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有关文学翻译的研究在翻译界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在有关译本对比赏析的研究中，部分学者们研究过各种影响文学翻译的因素，并从翻译的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等角度做出阐释。从译本出发探索译文背后的成因是促进文学翻译发展的一大助力，也对促进文学作品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选取了著名英国作家毛姆的作品The Razor’s Edge为原文本，对比分析周煦良教授以及王晋华教授的中译本《刀锋》。王晋华出生于1960年，其译本译于2018年；周煦良出生于1905年，其译本译于1982年。整体看来，周煦良的译本风格突出，但也有学者认为周先生的译本最具艺术魅力。王楫以周熙良教授翻译的《刀锋》为例，从词语的选择和句子结构的调整两方面入手，认为这是“一部光彩与艺术魅力与原作相称的译作”[1]。对比之下，王晋华的译本语言平实，行文流畅，可读性高，更适合大众读者。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语言与社会息息相关，影响翻译研究的文化因素是多样的。Nida认为翻译中的文化包括社会的、宗教的、语言的、审美的等诸多社会因素[2]。本研究以文学翻译史上的诸多翻译理论为基础，主要从选词角度对比总结译本的翻译特点，并从特点中探索译文差异性的原因。不同译者的选词差异与其文化观念相关，例如Ergashevna曾指出词汇单位与世界语言景观和民族文化的形成均有关联[3]。
国内有关The Razor’s Edge的译本研究并没有实现对原文本的深入解析。刘文仪提出纵观国内有关原文本的研究，学者们仅从三大方向展开分析和讨论：角色研究、叙事方式和主题思想[4]。对于译文中的词句对比，缺少精确的对比分析，给后续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该研究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体会原文本的含义，以对比分析为研究方法，探索更多翻译作品背后的影响因素。
2. 翻译操纵论研究述评
2.1. 勒菲弗尔理论介绍
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的翻译观主要包括三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的操纵论、翻译的“三要素”理论。翻译的操纵论包含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观。其中文化转向理论与操纵论中的意识形态具有相似之处，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Liddicoat指出翻译似乎是一种文化语境化的追求，由语言之外的因素决定[5]。Massey等学者指出源语言和目标语言在概念上和文化上都存在对称[6]。
2.2. 操纵论中的意识形态
Lefevere对以色列学者伊文–佐哈尔(Even-Zohar)未曾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在《翻译、改写以及文学名声的控制》中提到，翻译必定受译者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观点的支配[7]。意识形态决定了译者的基本翻译策略和对原文语言文化上的解读处理。特别是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再创作，会受到思想和解释系统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勒菲弗尔看来，意识形态是先影响译者再影响其翻译行为的，包括特定历史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对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翻译观等的无形操纵，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也服从于主流意识形态。
3. 译本对比分析
3.1. 名词翻译
例1：He took an immense amount of trouble to make himself agreeable to aging women, and it was not long before he was the ami de la maison, the household pet, in many an imposing mansion.
周译：碰到年纪大点的女人，总是曲尽心意去博她们的欢心，所以不久在许多豪贵人家都混的很熟。
王译：对年纪大点儿的女人，他更是殷勤有加，去博得她们的欢心。没有多久，他便成了许多豪宅里的座上宾。
“ami de la maison”是一句法语，表示朋友或者关系好。结合语境，作者是在讽刺艾略特阿谀奉承有权有势的人。周先生译成“混的很熟”，比较中肯，并没有表示这种交友方式是好是坏，仅表明关系好。而王先生译成“座上宾”，略带讽刺意味。回顾中国21世纪初的社会环境可以发现，新世纪初对译者的包容性更强。中国于21世纪受到了西方各国文化冲击，在多元文化语境中，译者虽不能直接露骨地鞭笞奉承上流社会这种行为，但会采用双关、隐喻、讽刺等修辞手法体现出自身的意识形态。
例2：“The only thing to be said against it is that what a man a passing connexion (= connection) of that sort has no emotional significance, while with a woman it has.”
周译：“唯一不同的是，对一个男子来说，这种露水关系毫无情感价值，对一个女子来说就不同了。”
王译：“只是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种偶尔的外遇不会产生任何情感上的意义，而对女人就不一样了。”
“passing connexion”本义是指短暂的关系。周先生译成“露水关系”，颇具中文特色，该词通常指短暂、不稳定的男女关系，译得十分准确。王先生译成“偶尔的外遇”，同样忠实于原文，但周先生的译文更具传统中文色彩，而王先生的译文更适合大众阅读。大众阅读的需要随着中国的义务教育普及逐渐增加，中国于1986年开始普及义务教育，从21世纪初至2018年，中国的经济水平普遍提高。王先生的译文与原文结构相似，选词更常见，更具可读性，切合时代需求。
例3：“…that one’s expended all one’s tenderness, poured out all the riches of one’s soul on a poor drab, a fool, a peg on which one hung one’s dreams, who wasn’t worth a stick of chewing gum.”
周译：“……把自己的全部柔情蜜意，自己灵魂的全部财富，都浪费在对方身上，而对方不过是只破鞋，一个蠢货，是自己制造许多梦想的一个借口，连一块橡皮糖都抵不上。”
中野译：“……把自己所有的柔情蜜意、自己灵魂里所有的财富都浪费在了对方身上，而对方就是一个无聊之人，一个让你的梦想都破灭了的蠢货，此人的价值还抵不上一块橡皮糖。”
“poor drab”的字面意思是指单调乏味的、无生气的。周先生译成“破鞋”，是特指乱搞男女关系的女人，可见其翻译时主观性强，选词张力十足且大胆。对于这种需要一定程度意译的词汇，王先生遵循词的本意，译成了“无聊之人”，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而周先生的译文虽总体上忠实原文，但仍保留个人主观性，既带有传统色彩又在向现代译文靠近。作家施蛰存表示20世纪的文学作品受到了外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8]。从周先生的名词翻译中可以看出他更倾向于保留传统，且全文增减译法使用较多；而王先生在保留词语的准确性时，会尽量保留原文结构。不同时代下的译者会对同一个文本进行不同的操纵，陈敬艳在勒菲弗尔操纵论研究中指出译者的操纵者地位尤其体现在文本的增删规避[9]。
3.2. 形容词翻译
例1：He was at this time in his late fifties, a tall, elegant man with good features and thick waving dark hair only sufficiently greying to add to the distinction of his appearance.
周译：他这时已是将近六旬的人，一表人才，高个儿，眉清目秀，鬈发又多又乌，微带花白，恰好衬出他那堂堂的仪表。
王译：现在的他已快是六十的人了。他高高的个子，体貌举止优雅，浓密、略带卷曲的黑发掺进一些银丝，恰好衬托出他堂堂的仪表。
此处是对人物的描写。周先生采用四字格翻译，节奏分明，读起来朗朗上口。周先生对人物描写的翻译略显口语化，但译文更贴近生活，使文中的人物更鲜活。而王先生的译文更像是解释说明人物的特点，选词中规中矩。例如原文中对于头发的描述，王先生的译文更准确，并将原文中的动词“add”译出，但王先生为保留四字格形式，翻译时有所省略。
例2：He was always beautifully dressed.
周译：他穿着一直考究。
王译：他对穿着总是十分讲究。
此处周先生采用的“考究”与“讲究”是近义词，但“讲究”一词更具普遍性，尤其是在21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讲究”可用于描述研究、衣着、生活等多方面，而“考究”更具文学特色，实指“考察研究”，暗含的重视程度更深。
从形容词翻译中可以看出周先生在“忠实”的前提下，仍有对译文美感的追求。周先生保证了译文的可读性，同时还融入了自身的审美意识。而王先生的译文独立性不强，整体风格符合当时社会的主流文化，即简约、流畅、可读性高的译文。且21世纪的中国文学存在转型期，由于大多数人接受过义务教育且具有阅读能力，那时的译者知识水平更高，倾向于追求能让大众接受的作品。
3.3. 语气词翻译
例1：“What in God’s name do you mean by that?” she cried irritably.
周译：“你这是他妈的什么意思？”她相当恼火地问。
王译：“天哪，你说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呀？”她有些烦躁地大声说。
原文中“in God’s name”本义是“以上帝的名义”，通常表示气愤或者惊讶。王先生译成语气词“天哪”既表现了人物的情绪，又做到选词的普适性。语气词更易于大众接受，尤其是青少年读者。
例2：“God damn you, I’ve never loved anyone else in all my life.”
周译：“你这个狗蛋，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爱过别的人。”
王译：“没错，这一生我再没有爱过别的任何一个男人。”
原文中“God damn you”本义是“该死、讨厌”，在英文中可以是粗话，也可以表示感叹。王先生译成“没错”，掩盖了人物的情绪，但并未完全背离原文含义。
从语气词翻译可以看出，周先生的译文表现力极强，选词虽不文雅，却很接地气。周先生选用通俗的口语，甚至带有方言色彩。有学者指出全文中周先生的大胆翻译属于“创造性叛逆”，在语气词的翻译中尤其如此。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曾提出，任何一个概念，一旦被表达了、传播了，那它就被“叛逆”了[10]。周先生在“创造性”翻译中表达出了自我意识，同时译文的传播使得研究者们发现其译文的独特之处。对比之下，王先生的译文用词委婉，很少出现“创造性叛逆”的案例，具有时代特色。21世纪现代文学作品中，尤其书面语在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大多都不会表示出偏激的情绪，且更注重作品的学术性。
4. 结论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文化与翻译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翻译能够促进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译者在进行翻译时，须考虑原文的文化背景、语言特点和读者的接受能力，以确保翻译作品的准确性和有效性，减少文化冲突与误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读者对同一文本的理解差异是多方面的，涉及文化符号、价值观、社会习俗、语言结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个人经历等因素。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平衡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任务，译者需要深入理解两种文化、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有必要时可以进行注释和解释。
文学翻译中有关翻译文本的选择与解读、翻译主体、翻译策略等研究往往都要受到社会与译者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分析周熙良和王晋华的译本，发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两位译者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都会影响译者在翻译时的选择。从名词、形容词和语气词的选择进行译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周先生会使用个性化翻译策略，情绪表达贴合原文，在翻译人物对话、人物描写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创造性翻译；而王先生则更多采用意译弱化情绪，其译文符合原文结构，风格委婉、选词中肯、表达客观。进一步追溯译者背后的时代特点，发现两位译者的译文风格差异可体现出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及变化，同时译本的差异性折射出了社会文化对译者主体的影响。在未来有关文学翻译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在翻译过程中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有何差异，如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在语言风格和文体上均有显著差异，在翻译时译者可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或者探讨不同翻译策略对文化传递的影响，如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的选择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文化的传递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