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般而言，独白被当作一种个体与自我对话的方式而被不假思索的运用。独白具有某种内省机制，还带一点审美趣味，往往被文学、戏剧所钟爱。但独白到底是什么？似乎还缺乏全面的审视。语言用于交流，而作为一种言语形式的独白本身不是为了交流，因此它是一种独特而微妙的“言说”。语言也用于思考，那么，独白又是一种思维形式。我们几乎可以说任何思维的概念都带有“语言性”，但我们大概不能说任何思维概念都带有“言说性”，例如我思、反思、沉思等。事实上大部分思维概念都不具有言说性质，那么这种比较少见的思维和言语的二重性能够赋予“独白”怎样的独特性呢？本文试图通过对“独白”“内部言语”和“自我对话”等概念的辨析，来探索“独白”的从思维到言语的过渡性质。并以此作为进路，通过概念分析确立“独白”的时间性和功能性概念层次。还会稍微提及“独白”概念在现代性问题和理性重构中的某种可能性。
Abstract: Monologues are generally used thoughtlessly as a way for an individual to dialogue with oneself. Featuring a certain introspective mechanism and an aesthetic appeal, monologues are favored by literature and drama. But what exactly is a monologue? It seems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scrutiny. Language is used for communication, and as a form of speech, monologue is not meant for communication, thus making it a unique and subtle “utterance”. Language is also used for thinking, hence, monologue is a form of thought. It could be said that almost every concept of thought has “linguistic” characteristics, but it is probably not accurate to say that every concept of thought has “utteranc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inking, reflecting, and contemplating. In fact, most concepts of thought do not possess the nature of utterance. What unique characteristics can this rare duality of thought and speech confer upon “monologu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monologue from thought to speech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oncepts such as “monologue”, “internal speech”, and “self-dialogue”. Using this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paper establishes the temporal and functional conceptual levels of “monologue” through conceptual analysis. It also briefly touches on the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monologue” in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rational reconstruction.
1. 关于独白一般性的概念解释
按照《英华大辞典》(1984)的解释，“monolog = monologue”，源自希腊语“monos”(意为“单一”)和“logos”(意为“话语、理性、规律”)。“monologue”指“(剧中)独白；独白场面；独角戏剧本；(不使别人开口的)独说独讲；独白诗”。“monologue”还可以指使别人无法插嘴的长篇、冗长、滔滔不绝的话。可泛指任何形式的单人发言。英文中比较少提及独白的内心世界或思想流露。而是强调演员独自一人对观众或自己讲话。有个别材料提到英文中的独白可能具有情感和道德宣讲性质。
独白在俄语中的意思与英语很相似。“монолог”指“① 〈剧〉独白，② 自言自语；滔滔不绝的话”(见《大俄汉词典》，1985)。从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文学理论中，能感受到独白在俄语文学和艺术上的重要性，尤其在展示角色的内心世界或思想上。在俄语文学作品中，独白也常用来描述某种形式(尤指非互动)的哲学反思或自我表达。
而在汉语中独白指“戏剧、电影中角色独自抒发个人情感和愿望的话(见《现代汉语词典》，1979)。”中文的“独白”可能更侧重于角色的内心表达，反映出人物的内心独白或情感流露。常带有更强的内心情感或哲学思考的成分。
总之，独白在文学中主要用于展现人物内心世界；在戏剧中则用于独自对观众、其他角色，或自己讲话；在不同的文化中，例如从英文到俄语再到中文，独白似乎具有从“言说性”逐步向“思维性”偏移的微妙变化。从词源学来看，“logos”的基本含义是语言、理性、世界规则，是从思维到外部世界交流的关键工具。由此可推知，独白“monologue”可能具有强调个体从内在思维转到外部世界交流的含义。
2. “独白”：从“思维”到“言语”的过渡
列夫·维果茨基(Lev Vygotsky)在《思维与语言》(Thought and Language)中，研究了“内部言语”(inner speech)的形成与功能，将其视为童年时期从外部言语到内部言语的转化过程。“内部言语”随着语言的社会功能和自我功能的分化同时从儿童的“外部言语”中分离出来。从这本书的主题和内容来看，它是为“内部言语”奠定理论基础的著作。它采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法，结合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研究方法，在阐释语言与思维的相互作用上，以及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的关系上为教育心理学和认知科学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第一章，维果茨基提到“内化”概念，即通过社会实践将外部言语转化为个体内部言语。结合康德先验感性和先验范畴的分析框架，以及乔姆斯基的先验语言能力说，我们可以推知：人类可能是通过先验的语言能力结合实践创造了语言符号，然后内化为概念。随着语言逐渐丰富，内化产生的概念和经验越来越丰富。当语言逐渐成熟，也标志着思维的成熟。在外部言语方面，就表现出社会性，“整个发展遵循以下的路线：语言的主要功能(不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是交流，也即社会性接触。”[1] (p. 52)基于此，维果茨基批判让–皮亚杰(Jean Piaget)从“自我中心言语”到“社会语言”的儿童语言发展理论，忽略了儿童身处的这种社会性。维果茨基强调“自我中心言语在从有声语言到内部言语的演化过程中是一个过渡阶段。”[1] (p. 51)他还说“儿童最初的语言就是纯粹社会性的，自我中心言语不是从我向语言转化到社会语言，而是从外部社会语言转化到内部个人语言。”[1] (p. 15)但他同时又强调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更是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语言是从“外部运作向内转化，并在这一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儿童开始用脑子计数，运用‘逻辑记忆’，也就是说，运用内部的联系和符号。”[1] (p. 20)从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的分化来看，“内部言语越来越成为思维的工具，而儿童思维的发展则依赖于他对这种思维活动的社会工具的掌握。”[1] (p. 15)因此，在维果茨基看来，外部言语主要是交往的语言，而内部言语主要承担思考的功能。“内部言语是为个体自身的语言；而外部言语则是为他人的语言。……外部言语是思维向言语的转化，是思维的具体化和客观表现。而对于内部言语，该过程被颠倒过来：言语转化成内在思维。”[1] (p. 176)。
也就是说，维果茨基认为外部言语和内部言语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现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问：是否有一种概念在承担内部言语(思维)和外部言语(交流)之间转化的中介职能呢？或者换一种问法：是哪一种功能性概念在内部言语(思维)和外部言语(交流)的基础上在承担着这二者之间相互转化的过渡环节呢？尽管维果茨基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这三个方面：1) 儿童的思维和语言能力来自从外部言语向内部言语的转化。2) 深入揭示内部言语的本质和特点，从而凸显思维的语言性特点。3) 通过实验结合理论的方法，构建儿童内部言语发展的理论框架1。一言以蔽之，他致力于以“内部言语”这个概念为其载体，从语言的“交流功能”中，将同等重要的语言的“思维功能”独立出来。但是，当内部言语从外部言语中独立出来，二者的连接性概念，尤其是从内部言语转到外部言语时的过渡概念，是维果茨基尚未处理的问题。不过，在另一处谈到内部言语的无声特性时，他说“内部言语在形式上可能接近外部言语，或者甚至完全变得像外部言语——例如，在仔细考虑即将要做的讲座时，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各自都影响着对方。”[1] (p. 83)维果茨基在此点出了内部言语向外部言语过渡时，可能存在一种过渡的语言或思考的形式：即个体在内心预演即将对别人说的话。那此刻我们的问题将变成：究竟哪一种概念能够承担从内部言语(思维)和外部言语(交流)之间过渡呢？从独白的词源学和一般性概念解释来看，它似乎可以承担这一功能。无论在俄语、英语，或中文背景下，独白总是具有一种随时可以转变到与他者言说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常说：我想到哪里说到哪里。这句话其实是说：我没有多少思考时间或几乎来不及思考，那么，当我想到的时候，我就会不加审视直接说出来。换句话说，如果条件允许，我们都是想好了再说。怎么想？可能很大程度上就是用独白来结构化想说的话，然后输出外部言语。这个结构化的过程就是语言从内部到外部的过渡形式。或许，独白兼具内部言语的思维性和外部言语的交流性，或者说，独白是一种在内部言语和外部言语双重奠基下的“言语”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思维”形式。正是因为其过渡性质带来了独白的模糊性和显隐二重性，独白是一种微妙的语言形式，因此在文学作品中、在个体的意识流中，或外显、或隐藏、或流淌。我们换一个角度，按照维果茨基的观点，内部言语是为包括独白在内的各种思维形式奠基的概念，他甚至认为“思维是通过语言才开始产生并存在的。”[1] (p. 169)我们如果对比思维的诸形式，就会发现独白的思维外化的属性非常明显，一种动态的、丰富的、微妙的外显。因此，独白可能比较适合成为从内部言语到外部言语的中介环节。事实上，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独白哪里仅限于文学？小孩子总是在自言自语中成长；独自长途驾驶中的人不断和自己聊天；对着镜子无数次的练习讲话稿……
3. 自我对话：“自我对话式独白”或“多声部独白”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大量的、在文学理论的意义上使用独白来定义一种“独白型”写作方式，并提出在写作方式上独白(monologic)与对话(dialogic)的对立。一方面他反复强调，作为一种反单一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所要反对的“独白型写作”，是批判大部分作者，让他们笔下所有人物的独白与对话，都成为作者本人把自己的意思灌进人物嘴里的独白型写作。当然，他也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详尽讨论了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的独白——“自我对话”。米哈伊尔·巴赫金认为所有的思想都具有“对话性”，即思想总是作为对另一个思想的回应产生的，即便在个体内部，思想也是通过“自我对话”产生的。并且，巴赫金认为个体的内在思维本质上就是对话性的。即个体的意识通常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对话，不仅是对外界声音的回应，也是自我与自我的对话。关于“自我对话的功能本身”，巴赫金有一句“简略地回答如下：对话能使主人公用自己的声音来代替他人的声音。”[2] (p. 292)巴赫金谈到陀翁“晚期创作的主要倾向是：使风格和语调变得平淡而准确，不带感情色彩。”但是，一旦平淡的叙述“被强烈评价性的语调所替代，……这些语调也正产生于主人公可能的内在的自我对话和对话之中。”巴赫金在分析“地下室人”时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不是一个客体形象，而是一种价值十足的议论，是纯粹的声音，我们不是看见这个主人公，而是听见他；……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主人公承受特殊的精神折磨，以此逼主人公把达到极度紧张的自我意识讲出来。在通过自我意识和自我表述来塑造主人公时，描绘上述的精神折磨，就可以使一切物质的和客体的东西、一切固定不变的东西、一切外部和中性的东西，全都溶于其中而不见了[2] (pp. 90-91)。
这就是“自我对话”的力量，力透纸背的消溶和解构力！有力量的“自我对话”需要一种推力，例如精神折磨，尤其是多角色“自我对话”，需要消耗很大的认知资源和生命能量，它是一场艰辛而残酷的斗争，挡无可挡，无处藏身，只得在暴风雪夜砥砺前行。它能产生出对蚀骨之痛的舔舐感，在极痛苦中感受到一丝病态审美的快感莫名袭来，也可能化为生命的意志，偶尔可能会有超越平凡生活的现象。在评述《罪与罚》拉斯克尔尼科夫的内心独白时，巴赫金提到拉斯克尔尼科夫在做出杀死那个老太婆的最后抉择前，展开的紧张和至关重要的自我对话，“每句话里都有两个声音在争辩……对话渗透到每个词句中，激起两种声音的斗争和交替。”[2] (p. 118)在他内心对话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真理，按照自己的常识生活，还有互相之间的关系，如抱怨、怜悯等在这些以内心独白展现的“微型对话”[2] (p. 118)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从概念上说，“自我对话”指的是主体在意识中的多重视角或内在声音之间的互动。而“独白”则强调主体在无外部参与者情况下表达自我思考的过程。我们可以直观到“自我对话”其实就是“独白”，但这还缺少必要的审视。在概念整合中，可将“自我对话”视为“独白”中的内在多声部或多视角元素，从而将其视为“复数视角的独白”或“多声部独白”，也可称为“自我对话式独白”。如果按照巴赫金的描述，“双声部”可能是“多声部独白”的主要形式，在小说人物的“内在对话”中，人物引入另一个“异质性”的声音与自我对话，就异质性蕴含的潜力而言，话题永远不可能被耗尽。这是由于能够反映真实世界的小说的自我对话，是从历史的“社会分层和异质语言”中有机生长出来的[3] (pp. 325-326)，它在小说里面生长延异，就像它在现实中生长一样。总之，“多声部独白(自我对话式独白)”，尤其是双声部，很可能是独白的主要形式，这与我们的经验吻合。
4. 从“多声部独白”到其他独白形式
如前所述，维果茨基的研究揭示了“内部言语(思维)”和“外部言语(交流)”之间的边界，而独白这个概念兼具语言性和思维性，可能具备从思维到言语的过渡性。但是，“独白”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承担起从“思维”到“对话”的过渡职能的呢？由于从“思维”到“言语”是一个时间上前后相继的过程，我们似乎可以从“独白”运作的时间线上，区分出不同功能的独白类型，从而进一步塑造独白的概念清晰度和理论强度。
根据对巴赫金“对话性”文学理论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到“多声部独白(自我对话式独白)”的形式。相对于此，我们很容易区分出“单声部独白(内在独白)”，其实就是内心独白，最基础的独白形式。它可以有情感宣泄、问题审视和价值判断等核心作用。也可以有娱乐消遣功能，可能还有别的功能。实际上，“单声部独白”总有一个倾听者，那就是“自我意识”，一旦自我意识上前搭话，立刻就转化为“多声部独白”。而且，(尽管我们未必完全赞同)巴赫金曾断言“双声部的内在对话”不会被纳入任何真实的对话框架[3] (p. 326)。意思是它总在内心萦绕而不外显，不能向言语过渡。那么，什么样的独白能够承担起从思维到言语的过渡呢？其实，相对于“内在独白”，我们又可以区分出“外显独白(前交往独白)”，维果茨基认为“在仔细考虑即将要做的讲座时，”内部言语与外部言语结构一致。实际上他提到的这个当口，所对应的独白的形式，就应该是“外显独白”。例如在构思即将到来的演讲的独白；或者，用日记作为独白的工具，整理讲话稿；抑或，对着镜子重复演练第二天的重要讲话等。如果我们已经考虑到“外显独白”这种“前交往独白”的存在，再往前多走一步，我们就来到了“交往独白”。事实上，“交往独白”的确存在，而且极为普遍。我们前面提到过，“我想到哪说到哪。”这句日常用语的言下之意是：我没时间对“想到怎么说”加以审视，所以，只能“想到就说”。很显然，不管有没有审视这个环节，我们总是想到之后才能说出来，这个“想到”其实也是一种独白形式，我们可以称之为“言前独白(交往独白)”，一种总是和言语相生相伴的独白。维果茨基认为“外部言语是思维向言语的转化，是思维的具体化和客观表现。”[1] (p. 176)那么，“外显独白”和“言前独白”可能确实能帮助个体平衡“主观体验”和“客观表述”，例如：有时我们会在马上要说出口时，临时用一个情感色彩不同的词语把先前想好那个替换下来。还是刚才的思路，如果时间允许，我们就不仅是“想到就说”，而是对“想到”的加以审视，从而达到“想好了”的程度再说。“想好了再说”包含了三个动作：想到、审视、说出来。想到对应“言前独白”，审视对应“反思性独白”，说出来对应“交往理性”(关于交往理性，下面还会提到)。“反思”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人文和思维的概念，比如：“我思”在笛卡尔的语境中具有本体的地位，而“反思”总是与我思连接，因此，“反思”也具有本体的地位。事实上康德的“先验统觉”的确在先验的层次上统一了我思和反思。由于“独白”强调了，以及外化了“反思”的言语性质，“反思性独白”可能成为比“反思”更具实践意义的思维工具。
总之，单声部独白(内在独白)、多声部独白(自我对话式独白)、外显独白(前交往独白)、言前独白(交往独白)，以及反思性独白，这种多层次框架可以较好地包容独白的不同表现形式，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框架。当然，关于独白的多层次概念框架，作为一个哲学、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等跨学科的概念体系，首先从理论上还需要引入更充分的批判性和扩展性论证。另外，后期可以通过设计实验和案例研究，进一步探索独白的表现形式及其影响，形成更适当的独白理论框架。同时，这是一个有待验证的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理论框架，待理论较为可行后，还可以应用于实际情境，如文学创作、教育实践、心理治疗等，来验证独白理论框架在不同领域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5. 独白：是否站在了形而上学和后形而上学范式转型的当口？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提出，以先验实用主义作为第一哲学的第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古典形而上学的存在论的基础，探索终极的存在，永恒的秩序。但由于其静态的形而上学假设而受到近代哲学的拒斥。第二种范式是近代以笛卡尔、康德等人为代表的主体意识哲学，由于忽视语言、交往和社会实践对理性和伦理的影响而无法满足现代的需要。但是，第一和第二种范式作为过去形而上学的范式是得到广泛认可的。而到底什么是后形而上学的范式(或者阿佩尔所言之第一哲学的第三种范式)恐怕至今仍无定论。因此，阿佩尔提出的不是一个确定的陈述，而是隐含着后形而上学范式之争的问题。阿佩尔强调第一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传统形而上学的存在论基础和近代主体性(自我意识或主体理性)转向语言的先验条件[4]。这一点本身是有一定共识的，分析哲学、存在主义、解释学、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普遍语用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现代哲学从主体性哲学向语言哲学转向的特点。至于阿佩尔的先验实用主义，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的解释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哪一个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后形而上学的范式，恐怕并不是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而哪些最迫切的问题可能是所谓的现代性问题，一般认为是启蒙理性倡导的平等自由反而变成了权力和控制，以及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导致的商品异化和文化异化，还有诸如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化。具体而言，例如：人的精神世界愈发封闭，行为上却被要求逐渐标准化。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城市，人与人之间需要的交流越少，同时，思维的内在性和封闭性程度越高，人逐渐成为原子化的存在。
哈贝马斯构建“交往理性”理论，正是为了回应现代社会中的两大问题：工具理性扩张导致的异化，以及社会整合的危机。他的基本思路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平衡工具理性，达到重构启蒙理性，获取完善的理性框架的目的。同时用“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学”重建人类整体性，并为社会提供法律、规范和伦理的普遍性基础。然而，哈贝马斯几乎略过了“主体性”，直接从“主体间性”出发，构建起“交往理性”。这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对立，这也意味着内部言语(思维)与外部言语(交流)脱钩。换句话说，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原本应该以“主体性”为交往的基础，然而，这个看似完善的理论体系却可能由于主体性建设不够扎实，而存在缺陷，从而不能在实践中真正关照到个体的“主体性”和“非理性”，及其悖论性的“存在”状况。并且，由于“交往理性”和“商谈伦理学”看上去比较完善，反而可能造成意识形态性质的误用。
如果“独白”从思维到言语的过渡性成立，那它就天然地站在了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的范式转型的当口。这有什么意义呢？“独白”能有多大理论潜力尚不可知。不过，如果利用“独白”的过渡性，构建一个从主体(主观性思维)向主体间(客观化言语)过渡的理论框架，将有可能协调主观性(情感、非理性、主体理性)与客观性(交往理性、技术理性)之间的关系，为重构理性的概念提供可能的便利。为哈贝马斯缺失了“主体性”的“交往理性”提供批评的修补。我们可以设想更全面和平衡的“交往理性”理论，不仅仅只是在“主体间”构建公平的对话机制，也应该兼顾从“主体(思维)”到“主体间(言语)”的过渡。并且，实际的交往过程本来就是从思维到言语，再从言语到思维的循环。换句话说，“交往理性”和“主体理性”本来就是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离开了内部言语(思维)的外部言语(交往)不能成立一样，离开了“主体理性”的“交往理性”恐怕也很难成立。
NOTES
1因此他说“从思维向语言的运动和从语言向思维的运动。语言的两个方面(内部的、意义的方面和外部的、声音的方面)彼此具有特殊的运动规律。”([俄国] L·维果茨基. 思维和语言[M]. 李维,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2-13)。以及“我们的实验使我们深信内部言语不能被看做是语言减去声音，而是一种完全独立的语言功能。”(同上，页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