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共同富裕不仅关乎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涉及人民精神生活的丰富与提升，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体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为我们理解精神生活的本质及其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提供了深刻的洞见。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精神生产的构成、特性及功能，揭示了其与物质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理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为当代社会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2.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科学意涵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精神生产”概念融入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之中，并在理论上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将精神交往与物质活动紧密结合的话语分析框架。《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解读与方法论探讨已逐渐形成系统框架，显著促进了该领域学术研究的进步。
(一)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构成及特征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中，“精神生产”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具有清晰而深刻的构成以及独特显著的特征。
第一，从“精神生产”构成来看，人类在实践进程中所积累的群体性力量成为“精神生产”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这一论断否定了抽象人性论，深刻揭示了不是“单独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中汇聚起强大的力量，为“精神生产”提供了可能。客观环境上，自然界赋予人类以物质基础与创作素材，构成了精神生产的重要源泉；人类社会则扮演着精神生产培育场的角色，其中的社会关系、文化积淀与制度框架共同塑造着精神生产的方向与内容。作为精神生产的核心主体，人类个体的感知能力、思维活动及创造力在这一环境中得以充分展现。自然界、人类社会、人本身三者交互作用最大限度地激发“精神生产潜能”，推动精神成果的持续涌现。运行规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指明了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直接制约着精神生产的广度和深度，精神生产是对物质生产活动的反映和升华。
第二，从“精神生产”的特性来看。自觉性是人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意识自觉这一特性，本质上是人类高度发达的大脑所赋予的一种非凡能力。人类凭借着这种自觉性，能够对自身所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物以及即将展开的行为等进行主动且深入的思考、分析与判断。与其他动物纯粹基于本能的“生命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是这种意识自觉清晰且决然地划清了人与其他“生命活动”的界限。创造性是“精神生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人类的精神生产过程中，不断创新思维、突破传统，为社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智慧，这些积极的实践行为正是创造性的鲜活体现。在精神生产历史的变迁中，阶级性的特征得到了充分展现与凸显。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力量[3]。”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往往主导精神产品的生产，使其符合自身的利益需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精神生产烙上了阶级的印记。而精神生产的动态演进趋势则体现了其发展特性。在全球化进程中，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民族文化将逐渐融入世界文化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道：“过去，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及闭关自守的状态，已经被各民族之间多方面的交流与相互依赖所取代。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上，也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4]。”这一论述表明，精神生产必然与世界文化活动紧密相连，并在交流与互鉴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与创新，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
(二)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现实功能
在探讨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的复杂过程中，“精神生产”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人类文化创造与知识传承的核心机制，“精神生产”不仅深刻影响着个体的精神需求满足及能力提升，更在宏观层面扮演着推动社会制度演变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角色。
第二，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看，“精神生产”在推动社会制度变革和维护政权稳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精神生产在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关键作用。从社会制度变革的视角审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理论阐明了思想与精神生产在社会制度创新全过程中的紧密相连。在社会动荡时期，“精神生产”展现出其变革的功能，为新兴阶级推翻旧统治阶级提供了思想武器，探索革命真理的路径。同时，它通过合理的道德说教来分化新旧阶级，削弱旧制度的思想基础，进而有效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反之，当政权稳定、国家形态稳固时，“精神生产”继续发挥作用。其所产出的政策法规、思想文化以及艺术活动等成果，为处于相对落后的社会阶层突破既有理论框架的束缚提供了关键的支持与帮助。这些精神产品以新观念重塑民众的世界观，培养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为政权的稳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它们也推动科技创新理念等精神生产成果在经济建设中的应用，从而推动生产，政权和制度的变革。
3.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的认知结构
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之精髓，离不开对其认知结构的解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物质生产”构成了“精神生产”的先决要素，“人的现实性”成为其主体驱动力量。同时，“劳动的异化”与“精神的匮乏”构成了实践中的现实障碍，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被视为这一理论追求的最终归宿。
(一) 精神生产的前提：物质生产
“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马克思基于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揭示了人的精神并非处于超脱或原生纯粹的状态，而是受制于物质因素的“束缚”。物质生产水准直接影响精神生活的攀升高度。在“物质生活”丰盈且“闲暇时间”充裕的条件下，人们方能获得真正意义上、不受限制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满足丰富的“精神需求”、实现个人的“精神自主”而得以体现。此外，物质生产方式深刻地塑造着人们的精神样貌。正如“个体的特性由其所参与的物质生产条件所决定”，多样化的物质生产途径能够提升个体乃至整体社会的精神层次，重构精神生活的框架，促使人们在物质生产实践中不断构建出富有“深意”的精神世界，从而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拓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具有反作用。“精神生产”负责创造出大量能够激发精神潜能、提升精神生活品质的非物质成果，包括文学艺术的瑰宝、道德观念的精华以及科学理论的创新等。需着重指出，“精神生产”的实践任务核心在于最大程度激活此社会功能。在将非实体的精神成果转化为实体精神产品的过程中，“精神生产”一定程度上能够转变为推动“物质生产”进步的重要动力，这构成了其反作用力的直接体现。如科技创新理论应用于产业革新，催生出新设备、新工艺，提升生产效率、拓展产业范畴，有力推动物质生产大步发展、经济结构深度优化，彰显“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反哺赋能的关键价值。
(二) 精神生产的主体：现实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传统“精神生产”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明确指出“人们乃自身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3]。首先，“精神生产”源自人类实践活动。马克思以人与实践的关联为着眼点，着重强调“动物仅在直接肉体需求的掌控下生产，而人即便脱离肉体需求的左右仍可开展生产”[4]。与动物仅依赖本能进行的“生存行为”相比，现实中的人类能够基于社会实践的实际需求，对精神产品的创造与传播过程进行细致的划分与解析，通过创造与社会发展方向相契合的精神产品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其次，人类的“精神生产”展现出能动性、目的性和相对性。马克思强调“现实的人”和“具体的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角色，他们能够根据“内在尺度”和“外在需求”，有计划地开展精神生产活动，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人作为“历史的人”，其历史实践必然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约束，因此，他们所进行的“精神生产”自然也带有一定的相对性。
(三) 精神生产的束缚：异化劳动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视域中人民所面临的“精神贫困”现象以及“异化劳动”状况均与“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且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劳动异化”带来“精神贫困”。在工业革命时期，科学技术经历了迅猛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也实现了急剧的增长。然而，这一“时代特征”并未导致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减少，反而使得他们在本应得以缩减的时间段内，持续不断地为资产阶级创造物质财富。由此，劳动者深陷“自由时间遭压缩、劳动所得锐减、物质生活困窘”的泥沼，恰如“物之世界价值攀升与人之世界价值贬损呈正向关联”所揭示那般。此处所言之“人的世界”，亦涵盖劳动者的精神天地。缘何如此？盖因劳动者的“物质匮乏”状况致使其难以获取助力自身成长的“精神财富”，进而引发“精神贫困”，导致“精神异化”。
“精神贫困”催生“精神生产”的阶级性。资本逐利本质对人性与劳动者发展权利的粗暴践踏，使劳动者沦为单纯生产工具，精神追求被严重压抑。在社会阶层贫富悬殊情况下，资产阶级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资源优势，把控着精神产品的产出及消费。无论是启迪心灵的文学创作、陶冶情操的艺术表达，抑或维护秩序的法律条文构建，深深镌刻上资产阶级的专属印记，成为其维护统治、巩固阶级利益的坚固壁垒，全然服务于资产阶级的狭隘诉求。
(四) 精神生产的愿景：人的发展
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为“精神生产”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理论框架内，个体精神财富的丰富程度与其物质财富的积累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意味着精神生产的繁荣状态深深植根于物质生产的实际状况之中。唯有借助大规模、机械化的社会生产模式全面铺展，才能够为丰富多元的精神财富萌生构筑起切实可行的现实依托。阶级革命为“精神生产”创造一定社会环境。资产阶级对利益的狂热追求导致资本主义剥削体系下的物质生产趋于极端化，进而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与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随之而来的便是精神层面的贫困问题。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无对抗则无进步”。若要彻底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重重束缚，构建一个物质与精神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社会格局。强调要打破束缚人发展的各种不合理因素，无论是物质层面的贫困限制，还是精神层面的思想禁锢，都要通过合理的社会生产方式，尤其是积极有效的精神生产实践来予以克服，从而让人类真正成为自身发展的主宰，在自由、全面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迈进，构建起一个人人都能充分实现自我、彰显人性光辉的理想社会图景。
4.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启示
《德意志意识形态》把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拔高到社会实践层面，初步构建起涵盖“精神生产”定义、开展方式以及价值导向等方面理论的基础框架，从而赋予“精神生产”以严谨的科学性特质与鲜活的实践性品格。在新时代致力于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这一科学理论蕴含着至关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 夯实物质富裕，强化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前提保障
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精准地揭示了社会生产的辩证统一关系，明确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相互依存、彼此促进。诚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3]。”此语深刻表明，物质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的根基，构成了精神生产的先决条件，物质富裕对精神生活共同富有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物质富裕构筑经济基石。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考量，物质财富的积聚乃是社会发展进步的显著标识，亦是精神生产繁荣昌盛的经济源泉。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物质生产活动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资料，为精神生产供给了人力、物力、财力等必需的资源支撑。物质富裕使得文化基础设施得以大规模建设，文化创作与传播的技术手段不断革新，为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平台。这不仅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条件。
物质富裕驱动精神需求进阶。依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促使人们的需求层次不断演进。当物质需求得到较为充分的满足后，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凸显且趋于多元和高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物质富足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艺术、哲学、科学等领域的探索欲望增强，对文化产品的审美标准提高，从而推动精神生产向更高水平发展，以契合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而推动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然而，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物质富裕并不径直等同于精神富裕。在追求物质积累的进程中，绝不可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如马克思警示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物质生产的发展可能导致人的异化，精神世界陷入空虚。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应以物质富裕为依托，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协调发展，达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既要大力发展经济，增强物质基础，又要注重精神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风尚，使全体人民在物质与精神层面均能共享发展成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二) 发挥主体作用，激发人民群众文化创造活力
精神生产作为人类在思想意识层面的“高层次”创造活动，构成了人类与动物之间的一个核心差异。一旦脱离了“人类”的主体，精神生产便无从谈起。因此，增强人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发展能力，对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尤为重要。
培育人的文化自觉，提升其文化发展能力，首先要强化文化教育，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教育体系。国家应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为根本指导，营造积极健康、富有内涵的文化氛围，加强中华优秀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思想教育力度，通过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文化精髓，为民众提供深厚的文化根基[5]。其次要提升人民的文化创新生产能力，政府与社会应协同发力，构建多元化的文化实践平台。政府应加大对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为民众提供开展文化创作与实践的物理空间。各类文化机构要搭建文化创新实践平台，组织开展文化创意培训项目，让民众能够在实践中锻炼提升文化创造能力和表现能力，使人民的创意与才华转化为实际的文化成果。最后还应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供优质产品服务，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使民众在消费中提升鉴赏和选择能力。通过一系列举措形成有机整体，共同推动民众在文化实践中提升自我，促进文化繁荣，助力精神生活迈向共同富裕。
(三) 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民精神生活世界
“高质量的文化供给、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关键所在[6]。”要实现以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助力人民精神生活迈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需从如下关键方面精准施策、持续发力。
第一，构建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国家应加速推进多层次、多类别的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并创新文化惠民项目的实施方式。在此过程中，需积极融合“现代科技”元素，增加智能化设施的投资力度，借助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全面的服务网络，打造一个广泛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及数字化文化传播平台，使民众能够便捷地获取丰富多元的文化滋养。此外，需着重体现“健康导向”的特点，加强网络文化环境的建设工作，致力于打造一个积极向上、清朗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为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丰富且高质量的文化资源供给。
第二，提升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效能。在理论探索层面，需着重构建和优化“讲述中国精彩故事”的话语体系，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向国际社会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拓展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边界。文化管理部门应当强化对外来文化的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化监督，批判性地吸纳外来文化中的先进元素与有益经验，建立起“互动共生、协同并进”的文化交流模式，进而丰富和拓宽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文化资源基础，促进多元文化在交流互鉴中为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四) 弥合文化“空间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发展
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与促进文化均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精神生产作为文化繁荣的核心引擎，对于弥合城乡之间的文化“空间差距”、实现全体人民在文化层面的协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缩减文化的“空间差距”，推动全体人民协同发展。首先，优化乡村文化。发展环境是当务之急。政府需加大对文化欠发达区域的资源投入倾斜，积极引入高品质精神文化资源，精心打造优质精品文化产品，有力实施高效文化推广方案，着力营造踊跃进取的文化发展生态，以此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兴盛，化解乡民“精神荒芜”难题。各地区应切实依据自身状况，深度探寻地方特色文化的核心特质与发展潜能，全面激活乡村文化遗迹、古建群落等传统与现代文化媒介的多元价值与活力。其次，健全乡村文化教育机制。各地应加强乡村文化教育建设，重视青年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深化技能培训项目，构建文化创新的中坚力量；积极激发外部文化主体的创造潜能，塑造“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相互促进、协调共进的良性发展格局；促进乡村民众的文化内生发展动力，应当依靠文化领域的“广泛拓展”与“综合提升”，从而有效缓解城乡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现象，确保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全方位、均衡性发展。为构建文化均衡发展的社会格局注入强劲动力。
5. 结语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初步建立了“精神生产”相关理论的基本框架，使得这一概念从抽象阶段转化为可能性。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进行了深刻理解，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提出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共同富裕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富裕[7]，在新时代征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为指引，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促使二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使全体人民在精神生活上达到共同富裕，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书写人类文明进步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