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鸡，在中华文化中作为一稳定象征，其影响深远，已深入人们的饮食习惯、仪式活动及文学创作，拥有数千年的文化积淀。在历史的长河中，围绕鸡形成了诸多与乡土民俗相关的隐喻文化现象。“鸡文化”与人们多样化的生活地理空间、人文生态环境紧密相连。随着民众生计方式的演变，以及国家政治进程、地方社会发展的演进，与鸡相关的民俗乡土文化亦在持续地演变与更新。从民俗学的视角审视，“鸡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隐喻文化，多数关于鸡的民俗艺术手工艺品、民俗表现形式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隐喻。因此，本研究旨在从关于鸡的民俗文化隐喻这一微观视角，深入探讨侨乡民俗鸡文化的本土特征，试图通过鸡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的田野观察与深入阐释，以小见大地理解国家政治进程、地方社会发展与民众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并从文化隐喻的维度审视与鸡相关的文化隐喻载体，揭示民俗文化和民俗艺术的民族性、社会性在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潜力。
2. 鸡的民间传统与生命礼俗隐喻
中国家禽养殖历史可追溯至约8000年前的磁山遗址，发现大量鸡骨。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遗址中也有鸡骨。殷商时期甲骨文显示古人理解鸡与日出关系。春秋战国时期，鸡成为家庭养殖重要成员。鸡在文化中不仅有经济价值，还象征深厚文化意义，如“鸡人”官职、“鸡坛”和“鸡窗”。鸡在神话、祭祀和占卜中象征驱邪避凶、吉祥报喜，体现国家礼仪与民间习俗互动。神话主要源自人类童年时期，部分诞生于文明社会，基于对神灵信仰，运用原始思维，通过艺术加工手段，创造关于超自然神灵的幻想性叙述[1]。“鸡的神话”起源于原始社会的信仰体系与艺术塑造，其后逐渐演化成为光明与时间的象征。古代先民赋予鸡“阳鸟”之名，象征着昼夜更迭以及光明战胜黑暗的神圣力量。在新石器时代，由于科学知识的匮乏，人们将鸡的啼鸣视作神秘力量的体现，反映了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之情。众多的神话记载都可以找到对鸡文化敬仰的考究：如《山海经》中的“三足乌”代表太阳的象征，民间传说“金鸡报晓”则深刻反映鸡鸣带来光明的信仰。《太平御览》卷三十引《谈薮》注云：“天地初开，以一日作鸡，七日作人”[2]。中国古代神话中，女娲造人前先造六畜，鸡作为最早出现的生灵，象征天地开辟和生命初生。因此，传统黄历将正月初一称为“鸡日”，与鸡鸣唤醒天地相契合。
鸡在驱邪避凶中的象征地位源远流长，逐渐融入祭祀仪式和民俗传统，反映人们对平安与吉祥的追求。古代神话中还有鸡是“重明鸟”的说法。据晋·王嘉《拾遗记》记载：“当尧世……有秖支之国献重明之鸟，一名“双睛”，言双睛在目。状如鸡，鸣似凤。时解落毛羽，肉翮而飞。能搏逐猛兽虎狼，使妖灾群恶不能为害。饴以琼膏。或一岁数来，或数岁不至。国人莫不扫洒门户，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时，国人或刻木，或铸金，为此鸟之状，置于门户之间，则魑魅丑类自然退伏。今人每岁元日，或刻木铸金，或图画为鸡于牖上，此之遗像也[3]。文献记载了民众迎接重明鸟的习俗，如清扫门户和制作其形象置于门户间以求保护。这一传统演变成现代春节在门窗上绘制鸡形以驱邪的习俗。此外，《山海经》云：“祠鬼神皆以雄鸡”。雄鸡作为祭品，在祭祀仪式中驱邪除恶。《括地图》记载：“桃都山……上有金鸡，日照则鸣，下有二神，一名郁，一名垒，并执苇索，以何不祥之鬼，得而杀之。[4]”此地的金鸡不仅象征着光明，还与驱邪避凶的神灵郁、垒共同守护着人间。南朝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一日，贴画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其旁百鬼畏之。[5]”以上相关文献记载揭示，在古代，人们通过在门户上绘制鸡形图案、悬挂苇索以及桃符等方法，以驱逐邪恶之灵，以求平安顺遂。这一风俗通过代代相传，则逐渐演化为节日时剪纸画鸡、贴鸡符等传统活动。
这种风俗的形成正如《太平御览》所言：“风俗之端，始于至微，搏之于无物，听之于无声，然一二人倡之，千百人和之，人与人相接，人与人相续，又鍾而行之。[6]”风俗习惯通常源于小的开始，随时间演变，成为社会规范。与“鸡文化”相关的文化符号在民间广泛流传，丰富了鸡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鸡文化富含地域特色，如内蒙古包头的木刻双鸡习俗，视鸡为家庭守护神，反映对家庭安全和幸福的追求。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农村居民在“清明”节气剪制红公鸡或贴《鸡王镇宅图》驱毒虫，伴有吟诵：“谷雨日，谷雨晴，奉请谷雨大将军；饭三碗，酒三盅，快送毒虫化灰尘。”仪式展现了对自然的敬仰，寄托了丰收和健康的愿望。在河南灵宝，端午节时，妇女们会剪制大公鸡贴门上。这些公鸡通常嘴里含蝎子，脚踏蜈蚣，写在黄表纸上：“五月五端阳，食粽糕，饮雄黄酒，金鸡镇守门户，一切害人之毒虫皆消亡。”公鸡象征驱邪避凶，在端午节饮食和健康祈愿中占重要地位。现代民俗活动展现了鸡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结合地方特色，形成多元化民间文化。作为守护神象征，鸡在不同背景下持续发挥文化作用。
在研究鸡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观察到其民俗隐喻内涵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与古代统治阶层强化等级制度、统一思想以巩固其统治地位紧密相关。宗教与神话作为统一信仰和礼法的手段，对社会治理起到了辅助作用。以商朝时期为例，鸡被视作先祖图腾，这反映了当时原始社会信仰体系中氏族部落成员对特定动物的亲缘认同。在这一信仰体系内，鸡与鸟、凤之间存在一种认同上的连续性，即古人将鸡视为鸟的一种，进而将鸟与凤等同于鸡。《史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7]”由此可见，商朝时期凤凰已被奉为氏族的图腾信仰。然而，作为图腾象征的凤凰，在现实世界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8]”在浙江绍兴出土的战国时期铜制房屋模型上，以及项城出土的绿釉陶楼顶部，所见的“凤凰鸡”图腾柱和卧鸡图腾，同样印证了这一观点。
自古，礼法从上层社会传至民间，并与当地风俗融合演变。例如，民间有以“鸡彝”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传统。《山海经·西次二经》记载：“其祀出毛一雄鸡。[9]”在《山海经》的北山首经、北次二经、中次三经、中次八经、中次十经等篇章中，频繁提及以雄鸡作为祭品来祭祀鬼神。《风俗通义》中亦有记载：“鲁郊祀常以丹鸡祀日，以其朝音赤羽，去鲁侯之咎。[10]”神秘力量源于鸡在礼仪中驱邪祈福的角色。战国时期，民间已有杀鸡挂门、悬苇索驱鬼的习俗，这些可追溯至鸡的神圣意义。鸡逐渐象征“驱邪避恶”。南朝刘宋时期开始流行贴画鸡，南朝梁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已有记载：“正月一日，贴画鸡于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于其旁，百鬼畏之。[5]”鸡被视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守护灵，其形象已演变为文化符号，但其象征意义依然深远，持续释放魔力。这一演变凸显了鸡在民间信仰中的核心地位，也反映了文化传承中象征意义的持久影响。
除了作为祭祀活动的一部分，人们对鸡的超自然崇拜还体现在鸡卜上，这是古人对鸡所具有的超自然神秘力量的一种信仰表现。《史记·孝武本纪》中记载：“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11]”。此外，张守节在《史记正义》注释中提及：“鸡卜法，用鸡一狗一生，祝愿讫，即杀鸡狗，煮熟又祭，独取鸡两眼，骨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也。[12]”在《汉书·郊祀志》中亦有类似记载，粤人深信鬼神之存在，并以鸡为媒介进行占卜以预测吉凶，岭南地区至今保留着以活公鸡祭祀的传统。云南彝族在农历正月初二举行“打牙祭”，长者主持仪式，用鸡血祭拜神灵，祈求祖先庇护，并通过鸡骨预测运势。这反映了鸡文化在礼俗信仰中的传承与演变。观察与鸡相关的祭祀仪式，可以发现鸡的民俗文化是“礼俗互动”产物，封建时期作为支持统治阶层的工具，反映了国家祭祀向民间地方祭祀的渗透。随着历史的演进，鸡的民俗文化逐渐与社会进程融合，成为中华民俗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该文化体现了民众对于邪恶的排斥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民间文化里，鸡被视作生殖力的象征和繁衍之神，承载了“多子多福”的美好愿望，体现了生殖崇拜的核心理念。《仪礼·士昏礼》中记载：“女子许婚，笄而礼之。[13]”古代中国女性在适婚年龄举行“及笄”仪式，用“云凤簪”束发，象征成熟和家族繁衍。此仪式与男性冠礼对等，反映了鸡在生育象征中的重要性。民间信仰中“抓髻”与“抓鸡”谐音，揭示生殖崇拜。鸡作为生物象征，不仅代表生殖繁衍，还是灵魂载体和通灵媒介，在祭祀和丧葬中广泛应用。例如，哈尼族与景颇族用鸡祭拜祖先，汉族等地区用“招魂鸡”引导灵魂，象征转世重生。据岭南地区的《开平县志·民俗·丧礼风俗》记载，在“买水”仪式中，喃呒(即道士)手持公鸡和铜铃，吟唱“卖鸡调”以送别逝者。此外，在特定节日的祭祀活动中，亦有唱“卖鸡调”以祈福的习俗。喃呒在仪式中，一手持公鸡，一手摇动铜铃，口中念诵以开平方言编撰的起式：“灵鸡，灵鸡，头顶红冠足踏泥。你是凤凰三太子，发落凡间作灵鸡。今晚将你来何使用，将来坛下。”法事结束后，以杀鸡祭祀的方式，祈求风调雨顺、平安多福。随着时间的推移，“卖鸡调”逐渐演化为地方民间歌谣，流传至今，并成为民间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14]。
在原始社会中，鸡被视为图腾象征，体现了氏族部落的亲缘认同和对自然的敬畏。《史记》记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7]”由此可见，古人将鸡视为鸟类的象征，与凤凰崇拜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山海经–南次三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8]”研究表明，鸡和凤凰在文化认知上具有共性。考古发现，战国时期铜制房屋模型和绿釉陶楼顶部的“凤凰鸡”图腾柱及卧鸡图腾，证明了鸡作为图腾信仰的存在。鸡象征多产、福泽，是生殖崇拜和灵魂信仰的载体，以及宗教仪式中亡灵召唤的象征，体现了其超自然力量和生命力。随着礼仪制度、官方仪式民俗化和宗教信仰的发展，鸡在祭祀和灵魂仪式中的角色和内涵不断扩展，文化表征更加丰富。
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吉祥和喜庆，尤其在各种节庆和婚嫁等重要时刻扮演着重要角色。正月初一的“鸡日”在某些习俗中具有特殊意义，公鸡的鸣叫方向被认为是喜神所在。在新娘出嫁或家人出行时，人们会按照这一方向行动，以期带来好运。除夕晚餐中，鸡是不可或缺的佳肴，如山东曲阜的“无鸡不成席”传统。布依族的婚礼宴席上，鸡翅象征着幸福和繁荣；福建客家人在建筑上梁时杀鸡以祈求好运，他们相信鸡能预示吉凶；广东侨乡室内绘制鸡的图案，既祈求好运，也表达了对海外亲人的思念。这些传统展现了鸡在民间文化中的多重喜庆意义，使其成为喜庆场合的重要象征。
3. 鸡的民俗内涵与“礼俗互动”
艺术源于民俗，深植于民众生活。鸡的民俗文化，作为生活产物，具有原生性，维护社会稳定，承载民众愿景，成为情感和精神寄托。鸡文化民俗艺术，汇聚民俗智慧与文化成就，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民俗艺术的发展与国家政策推动、地方地理环境和人文特征紧密相关。不同地区民风与社会发展差异，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艺术体系。田野调查显示，鸡文化民俗艺术主要保存在剪纸、泥塑和民谣等形态中。尽管种类不多，但地方民俗多样性赋予了民俗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展现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和地域民俗艺术的独特魅力。以泥塑鸡为例，追溯其发展脉络，从“礼俗互动”的研究视角切入，研究了泥塑鸡的起源与文化传承，揭示了鸡民俗艺术深厚的文化内涵。
“礼”一词通常指涉正统、规范化的仪式及行为准则，这些往往经过官方的系统整理或受精英文化影响，具备一定的等级性和规范性。在远古时代，人类对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日月星辰等缺乏科学认知，心怀敬畏之情，遂通过祭祀活动以求神灵的庇护。这些祭祀仪式具有固定的程序和规定，构成了“礼”的早期形式。与此同时，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约定俗成的习惯。这些习惯在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后被提炼和升华，形成了“礼”。随着国家和阶级的形成，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将某些行为规范提升为“礼”，以此彰显等级差异，强化统治阶层的权威。如《礼记·曲礼上》提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5]，体现了儒家思想构建理想社会中礼的规范作用。“俗”则是民间自然形成的风俗习惯，是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自发产生的行为方式、风尚和习惯。在凝聚社会群体上，民俗文化是群体情感的纽带，它承载着特定群体共同的记忆和情感，通过代代相传的互动过程得以保存。它既包括如传统建筑类的物质民俗，也包括如技法传承的非物质民俗。
刘志琴[16]在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系统性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礼俗互动”概念，指出中国社会具有礼俗社会特征，形成了独特的礼俗秩序。该概念解释了精英文化向民间传播及世俗化趋势。研究通过田野调查，展示了地方社会如何通过礼俗仪式强化地方认同，并融入国家文化体系，体现了“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民俗学者张士闪[17]认为，应结合国家制度的“自上而下”执行与民众的“自下而上”应对策略，以推广“礼俗互动”概念。该概念强调国家政治与民间“微政治”的相互作用，融合国家政权合法性与民俗传统神圣性，实现互动与整合。尽管如此，学界对礼俗互动的定义仍具多元性和复杂性，未形成统一界定。
在文化维度上，“礼俗互动”可被视为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个体或群体通过遵循特定的礼仪规范和习俗，实现相互间沟通交流、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的过程。该过程在个人、群体和社会层面均有体现，深刻揭示了文化的多元性、包容性特征以及不同文化间相互作用的动态机制。其核心价值在于推动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维护文化生态的平衡与稳定。从社会角度看，“礼俗互动”指的是社会成员根据规范和传统，在特定结构和环境中通过互动和实践建立关系，发挥整合功能，维护和促进社会秩序。这一概念展示了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为研究社会运行和发展提供了理论视角和分析方法。礼俗互动探讨礼仪规范和习俗惯制这两种社会规范的相互作用。礼仪涉及形式化仪式和行为准则，习俗则关注民间日常习惯和信仰。它们在社会实践中相互影响，共同塑造行为和价值观念，对文化传承有深远影响。这为理解中国传统鸡文化提供了理论视角。
陕西凤翔出土的文物显示，泥塑鸡的历史可追溯至仰韶文化，当时作为贵族墓葬陪葬品，象征逝者灵魂的引导与守护。鸡在当时具有祖先象征的文化意义，与巫术、陶乐器和祭品一起，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社会秩序的尊重。但随着社会和政治变化，泥塑鸡在周秦、汉唐时期逐渐从贵族礼仪中消失，转而在民间作为工艺品流传，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陕西凤翔泥塑鸡(图1)在明代迎来了复兴。朱元璋军队驻扎凤翔时，景德镇陶艺工匠迁至当地，用观音土创作了线描和彩绘泥塑动物。这些民间艺术形式源于当地群众的实际生活需求，体现了陕西地域文化。泥塑鸡作为节日礼物和商品，流通于百姓生活中，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愿望[18]，同时也反映了民间艺术的实用性与文化象征意义，彰显了地域特色，更映射出农耕社会对于和平与丰收的原始追求。这种民间艺术因其趣味性和实用性得以传承，并成为地区核心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国家话语体系。政治进程推动了泥塑鸡艺术的普及，使其深入家庭。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情感创作的民俗作品，成为国家认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与地方文化的互动，赋予了民俗传承神圣性，并促进了其与当地社会经济的融合，使非遗实践回归民间[19]。
Figure 1. Fengxiang clay chicken in Shaanxi province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1. 陕西凤翔泥塑鸡(图源自作者自摄)
Figure 2. Ping mud chicken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2. 和平泥鸡(图源作者自摄)
陕西凤翔泥塑的起源传说得到《陕西省志·民俗卷》等文献广泛认可，并被王树村在其《中国民间玩具史话》中收录采纳。同样，岭南地区的惠山泥塑[20](无锡彩塑)也有类似传说，尽管其起源时间缺乏详细考证，但普遍认为始于明代。此外，位于广东河源市连平县和平乡的和平泥鸡(图2)融合了传统乐器埙的元素与泥塑艺术，其形态模仿鸡，分为五孔和七孔两种类型，与传统乐器“埙”相似。由此可见，泥塑作品汲取了日常生活、神话故事和小说元素，是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映射。鸡作为吉祥和驱邪的象征，与龙凤、八仙等传统符号共同构成民众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
宋明时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泥塑等手工艺品的商品化和民俗艺术的兴起。泥塑艺术不仅满足市场需求，还承载了社会文化功能。王朝通过推广艺术形式，结合政治理念与礼俗文化，促进了社会统一与稳定。民俗艺术的繁荣是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鸡文化的民俗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得到丰富，表现出时代性和主观性，反映了时代特征和民众意图，同时展现了各地文化的独特性。明代经济促进泥塑市场化，其内容形式符合社会信仰。艺术与祈福、风俗结合，更贴近民众，增强时代感和情感共鸣。各地民俗艺术虽有共同信仰影响，但表现形式多样。例如，凤翔泥塑与惠山泥塑在创作题材与风格上均体现出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特质，呈现出民俗艺术的多样性与独特性。分析表明，民俗艺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鸡文化艺术体现了祈福观念，并在变迁中吸收新元素。这种传统与创新的平衡，使民俗艺术得以持续发展，丰富内涵，并与时俱进。
4. 岭南侨乡鸡文化的多元隐喻与侨胞的家国意涵
岭南乡土文化和民间艺术随经济和思想变革而演变。鸡象征吉祥，在民俗艺术中常见，如“鸡头鞋”和剪纸中的鸡图案，代表对家庭繁荣和美好生活的愿望。岭南民俗文化与政治实践相互作用，政治管控宽松，社会稳定性不足。南方沿海地区自然灾害和盗匪活动频发，民俗文化融入神学和宗教元素。广府地区“波罗诞”庙会(见图3)购买“波罗鸡”(见图4)习俗，象征鸡神庇护，寓意发财致富、平安吉祥。崔弼在《波罗外纪》[21]记载，每年二月初始，“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大舟小舸，连泊十余里……糊纸作鸡涂以金翠或青鸾彩凤，大小不一，谓之波罗鸡。凡谒神者游览必买符及鸡以归，馈遗邻里，谓鸡比符尤灵。”波罗鸡作为广府民间信仰的产物，在民众心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它承载着广府地区居民对于气候适宜、社会和谐以及生活幸福的深切祈愿，进而演变成一种与庙会相关的、具有独特情感表达的文化符号。
Figure 3. Polo birthday temple fair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3. 波罗诞庙会(图源作者自摄)
Figure 4. Chicken polo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4. 波罗鸡(图源作者自摄)
Figure 5. “Chicken Bowl”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5. “鸡公碗”(图源自作者自摄)
岭南地区流传着一种历史悠久的民俗艺术品——“鸡公碗”(图5)。起源于明代，曾是贵族专属，后因成本高停产。潮州人继承并推广了这项技艺。鸡公碗手工绘制，以公鸡为主图案，配以花卉等，象征家庭繁荣和富贵。在农耕社会，“鸡公碗”广泛使用，公鸡啼鸣象征新一天的开始，因此也称“起家碗”，寓意通过勤劳实现财富积累和家庭兴旺。早期“鸡公碗”通常绘有公鸡和小鸟、花丛；后期装饰元素丰富，常见牡丹、芭蕉等图案。公鸡象征家庭繁荣，牡丹寓意富贵，芭蕉象征“兴家成大业”，体现了吉祥文化。在闽南风俗中，公鸡象征家族兴旺，显示了对繁衍的重视。广东婚俗中，“鸡公碗”作为嫁妆，寓意新娘对夫君的美好愿望。20世纪中叶，“鸡公碗”在中国香港和闽南家庭中普及，后随经济发展影响力减弱，但在华侨社会中文化内涵得以保留。作为华人餐厅标志，“鸡公碗”承载了海外华侨的乡愁，不仅代表家族文化记忆，也成为了情感桥梁。它通过图案展现了对故乡的深情和文化归属感，承载了海外华人对家乡的祝福。“鸡公碗”不仅是物品，它富含文化意义，成为连接华人与故乡的纽带，体现了民俗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发展和传承。
岭南侨乡的鸡文化具有独特内涵和情感表达，侨民迁徙和文化交流使其融入外来元素。侨乡文化多元融合，赋予鸡文化丰富象征意义。例如，“鸡公拜堂”是侨乡代表性民俗(图6)，象征男性生命力和侍奉双亲职责。此习俗反映了侨乡家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创新应对，展现了婚礼习俗的独特历史意义。仪式的严谨、文化内涵的深刻以及象征意义的多重，体现了传统社会对婚姻、家族传承和生殖繁衍的重视，以及礼俗融合和社会秩序维护的文化逻辑。
Figure 6. “Ji Gong Worship Hall” (photo from Hakka Culture Museum)
图6. “鸡公拜堂”(图源客家文化博物馆)
江门市，被称为“中国第一侨乡”，是研究华侨华人文化的重要领域。全球约有六千万华侨华人，其中多数是粤籍。侨乡文化与华侨的跨国迁移紧密相关，包括民俗、景观和古迹等，反映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和记忆。五邑地区(包括开平、台山、恩平、新会和鹤山)是侨乡文化的核心，其华侨历史始于唐代。文献显示，新会人于公元879年随阿拉伯商人前往印尼苏门答腊，开启了五邑华侨的跨国历史。明清时期，五邑地区成为广东经济繁荣的中心，华侨通过侨汇和侨批显著推动了当地经济。但经济繁荣也吸引了匪盗，特别是张保仔和郑一嫂领导的海盗在珠三角地区的活动，威胁侨乡民众安全。地方志详细记录了侨乡的动荡历史。《新宁县志》[22] (明嘉靖二十四年修)中提到：“宁邑僻处海隅，民俗颇称朴野，然自正统至今八七十年来，祸乱相仍，盗贼不息。”在嘉庆时期，国内的动乱与外来侵略日益加剧，具体表现为税赋的加重、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以及鸦片战争的爆发，这些因素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岭南地区的侨民文化则展现了民众在动荡时期的生存智慧，以及民俗文化在危机中的适应力和传承性。
镇濠村位于珠江三角洲西部潭江北岸，属于开平县水口镇。它紧邻潭江，拥有肥沃土壤和丰富资源，但因此常遭匪盗侵扰。开平侨民众多，侨眷生活富裕，易受土匪侵扰。据《旧广东盗匪实录》[23]记载，1912至1930年间，开平地区发生71起大规模匪劫，造成百余人死亡，210头牛被抢，财产损失巨大。1912至1926年，匪帮多次攻击学校，绑架百余名师生，三次占领县城，县长朱建章也被绑架。这段特殊历史背景为镇濠泥鸡(见图7)的起源提供了社会环境。当时，一只小公鸡的叫声意外揭露了匪徒，帮助村民围捕成功。为了纪念这只小公鸡，人们开始制作泥鸡，逐渐成为儿童玩具。这个传统使泥鸡成为年节象征，为村民带来副业收入。泥鸡作为守护神象征，在动荡年代为村民提供心灵慰藉和精神支撑，寄托了对稳定生活的向往。
Figure 7. Zhenhao Mud Chicken production techniques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7. 镇濠泥鸡制作技艺(图源作者自摄)
镇濠泥鸡和和平泥鸡外观相似，但发声机制不同。和平泥鸡发声类似乐器埙，镇濠泥鸡则用内置竹哨发声，制作更简单。这种简化工艺使其在乡村地区广泛传播。镇濠泥鸡不仅文化内涵丰富，还承载乡土和家国情感，反映侨乡文化。其发展得益于四邑地区民众对“鸡文化”习俗的认同。鸡被视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动物，因其“五德”——文德、武德、勇德、仁德与信德——在《说文解字》[24]中被尊崇为“知时畜”。在四邑方言中，“鸡”和“界”发音相同。正月初一，人们制作泥塑鸡象征平安，寄托美好愿望，反映对和平与幸福的期望。泥塑鸡是侨乡文化的情感纽带，连接侨眷与海外侨胞，表达思念与祝福。它不仅是工艺品，也是侨乡文化情感的载体，承载侨乡人民对侨胞归来的期盼和侨胞对亲人的思念。泥塑鸡的制作技艺传承了五邑的鸡文化，展现了侨乡文化在礼俗互动中的特色。作为象征，镇濠泥塑鸡保持了乡村社会传统文化的生机，促进了侨乡与海外侨胞间的情感交流。这种民俗艺术形式传承了四邑人民的传统信仰和文化认同，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多样性。
本研究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侨胞对祖籍地的情感在侨乡建筑中通过门楣和室内装饰的“鸡图”符号得到体现。侨乡建筑装饰图案分为三类：一是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吉祥图案，如“雕龙画凤”等，象征家庭和谐与幸福；二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图案，结合西方元素和侨胞形象，彰显华侨身份；三是直接模仿西方风格的图案，体现对现代化的追求和华侨身份的特殊性。田野调查中，特别注意到门楣上的“鸡图”符号。例如，在江门市开平市蚬冈镇联灯村的“帝子朝圣”图(图8)，展示了建于民国25年的居楼。尽管屋主已出国，但保留产权，希望将来能返回故乡。进一步研究显示，门楣上的“鸡图”具有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反映了侨乡鸡文化与乡土情感、家国情怀的结合。
Figure 8. “Emperor Pilgrimage” on the Diaolou in Kaiping (Photo taken by the author)
图8. 开平碉楼上的“帝子朝圣”图(图源作者自摄)
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华南侨乡地区见证了西式建筑的兴起，这与华侨回国潮紧密相连。经历排华法案等限制后，华侨大量回归，他们的建筑风格也融入了西方元素，体现了开放和融合的精神。建筑中的“鸡图”装饰不仅保留了辟邪的传统意义，还反映了侨胞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国家的认同。在侨乡文化中，鸡是具有传统意义的灵禽，同时增添了新的文化含义。鸡在传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象征着灵性和生命。但侨胞在门楣上绘制的“鸡图”更多地表达了对故土的思念和文化认同。这种通过“鸡图”表达的乡土情感和家国情怀，与传统辟邪的实用性形成对比。这种情感在壁画和灰雕中尤为突出，其意义已超越了家庭，成为侨胞怀念家乡和祖先的象征性文化符号。
侨乡鸡文化不仅代表传统象征，更是乡土情感和家国意识的体现。鸡的民俗艺术，如镇濠泥鸡和碉楼门楣上的“鸡图”，作为文化隐喻的载体，展现了侨乡信仰和侨胞对故乡及祖国的情感。这些艺术形式作为文化认同和情感纽带的桥梁，对于重塑华侨的文化身份和共同命运感至关重要。它们承载着华侨的历史背景、乡愁、文明交往的时代性文化认同。尽管海外侨胞面临文化认同的复杂性、跨文化沟通的困难和国际关系的挑战，这些艺术形式依然在传统与现代、乡土与海外的对话中传递着华侨对故乡和家国的深厚情感，对于唤起侨胞的根文化基因和民族认同具有重要价值。
保护和挖掘鸡文化有助于海外侨胞通过社会化过程建立自我认同，明确身份。这包括社会功能和个人功能两个方面。社会功能上，社会化培养侨胞对中华民族的本能，通过集体记忆和共享传统促进情感认同和价值共识。民俗艺术作为文化符号，承载侨胞对祖先和祖籍地的记忆，成为抒发乡愁的物化表达。个人功能上，侨胞通过共享中华民族文化符号获得情感共享，促进个体发展。生活和实践作为桥梁，连接主观精神与客观实际，增强对中华民族的情感体验，驱动侨胞唤醒集体记忆，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融入自我，促进集体行动。
5. 结论与反思
鸡的民俗艺术反映了本土情感和社会发展，其文化隐喻对增强文化自信和推动文化繁荣有重要意义。中国艺术历程显示，它与环境适应、时代变迁和人心紧密相连。民俗艺术比一般艺术更深刻地体现了本土情感[25]。民俗艺术反映时代、地域和独特性，但情感基础减弱使其价值和意义可能被遗忘。它也具有政治功能，随历史演进获得新的文化意义，成为情感寄托和生活来源。若无法适应时代，传统民俗艺术可能被淘汰，新的形式将出现以满足社会政治需求。这种创新和演变激活传统文化，为中华文化注入新活力，丰富其内涵。
民俗艺术的创新和再创造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推动民族团结和文化繁荣。尽管具有地域和民族特色，但其表达的情感普遍，涵盖对家乡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文化的认同。鸡文化作为民俗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礼俗传说和艺术表现形式上展现本土性，对民俗艺术和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笔者从中获得若干启示。
1) 民俗文化的地方性与本土性。以鸡文化为例，民俗文化的形成根植于传统自然民俗生活，与国家政治发展及地方社会进程紧密相连。鸡文化作为地方性与本土性民俗的典型代表，为系统研究中国本土民俗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地域性习俗的广泛性和完整性表明，民俗文化在不同时间和空间中具有高度的适应性。
2) 民俗文化的传承性与创新性。鸡的民俗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显著的演变，尽管因南北地域差异而表现出多样性，但其核心价值得以保留，至今在民间仍占据重要地位。这种传承性与稳定性表明，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其不断适应社会需求的能力。随着社会思想的进步和宗教信仰心理的淡化，传统民俗文化中不符合时代需求的部分可能逐渐消失，但新的民俗文化形式将不断涌现，丰富现代生活的文化遗产。
3) 民俗文化的民族性与社会性。民俗文化与民俗艺术的民族性和社会性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文化支撑。以镇濠泥鸡为例，其作为侨乡文化符号，通过唤起侨胞与侨乡之间的乡土情感，增强了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的构建，表明民俗文化的本土性具有促进文化整合与民族团结的潜力。结合时代需求焕发新生的民俗艺术，在国家文化认同与民族团结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众多民俗艺术精品，它们不仅展示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和深厚，也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多样性与民族情感的共性。民俗艺术与时代需求相结合，持续充满活力，成为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源，并为构建民族共同体和精神家园提供了独特价值。对鸡文化进行的多维度研究启示我们，民俗艺术是连接传统与现代、个体与国家的关键纽带。因此，在传承与创新的过程中，我们应更加重视其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
致 谢
本文感谢暨南大学和五邑大学本科生的付出。感谢五邑大学常胜涛老师的鼓励与支持。
基金项目
本研究是2024~2025年度暨南大学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港澳台侨学生专项“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阈下港澳台侨学生红色侨文化遗产实证教育体系改革与实践项目”、广东省普通高校青年创新人才类项目“清代以来五邑侨乡丧葬习俗的社会史考察”(批准号：2021WQNCX078)，2023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大学生科技创新培育)项目(项目编号：pdjh2023b0538)和2023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311349040)的成果。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