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社会对翻译人才需求的日益增加，有效培养翻译能力已成为关键问题。传统上，翻译能力的培养多从教师的教学角度出发，关注教学方法与课程设计。而本研究则立足于理论与实践，聚焦翻译技能提升中的关键问题与路径。
本文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翻译教育中的挑战与策略，结合实际案例，提出促进高质量翻译人才培养的建议。
2. 翻译能力研究概述
翻译是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贯穿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翻译能力的概念最早由隋朝高僧彦琮较为全面地提出。他在《辩证论》一文中明确指出，合格的佛经译者应具备八个方面的能力，史称“八备”。傅敬民(2015) [1]指出，尽管在彦琮之前已有僧人提出译者应了解中外文字训诂等观点，但在具体且系统地论述翻译能力方面，彦琮可谓开创了先河。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国内外的翻译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针对“翻译能力”展开了广泛的探索，提出了多种翻译能力模型，旨在揭示翻译能力的本质属性和核心内涵。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自然观、要素观、最简观和认知观[2]。
2.1. 自然观
自然观的研究以翻译能力的天赋性为核心，强调双语能力在翻译能力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Harris (1977) [3]和 Harris & Sherwood (1978) [4]基于双语儿童的研究，提出“自然翻译”观点，认为随着双语能力的增强，翻译能力会自然形成。这一观点表明，翻译能力不仅是语言知识的积累，还是语言运用的一种自然延伸。Wilss (1976) [5]指出，双语能力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这种双语优势构成了翻译能力发展的基础。换言之，双语者的语言系统不仅能够独立运作，还能在不同语言之间灵活转换，构建起有效的沟通桥梁。
然而，Toury (1995) [6]进一步对自然观进行了拓展，提出双语者的翻译行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动产生社会功能。Toury认为，双语者的翻译行为只有在其成为“二元文化人”，即能够理解并跨越不同文化语境的障碍时，才具备真正的社会功能和交际价值。
尽管自然观为翻译能力的研究提供了深刻的洞察，但其局限性也逐渐显现。它过于强调了天赋对翻译能力的作用，可能忽视了后天学习与实践的价值。作为一种基于双语儿童研究的理论，自然观可能未能充分考虑到翻译能力在不同翻译任务、语境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对于一些特殊领域(如科技、法律等)的翻译，翻译者不仅需要具备语言和文化能力，还必须掌握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因此，单纯的自然观可能未能涵盖翻译能力形成的全貌。
2.2. 要素观
尽管自然观从天赋性视角探讨翻译能力，但其局限性凸显了进一步细化研究的必要性。要素观由此应运而生，通过分解和整合翻译能力要素，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要素观的核心思想是将翻译能力视为由多个子能力构成的综合体，这种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深入探讨了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学者们提出了多种基于要素的翻译能力模型，并试图以不同视角揭示翻译能力的内在逻辑。例如，Neubert (2000) [7]提出了五维模型，强调语言能力、文本能力、主题能力、文化能力和转换能力的重要性；而PACTE Group (2003) [8]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系统的翻译能力模型，从不同层面深化了翻译能力的认知框架，使其研究更贴合现代翻译实践的需求。随着翻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工具或技术能力在翻译中的不可或缺性。王少爽和覃江华(2018) [9]进一步提出“译者技术能力体系模型”，将技术知识、工具能力和技术思维纳入翻译能力的范畴。
要素观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理论建构上，还对翻译教育实践具有深远影响。通过成分分析法分解翻译能力的构成要素，不仅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认识翻译能力的本质，还为翻译教育提供了理论依据。要素观的研究成果表明，翻译能力是一个动态、综合的系统，其内在逻辑涵盖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构成要素。无论是在理论阐释还是实际应用中，要素观都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翻译教育和译者培养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2.3. 最简观
与要素观相比，最简观以其高度概括性和实用性为特点，直接聚焦于翻译行为的核心操作。Pym (2003) [10]提出翻译能力最简观，认为翻译能力的本质是两种核心能力：生成一系列可行译文的能力和从中迅速而合理地选择唯一适合译文的能力。这种理论将翻译能力简化为生产与选择两个过程，明确指出双语知识、百科知识等只是辅助性资源，而非核心能力本身。这一定位从根本上重塑了翻译能力的内涵，突出了翻译实践中决策过程的重要性。
这一理论还强调翻译过程中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例如如何高效处理源语信息、整合背景知识、评估译文选项等，这些能力的培养对译者适应复杂翻译任务具有重要意义。最简观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简明的框架，为翻译能力的研究与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它不仅深化了对翻译能力本质的认识，也为翻译教学与实践提供了高效的指导方针，促进了翻译能力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2.4. 认知观
20世纪90年代末期，翻译学界迎来了“认知转向”，这一理论转变为翻译能力研究注入了新的视角和动力。认知观的提出主要受认知心理学的启发，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信息加工和认知策略。Shreve (1997) [11]从认知心理学出发，将翻译能力定义为由陈述知识(explicit knowledge)和程序知识(procedural knowledge)构成的专业交际能力。他认为，翻译能力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转化能力，更是一种认知图式，这种图式使译者能够在现实交际中，通过加工源语言的知识，重构文化规约与翻译形式之间的功能关系。这一理论揭示了翻译过程中的心理与生理基础，强调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译者的认知结构和加工机制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认知观的核心观点在于，翻译过程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这种处理涉及多个认知环节，如注意、记忆、推理和决策等。因此，翻译能力不仅包括语言能力，还需要具备高效的认知处理能力，包括注意力的分配、信息的选择提取和语言表达的优化。
3. PACTE与翻译能力培养
3.1. PACTE翻译能力模式
PACTE模型[8]是翻译能力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理论框架。迄今为止，在所有翻译能力构成元素研究中，PACTE的翻译能力模式“最为系统”[12]。该模型提出，翻译能力不仅仅是单一的语言技能，而是由多个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复杂体系。PACTE ([13], pp. 609-619)认为翻译能力有四个特征：(1) 翻译能力即专家知识；(2) 翻译能力大部分属于程序性知识；(3) 翻译能力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子能力构成；(4) 策略能力在翻译能力中处于核心地位。
PACTE模型将翻译能力分为六个核心构成要素：双语能力、文化能力、策略能力、工具能力、对翻译的认识以及生理心理要素。每个构成要素都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相互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协同作用，构成了一个多维度、动态发展的翻译能力体系。
3.2. PACTE与翻译能力发展
翻译能力的提升需要理论指导，PACTE模型无疑是当前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之一。PACTE团队长期专注于翻译能力的研究，其实证研究方法在学术界备受认可。有关翻译能力习得建模与绩效评价的研究，为翻译教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积极影响[2] 。
PACTE小组(2011) [14]认为翻译能力是翻译所需要的潜在知识和技能体系，是专业知识，主要是过程性知识而非陈述性知识，与所有学习过程相类似，翻译能力习得也是一个从“入门知识”(novice knowledge)逐渐上升到“专业知识”(expert knowledge)、动态的、螺旋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子能力相互作用并不断完善，但其发展并非同步。策略能力作为一种整合性的核心能力，贯穿翻译全程，不仅规划翻译过程，还能激活其他子能力并弥补其不足[15]。
初学者通常具备部分子能力，但这些能力未能形成有效联系。从初学阶段向专业阶段过渡，不仅需要填补缺失的子能力，更要重组现有能力，使其在翻译实践中实现高效协作。基于PACTE模型，翻译能力的提升不应局限于语言知识的积累，更应注重翻译过程中多种能力的协调与发展。
翻译能力是多维综合的体现，其中双语能力无疑是翻译的基础。译者需在翻译过程中同时处理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信息，这不仅要求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兼具文化能力以应对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敏锐地识别并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用规则和表达习惯，有助于信息的准确传递。此外，策略能力是实现高效翻译的重要保障。当直译无法满足语境要求时，译者需灵活运用改写、意译等翻译策略，确保译文流畅、准确，同时还需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以进一步提升效率和准确性。而文化与交流能力则贯穿整个翻译过程，它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交流与信息传递的桥梁，需要译者深入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做到忠实原文又贴合目标文化习惯。最后，心理调节能力是维持高效工作状态的关键。译者在高压环境下需要保持专注、减少失误，以确保翻译质量的稳定。这些能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翻译能力体系，帮助译者在复杂的翻译任务中从容应对。
翻译能力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动态系统。唯有通过协调发展双语能力、策略能力、文化素养和心理调节能力，译者才能在面对复杂翻译任务时游刃有余，实现职业水平的不断进步。
4. 翻译能力的培养与实践反思
翻译能力的培养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变得尤为重要，从现有的翻译教育实践来看，虽然在翻译教育目标的实现上已进行了一些探索，但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与问题。理论模型的深入研究为翻译能力的实际培养提供了指导，本文将结合PACTE模型，分析当前翻译能力培养中所面临的挑战，探讨有效的培养策略，并从研究者的视角对翻译能力培养的实践进行反思，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4.1. 目前翻译能力培养中的挑战与问题
目前，翻译能力培养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尽管现有的翻译教学模式注重语言技能和翻译技巧的传授，但大多缺乏对翻译能力综合性和系统性发展的关注。因此，翻译教育需要更多关注学生翻译能力的全面提升，而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积累。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缺乏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学生在语言能力、文化背景和认知水平上差异显著，而目前“标准化”的教育模式难以满足个性化发展的需求。这种模式虽能提高学生的基础翻译能力，却对其潜力的发掘和个性化发展推动作用有限。
此外，现代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对翻译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翻译工具已成为提升翻译效率和质量的重要手段，但传统课程仍偏重于传统训练，忽视了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工具和机器翻译技术的教学，导致学生在实际工作中无法适应翻译行业日益变化的技术需求。
4.2. 结合PACTE模型提出的翻译能力培养策略
PACTE模型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和系统的框架，强调翻译能力的多维度构成，涵盖了语言能力、文化能力、翻译策略能力、工具使用能力等多个方面。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翻译能力提升策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优化。
首先，PACTE模型强调语言能力和文化能力是翻译能力的核心要素。笔者认为，翻译教育应通过多种形式的双语训练和跨文化交流活动，帮助学生增强语言能力的同时，提升他们的文化意识。例如，教师可以设计跨文化沟通的实践活动，促使学生了解目标语言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这种双重能力的培养不仅在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也能帮助学生在多文化和跨国背景下进行精准的翻译工作。
其次，PACTE模型强调翻译策略作为核心能力，体现译者应对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PACTE模型中将翻译策略视为翻译能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笔者认为，翻译策略不仅仅是翻译技巧的应用，更是译者应对翻译中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因此，翻译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翻译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翻译技术的应用已成为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的重要途径。随着计算机辅助翻译(CAT)技术和机器翻译(MT)的快速发展，翻译教育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融入技术工具的使用训练。在翻译教学中，应当通过实践环节，让学生掌握常见的翻译工具，提升其技术运用能力。此外，翻译能力提升应结合行业需求，强化翻译者对专业术语的掌握以及对行业背景的理解。
最后，翻译能力塑造应更加注重实践经验的积累。在多样化和跨学科的翻译项目中，能够帮助学生积累经验，提升其在不同情境下的翻译能力。跨学科翻译项目可以帮助学生接触更广泛的领域，理解不同领域内的专业术语和文化差异，从而增强他们的翻译应对能力。
4.3. 翻译能力培养的实践反思与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翻译综合能力的构建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任务，还应跨越学科界限，结合行业需求、技术发展和跨学科合作等多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考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技术的不断更新，译者核心素质的培养路径应不断适应新的挑战，融入多元化的培养模式，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翻译需求。
尽管当今社会对译者能力的培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果，但仍面临许多挑战。总的来说，翻译的培养在未来应当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传统技能与现代技术的融合，以及多元文化视野的拓展。翻译教育的未来应该不断探索新的培养模式，推动翻译能力的多维度发展，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化需求。
5. 结语
综上所述，翻译能力的培养不仅是语言技能的训练，更是跨文化理解和思维方式的塑造。在探索翻译教育的过程中，需不断审视现有教学模式与理论体系，结合实际需求与挑战，推动翻译教育的创新与发展。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教学内容以及提升学习者的综合素养，翻译教育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全球化交流与文化传播的需求。未来，翻译教育的创新探索将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提供强大动力，助力全球文化的互联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