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本研究聚焦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译本里归化与异化翻译手法的运用，参考劳伦斯·韦努蒂提出的归化异化理论，通过实例，剖析了译者在实践中如何运用这两种策略，并评估其利弊，以揭示该译本在翻译策略上的特点，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回忆录作为一种富有创意的写作形式，近年来备受追捧。《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自2018年面世后，便连续多年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更荣获美国书商协会年度非虚构类图书大奖，其影响力跨越国界，尤其吸引了中国读者的广泛关注。
之所以选择任爱红的中文版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中美文化间存在显著差异。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构造，涵盖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交习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价值观念、道德规范等多个维度。在此书中，宗教差异尤为突出，书中频繁提及的摩门教对于中国读者而言相对陌生。塔拉·韦斯特弗在摩门教家庭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和教育经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难以找到直接对应，这对译者提出了更高要求，需在文化转换中巧妙处理，这一过程中必然涉及文化的适应性表达。其次，中英文在语言结构上存在根本差异，这也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中西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形态的差异具体表现在“直线形”的英语思维表达和“螺旋形”的汉语思维表达中。中国传统的螺旋型的曲线思维方式使中国的文化和思维具有因循、模仿、重复的特点[1]。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导致了中文喜用短句，结构松散。而英文频繁使用从句，其句式相较于中文更为复杂。因此需要运用归化策略将原文句式转化为符合中文习惯的表达。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通过剖析跨文化翻译的实际案例，期望拓展全球化语境下翻译研究的广度，特别是深入探索翻译在促进文化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
2. 鉴于回忆录翻译领域的研究尚显不足，本研究旨在为未来的相关探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和见解。
3. 我们将聚焦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译本，详细探讨归化与异化翻译策略的运用，力求填补该研究领域的空白，彰显其学术意义。
2. 研究现状
本章旨在简介《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翻译实践的现状。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数集中于书籍对读者的启发作用，较少涉及翻译策略的应用。
国外关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文版的研究有限，原因有二：首先，原著和中文版的出版时间较近，因此针对中文版的研究尚未积累。截至2024年12月，根据中国知网(CNKI)的统计，涉及该书的外文研究仅有一篇，虽然这一数字仅限于CNKI平台，但已足以反映出相关研究的不足。
在国内，《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首个也是唯一的中文版本由任爱红翻译，并于2019年出版。随之，学术界也对其进行了研究。截至2024年12月，在中国知网平台上，关于该书的相关论文接近七十篇。
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对该书部分章节翻译实践的分析，一类侧重于探讨书中的主题，如教育、自我塑造与家庭影响等，第三类为《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文版翻译策略研究且此类文献极为稀少。因此，研究任爱红在该书翻译中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具有学术价值。
这些研究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类聚焦于《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部分章节的翻译实践；另一类研究则主要探讨书中的核心主题，如教育的重要性、个人自我塑造的历程以及家庭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等；第三类研究则专门针对《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文版的翻译策略，但这类文献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对任爱红在翻译该书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进行深入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部作品，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
3. 理论框架
在提出“归化”和“异化”之前，人们通常研究的是“直译”和“意译”，这两个概念最早由政治家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提出。此后，德国著名翻译家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首次在1813年的一场演讲中提到了“自然化”和“异化”(即归化和异化的前身)。他认为，翻译有两种方式：“译者要么让作者安居不动，让读者去接近作者；要么让读者安居不动，让作者去接近读者。”“异化翻译以阐释学为基础，其一为作者中心论，其二为人和语言的双重关系。”基于阐释学的作者中心论，异化翻译中偏向作者的翻译思想得以面世[2]。
此后，在1986年，意美翻译家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其著名著作《翻译的隐形》中提出了“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这两个概念[3]。一般而言，归化使作者更接近读者，而异化则使读者更接近作者。韦努蒂是异化的坚定支持者，他强烈反对翻译过程中造成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4]，并希望让翻译者更加“可见”。韦努蒂认为，“异化”策略能够抑制英美文化中的种族优越感、文化自我陶醉及帝国主义倾向，并构建有利于民主的地缘政治格局，对于抵制霸权主义、促进文化间的平等交流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5]。然而，他也意识到该理论内部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来源于翻译者的主观性。韦努蒂之后澄清，“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不是一对对立的概念。“异化翻译”也得落实在接受语文化中。然而，国内部分学者错误认为，韦努蒂的“Foreignization”和“Domestication”是纯粹的翻译方法，其实不然。事实上，韦努蒂所支持的“异化翻译”还包括翻译选材在内。翻译选材之异域性只要体现在所译作品的主题以及创作手法[6]。与异化相反，归化翻译的支持者则执着于满足本土的文化期待。
与韦努蒂的主张相对，杰出的美国翻译家尤金·奈达(Eugene Nida)坚持归化。他提出了“动态对等”的概念，要求突出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应该与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间的关系基本上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完全流畅的表达。他的理念影响了后来的翻译家，包括科勒(Koller)和纽马克(Newmark)。奈达认为，“翻译是交际”[7]。每种语言都独具特色，同时拥有相当的表达能力；在进行翻译时，我们应尊重每种语言独有的魅力。两个句子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实现完全的对等。奈达主张，语言翻译应追求自然流畅的对等，避免翻译腔的出现。译文应隐去原文的语言痕迹，既忠实于原文，又照顾到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他强调，理想的翻译应使译文读起来不似原作，自然而流畅。因此，在翻译《圣经》时，奈达采用了简洁、通俗的语言，使译文易于理解。此外，他还认为，从语义和交际两个维度入手翻译《圣经》，能更有效地确保译文的准确性。
古代便有佛经翻译“文质”之争，现有“归化”与“异化”之争。中国学者张智中认为，采用归化异化的翻译策略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这两种策略各有优势和局限性。从文化内容的角度来看，翻译应侧重于异化，同时辅以归化或弱化处理。而从语言形式的层面考量，翻译则应以归化为主导，异化作为辅助[8]。而有其他学者表示，译文的服务对象是读者或语言接受者，因此，无论是采取异化还是归化策略，都应充分考虑他们的需求，为不同读者群体搭建起跨越文化障碍的桥梁。暂且不论其他语言文化间的翻译转换，就跨文化翻译的英译汉而言，可适当采用异化手段作为归化的补充，以融入源语的某些异质元素。而对于以外国读者为目标的汉译英，则更宜采用归化策略[9]。在实际的翻译实践中，情况错综复杂、变化繁复。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异化翻译也是归化。两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并在一定程度是上重叠的[10]。只有当归化与异化相辅相成，达到一种平衡状态时，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创造出忠实、富有表现力且优雅的译作。
通过作者的研究，可以发现任爱红在中译本中同时应用了归化和异化策略。具体来说，异化的应用要远多于归化。在异化处理的部分，她几乎是对原文进行了逐字翻译，只是调整了句子结构，从而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色。
关于归化策略在中文版本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与宗教相关的原文；第二种即原文在中文中能够直接找到对应，也就是说，可以使用中文中的等效表达进行翻译，从而实现对等翻译，这种类型可以称为对应翻译；第三种，译者根据原文段落的上下文，对原意进行了某些调整，从而使翻译更加流畅、易于理解。这种类型可以称为适应性翻译。
这些不同类型的归化应用体现了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和目标语言文化差异的灵活处理。翻译者在确保翻译忠实的同时，也力求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和流畅度。
4. 案例分析
本章将列举书中运用归化或异化策略的具体案例，并探讨其应用对于目标读者阅读带来的影响及其优缺点，对此进行详细讨论。
4.1. 使用归化策略的案例
(1) 关于宗教的案例
由于源语读者与目标读者在宗教理解上的差异，译者运用了归化策略，使得目标读者更加理解原文。根据中国政府的统计数据，中国人口中，约有四分之一信仰宗教。大多数信徒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而在美国，超过8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中美在宗教方面的差异极为显著，因此译者在遇到这方面的文本时选择使用归化策略，使得译文更加流畅和易于理解。
原文：For Pete’s sake!
译文：老天啊！
分析：此例摘自书籍第二章。“For Pete’s sake”是“For God’s sake”的委婉说法[11]。这是一句常用的情感感叹句，直译为“我的神啊”。在基督教及其他一神教中，上帝被认为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是所有道德权威的源泉。因此，通常见到“我的上帝啊”这一译法。
然而，在中国，天是中国人信仰的核心。在中国文化和传统中，天是所有生命和价值的根源。孔子认为，天不仅超出这个凡俗世界之外，而且超出所有一切存在者，包括“众神”[12]。人类天生拥有“天命”。一个人应该竭尽全力去实现自己的“天命”，通过改善生活来体现天的目的。在孔子的影响下，古代中国人逐渐形成了对天的信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天并不是一个人格化的、超自然的神祇。具体而言，天指的是生生不息的自然规律。
因此，当中国人想表达惊讶、惊奇或其他强烈情感时，他们通常会说“老天爷啊”，而不是“上帝啊”。
基于这些差异，任爱红将原句翻译为“老天啊”，这更加贴合中国读者的用语习惯和文化习惯。
(2) 对等翻译
原文：Before long, he was thumping around the house, thin as a string bean, swallowing buckets of food to regain the weight he’d lost.
译文：没过多久，他就在屋子里转悠了。他瘦得像根豆芽菜，为了恢复体重，狼吞虎咽地吃了一桶又一桶食物。
分析：在中文中，当人们形容某人瘦弱时，常常将其比作豆芽菜或筷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文习惯表达。
在原文中，塔拉将自己因腿部严重烧伤并感染的哥哥比作“string bean”(豇豆)。因此，“string bean”与中文中的豆芽菜所指代的并非是同一物体。在这种情况下，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在意义上并不对等。然而，基于沃尔特·本雅明提出的“纯语言”概念，任何一种事物在本质上就是传达其思想内容[13]，世界各地的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有着相同的、普遍存在的意图。此外，不同语言之间也有共同的核心，这意味着即使某些人的语法或发音不标准，依然能够互相理解。
如果译者选择逐字翻译“string bean”，将其译为“豇豆”，即使这不符合中文称呼瘦弱的人为“豆芽菜”的表达习惯，中国读者依然能够根据“纯语言”和共同核心的理论理解作者的意思。然而，译者选择将其翻译为“豆芽菜”，这一表达虽不影响译文的理解，但是其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用语，使得译文更加流畅。
(3) 适应性翻译
原文：I slipped into the scatterbrained-woman routine.
译文：我就切换到脑残女人的模式。
分析：在第二章中，当塔拉的母亲非法接生时，产妇产后大出血，陷入了极大危险，因此他们不得不将她送往医院。如果警方注意到非法接生，塔拉的家庭将陷入困境，甚至她的父亲可能会与警方发生枪战。因此，塔拉的母亲希望尽量避免被控非法接生，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装自己是一个对分娩一无所知的女人。于是，她告诉警方，她不知道分娩时，孩子是头先出来还是脚。
根据陆谷孙英汉大词典(第二版)，“scatterbrained”用来形容一个人没有头脑、轻率、浮躁。然而，如果将原句翻译为“我就切换到轻率女人的模式”，会让中国读者感到困惑，因为塔拉的母亲并不是想假装自己是一个没头脑且轻率的女人。因此，译者根据自己对上下文的理解对原句进行了意译。这样的翻译使得目标读者更容易理解。
4.2. 使用异化策略的案例
异化策略旨在保留原著中的元素，使目标读者能够接近作者的视角。中译本大量采用了异化策略，以下是其中的两个代表性案例。
例1：
原文：I can still fix this, I chanted as the plane lifted off the tarmac.
译文：飞机从跑道起飞时，我高呼：我还能修好它。
分析：在塔拉的父亲给了她最后一次回到巴克峰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后，塔拉拒绝了，于是她陷入了持续的悲伤和自我怀疑。她在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在街上尖叫。她的痛苦源自于她与家人之间无法修复的关系。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想回到巴克峰，向家人寻求宽恕。因此，尽管当时的男友强烈反对，她还是乘飞机回到了爱达荷州。
在飞机上，她认为自己还能修复“this”，即解决所有问题并弥合自己与家族间的裂痕。然而，任爱红将原句翻译为“我高呼：我还能修好它”。这个翻译存在一些问题。
原句中的“this”包含了丰富的含义。它不仅指代塔拉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还包括她对自己所接受的教育产生的怀疑以及随之产生的心理问题。而中文译本中的“我还能修好它”并未完全反映原文的全部意义，而且动词“修”的使用也并不恰当。此处，译者几乎是逐字翻译，该异化策略的使用未能帮助原文的表达。这种翻译可能会让目标读者感到困惑。因此，这里翻译策略的使用需要改进。
例2：
原文：In his stern presence, I could never recall the pleasant way his lips used to twitch, before they were burned away, when a memory tugged tears from his eyes.
译文：我在也无法忆起他的嘴唇在烧毁之前，曾经怎样愉快地抽搐，当一段回忆让他热泪盈眶的时候。
分析：从句作为修饰成分通常起到补充或强调主句的作用。在英语中，从句不能独立成句，它们在句中的位置可以灵活变化。然而，中文没有“从句”这种语法结构，即使有部分成分用于补充或强调主句，在表达时，这部分通常可以独立成句。此外，中文中不需要使用任何连接词将这个成分与主句连接。
从句的存在使得分析英文句子变得更加复杂。从英语到中文的翻译也会变得更加困难。从句结构特殊，在认知加工方面要付出更多努力，这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国内翻译界为什么会持续探索英语关系从句的翻译[14]。
该例句中，译者在翻译时并未调整从句的位置，并完全按照原句的顺序进行翻译。这种彻底的异化策略导致句子表达不符合中文的习惯，容易使目标读者感到困惑。
5. 结语
综上所述，Educated: A Memoir中文译本中，译者任爱红倾向于采用异化策略，相较于归化策略，其应用频率显著为高。这样的一致性翻译风格彰显了译者对原著的忠实度，且中文译本展现出高度的表现力，这是该译本在中国广受欢迎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归化策略的运用上，中文版同样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面对中西文化，尤其是宗教差异时，任爱红通过归化策略增强了文本的可理解性；二是当存在精确对应的中文词汇时，译者倾向于直接归化，以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三是鉴于英汉在语义、语法及句构上的差异，任爱红灵活采用归化策略调整原文结构，确保了译文的流畅与意义的清晰。综上所述，归化策略对提升中文版流畅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文为回忆录，其本质在于记录事实，准确性为其核心特征，因此译本亦需遵循此原则。基于回忆录的属性，任爱红更多地采纳了异化策略，大多数情况下成功保留了原作精髓。然而，正如案例分析所示，个别译文仍需进一步探讨与优化。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在中国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任爱红的翻译。她不仅保留了原著的思想精髓，还促进了中国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同时保留了原文的深层含义，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思考空间。
本研究揭示，任爱红在翻译《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文版时，虽以异化策略为主，亦不乏归化策略的运用，体现了译者在两种策略间的灵活平衡，与劳伦斯·韦努蒂的理论主张相契合。总体而言，通过这两种策略的有效结合，译本既易于理解，又精准传达了原著精神。
此外，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首要限制在于，由于中文版《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于2019年出版，国外相关研究稀缺，导致本研究未能充分借鉴国际视角，部分分析深度受限。另一局限是，关于译者任爱红的背景及翻译风格的资料匮乏，限制了对其深入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