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高校学生的管理根本点在于培养学生。如果学生的身体不能得到应有的人文关怀，那么培养学生也就无从谈起，高校管理工作基于立德树人的理念也就无从谈起。自高校创立以来，行政化的运作方式一直是高校学生管理的核心和关键。改革开放之后，高校学生管理的行政化愈加凸显。高校学生管理工作被置于各个应用科学知识体系的配置之中，受到科学理性的护航而偏向于加强学生的应用能力，忽视了对学生的人文关怀以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学生身体的人文性正处于式微阶段，从而对思政教育工作的开展造成了极大的难度，这不得不引起高校学生思政教育与管理工作的反思。
2. 高校学生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 人力资源理论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更多地作为劳动者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更多地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劳动者”[1]。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具体的劳动关系(社会关系)出发，赋予人以新的涵义，将人的本质归属于劳动关系(社会关系)之中。人的劳动本质从而也把动物和人区别开来。马克思对人的定义，实际揭示了自由主义体制下的人的存在状态。“劳动者”是人获得的现代身份，同时定义一种以劳动为荣耀的现代道德。这种道德诘难不肯劳动的人，将其称之为“懒惰者”从而将其排除于社会之外。劳动在工业社会通过将人置于劳动关系之中去重新解释人，并将劳动作为界定一个人的社会性关键。这实际上是一种异化的劳动，它按照现代工业生产的需要来创制人，并从经济流通的角度来将人理解为“人力资源”。
将人理解为“人力资源”是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对学生的潜在理解，即将学生视为可以劳动的人并且将高等教育视为培育劳动力的活动，因此，高校管理工作自然而然会参照现代资源管理与组织理论与逻辑来实行。其宗旨一方面在于将学生看作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紧密围绕以激发、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为目标的教育实践。同时，符合现代市场伦理的“多劳多得”的价值观念渗透在学生管理与学生培养中，从不同角度区分劳动者和非劳动者，以此作为学生道德评价的重要依据。这种对人做出了“劳动者/非劳动者”的二元区分，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区分。为了避免被评价为“懒惰者”(非劳动者)从而担负道德压力，学生只能努力配合管理体制建立的劳动绩点实践。在这种劳动观的影响下，学生的劳动正走向一种消解学生身体性，以市场竞争为主导的异化劳动。经济需要支配了高校学生管理逻辑，将教育的人文性与伦理性排除在日常管理之外，使高校管理只见程序，不见“人”。
高校管理工作中这种对人的假设与专业培养目标、管理机制是连贯一体的，它首先否定了学生作为一个“自然性身体”的存在，取消其“自然惰性”，实则忽视人作为生命本体的需求。其次，否定学生作为一个“经验性身体”的存在，学科逻辑、知识逻辑、管理逻辑等均凌驾于身体逻辑之上，身体是工具性的，它以劳动的形式被嵌构与社会经济收益计算与市场资源流动的逻辑结构中。如此，“学生在接受教育成为有知识技能和健康体魄的社会人之后还要把学生培养成为适应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需要和促进社会发展的人”[2]。学生管理中身体性理念的消失，意味着作为生命而存在的人的消失，这是科学管理学对人学的胜利，它在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价值之间建立起一条经济学的线索，重塑个体荣耀与道德感，以此更进一步消解人作为身体性生命的存在体验。
(二) 行为科学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行为主义理论是管理学重要理论基础。行为主义诞生于20世纪的美国，其主要观点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而非意识，强调“刺激、反应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人们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刺激和反应之间形成联系，并使之得到强化与维持。”[3]大体来说，行为主义主要分为以巴甫洛夫和华生为代表的古典行为主义论、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论和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理论。古典行为主义者的突出贡献是发现了环境刺激与反射性反应之间的联系，并且将行为主义上升为一种科学方法，将心灵主义的术语从心理学研究中剥离，只通过对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联就能对行为进行有效的预测和控制。新行为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古典行为主义流派提出的“刺激–反应”公式，将行为的强化作用作为刺激与反应的中介，认为行为是通过环境中的强化作用而产生的。而以班杜拉为代表的社会学习论认为，“有机体和环境的互动是一个不断存在的过程，经由认知结构的发展和自我控制，人影响环境，同时，也为环境所影响，整个学习过程是行为—认知—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4]社会学习论不仅把行为习得的结果视为是环境影响的结果，而是更强调人的认知能力和主体能动性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尽管行为主义的各个流派之间具有较大差异，但是行为主义的理论重点在于对个体行为及其形成原因的关注，认为只要通过科学的实验方式就能还原主体行为背后的各类动因。行为主义在现代管理学的运用下，形成一套在工业管理领域行之有效的行为科学体系，并对高校学生管理的逻辑与方法产生了深刻影响，行为不仅成为管理的主要内容，甚至而言，学生管理就是学生行为管理。学生管理制度本质上体现为一套行为管理制度，制度提供一系列行为标准，并给予正确行为奖励、错误行为惩罚。管理制度本身就是一套行为训练的机制，以学生行为为锚点，建构起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等人员在内的，层次复杂的学校奖惩体系，这个系统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标准行为的训练与规制。
这是现代工厂的流水线制度在教育领域的再现。在工业化时期，科学管理学者泰罗发现，提高效率路径不仅仅在于加长工时、改进技术或者扩大生产规模等，他从工序管理、工人管理等维度发现一条新的提效路径，即通过规范工人的“劳动行为”，减少因为行为错误或偏差而导致的时间耗损与效率低下。因此一套以规范工人的体态、行为为目标的管理体系就成为了现代生产提效的重要策略。现在，这套用于工序与工人管理的现代劳动管理模式在高校学生管理中得到普遍运用，学生的身体管理，尤其是精确化的行为、体态的管理，成为提高教学效率的重要前提。一方面，身体被化约为一系列行为组合，学校管理通过这套行为组合精准定位、区分学生(身体)；另一方面，行为管理简化了学生管理工作，使学生工作变成一种行为计量，情感、生活等不可行为化与计量化的事务则进一步被排除在外。
尽管行为主义逻辑主导的高校学生管理能够约束学生的行为表现，使其按照特定的规范行动并具有一定的教育性。在这种管理模式越来越关注学生的身体是否符合秩序和纪律的要求，行为活动是否符合理性构建的规则和规矩，从而忽视了学生的生命的整全发展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当管理策略将目光转向学生的行为表现，那么一种管理权力势必作用在学生的身体上。行为主义管理方法的逻辑就是经济地驯服和利用身体。这是福柯发现的针对肉体的微观政治。管理权力通过联合奖惩体系将身体形塑为可以发挥功效的工具性力量，而学生则在这种身体的政治技术学中把管理规则和标准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从而成为符合学校秩序的驯顺的“身体”。基于行为科学的管理手段确实能做到对学生的行为进行支配和控制，从而提高管理学意义上的“效率”。但是令人担忧的是，当行为科学成为管理的内核，当工具理性充斥在管理的条例中，那么管理的结果是生产出一系列具有同一性的、单向度的“制度附庸”而不是具有独立自主创新能力的个体。工具性的人必然不是高等教育的培育目标，它不仅缺乏作为高知识群体该有的创新性特质，更缺乏作为人而应该有的人性本质。由行为科学主导的高校管理，其最终结果是，教育管理者与高等教育在享受这种管理方法带来的高效之后，同时也在被该方法反噬，即使高校管理与高等教育越来越缺乏人文性与价值关怀。
(三) 经济科学对高校学生管理的影响
经济学理论的关注重点是产出价值效应。“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及人们如何进行权衡取舍的学问。”[5]大致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主要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启了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先河，其次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流派对古典经济流派的反对，最后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历程中，“作为核心范式的‘经济人’一直是西方古典、新古典和凯恩斯经济学派以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的‘硬核’”[6]。“经济人”是西方经济科学分析的出发点，是一种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的人性假设，往往考虑如何通过最少的经济资源配置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这种经济人假设逐渐渗入我国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就是说，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关注重点倾向于运用何种管理方法能让学生有价值产出以及如何增长管理的投入–产出比。进而言之，高校管理者放弃了很多无法立刻在学生身上体现出价值的方法，而是青睐于一种可以被数据化、被直观化、可比较化的管理方法。尽管这能为管理者迅速定位和直观呈现学生群体中的问题，但是基于经济科学的管理方法容易滑入工具理性的泥潭。
当经济科学逻辑根植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时，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会把多样化的管理工作演化成形式单一的、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单向度工作。学生的行为活动、心理需求、个性特质都具有独一无二性，而遵循经济学逻辑的管理工作抹杀了学生生命的丰富性特征，扼杀了学生的真实需求，用平滑的数据和表格代替了学生的真实想法和精神价值。对于高校管理者来说，基于经济科学的管理方法和管理制度是一种重效率和成本收益计算的工具，它所承载的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日益成为管理工作的主导理性，加固了高校管理的行政化和科层化。因为这种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管理思路注重利益、效率、以及风险计算与控制，是一个经济理性系统。当这种方式在管理工作中获得统治地位，那么以效益最大化为追求的经济理性会反作用于高校管理工作，而这种经济利益主导的意识形态也会支配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与价值观念。“工具理性的膨胀必然导致人的异化或物化，使人由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体分裂为只重视工具理性的单向度的人，从而导致人性、精神性以及价值理性的弱化、割裂甚至抛弃。”[7]
总的来说，高校以往的科学管理逻辑与方法正在受到挑战。虽然科学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了便利，但无论从国家大政方针还是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角度出发，人文科学化取向的高校学生管理方式正在呼之欲出。
3. 高校学生管理的现实表征
高校学生管理的“科学逐渐被具体的以自然界为认识对象的具体学科所统指，而哲学则被挤在狭小的学术空间中继续从事着形而上学的思辨事务，”[8]科学化走上了一条实证化、理性化的迷雾之路。科学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应有也必须有人文科学。高校学生管理陷入自然科学提供的方法思路，从而在理性的异化迷雾中徘徊。应该充分认识到，高校管理的对象是具体的学生个人，这区别于具体的自然事物。学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个体，必然拥有自己的独立的思想和独特的个性品质。从人文科学角度看，当下高校学生管理遵循着系统的理性化的运行法则，缺少人文的灵性与随性。在这种工具理性主导的管理方法中，学生的身体被置于科学知识的解释框架之中，缺少人文精神的创造性视野。
尼采的哲学是身体哲学。“我完完全全是身体，此外无有，灵魂不过是身体上的某物的称呼。身体是一大理智，是一多者，而只有一义。是一战斗与一和平，是一牧群与一牧者。兄弟啊，你的一点小理智，所谓‘心灵者’，也是你身体的一种工具，你的大理智中一个工具，玩具。”[9]尼采重视身体在历史中的地位。他颠倒了身体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在尼采看来，身体应该是先于理性的。人类历史是身体的历史，理性是为身体服务的。尼采的身体哲学指引我们走出科学理性的迷雾森林，重新正视身体在日常实践中的地位。尼采“和形而上学截然相反地将人看成是身体的存在——形而上学从来就不愿将身体看成是人的本质，因为，身体是动物性的东西，是人和动物共同分享的东西。”[10]在尼采的哲学中，身体的动物性特征被前所未有的关注，而对身体的关注暗示着一个人之为人的生命性与经验性领域的打开。因为当身体本体论作为高校管理的逻辑之一时，就取消了科学理性的唯一性，学生作为身体性的存在才会被关注。身体即主体，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纳入身体哲学，并不是要将人看作纯粹的动物性存在，而是要关注人做生命体的状态与需要。身体延展出一个由经验构筑的世界，用经验的方式来理解人而不是用经济理性的方式来理解人，有利于去洞察人背后的文化、习俗、生活等对人的影响与构建，更有利于推进管理实践中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共鸣，这也是高校管理的人文性根基。同时，身体性召唤出差异性，人作为具有自身独特性的主体，而不是制度规训下标准化的身体姿态与整齐划一的行为模式，正是身体性使“差异”成为高校管理的逻辑起点，承认差异、尊重差异，才能为高校管理带来新的可能。
在科学管理学的浪潮下，高校管理的人文性正在消逝。学生管理是一种被科学秩序安排的管理，如学生的知识学习、作息规律、运动强度等，都无不被科学所围绕，这主要有以下三种倾向：
第一，学生管理的生产性倾向。学生管理的生产性源于教育管理者构建了关于经济学的系统性话语。在这种话语体系下，高校教育管理目的之一是为了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而社会生产则导源于教育对学生的投入。如此，社会目的和学生发展目的之关系发生了倒置。教育以“成人”的管理目的日渐萎靡，而高校管理的经济目的则成为主要且唯一的目的。学生与高校管理关系受到了扭曲。因此，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也变成一种只关注投入产出的运作，偏离了立德树人这个高校管理的最终目的。
第二，学生管理的规训性倾向。在高校管理系统中，规训是不可避免的一种管理措施。行为科学管理理念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教师对学生管理方法的需求，其凭借简单的操作获得了良好的管理效益，但行为科学管理手段的流行恰恰表明了管理方法的单一。对行为进行规训的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服从管理者，进而从意识上认同管理标准和规范要求，以满足一个秩序化环境的创设要求。然而，规训手段的普遍运用将会压制学生的个性和强制学生的精神。在极致的规训措施下，学生的创造性受到了极大的规训，自由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身体受到科学理性教条的驯服。管理者仅关注运用手中的知识权威来界定学生是否优秀，身体和行为是符合学校管理条例，而忽略了学生的自由和独立人格对于创造力培养的重要性。
第三，学生管理的数据化倾向。学生被置入经济学科学框架之下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理念上的人。这是一种数据化的身体，身体的生命性、行为的多样性以及精神的丰富性被化约成统计表格中的各项数据指标，成为可以被计算、被分析的对象，甚至成为被管理、被操纵的对象。学生独特的身体表现所承载的个性特征被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脱离身体主体的各项数据指标。数据身体遮蔽了经验的身体，管理者对数据身体给予了高度重视，以此悬置了经验身体极其背后丰富的生活世界与本体性需要。数据身体的功能不仅在于简化了人，驱除了充满不确定性与个性的生活世界，更在于这套数据化的身体实践耗损了高等教育的人文性，从根基上违背了高等教育作为人性培育实践的宗旨。
4. 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文重建
从前面讨论的界定来看，重塑学生管理之法必须将学生看作身体性的人，这是在高校管理实践中重现经验世界、重建人文性管理的必由之路。为了将学生身体从工具论中释放，高校管理者必须重新审视其奉行的科学管理法，重新考虑人文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管理思路，不能以一论来定高校学生管理之法，唯其中一论都势必在不远的将来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那么，高校学生管理从目前状况来看，亟待形成以下观念：身体不仅是一般和科学的，还有个别和人文的。如此，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文化的理性重建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高校学生管理应该给予学生适当的闲暇。人力资源论虽然以“劳动工具”这一逻辑来塑造学生，但身体性管理论并不是要反驳劳动本身，而是要反驳将人工具化的异化劳动。高校管理需要关注学生的作为劳动主体的需要，即作为一个创造性劳动者其本身在独立性、自主性发展方面的需要。闲暇不仅意味着减少控制，还意味着对个性与差异性的包容。因此闲暇给予的不仅仅是一种作为劳动补充的休闲，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解放。它意味着适当解开对学生的时间控制，将时间还给学生，以使其能够作为一个自主的人来审视自身的生活与学习，并作为责任主体来规划学业。闲暇是高校管理提供的具有张驰性的时间策略，它体现了伦理意义上的管理实践，并为确立更具人性关怀的管理模式奠定基础。
第二，恢复高校学生管理中的教育关系。在当下的高校管理中，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消费逻辑上的悖谬关系。学生将自己视为消费者而将管理者视为服务者，从而无节度的要求高校管理人员付出，无视高校管理者作为教师身份的存在。与此同时，部分高校管理者也持有“消费者/服务者”的价值观念，将学生视作纯粹为知识付费的消费者，完全无视学校管理作为教育的一个环节而具有的教育价值，把管理工作视为获取报酬的劳动交换。在这种消费主义观念下，管理者缺乏作为教师的自觉，学生也将管理实践排除在其教育生活之外，以使蕴含于高校管理中的教育关系断裂。高校管理的人文性转向，在于复兴管理实践中的教育伦理，围绕着高等教育育人目的重新思考管理目标，重建以信任为内涵的管理关系。
第三，高校学生管理要具有审美眼光。审美，意味着对科学化、科层化管理体制的反思。身体提供了一个审美的视角，它将管理者的目光从数据化的结构中解放出来，使之看到经验的丰富性，以至于看到美的多样性。美本身代表了一种精神上的理性追求，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又超越经验的观看视角，它背后是一个具有独立反思意识的主体。在管理中引入审美理念，意在重申管理者应该作为一个具有独立判断力的理性主体，而不该成为某项程序、数据、规则的附庸者。管理者首先需要有独立的关于人的观念与态度，需要独立地、以人的角度来看待学生的差异性或个性，才能从人性的角度与之建立共鸣。其次，管理者需要接纳学生以及教育实践所呈现的不确定性，将教育理解为一场“美丽的风险”[11]，以此在生命的维度重建管理关系，用审美的态度对待管理实践中的丰富性与独特性。这样，才能真正改变科学管理造成的管理者的“无能”与制度程序的庞大，也从根本上改变管理者与学生之间的二元对抗关系。
5. 结语
概言之，高校学生管理的科学理性偏向与人文性缺失，导致了当下高校学生管理的诸多病症。当高校管理工作充斥着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把学生视为平滑的数据而仅满足工作效率，最终会导致高校教育管理走向人与人之间“陌生化”的道德囧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亟待加强人文性视角，从学生身体的视角出发，关注学生的差异性，将其视为丰富多样的充满个性的主体，激发学生在教育生活中的活力，进而为一种更具人文性的高等教育实践而努力。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