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依恋作为人类适应生存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提高了婴儿生存的可能性，而且建构了婴儿适应的特点，并有助于帮助婴儿向适应生存的积极方向发展[1]。作为亲社会行为、共情及群际关系发展的基石，依恋对于关系的建立与维护具有重要影响[2]。因此，依恋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便是心理学领域的学者所重点关注的主题。发展到现在，相关理论及其测量方式等已经相对完善，研究取得的成果也不少。就近些年的依恋研究来说，大多依恋研究仍旧基于内部工作模型这一关键理论展开，但更多聚焦于某一个年龄阶段下依恋的影响因素或是作用，强调依恋类型的稳定性，较少综合地从毕生发展视角去进行研究依恋，比如依恋对象的变化。因此，本文首先将介绍依恋及其内部工作模型，继而从已有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依恋研究出发，去探讨依恋的阶段性特征，判断内部工作模型是否存在稳定性，并整合各个年龄段的研究尝试归纳出依恋存在怎样的发展性规律。希望能从这些已有的阶段性的研究结果为将来依恋的发展性理论和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2. 依恋概述
依恋形成于个体生命早期与依恋对象(通常为养育者)的情感互动过程中，是一种稳定的情感联结[3]。个体在生命早期与依恋对象互动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建立起来的对自我和他人的心理表征，被称之为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这一模型不仅包含了对自我价值的认识(自我模型)，也包含对依恋对象的认识(他人模型)，其反映了个体对依恋关系的一种期望和信念，它主导着依恋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稳定性[4] [5]。
内部工作模型的两个核心概念为：内部自我模型和外部他人模型。内部自我模型反映个体对自我价值和是否值得被爱的态度：具有积极内部自我模型的个体相信自己有价值、值得被爱；消极内部自我模型的个体则反之。外部他人模型涉及个体对依恋对象敏感性、可得性和一致性的看法，并会影响个体对于依恋对象的接近行为：具有积极外部他人模型的个体认为依恋对象是可接近且可以从依恋对象身上获得支持的，更容易对依恋对象亲近和自我表露；具有消极外部他人模型的个体则认为依恋对象是不可接近或有伤害的，因此这类个体通常采用抑制激活策略以回避亲密关系，保持与依恋对象的距离，很难自我表露[4]。内部自我模型和外部他人模型的组合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依恋风格。依恋安全个体通常具有积极的内部自我模型和积极的外部他人模型；依恋焦虑个体通常具有消极的内部自我模型和积极的外部他人模型；依恋回避个体通常具有积极的内部自我模型和消极的外部他人模型[6]。
3. 依恋在不同年龄阶段下的研究
尽管依恋及其内部工作模型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年龄变化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内部工作模型或许具有发展性的变化。目前较少有研究追踪某个群体在不同阶段下的依恋特征及其相关因素，因此，本文将借助已有的各个年龄阶段下的依恋研究，试图总结归纳出依恋稳定性和发展性的具体表现。
3.1. 婴幼儿时期、儿童期以及青少年期
在婴幼儿、儿童甚至是青少年时期，亲子依恋是依恋的重点，同伴依恋开始重要起来。不少研究者探讨亲子依恋对其他心理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关注到依恋的可塑性以及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聚焦于家庭对孩子的亲子依恋的影响，以及父母的依恋特征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
探讨亲子依恋对各种心理行为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有利于深入了解依恋这一重要的情感联结，对于理论建构以及实践均具有重要意义。Cooke等人对72项研究对象为18岁以下个体的依恋与情绪的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依恋越安全的儿童，整体积极情感越多，整体消极情感越少，表达的消极情感越少，能够更好地调节情绪，更经常使用认知和社会支持应对策略[7]。也有不少研究探讨了亲子依恋的具体作用机制。如江群等人采用家庭半结构观察和实验室陌生情境技术考察儿童依恋类型在母亲的鼓励自主水平和学步儿探索行为之间起到的作用，结果表明：母亲鼓励自主行为能够促进婴幼儿的探索行为，且儿童依恋安全性对这一影响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8]。除了依恋的调节作用，不少学者也发现了依恋的中介作用。如父子依恋与自尊在父亲协同教养与留守儿童问题行为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9]。吴伟等人同样关注亲子依恋对于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父子依恋和母子依恋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儿童问题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并进一步发现母子依恋在男生和女生群体中都发挥着中介效应，而父子依恋只中介了父母心理控制与男生问题行为的关系[10]。这一发现提示，未来的家庭教育应关注父亲和母亲教养对不同性别儿童发展的不同作用。
在婴幼儿及儿童时期，亲子依恋起着重要的影响。到了青少年时期，同伴的角色便开始重要起来。如在人际关系中，同伴依恋比亲子依恋更能够预测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11]。但田雨馨等人在探究父母依恋以及同伴依恋在汶川地震后青少年创伤暴露程度和物质滥用之间的影响时发现，创伤暴露程度可以通过父母依恋负向预测物质滥用，但并没有发现同伴依恋在其中起到的作用[12]。这说明亲子依恋的预测作用以及积极效应在成年期之前是稳定的，而同伴依恋的作用大小则是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来讨论的。
在认识到依恋的重要性之后，需要进一步了解家庭对于孩子依恋形成的影响，这有利于父母或者养育者认识到自身对于孩子安全依恋形成的重要性，对家庭教育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有学者研究了母亲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子依恋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母亲守门行为(即母亲针对父亲教养行为所做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反应)能够通过母亲教养投入预测母子依恋，并且在青少年发展阶段上具有差异性[13]。同时，母亲开门行为能够正向预测父子依恋，而母亲关门行为负向预测父子依恋，父亲教养投入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14]。Ariav-Paraira等人的研究指出，母亲的敏感性和母子之间沟通受损程度能够预测婴儿依恋类型，其中，母亲的高敏感性以及低母子沟通受损能够预测安全依恋[15]。
考虑到依恋的代际传递，不少学者也关注到了父母的依恋特征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有研究发现母亲的过度投入或是未解决的依恋表征会增多母亲的控制行为和学步儿问题行为[16] [17]。母亲的不良经历也会通过母亲的依恋回避、依恋焦虑和抑郁间接预测孩子的外化问题行为[18]。这提示我们，将母亲不安全的依恋方式和抑郁症状作为有不良经历的母亲的干预目标，可能有助于减轻代际传递的风险。
3.2. 成年期
在成年之后，亲密关系变得重要，此时研究者便更倾向于从亲密经历的依恋水平出发，去考察不同依恋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以及亲密关系的依恋水平对于心理健康、亲社会行为的预测及作用。
研究者从个体差异视角关注不同依恋个体在恋爱关系中的表现。有研究调查了302名有恋爱伙伴的大学生的成年浪漫依恋、关系质量和电子信息频率/偏好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焦虑型的人希望收到的信息比收到的更频繁，而回避型的人希望收到的信息比收到的更少；焦虑的人从伴侣那里收到的信息更少，而回避型的人给伴侣发送的信息更少；焦虑型的人回应伴侣的时间比伴侣回应他们的时间要短，而回避型的人回应伴侣的时间比伴侣回应他们的时间要长；对于焦虑的人来说，信息频率满意度和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更强[19]。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带来的危机与压力会对夫妻关系产生敌意、退缩、反应性支持不足等潜在不利影响，而夫妻双方的依恋不安全感则会加剧这一不利影响[20]。正是由于不安全依恋存在的消极结果，研究者也关注依恋安全感的获得方式。如曹贤才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依恋相关的情节模拟可以增加个体在困境中预期的伴侣反应性和状态性的依恋安全感[21]。
在强调不同依恋个体在亲密关系中的表现时，研究者也很关注成人亲密关系的依恋水平对于其他心理及行为的预测及影响。王浩和俞国良的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体中，依恋焦虑对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并且恋爱关系质量可能在二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2]。亲密关系中的安全依恋还能有效缓解低面孔可信度带来助人行为下降的趋势，体现了依恋安全有助于提升社会安全感和促进亲社会行为的积极效应[23]。
处于成年晚期阶段的老年人或许面临着健康和自主权下降等挑战，这时候对于配偶或者家里年轻人的依赖可能会增加，因此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夫妻依恋以及亲子依恋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如有研究者对510名留守老人的夫妻依恋及其与孤独感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夫妻依恋的3个维度(安全、焦虑、回避)均显著预测留守老人的孤独感；领悟社会支持在留守老人依恋安全和依恋回避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领悟社会支持和核心自我评价在留守老人依恋安全和依恋回避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核心自我评价在留守老人依恋焦虑与孤独感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24]。老年人常常需要更多的陪伴，Bernhold和Metzger指出，与最喜欢的电视角色形成副社会关系，便是老人获得陪伴感的来源之一，其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较强的副社会关系预示着在低质量亲子关系中，焦虑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会增加[25]。
3.3. 小结
总的来说，基于内部工作模型的安全依恋和不安全依恋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但依恋对象则随着年龄变化存在不同，存在一定的发展性规律。安全依恋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对于情绪、人际关系、心理健康以及亲社会行为等均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且不安全依恋也能够对上述心理行为进行一些负向预测。这表明安全依恋在人的一生中具有较为稳定的积极效应。但在不同年龄阶段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的研究主题以及评估依恋的方式存在差异，其采取的依恋视角是具有符合各自年龄阶段的规律性。从成年时期之前的阶段来看，依恋的相关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亲子依恋的作用以及可塑性。这或许说明在婴幼儿时期、儿童期以及青少年时期，个体与父母的依恋水平能够更好地预测相关心理以及行为。在青少年时期，亲子依恋依旧占据重要地位，但在部分领域(如人际关系)中，同伴依恋的作用开始凸显。在成年期，相较于亲子依恋，研究者更倾向于考察亲密经历中的依恋水平、依恋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但在成年晚期即老年期时，与下一代的依恋水平又开始得到重视。
4. 总结与展望
依恋在人的一生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会对认知、情感以及行为等产生积极效应，并且在不同年龄阶段里具有一致性。但在不同年龄阶段里，研究者用来评估依恋水平的方法却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在成年期之前，学者更多地用亲子依恋来评估依恋水平，在成年期之后则更多地用亲密关系中的依恋来评估依恋水平。这与以往的理论及研究是较为一致的[26]。Hazan等人最早将儿童依恋的研究拓展到成人阶段，认为成人阶段的依恋风格与生命早期形成的内在工作模型有关，即使在成人阶段，也会表现出如儿童依恋一样的个体差异[27]。正是由于成人在亲密关系中表现出的依恋内部工作模型与亲子关系中是相对一致的，所以可以用亲密经历关系中的依恋水平来评估成人依恋水平。
但在青少年时期，同伴依恋在一些情境中(如人际关系)具有更强的预测作用[11]，而在一些场景下(如创伤暴露程度与物质滥用)却不具有影响[12]。同时，既然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中的依恋水平具有相对一致性，那么在成人阶段关于依恋的研究却较少地采用亲子依恋去评估依恋。这是否表明在不同年龄阶段，个体与不同依恋对象间的依恋水平还是具有差异的？又或者说在面对不同依恋对象时，个体的内部工作模型并不完全一致？针对这一点，王争艳等人给出的回答是，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中的内部工作模式的性质和内容是一样的，但它们的结构是从婴儿到儿童到成人不断进化的[26]。在从婴儿期到儿童期和成人期的不同阶段，内部工作模式得到充分的发展，并且组成简单的网络层次结构。随着儿童的年龄的增长，内部工作模式的内容变得越来越精细，并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特性：与父母的依恋是一直存在的，后续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关系的复杂化，在青少年时期开始出现同伴依恋，而恋人和配偶的重要性在成年期开始凸显。
内部工作模型具有发展性的变化，其或许变得更复杂，更精细，但也可能由于一些环境的影响，模型并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就出现了个体差异。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同伴依恋在青少年创伤程度与物质滥用之间并没有作用，而在一般学生的人际关系中具有预测作用。在受到创伤的青少年群体里，其可能还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友谊关系，因此同伴依恋的影响没有展现。王争艳等人基于个体差异的视角，进一步提出在成年人中可能有四种类型的内部工作模式，分别为简单依恋模式(母亲或者父亲始终是个体的依恋对象)、友谊依恋模式(朋友是被激活的依恋对象，父母是个体固有的依恋对象，并且是潜在的)、爱情依恋模式(处于激活状态的依恋对象是配偶或恋人，虽然父母仍是个体的固有的依恋对象，但是潜在的)、多重依恋(父母、同伴和挚友同时都是处于激活状态的依恋对象) [26]。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成年期，研究者倾向于用亲密关系中的依恋水平去评估依恋。
Bowbly提出的内部工作模型为依恋的理论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4]。在多年的研究发展中，有学者注意到了内部工作模型的稳定性及发展性，并提出了个体在不同年龄阶段下或许具有不同的简单或复杂的工作模式，而这一假设未得到更多的具体的实证研究的检验。因此，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去判断是否存在不同的依恋工作模式，探讨与不同对象的依恋水平是否是一致的，其又是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从而进一步去完善依恋理论的建构，这也有利于相关测量方式的选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