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康德之前的批判性哲学都主要地指向了“思维的限度”。康德也不例外，可以说康德对“思维的限度”和“认识的可能性”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深刻和系统的“批判”。康德提出物自体不可知，确定“理性”的界限，这让“异化”成为不可能1，从而也启发了“异化”概念的突破性进展。费希特“自我”(Ich)通过对“非我”(Nicht-Ich)的设定，意识到其自身的有限性和对立性，促使自我意识的反思和外界的关系显现。自我进一步超越对非我的设定，寻求自我与非我的辩证统一，确立更为复杂的自我与非我相统一。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康德、费希特启发了黑格尔，黑格尔将批判的思想工具升级为以“异化”为核心的历史性的动态的“辩证法”。黑格尔对康德批判的批判，通过“自我意识”在不同领域的历史性的“异化”和“外化”的“对象化”运作，再通过“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回到自身，最后形成人类历史和文化的“绝对精神”。黑格尔发展出主奴辩证法等不同领域的“逻辑形式”，也可称为“批判的形式”或“形式上的批判”2。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将黑格尔辩证法从“自我意识”的逻辑运动翻转为“物质决定意识”。
马克思也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宗教是人的意识被异化的观念，从而理解了意识形态的遮蔽性。但他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静态性3。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方面，马克思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吸收到商品的价值源自劳动的核心观点。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认为圣西门和傅立叶缺乏对经济基础的科学分析，而只是乌托邦的构想；并认为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批判仅仅停留在道德批判上。在青年黑格尔派内部的论争中，马克思认识到鲍威尔忽略了宗教背后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甚至对辩证法的认识也表现得肤浅或根本没有走出黑格尔4。以及，在与施蒂纳的论战中，他清楚地看到了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的辩护。在法国方面，马克思注意到在法国大革命中，启蒙思想尽管动员了群众，却很快沦为新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然而，在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批判，所导致的巴黎公社的实践中，马克思又看到了意识形态批判5的现实意义。
因此，马克思很快走出了青年黑格尔派，形成了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阐发了以“异化”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批判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物质实践和阶级斗争为其理论方向深度嵌入到19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6。
在马克思之后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异化”与“理性”概念一直深度勾连。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概念，在卢卡奇的观察中，资本主义通过将世界商品化，从而让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实体化、商品化。并且这一切看起来具有自然而然的必然性，从而遮蔽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的“异化”力量。卢卡奇认为工人阶级可以通过觉醒而获得“阶级意识”，从而克服物化。我们可以认为“阶级意识”是卢卡奇运用马克思思想将“绝对精神”成功拉回到实践的领域，是理性概念上一个伟大的阐述。作为一个理性概念的“阶级意识”很好地修补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先进代表”这样的实践概念所缺少的柔韧性和理论高度。
韦伯第一次在社会和文化的价值无涉的意义上，区分了“理性”概念，他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还有传统理性和情感理性等。德国古典哲学确立了启蒙理性之后主体理性，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理性又经历了彻底祛魅。到了韦伯，资本主义已经促使“启蒙理性”完成其“工具理性化”过程，并由后者主导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各部门的合理化进程。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启蒙理性”提倡平等自由，以及契约精神，还有科学和实用技术。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启蒙理性”自身逐渐“异化”为“工具理性”。后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造成更深的“异化”。资本主义推动科技进步，不仅造就了工业文明，并且，霍克海默指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强调文化也异化为工业产品，从而加深了人的“异化”7。
马尔库塞继承并系统化了霍克海默的“科技意识形态”理论，在《单向度的人》中描述了这样一种现象，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系统将科学技术工具化，从而形成“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理性的异化形式。科技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而成为“意识形态”，扼杀人的解放需求和自由，促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一体化的“单向度社会”和“单向度的人”。
哈贝马斯认为仅仅从启蒙理性的异化形式，也就是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无法实现对意识形态的超越。他引入“交往理性”对“工具理性”加以限制，形成一种全面均衡的理性结构，从而展开对科技意识形态更有效的批判。
另外，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忽略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某种结合的思潮8。及其衍生出的“意识形态泛化”和“批判弱化”趋势9，尤其是对当前社会历史条件的剧烈震动和变化的观察10。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AI崛起，赵汀阳的《跨主体性》关注到学术界对“外星文明、元宇宙、人工智能(GPT4)等高科技和未来世界是否会诞生异于人类并凌驾于其上的新主体”的讨论，导致人类可能面临“主体的孤岛效应”“主体间的对峙”“跨主体性”问题三足鼎立的局面11。这些可能都会对，在去中心化条件下的“异化”和“理性”主导的社会批判研究，构成深远影响。
2. “异化劳动”的四种形式
《法哲学原理》是黑格尔关于法律、道德和政治哲学的核心著作，旨在通过个体遵循抽象法的框架所获得的权利，通过辩证运动过渡到全体成员共享的伦理生活。从而克服康德的道德命令与实际生活脱节的问题。也体现了黑格尔个体精神通过辩证运动向“绝对精神”接近的基本哲学构思。国家为这个过程提供最高的场所，市民社会是家庭通往国家这个最高理念的中介。黑格尔构建的这个体系从形式上与社会生活和实践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当中，个体首先是“个体精神”，也是“绝对精神”的历史性的部分。而且“理念”通过法律、道德和国家来实现自由。对此，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评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2] (p. 251)另外，黑格尔在个体自然权利法、道德法，以及伦理法几个层次强调法律作为自由的保障，然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的结构也是抽象的，黑格尔“永远是同样的一些范畴时而为这一些领域，时而为另一些领域提供灵魂。总之，就是在替各个具体规定寻求适当于它们的抽象规定。”[2] (p. 254)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当中确立了“现实决定理念”的范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从哲学批判过渡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得以初步确立的文献。《导言》还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是批判的目标。马克思首先要对哲学的宗教批判进行总结，他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他认为德国政治的精神已经驳倒，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制度以及消灭敌人。而且，只有用“实践”才能解决德国过去的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这种实践的理论只能是一种彻底的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论，也就是一种掌握“物质力量”的理论。马克思明确提出“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这就需要“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在此，这样的哲学已经具备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雏形[2] (pp. 453-467)。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同样是马克思从青年黑格尔派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型期的文献，其核心是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并通过工资、分工、货币，利润和地租的讨论，以及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构想的讨论，为《资本论》奠定了基础。资本的血腥在于，首先其自身必然来自劳动的积累。然而劳动者并不占有资本，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大规模产业资本，胁迫创造了资本的工人反而不得不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获取工资。因此工资和资本的分离使得资本家获得利润(剩余价值)，而对工人则是致命的。工人因此“不得不出卖自己和自己的人性……国民经济学把工人仅仅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谢永康语)。”同时，基于异化的劳动却成为资本家的利润和整个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经由“异化劳动”，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同自己的类生活相异化，同他人相异化12。人之所以成为一类，那是因为人有“意识”。人的自由在于，人可以不为生存而开展劳动，而资本主义将劳动降为求生的工具，将人与类生活之劳动相互异化；人可以占有自然物，也可以将自然物加工成产品而体现类生活，可资本主义将劳动产品与人相分离，从而将人与类生活之劳动产品相互异化了；人失去了由“主体意识”决定的诸般类本质，从而被剥夺自由，人不再成其为人，因此，人与人相互异化了。“人的本质，人，在黑格尔看来=自我意识。因此，人的本质的全部异化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马克思关于类本质的异化分析的核心仍然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只不过，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的异化没有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即在知识和思维中反映出来的这种异化的表现。”[3] (p. 100)因此，马克思借用黑格尔异化分析框架，所得出的唯一出路在于“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3] (p. 108)也就是通过异化之异化让无产阶级重获类本质——自由。
尽管费尔巴哈论证了“黑格尔从异化出发，……从绝对的和不变的抽象出发，”就是“从宗教和神学出发。”[3] (p. 92)因此，正如上帝是宗教中人异化了的自己的形象，“绝对精神”就是哲学中被异化的人的形象。并且，黑格尔的辩证法仅仅停留在思辨中，他的那种异化的、外化的，以及扬弃的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3] (p. 94)但就“批判的形式”而言，基于以“异化”为核心的辩证法的纯形式的普遍性，正如马克思所做的一样，后来的人们，总是会不断地回到黑格尔。
3. 对“异化”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的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他们认为哲学不应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而应反映具体的人类历史和物质生活。这就确立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13，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区分了“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这些“不应该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1] (p. 29)。
由此，马克思似乎寻找到哲学和实证科学结合的批判路向，他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1] (pp. 30-31)紧接着，马克思导入以“生产力”为基础的“历史”概念。马克思分析了家庭和社会共同体，他认为“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1] (p. 38)因此，“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交往关系而联系起来的人不仅表现为一种扩大的生产力，也表现为一种联合的共同体力量。只不过这种力量实际上在人们之外，人们并不懂得这种力量，不仅不能支配这种力量，而且在“意志”和“行为”上受其控制。这种“异化”的发展将造成“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不仅“不堪忍受”，而且从客观上让无产阶级这一阶层，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在生产中普遍的交往，形成一种普遍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的结果是“共产主义”，这并非一种“理想”，马克思说“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 (pp. 38-40)。
实际上，“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统治阶级具有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以及“精神力量”一定是当时最强有力的“异化”的力量[1] (p. 52)。并且，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让这种意识形态的压制普遍化、全球化，并一度变得忍无可忍。因此，马克思提出让资本主义自己培育的无产阶级，在主奴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让资本主义“那种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的必要性消失”[1] (pp. 54-55)。
4. 商品拜物教和等价交换的“异化”功能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单元“商品”入手，通过分析其使用价值(由具体劳动创造)和价值(由抽象劳动形成)，最后落脚到“商品拜物教”展开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首先，在原始社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一般不存在交换。然后，在奴隶制和农奴制当中，是以奴隶对主人的人身依附作为基础，他们劳动生产的产品直接以逐级上供的方式进入社会体系，也不存在大规模交换。另外，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4] (p. 95)因此，联合体的成员按照劳动量和需求分配这些产品，这里也不存在交换。而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下层劳动者既不需要依附于农场主，也不需要依附于土地。他们以启蒙理性赋予的自由为名形成了市民阶层，为了生存他们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从而获取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支付的工资，用于购买生活必需品而生存14。那么，产品是如何转换为商品的呢？这是由于产品不仅具有物的属性，因而属于社会总产品的一部分。而且，其中还凝聚了人的无差别的劳动，从而使劳动产品具有社会属性，可以通过计算得出其价值。通过一般等价物的货币的中介作用，劳动产品就可以成为用于交换的商品。关键是商品利用了人的劳动的社会属性，从而把人与人的关系转换成了“物与物”的关系，从而形成了“遮蔽”和“异化”。商品就是这样一件既具有“物性”又具有“社会属性”的奇怪之物，它不仅统合了世间一切社会关系，并且人本身也成为了商品。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性让这种异化看起来合理。这就是“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性[4] (p. 89)。
工人将其劳动力出售给资本家，这个过程是在合法与自由契约之下完成，一切显得那样的公平。然而，资本家却无偿的占有了超过支付工人工资部分的剩余价值。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等价交换的合法性和自由契约构成了强大的遮蔽性，而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4] (p. 250)对于同一件商品，这两个“必要劳动时间”并不相等，当再生产自己劳动力(获取工资)的必要劳动时间结束，劳动进入“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马克思将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这是过去不存在的“对象化的(异化的)劳动”，是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15。
5. 结语
“启蒙理性”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的主体性的觉醒。“纯粹理性”既可以看作人的类本质，也可以是个体的理性形式。“绝对精神”是人类文明史的完成。从“阶级意识”到“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价值理性”，乃至“交往理性”强调的都是类本质，或对类本质的“异化”。似乎，理性总是以与异化相连、融合和对立为演化路径。事实上，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有一个焦点，即：“工具理性”究竟是对人的类本质的彻底“异化”，因此需要彻底否定16；还是“工具理性”其实也可归入人的类本质，只是需要制约和扬弃。这将随着理性进一步地去中心化、后现代性社会批判发展，以及跨主体性确立逐渐明朗。
NOTES
1“支配自然也有范围，这个范围正是纯粹理性批判所约束的思想范围。康德就把永远无限进步的学说与坚持其固有的缺陷性和永恒的有限性统一起来。康德的这一判断是一个圣谕。”[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的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20.
2黑格尔“把世界历史上不同民族所经历过的不同的历史时代看作人类意识所经历过的同样多的阶段，在发展的目的地被达到之前，这些阶段必定是不充分的。……只有当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时，人们才能意识到它的原则并超越它。于是，一种新的世界历史的意识和一个新的时代便开始了。因此，在黑格尔那里，每个时代的意识相对它的后来者都是‘虚假的’，然而又都是必要的。……人们能够以回顾的方式谈到早期的知识阶段和思维方式，而这些知识阶段和思维方式已经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即有限的因而是不真实的东西，而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则变成了卓越的智慧和‘科学’(Wissenschaft)。”汪行福, 俞吾金, 张秀琴, 著. 意识形态星丛: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2-13.
3“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 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通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2) 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92-93.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表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他不得不：(1) 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页5.
4“鲍威尔在进行批判活动时对于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是多么缺乏认识，而且在物质的批判活动之后也还缺乏这种认识。……对于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则完全缺乏认识。”同上，页91、243。
5一般认为意识形态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洞穴之喻”和弗兰西斯·培根的“四假象说”。“在培根那里，意识形态的概念已经包含了后来被青年马克思首先加以发展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关系到‘虚假的意识’问题；另一方面，关系到产生这些‘虚假的意识’的原因。”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狂飙下，“法国学者特拉西于18世纪90年代创制出‘意识形态’概念和相应的学说。……经过200多年思想史的洗涤，意识形态概念竟然持久地上升为当代思想界和理论界的重大问题。”这与马克思在批判理论中引入特拉西“意识形态”概念密不可分，尤其重要的是，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理解为“指称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的总体性概念。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当人们心安理得地以为自己的思想与意识形态毫无瓜葛时，正表明他们的思想完全处于这种意识形态的约束之下；反之，当他们自觉地起来反思并批判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时，他们的思想才可能真正地超越这种意识形态。”汪行福, 俞吾金, 张秀琴, 著. 意识形态星丛: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最新发展态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 8, 10-12.
6有迹象表明，国际工人运动的理论需求相当迫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和政敌发生激烈斗争，以便获得正义者同盟的席位和国际民主人士中的影响力的关键时刻。书信记录了其中两次重要的会议，最终以马恩组合取得最终胜利而告终。在第一次会议上恩格斯带领他和马克思的工人们(德意志民主主义工人协会)便击败了以伯恩施太德为首的对手，恩格斯在第二次会议上说“‘在我们之中有一个人，他有充分理由占据这个位置，只有这个人才能够在布鲁塞尔这里代表德国民主主义者，这就是马克思’——这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 页105. 恩格斯1847年在巴黎致信在布鲁塞尔的马克思，约请马克思前往伦敦参加正义者同盟举行的第二次改组大会(1847年11月)，正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共产党宣言》才得以问世。在信中，恩格斯说到“钱都来了。请你写信告诉我，你和特德斯科去不去。如果你们不能上那儿去，我也不能一个人去，不能一个人参加代表大会，这是没有意义的。”同上，页117。在随后另一封信中，主要也是敦请马克思参会。从书信的内容来看，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思想已基本成熟，从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艰辛和纷争来看：1、以无产者为依托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相关活动并非马克思首创，这一点《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也提到了；2、当时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工人阶级正在登上历史舞台的途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革命思想并非凭空捏造，而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潮流而为之。
7“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加，大众变得更加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十分清洁的工厂以及里面的一切，大众汽车和体育场馆，使形而上学变得无聊不堪，对此，我们尚可不闻不问；但是，在整个社会里，这些东西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帷幕，遮蔽的是现实的无可救药，对此，我们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前言页3, 4. “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装扮成艺术了，它们已经变成了公平的交易，为了对它们所精心生产出来的废品进行评价，真理被转化成了意识形态。它们把自己称作是工业；”同上，页108。
8“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 marxism)指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和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以后结构视角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而建构的思想理论。广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则与20世纪末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密切相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衰弱后，借由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而‘试图把社会主义规划与资本主义批判重新链接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左翼理论话语’，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换’，它既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后结构主义的部分，也进一步体现了后现代话语的功能。”张嵘森. 齐泽克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批判[J]. 时代人物, 2024(21): 0073-0077.
9“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随后将意识形态泛化处理，取消了特定性，使其成为‘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语出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第201页，引者注)。”同上。
10“马克思主义所立足的社会历史基础不可避免地沦为历史陈迹，全新的社会文明应该为新的激进批判奉上异质的现实基础。”张一兵. 文本的深度耕犁: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M]. 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 4.
11“主体性大概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认知主权和道德主权并具有自我意识的思想–行为终端，在理想状态下定义了人之为人的条件。可是，独立自主的主体性之间必定互相不理解、互相不同意甚至发生冲突，于是在主体间形成了对峙难题。……主体间的难题就在于主体间性自身没有能力解开主体间的难题，就是说，主体间性不是自身问题的一个解。假如主体间问题存在一个解，那么，跨主体性就是主体间性的解——这是我的基本理解。”赵汀阳认为主体间性，即互为主体或互为他者，不仅不能和谐而且往往形成压迫、剥削和控制的异化，而“跨主体性是一种建构性的关系，一种能够超越主体性的独白话语并且化解主体间互相不一致的关系。”赵汀阳. 跨主体性[M]. 三联书店, 2023: 前言.
12“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不是人与之直接融为一体的那种规定性。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异化劳动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以致人正因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才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那么，资本主义的危害就在于“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样一来，异化劳动导致：(3) 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4)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总之，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51-54.
13“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的得到的现成的和有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 页23-24.
14“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样。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 页417.
15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
。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现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M]. 页251-252.
16例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前言中说“我们本来的计划，实际上是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疑难是我们必须探讨的第一个对象：启蒙的自我毁灭。……技术造就起来的大众时刻准备着投身到任意一种暴政当中，……总体来看，第一篇论文主要阐述的是这样两个主题：即神话就是启蒙，而启蒙却倒退成了神话。”[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西奥多·阿道尔诺. 启蒙辩证法[M]. 渠敬东,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1, 2, 3,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