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态翻译学简介
生态翻译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它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翻译过程，揭示翻译活动的生态特性和翻译文本的生态平衡。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我们对翻译本质的理解，也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路。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的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和平衡性，旨在推动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提升翻译质量，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1]。
生态翻译学，融合生态学与翻译学两大领域，是跨越学科边界的交叉研究。它致力于将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引入翻译研究，为翻译实践提供新的视角，从而推动翻译学科的深入发展。
“生态学”是一门深入探索生物与环境、生物之间复杂关联的学科，其研究范畴原本局限于生物学内。然而，随着人们对生命与环境间深层次联系的理解加深，生态学的研究视野逐渐扩大，开始探索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质关系。特别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生态科学的发展，使其从单纯的生物学领域扩展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探讨。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生态”一词已扩展为“自然健康”、“维持平衡”、“和谐共生”等多重内涵。生态学建立在整体论的基础上，其研究方法特别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彼此影响[2]。
翻译学是一门专注于翻译规律与艺术的学科，其核心在于对翻译本质、原理、流程、方法和标准的深入探讨。近年来，翻译学界提出了“翻译适应选择”理论，该理论借鉴了自然选择原理和适者生存的观念，同时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与“适中尚和”理念，创新性地提出“翻译即适应与选择”的观点，为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生态学为翻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聚焦翻译生态，提炼生态智慧以勾勒翻译全貌，并结合实际翻译实践，创新性地提出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等术语。在理论与应用的深度融合中，生态翻译应运而生，为翻译研究与实践开启了新篇章。
翻译生态学兼具“喻指”与“实指”双重属性。前者是对翻译生态学与自然生态的直观化整体认知，后者则深入探索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和能力发展。生态翻译学旨在构建完整的翻译生态系统，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述方式，全面剖析翻译的本质、流程、准则、原理、方法以及译文的内在特质。
生态翻译学的发展基于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深厚根基，该理论构成了其早期的核心思想。通过援引达尔文的进化理论，特别是其“适应/选择”的观点，生态翻译学深入探究了译者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与选择之间的复杂关系、机制、特性及其背后的规律。此理论从“适应”和“选择”两个维度对翻译的本质、过程和标准进行了全新的解读，为译文原理和方法的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构建了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体系[3]。
遵循“翻译即适应与选择”之核心理念，此论将“译者为核心”之思维深深烙印于翻译之定义中，进而明确了翻译的本质乃是“译者在翻译生态境遇中所作出的抉择行动”。所谓的“翻译生态境遇”，乃是一个由原文、源语、译入语共同构建的“领域”，它囊括了语言、交际、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更涉及到作者、读者、委托方等诸多要素的相互交织与深远影响，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且互为因果的整体架构[4]。
该理论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了深邃的阐释和证实，展现了其对翻译本体的独到解析。首先，翻译流程被揭示为一种译者适应与抉择的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彰显出译者的主体性与选择性的双重特质。其次，翻译准则被展现为一种多维度的选择性契合与契合性选择，凸显了翻译过程中的多元性和灵活性。再者，翻译手段在“三维”(语言、交际、文化)的转换模式中得到了体现，展示了翻译艺术的复杂性和创造性。最后，译评规范涵盖了多维转换的成效、读者反应以及译者的能力素养，揭示了翻译评价的多面性。综上所述，最优翻译是“整合适应选择度”达到最高水准的翻译，体现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在近十年间，与翻译适应选择论紧密相关的学术探讨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学术成果频频涌现，为翻译界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思考。其中，几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格外引人瞩目。2001年，亚洲译协第三次会议上，一篇题为《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步探究》的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该报告不仅为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还为其后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研究的深入，2002年香港《翻译季刊》上发表的《译论的兴盛、疑难与探索之旅》一文，对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和反思，进一步揭示了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独特价值和意义。到了2003年，《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杂志上的《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一文，更是将翻译适应选择论推向了国际舞台，为翻译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进入2004年，随着《从译者主题迈向译者核心》《译论研究的一种创新尝试》《转换视角剖析问题》等论文的相继发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逐渐深入，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和关注。2006年，学术界迎来了一个高潮。《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澳门理工学报》等期刊上接连发表了《适应选择论的翻译准则与翻译手段》《从译文视角剖析译论》《当代主流译论评价——兼论以“适应，选择”为视角的译论探究》以及《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等一系列论文，对翻译适应选择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和解析。到了2008年，《从术语视角解读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览》《适应与选择：翻译流程新阐释》等专题论文的发表，标志着翻译适应选择论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些论文的发表不仅引发了翻译界学者的广泛关注，也激发了对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应用研究的兴趣。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实际的翻译实践中，以期能够更好地指导翻译工作，提高翻译质量。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翻译适应选择论在翻译界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成为了当代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将“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进行类比，我们可以深刻洞察两者之间的共通之处。当我们将达尔文的“适应/选择”理论融入翻译领域，便衍生出了一系列与翻译相关的术语和概念，如“翻译生态情境”、“适应”、“选择”、“译者存续”、“译者核心”、“求存择优”、“共生交互”和“翻译生态”等。这些术语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互相作用，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初步构建了其基本框架，为后续的深入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5]。
2. 霍克斯及其英译《红楼梦》
霍克斯，这位生于1923年的学者，一生致力于中文学术研究和翻译工作。1945至1947年间，他在牛津大学深入学习中文，为日后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他更是成为英国唯一一名被派往中国留学的学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研究生课程，专攻屈原研究，并受教于罗常培等杰出学者。他的学术之路并未止步。从1959年至1971年，霍克斯在牛津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传授中文知识，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文人才。而1973至1983年，他又成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的研究员，继续深入挖掘中国文学的奥秘。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的汉语基础扎实，对中国古典文学有着深厚的造诣。他在1959年推出的《楚辞》英文版，更是将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读者，为全球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6]。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经典巨著《红楼梦》在英语世界中尚未有完整的译本，仅有的节译本充斥着不少翻译错误，如将林黛玉译为“Black Jade”这样的谬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红学大师吴世昌的激励激发了霍克斯对《红楼梦》翻译的决心。1970年，与企鹅出版社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契机，霍克斯决心启动这部120回的巨著的全译工程。为了全身心投入翻译工作，他甚至辞去了牛津大学中文系主任的职务，这一举动在国际汉学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毕竟，在此之前，尚未有汉学家会为了翻译中国文化而毅然决然地放下如此显赫的职位。
霍克斯，一位不仅深谙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还在红学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以他的母语英语为媒介，成功地将中国文化的精髓传播到全球。他的《红楼梦》英译本不仅展现了他作为译者的独特优势，更成为他在红学及中国文化推广领域的杰出代表。从1973年开始，英国企鹅出版社陆续推出了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文全译本，这一译名《石头记》(The Story of the Stone)不仅精准地传达了原著的韵味，更为该作品赋予了新的生命。全译本共分为五卷，每一卷都以其独特的内容和主题命名，不仅方便了读者的阅读，也让原著的精髓得到了完美的呈现。第一卷《黄金时代》(The Golden Days)涵盖了原著的前26回，描绘了贾家繁荣昌盛的景象，让读者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繁荣与美好。第二卷《海棠诗社》(The Grab-Flower Club)则从第27回至第53回，展现了贾家女子的才情与风雅，突显了女性在那个时代的重要地位。第三卷《预兆》(The Warning Voice)从第54回至第80回，揭示了贾家衰败的预兆，预示着家族命运的转变。第四卷《泪债》(The Debt of Tears)则从第81回至第98回，描绘了贾家衰败后的凄凉景象，让读者感受到家族命运的沉沦。最后一卷《如梦初醒》(The Dreamer Wakes)则包含了最后的22回，总结了整个家族的兴衰历程，让读者对整个故事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斯在前80回的翻译上倾注了整整10年的心血，而后40回则是由他的女婿、同样精通汉学的闵福德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这一团队的合作，使得这部全译本在质量与完整性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7]。这部霍译本在英语世界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不仅是首部《红楼梦》的英文全译本，更因其精湛的翻译技巧和深刻的文化理解，深受读者与研究者的喜爱和推崇。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曾高度评价该译本在规模与品质上均可与韦利翻译的《源氏物语》相提并论，而《泰晤士报教育增刊》也将其列为当代极为出色的英文译作之一。霍克斯的翻译事业不仅仅是对原著的忠实呈现，更是对中华文化的深情传承与弘扬。他的《红楼梦》英译本不仅为英语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窗户，更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这个过程中，霍克斯以其深厚的学术背景、精湛的翻译技巧和对中国文化的深深热爱，成功地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了一位真正的文化使者。
《红楼梦》不仅是一本详尽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的百科全书，更是一部对中医药与医学知识进行了全面阐述的珍贵典籍。在这部作品中，关于疾病与医药学的细致描绘多达291处，累计字数超过五万字。作者运用了161个不同的医疗术语，详细解释了114种疾病以及涵盖了45个药品类型的127种药品。这些描述中，包含了从内科到外科、妇科、儿科，再到五官科、精神科、皮肤科及法医学科的众多医案，共计13篇完整医案，充分展现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中医词汇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以及其使用的汉语词汇的模糊性和抽象性，无疑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然而，霍克斯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对这些词汇进行了精心的翻译和取舍，既保证了文化的传承，又确保了译文的准确性和易于理解。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红楼梦》的全译本在西方世界得以广泛传播，对于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在国际上的推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霍克斯的卓越成就不仅体现在他的翻译技巧上，更在于他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刻理解和热情投入。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学的大门，让更多人能够领略到中华文明的魅力和智慧。
3.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中医药文化负载词英译
3.1. 语言维负载词
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根据不同语言特点做出转换。英汉两种语言有明显差异，英语注重形合，汉语注重意合。所以译者需要巧妙地进行语言形式的转换，以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意语言的特点，通过恰当的转换，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语言读者的理解习惯。这种适应性选择转换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对两种语言特点的深入理解和运用。只有在不断思考和实践中，译者才能做到准确把握语言形式的转换，创造出更为自然流畅的译文。
以例1为例：
“妞儿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第八十四回)”[8]。
The young girl is currently experiencing a convulsive episode aggravated by a high internal temperature.
医生断定巧姐患有惊风，这是一种突发的痉挛症状，类似于受到惊吓的状态，但并非由惊吓引起。霍氏将惊风翻译为“a convulsive attack”，这种翻译描述了患者的病情，并传达了相关信息。原著中提到的“一半是内热，一半是惊风”，反映了病症的复杂性，但这里的“一半”并不是指确切的数量。在汉语中，一些词汇含有模糊的意义，常常并非表示确定的数量，而只是一种修辞手段。霍氏没有生硬地将“一半”翻译为“half”，而是使用了“complicated by”来展示内热与惊风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惊风是由内热引起的。从词汇选择上可以看出，霍氏的译文十分巧妙，展现了他对中医文化的深厚了解。
3.2. 文化维负载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注重双语文化内涵的传达与阐释，要注意中西方文化差异并做出适应性选择。不仅要避免文化曲解，还要准确传达情感与意思。适应性选择转换是文化维的关键，译者必须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让译文更贴合读者文化背景，确保翻译作品更具影响力和可理解性。
疾病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治疗也需要时间和合适的医疗条件。药物的疗效取决于医生的医术和病人的机缘。治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不能期望一蹴而就。
“医缘”一词蕴含着深刻的含义，源自于古代对“缘分”的理解。在小说中，主人公秦可卿的命运起伏颇大，从贫苦出身到嫁入豪门，表面上享尽富贵，心灵却屡遭挫折。她的疾病主要与心理压力有关，可谓“伤了情志”。治疗任何疾病需要药物的辅助，但药物的疗效也受到患者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影响。正如中国古谚所言，“信则灵，诚则成”，治疗疾病不仅仅靠药物，更需要借助内心的力量。这便是所谓的“医缘”。“医缘”这个词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需要深入理解。作者在小说中巧妙运用这个词，表达了对疾病治疗的一种思考方式。通过“医缘”一词，读者可以领悟到治疗疾病需要多方面的配合，既有药物治疗，也有精神力量的支持。霍克斯对这个词的处理也很巧妙，避免了翻译上的复杂性，而用简洁明了的方式表达了关键意思，“We must see how she responds to medication”。这种表达不仅保持了连贯性，也体现了一种细致入微的态度，强调了面对疾病需要耐心观察和细心对待的态度。总之，治疗疾病不仅需要药物的帮助，更需要患者内心的力量。传统的文化内涵贯穿其中，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只有保持信念，以诚实的态度对待疾病，才能获得更好的疗效。这便是“医缘”的意义所在，也是对于疾病治疗的一种深刻思考。
3.3. 交际维负载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准确地把握原文中所包含的交际意图，并确保这种意图在译文中得以准确传达。特别是在中医翻译中，译者需要理解并传达中医文化的独特特质。中医语言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翻译中不仅要准确翻译文字，还要传递其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要做到这一点，译者需要根据不同的交际意图和翻译目标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和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翻译成果能够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图，实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交际活动，需要译者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才能胜任中医翻译这一特殊领域的工作。通过适应性选择转换，译者才能有效地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并使译文更具传神和生动。
医生告诉家人们，姐儿的发热是好事，不用担心。虽然病情有些危险，但是情况还是顺着发展的，不必担心。家人听了医生的话，心情放松了许多，开始对病情充满信心。他们相信姐儿很快就会康复，这种乐观的态度也为病人带来了更多的力量和支持，这正是他们所需要的。
王熙凤的女儿巧姐患上了小儿天花，医生的诊断将这一消息用了一种奇怪的语言来传达，按照习俗，这种语言固定下来，就像是在这种情况下的规定一样。“请转达给她爷夫人和连太太，恭贺她们”，医生说道，“我很高兴地告诉她们，小女孩确实患上了天花！……‘天花当然是一种危险的疾病，但只要没有并发症’，大多数病例都是可以康复的。”小儿患上痘疹在民间被称为“见喜”，这是一种特殊的称谓，大夫们必须要遵循的规矩。不宜过多提及“道喜”，因为一旦出现凶险，就会被称作“顺”。根据翻译，霍克斯显然对这种习俗有所了解，他选择了一种增译的方式来诠释“医生的诊断被套用了一种在这种情况下习俗规定的奇怪语言”，这样一来，外国读者能够迅速领悟到这种独特的中国风俗，有效地避免了误解。霍克斯在翻译时所展现出的灵活性，有力地保证了译文的良好传达功能。
4. 结语
生态翻译学把翻译看作是一种译者对译文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性行为，它强调了译员在译文中的核心作用。《红楼梦》中虽然含有大量的中医传统医药文化负载词，但它并不是一本医学方面的著作，而是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书中包含了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化。所以在小说里，对中医的描述都是为了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丰满人物形象。因此译者在翻译这部作品的时候，只要做到表情达意就可以了。霍克斯作为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在翻译《红楼梦》时，不忘尊重原著，从而使译者能够更好地理解晦涩难懂的汉语，并尽量运用各种不同的译法，以期达到最佳效果。同时，又以适当的选择来填补原语在中国传统中医文化上的空白，让西方的读者领略到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察霍克斯对中医药文化相关语言的翻译，我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即译者必须遵循“文化平等”的基本理念，在译作过程中做出适当的调整和抉择，从而实现与翻译生态系统中诸多“他者”的协调发展，这为当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的译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