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回顾学术史上关于资本的分期理论的已有成果，哈佛大学教授斯文·贝克特不囿于以往学者的资本分期模式，以全新的视角对资本进行分期。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以棉花为划分符号，分析各个时期由棉花生产而引起的资本变化，并探究以欧洲为主体的棉花帝国的兴起到新棉花帝国重回全球南方的实质。再次探究棉花帝国在不同阶段呈现的新样态，能够悉知以棉花为载体的新棉花帝国主义的实质，有助于明辨当今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多种迷惑性形式，如平台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技术资本主义等。同时亦能够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
Abstract: Reviewing the existing results on the staging theory of capital in academic history, Harvard professor Sven Beckert is not confined to the staging model of capital of previous scholars, but takes a brand new perspective on the staging of capital. In “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 Sven Beckert uses cotton as a dividing symbol,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capital caused by cotton production in various periods, and explores the substance of the rise of the cotton empire, which was mainly in Europe, to the reappearance of the new cotton empire in the Global South. By re-examining the new forms of the cotton empire in its different phases,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new cotton imperialism carried by cotton, which will help us to identify the various confusing forms of capitalism today, such as platform capitalism, digital capitalism, and techno-capitalism, among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deepen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of the laws of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1. 引言
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提出的世界体系论，将“体系”作为划分现代世界的文字符号，以此来阐述世界经济的运行和世界政治的变革。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内在逻辑不断展开的结果。回顾学术史上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划分标准，各学者有着不同的历史分期法，皆是各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用不同的评判标准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阶段或生产力发展不同程度之间质的差别。例如，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将资本主义世界分为“三重秩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工业化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恩特斯·曼德尔从机器生产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划分；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从资本主义文化角度对社会形态进行探讨。
相比上述历史分期理论，哈佛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出版于2014年，以下简称《棉花帝国》)一书中，从全球史的视角出发，以棉花资本及其全球化历程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发展史的标准和载体，探讨棉花帝国的形成、演变、重塑的整个过程。《棉花帝国》一书不仅在出版之际就荣获班克罗夫特奖、菲利普·塔夫脱奖以及昆德尔卓越奖，更于2020年获得第十五届“文津图书奖”；同时也是《纽约时报》评选的2015年十大重要书籍之一。《棉花帝国》以战争资本主义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以及全球的棉花主义时期为划分脉络，呈现了棉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复杂性、跨地域性以及剥削性。全书追溯了以棉花为中心的多产业发展脉络以及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各个地区所包含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因此，以《棉花帝国》为载体，再次探寻“棉花资本”的全球化旅程，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多种迷惑性形式，具有重要意义。
2. “棉花资本”的全球化
《棉花帝国》以棉花这一经济作物为载体，跳出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在多元时空中对棉花进行考察，讲述了以欧洲为主导的棉花帝国的兴衰史。《棉花帝国》以全球棉花产业为载体阐述了棉花的种植、加工、贸易、消费等如何推动世界秩序中心的转移。同时将棉花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分期的载体，以此来探究现代世界体系的源头和发展。
2.1. 棉花贸易的兴起
“白色黄金”棉花贸易帝国的诞生基于全球棉花贸易市场的形成。贝克特指出：“大约5000年前，在印度次大陆，人们第一次发现可以用棉花纤维纺线。几乎就在同时代，生活在今天秘鲁海岸一带的人们，在对南亚发展完全无知的情况下，也做出了相同的尝试[1]”。棉花产业首先出现在12世纪的意大利北部，随后15世纪又出现在德意志南部，但亚洲生产者直到此时仍掌握着最尖端的纺织技术。在之后的两百年内，棉花产业的发展格局呈现从缓慢到急剧再到爆炸性的重组：棉花的种植方式及生产地区发生惊人变化，棉花作物的快速扩张将整个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一张以欧洲人为主导的棉花贸易全球网。在此期间，欧洲的资本家通过多种手段重塑和主导全球棉花网络。他们首先以暴力的方式挤入棉花贸易的全球化之中，攫取和掠夺土地并贩卖黑奴，以此创造种植棉花的条件；随后再从财政、法律等各个方面出发，建立起一个复杂但却以欧洲为中心的海洋贸易网络。棉花贸易之所以兴起，与十五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密不可分。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美洲登陆，将彼此割裂的大洲逐渐联系起来，全球化加速推进。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成功绕过好望角，驶入卡利卡特港与印度建立起贸易关系，欧洲人此时首次接触到主导世界的生产者——印度织工的产品，令欧洲重建以棉花为交换媒介的全球棉花网络成为可能。随着“棉花贸易”的不断发展，欧洲各国陆续在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依靠武力使竞争者屈服，将生产领域的经济命运与奴隶制度捆绑在一起，用棉纺织品贸易把亚洲、非洲和美洲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庞杂的商业网络中。在这样的商业网络中，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体系：战争资本主义。“战争资本主义依靠富裕且强大的欧洲人，将世界分为‘内’和‘外’两个区域[1]”。“内”即指帝国的法律、体制、习俗，有着正常的国家秩序，“外”则指帝国的属地，原则上帝国属地的一切受到帝国的支配，但实际上帝国的原则在此已被领主所破坏。原住民遭到屠戮，暴力凌驾于法律之上，领主权力高于一切，市场则由领主及私人行动者的暴力行径所控制。战争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潜力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使经济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世界从多角度多中心逐渐演变为单一中心，多个国家的多股力量逐渐汇集到以欧洲资本家为主导的棉花贸易帝国。
2.2. 棉花制造的发展
当工业资本主义作为战争资本主义的革命产物时，棉纺织业也进入机器大工业生产阶段。棉花产业成为生产力主要加速的动力与英国的工业革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棉纺织工人对工具的改造催生了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产生的高效能机器又反哺棉花产品网络的建造。随着珍妮纺纱机的发明到机械化纺纱厂、棉纺厂等的建立，英国工匠生产棉纱的革命性创新工艺迅速传播，贸易商能够以无可比拟的优惠价格贩卖大量的纱线和棉布。依赖于战争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也利用战争资本主义不断拓宽从属于世界区域“外”的经济范围，使英国将白色黄金更快速、更有力地运输到位于亚洲、美洲和非洲等的各类帝国属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的快速扩张，商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作为棉纱生产机器化的产物–棉纱厂的诞生，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奴役也就此拉开序幕。资本对劳动力的支配开始从组织、监督逐渐发展到主导生产。劳动力由于缺乏对抗新技术的自我劳动技术，不得不放弃对资本的对抗，不由自主地屈服于工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产生阶段性进步的背后是战争资本主义近两百年积累动能的释放：战争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使得某些国家和某些地区的工业资本主义逐渐崛起，它依赖于资本和国家权力的结合，以独特而新奇的方式创造市场。战争资本主义通过暴力手段奴役人民，工业资本主义则通过市场规则奴役人民。当暴力攫取利润到一定程度后，奴隶生产力则达到饱和，利润只能通过工业化的手段继续向前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就是各种不同的利益关系进行相互博弈，其所产生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机构则内嵌在各种不断产生的新机器中，而“军事–棉花”综合体正是其催生的新型复合体。一方面，“军事–棉花”综合体建立所带来的“大土地潮”正引领棉花种植园主们不断寻找新的领土，拓宽自己种植的边界线；另一方面，强制性的劳动力也成为复合体扩张的必要因素，棉花的扩大生产迫使奴隶制重新活跃起来。种植园主对全球棉花市场的支配也日益增长，这种支配力量又反过来促使其自身实力增长。在整个棉花制造业发展的过程中，以英国为中心的棉花制造网正不断编织。以英国为中心而向世界发散的资本交易链、交通运输网、奴隶输送线的秩序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得以确立，英国就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2.3. 棉花生产的全球化
1861年，萨姆特堡的炮击击碎了全球棉花市场最大的原料供应链。美国内战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对沾满鲜血的“白色黄金”的依赖之战，更是对整个棉花制造帝国工业秩序的挑战。随着战争的持续，棉花制造帝国也将遭遇第一次真正的全球原料危机。“面包或死亡”此时已成为北美大街小巷的标语，“棉荒”的爆炸性社会后果开始从生产瘫痪蔓延到投机市场的波动等。除此之外，“棉荒”也为殖民地原料生产开辟了新的空间。新的生产领域，即新的原棉生产基地则是制造商们急于寻求的棉花来源地。因此，新的全球劳工、资本和国家权力网络即将重新构建。棉花种植采取新的土地、新的劳动关系并采取自由的劳动力方式逐渐成为资本家们无法避免的选择路径。当北美失去其供应原料的价值时，资本家被迫将目光转向印度、埃及、巴西等国家。美国的奴隶解放对印度大部分的农村社会结构造成影响，自由的棉花劳作在这里成为可能，这也使得棉花在多个大陆迅速扩张，全球棉花生产网络得以重塑。在新的全球棉花生产网络中，西方资本主义仍旧掌握着棉花种植和生产的关键环节，自由劳作的形式只是其资本主义实质的外壳。19世纪70年代，棉花资本家将都市资本在不依赖于奴隶制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多的全球农村融入工业生产中。此时都市资本被推向世界奴隶地区之外的棉花生产者，他们在全球农村中逐步获得对棉花贸易的控制，这便是资本注入棉花生产的过程。而随着欧洲资本的不断侵入，商人和棉花种植者之间的联系逐渐倾向帝国主义模式，棉花种植者逐渐被边缘化。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合同法、新的土地财产权以及对铁路的控制权等，将帝国的力量影射到全球农村，越来越多的全球棉花贸易由少数棉花交易所主导。因此，棉花交易所成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载体。在帝国政治家、制造商和新型交易商的推动下不断扩大覆盖范围，棉花生产逐渐转移到新的生产地域。因此，棉花种植者越来越倾向于世界市场，欧洲棉花制造业大规模扩张，全球大部分农村地区越来越转向出口棉花种植，这就极大地重组了社会结构。强大的制造商和帝国政治家联手，进一步推动了全球棉花生产农村在世界更多地区扩展，世界市场逐渐一体化，棉花帝国编织的全球网络逐渐形成。
3. 新棉花帝国主义
棉花帝国不管是从地理位置的迁移，还是到劳动制度的改变，都体现了资本主义不断适应全球化的能力。在棉花帝国第一次崩塌无法避免之时，资本主义展现出其永久的革命状态。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各种形式的暴力都是资本主义攫取利益的核心驱动力。资本永不停歇，新棉花帝国主义也终究会重塑。
3.1. 新棉花帝国的结构重组
随着农村棉花种植区的新劳动力体系的不断完善，各国逐渐获得了更多可以种植棉花的新领地，并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对领土进行控制。资本主义国家吸收解放黑奴运动后的经验教训，已不再简单地压榨劳动力，而是通过建设殖民地基础设施、建立新的劳动制度，从而重塑当地社会结构，将殖民地的劳动力纳入全球棉花种植联合体。1910年日本开始占领朝鲜时，日本殖民者就希望改变本土棉花产业，建造新的殖民地，控制和开发新的土地，由国家对农民进行监督和管理。“朝鲜对日本的棉花出口从1904年至1908年的年均3700万磅增加到1916年至1920年的1.65亿磅[1]”。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驯化起一个又一个的殖民地棉花产业。除去殖民地孵化棉花种植外，由原材料独立而引发的全球棉花商品边疆化，不仅推动了“大土地潮”的发展，更进一步将棉花产业嵌入跨越国家和帝国边界的全球贸易网络中。20世纪20年代初，中亚棉花贸易中心浩罕被称为“棉城”，这不仅是俄国资本主义打造棉花殖民地的结果，更是殖民国家和俄国资本家在棉花种植上共同合作的结果。殖民地棉花生产网络的建造象征着民族国家与民族工业在强大的竞争力下缔结而成的新型共生关系。这种新型共生关系实际上就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在互相竞争中不断强化各自的国家资本，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一种全新的表现形式。不论是德国、法国或英国，各个帝国不仅致力于在非洲进行领土的扩张，同时通过提供周转资金收取利息来控制小农种植、创建大型棉花种植园等手段达到构建全球原棉市场的目的。在棉花帝国内部，全球网络已不断扩大其地理覆盖面，不仅促进了基础设施的整合，更动员劳动力在新土地上继续开垦，为新棉花帝国的缔造创造基础。
3.2. 新棉花帝国横跨南北半球
“未来和过去一样难以想象[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苏联、印度成为大多数棉线、原棉的出产地，“此前的棉花产业中心——曼彻斯特、米卢斯、巴门和洛厄尔等——到处都是废弃的工厂[1]”。欧美国家在棉花制造帝国已失去统治权。棉花生产中心的转移，使以棉花产业为跳板的工业革命而缔造起来的欧洲棉花帝国解体，新棉花帝国的重塑范围再次回到1780年以前的棉花产业中心地带。在工业革命之前，棉花加工业仅仅是进行小批量的生产批量棉花。此时欧洲农村的男女纺织布还难以与东方的“风织品”相媲美。而在工业革命与其催生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下，新兴的棉花贸易商和棉产品制造商从美洲的奴隶种植园中获取生产原棉，再由成千上万的工人操纵新的工业机器–纺纱机和动力织布机生产棉制品，最后将产品贩卖到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大洋装载着美国南方棉花或英国棉纺织品的蒸汽船，取代了穿越撒哈拉沙漠驮运西非棉纺织品的骆驼商队[1]”。棉花贸易商和棉产品制造商将周围的农村地区编织成一个涵盖农业、商业和工业生产的全球性棉花网络。令人唏嘘的是，建造棉花帝国的帝王最终也在其创造的产业中唤醒了使他们被边缘化的力量。奴隶制的崩塌和新帝国主义的建造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当奴隶制解体，棉花种植者获得自由，地方主权交由国家和帝国，帝国和国家再组成新的全球网络。自获得独立以来，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增强国家能力来整合土地、资源和劳动力，使得本国的棉纺织业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只能占全球棉布出口的2.8%，而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占据着决定性的主导地位[1]”。全球棉花产业的空间安排一直在不停地重塑构造，棉花不停地在新的地区被种植和生产，奴隶、自由民个人和集体活动的斗争改变了棉花种植地理。新兴的亚洲资本家与民族主义者将工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发展项目相融合，试图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浪潮下重塑棉花帝国。随着制造业的迁移，棉花种植的核心区域也发生了转移，南半球国家具有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受国家管制较少的地区性棉花制造业就有了新的崛起机会，世界棉花工业从北方横跨到南方，资本的触角延长到南半球，使得棉花帝国独霸全球南北，全球资本主义也以棉花帝国为载体而加速发展。
4. 新棉花帝国主义的实质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新棉花帝国主义是以棉花为基础而逐步从战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最后走向全球资本主义的棉花帝国。不论帝国主义以何种形态出现，其本质依旧是对其他地区进行经济、政治、军事上占领的强权政治。
4.1. 新棉花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帝国主义而非棉花
关于社会以何种范畴划分历史时期，各个时期的学者都有不同看法。法国哲学家让·鲍德里亚从符号学出发，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类比为一个符号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符号都是模式化后的符号，其都经过一定的编码重构。他所确立的资本主义世界的三重秩序分别为：以“仿造”为本质的古典时期、以“生产”为核心的工业时代以及受代码支配的阶段即自体性结构性价值世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主张从技术的角度出发，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程度为标准，将整个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恩特斯·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从机器生产的三个阶段出发，即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以及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将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市场资本主义、垄断式资本主义以及后工业阶段。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则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以文化为划分符号，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贝克特则以棉花为载体，将资本对应棉花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棉花贸易帝国时期的战争资本主义、棉花制造帝国时期的工业资本主义和棉花销售帝国的全球资本主义。
棉花帝国的建立、发展伴随着殖民主义的发展。棉花制造业的扩张与清空的土地、奴隶制紧密相连。随着棉花帝国的不断扩大，资本家和奴隶主通过不断压迫和剥削劳动者而攫取更高的更多的利益。而经过战争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棉花帝国在独立战争中砰然倒塌，这不仅是奴隶制存在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更是其资本主义实质的现实写照。“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3]”。资本主义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在不断变强，其生产力不断发展，资本流动也永不停歇。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走向新的发展阶段，制造商和帝国政治家进行重新组合，全球棉花生产农村的规模不断扩大，全球殖民主义的触角也不断衍生。“国家扩张势力与领土的政策、行为和主张，特别是经由直接占领土地或对其他地区进行政治与经济控制来实现[4]”。当奴隶制表面上变为新的自由劳动力，地方领主就将权力让渡给民族国家和帝国。新产生的殖民代理人不断代表帝国开垦新的殖民地，对全球棉花农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产权划分，多个帝国就组成了新的全球棉花网络。因此，新棉花帝国主义在以棉花织就的秘网中悄然建立。国家化棉花种植、殖民地棉花种植不仅是新棉花帝国的运作形式，亦是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外在表征。随着科技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数字殖民主义、平台资本主义、数字帝国主义都是资本在不断革命中所展现的新样态，但其本质都是帝国主义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不断更换劳动制度，已达到对殖民地劳动力和资源的疯狂掠夺。不论从何种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划分，其实质都是各种劳动制度、各种资本和政体的不断转换重组，都是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核心都是资本剥削的全球化。
4.2. 全球资本主义是新棉花帝国主义的必然结果
“对抗资本家和帝国主义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5]”。第二十三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会议主题表明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帝国主义体系内动荡加剧，帝国主义仍未停止开展对全球市场、全球资源的直接或间接性的侵略活动。因此，帝国主义绝不是世界发展的主流，帝国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一阶段的具体体现，其隐藏的内在基本矛盾终将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
“自由和奴隶制形成一种对抗[6]”。棉花帝国的崩塌正是因为奴隶们奋起反抗寻求自由，而新棉花帝国的创立不过是另一种新的、更隐晦的奴隶制的赓续。新棉花帝国主义是经历了战争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两个阶段的阶段，过渡到全球资本主义时期而构建的帝国主义，是承载资本全球化、棉花全球化的躯壳。新棉花帝国正通过种植、贸易、技术、基建等资本的集中而不断扩大劳动过程的协作。资本全球化似乎已成为新棉花帝国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资本的强行侵略下，棉花等劳动资料已经日益转为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随着全球棉花农村的建立，各国种植者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进一步具有国际性质。在新棉花帝国主义阶段，殖民主义时期的暴力掠夺和领土占领已不复存在。资本家们正通过棉花销售的新型殖民形式，即不再侵占土地，通过修建基础设施、建立贸易公司和搭建跨国销售公司等手段，以殖民棉花加工及贸易领域，加速棉花资本的全球流通，以实现棉花资本全球化。新棉花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变种，也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必然原因。首先，全球棉花农村种植的生产过程即蕴含典型的资本主义特征。帝国殖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棉花生产，并在军事、政治和官僚方面对殖民地进行控制，不断完善殖民地基础设施、解构当地劳动制度并对其社会结构进行置换，将殖民地变成新的全球棉花种植联合体。这种崭新的隐形剥削关系不仅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以自身的革命更新来追求更长时间的发展，更是帝国主义剥削实质的具体体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新棉花帝国主义的剥削实质就注定它必然走向灭亡，棉花帝国的财富不断在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积累，造成资本的增殖和不断发展。而当全球棉花种植的雇佣劳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本将会无法抵挡其自己生产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进攻。因此，帝国主义终将无法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阶级消灭、热爱和平的社会主义才是世界的发展方向。
4.3. 列宁“帝国主义论”依然适用于分析棉花帝国主义
在全球资本主义时期，棉花帝国重构为新棉花帝国主义，似乎以暴力剥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表征已经消失，只剩下以新棉花帝国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市场繁荣发展的景象。但无论是从新棉花帝国主义扩张的领土逻辑、其发展的资本手段以及其经济秩序的建构中探究，新棉花帝国主义仍符合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实质，其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并未消亡。首先，新棉花帝国的生产实质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式生产。新棉花帝国主义所实行的剥夺性积累与以往战争资本主义阶段直接的暴力掠夺行为不同，其主要是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等方面出发对殖民地进行全方位、持续性的隐形剥削，进而将全球棉花贸易牢牢掌控在各个帝国手中。因此，随着新棉花帝国主义的发展，棉花的种植地理不断扩张，全球农村不断被纳入棉花资本的范围内，棉花的生产和种植也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而加速流通。随着资本积累地不断加深，资本垄断由单个棉花资本家转变为新棉花帝国主义垄断，并最后发展为国际范围内的垄断阶段。其次，新棉花帝国主义仍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特征。“1877年和19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棉花价格下跌，粮食价格上涨，许多棉花生产者无法获得粮食，贝拉尔和巴西东北部数百万农民遭遇了饥荒[1]”。在世界一体化的情况下，地区性的经济危机最终将如潮水般涌向全球。各地的棉花种植者在全球市场的控制和资本家的剥削下，除了种植棉花别无选择。棉花价格与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在最偏远的棉花种植村也被影响，大规模的粮食骚乱以及由农民联盟发起的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无不彰显着新棉花帝国主义的腐朽性与衰败性。最后，新棉花帝国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论新时代的延续发展。棉花帝国时期的“大土地潮”正如列宁所表述的殖民地土地夺取的大“高潮”所契合，棉花资本由自由种植向国家化种植过渡的阶段，势必与帝国主义瓜分土地相联系。当新棉花帝国主义形成之时，棉花销售的一系列必备要素已经由自由转为垄断，由此产生了更多尖锐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一点上，新帝国主义论是列宁大国瓜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帝国主义论主要是集中探讨第三世界何以落后，并形成了不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模式的原因。究其根本，新帝国主义论依旧认为不发达国家总是因为技术、资本的限制而不得不依赖于发达国家，因此其总是处于被剥削的依赖地位。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7]”。不论棉花帝国如何改组重塑，其垄断和剥削实质就是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帝国主义企图建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单极化世界意图始终从未消失。因此，在新的时代发展阶段，仍要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指导，才能拨开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迷雾，向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前进，步入向全球社会主义转型的成功道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研究”(21BKS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