，外婆就没有一件是阻止的。帮助刘春和学习开车，应聘老师和咖啡馆的工作，帮他攒学费，甚至在暗中帮他追女孩，在外婆一步步的鼓励下，刘春和完成了很多之前受到母亲干涉无法完成的愿望，刘春和找到咖啡馆工作那一刻，感叹道不只有了钱，更有了尊严，在外婆的支持下，自己的价值得到咖啡馆老板的认可，成功胜任咖啡馆的工作。刘春和的周围世界得到外婆的认可和尊重，刘春和存在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4. 边缘化的“弃民”：周围世界的相互映照
《小小的我》中除了表现处在社会边缘的刘春和，还表现了一批处于社会边缘的“数字弃民”——老年合唱团的成员。“数字弃民”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Wesley Fryer在2006年提出，指因为各种原因而远离数字化的人群，老年合唱团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面对各种退休金的身份识别和网络操作显得无助，刘春和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数码设备的熟知，成为这帮老年合唱团的“救星”，刘春和第一次在一个公共场域下获得公共认可，认可他的群体，和他一样的处境，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周围世界可以说是接近的，他们的周围世界能够相互映照，刘春和不只在老年合唱团中充当填补“数字鸿沟”的角色，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老刁同台竞争的鼓手，并且在片尾刘春和帮助合唱团承当鼓手一职，顺利完成了演出，刘春和在听证会上说一直以来遇到的人中，没有人真正地直视他，唯有他遇到的这帮老年合唱团的人，他顺利融入这个群体中，他找到了同类。刘春和和这帮老年合唱团的老年人周围世界相互映射，彼此认同。
除此之外，刘春和收养的一只流浪猫叫“雷震子”，在电影中以骨灰的形式多次出现，刘春和收养这只流浪猫的原因是这只猫腿受伤了，走起路来和自己一样，但是小猫后来死了，一直成为刘春和的心结，在刘春和吃糖噎到，生命垂危之际，恍惚间看到了这只叫雷震子的猫，或许小猫是刘春和为数不多的伙伴，他们的周围世界都相近，都处于被边缘化，小猫的身体状况和他类似，直到小猫死去，刘春和仍然留着小猫的骨灰，直到电影结束才打开心结，把小猫的骨灰撒在风景秀丽的湖边，小猫的周围世界和刘春和的周围世界相互映照。刘春和还有一幕投喂流浪狗的镜头，也体现出被边缘化的群体之间通过相互接近的周围世界的映照，形成认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5. 结语
《小小的我》是一部打破普通人对脑瘫患者疾病想象的温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社会群体关注到脑瘫患者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脑瘫患者独立的周围世界，过分地关注和帮扶可能还不如对他们的认同、尊重和鼓励，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我”，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变成“弃民”的身份，但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大大的世界”的权力，在这个世界里，自己的路需要自己走，自己成就自己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