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作用日益凸显。本研究聚焦梳理相关文献，深入剖析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机理与实践路径。经综合分析，明确了数字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测度情况，指出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凭借其强大的数据处理、信息传输与智能交互能力，从驱动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助推产业升级、培养吸引人才等多维度赋能新质生产力。同时，总结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应用与融合、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人才培养与引进以及优化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等关键赋能路径。现有研究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多有涉猎，但在量化评估、动态性研究、区域差异考量、多因素协同研究等方面存在欠缺，未来应在加强量化实证、关注动态变化、细化区域差异、深化多因素协同等方面深化拓展研究。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the role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n empowering new productive for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combing relevant literature to deeply analyze the empowering mechanism and practical path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on new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analysis, the concept, the connotations and measurement situation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ave been clarified. It is pointed out that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mpowe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multiple dimensions, such as dri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ptimizing resource allocation, facilita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cultivating and attracting talents, by virtue of its powerful capabilities in data process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intelligent interaction. Meanwhile, key empowering paths such a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facilita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digital talents, and optimizing the digital economy ecosystem are summarized. Existing studies have covered many aspects a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evels, but there are deficiencies in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dynamic research,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f multiple factors. Looking ahead, research should be deepened and expanded in aspects such as strengthening quantitative empirical research, paying attention to dynamic changes, refining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deepening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factors.
1. 引言
新质生产力起点在“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生产力在现实表征上体现为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利用、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社会发展进步就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迭代升级、催化融合的结果[1]。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与高质量的特征，以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根据韩文龙和张瑞生(2024) [2]对新质生产力的测算与发展趋势预测可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定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各区域经济转向创新驱动，其已成高质量发展内核引擎与国际竞争的关键，且2012~2022年省级新质生产力指数高速增长，培育内生动力增强。
在科技革命纵深发展的背景下，数字经济与产业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2013年我国发布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保障，同时为我国后续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成为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在总书记相关论述指引下，“数字中国”等数字化改革战略展开，数字化改革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强大动能。信息基础设施方面，2013~2023年全国信息传输业投资年均增长11.7%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七十五载长歌奋进 赓续前行再奏华章——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2023年底我国5G基站数达337.7万个(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2023年通信业统计公报》)，互联网普及率达77.5%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融合基础设施领域，2023年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达到9849.5亿元(数据来源于中新网北京8月7日电(记者 夏宾)第三方调研机构赛迪顾问(CCID)近日发布的《2023~2024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市场研究年度报告》)，2022年我国智能交通市场规模将达2133亿元(数据来源于《2023~2028年中国智慧交通行业市场专题研究及市场前景预测评估报告》)，未来将持续增长。创新基础设施方面，全国已建成众多世界一流水平超级计算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达77个，其中32个已建成运行(数据来源于《关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2012~2030年)》的通知)。
数字经济是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字经济的坚实底座，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引擎和重要支撑，数字基础设施既是基础设施，也是将数字创新技术融合渗透至应用领域的基础。那么，数字基础设施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具体是什么？是如何进行测度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赋能机理如何作用？如何通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关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和回答，对于有力有效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与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研究
2.1.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内涵的研究
基础设施是维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一项必要条件，是经济学者们长期以来重点关注的研究对象。基础设施最早属于建设工程领域，Rodan (1943)提出基础设施属于社会先行资本，涵盖供水供电、铁路公路和邮电通讯等物质工程设施，后来基础设施扩展到促进经济运作的经济基础设施，还涉及到医疗保健和文化教育等保障居民生活品质的社会基础设施领域[3]。
随着全球数字革命进程的加速，大国之间竞争数字经济制高点的格局正在形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各国获得制高点的关键[4]。2013年，我国发布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具有重大的政策背景意义。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对高速、稳定的数字网络需求日益迫切。该政策的出台，是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提升国家整体信息化水平。它旨在加快宽带网络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这一政策为我国后续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在全球数字竞争中赢得了先机，成为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2020年4月20日的国家发改委新闻发布会上，官方首次明确了“新基建”的范围，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3方面内容。
众多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其经济效应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在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5]、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水平[6]、城市经济包容性增长水平[7]、企业劳动力收入份额以及纠正劳动力配置扭曲[8]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举措，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也有重要意义[9]。聂长飞等[10]指出数字基础设施是新型基建核心，为其他基建提供支撑，其建设可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质量提升，如增加支出和激发创业活跃度等，还强调“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有“提质增量”双重效应。
2.2. 关于新质生产力内涵的研究
2.2.1. 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演进
生产力的概念最早由William Petty (1662)提出，他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同样属于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则指出“生产力”反应经济能力量度，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现在劳动分工和财富增加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派的相关理论在批判中拓展新思路，在《资本论》[11]中指出：“生产力，即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思想，认为“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从根本上说，生产力在现实表征上体现为人类根据自身需要利用、改造自然的特定能力[1]，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迭代升级催化融合的结果。
2.2.2.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推动下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的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代表了一种生产力的跃升，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进入大众视野后，学界相关研究成果相继涌现。现有研究多从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与概念外延出发，从数字经济[12]、产业升级[13]、国际竞争[14]、区域协调[15]等维度诠释这一概念，揭示了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和时代意义。周文和许凌云(2023) [16]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科技创新主导，尤其是关键颠覆性技术突破下的高效能、高质量生产力，区别于传统资源投入型发展方式，需从“新”“质”把握其内涵。张林等(2024) [1]阐述其内涵特征与价值意蕴，从本意看是新型、高质的生产力跃迁，具多方面特性；从创意看，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生产力相关理论，推动马政经中国化时代化姚树洁(2024) [17]等则认为新质生产力必须具有“科技创新驱动”、“数字赋能”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等特征。
学者们在有关新质生产力的结构组成和发展现状视角也做了充分研究，卢江(2024) [18]等认为应围绕科技、绿色、数字生产力三大指标部署新质生产力，其对经济安全等意义重大。黄群慧和盛方富(2024) [19] 从“要素–结构–功能”维度剖析，指出其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开放融合、人本内蕴等特性。曾宪聚和曾凯(2024) [20]从政治概念、学术概念以及产业概念“三位一体”的复合概念对新质生产力进行相关梳理，系统阐明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与实践价值。吴继飞和万晓榆(2024) [21]则探究其发展水平与规律，发现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呈上升但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同时区域差距有缩小态势，相关研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与发展，是打出创新“组合拳”、下好产业“先手棋”、抢占发展“制高点”的关键。张林等(2024) [1]提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有利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同时能够积蓄发展新动能，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中国式现代化。何自力(2024) [22]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赶上时代发展步伐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根本抓手，同时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更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有力武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压力，姚树洁等(2024) [17]进一步阐述了其战略价值，即在解决中美经济贸易争端、技术封锁、人权和意识形态威胁以及领土争端压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
3.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测度的研究
若想充分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赋能作用，就必须对数字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和水平进行有效的测度，筛选出赋能进程中的关键促进因素以及阻滞因素，同时关注区域发展特征和均衡状况，为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和采取更有效的措施提供依据。为此，学者们开展了一系列研究。
3.1. 关于数字基础设施测度的研究
对于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测度的测度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种是相对主流的利用熵值法进行测度，另一种是重塑指标体系并采用序关系法和线性加权集结模型进行测算。杨焕焕等(2024) [23]、徐金虎(2024) [24]、韩缘如(2024) [25]等学者根据全国30个省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利用核密度估计法、空间相关性分析、社会网络分析、Dagum基尼系数几分解、等方法分析我国数字基础水平的时空演进特征及区域差异特征，采用冠旭数据分析范式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均衡化的形成机理；李旭辉等(2024) [26]则是在重塑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序关系法和线性加权集结模型进行测算，主要根据国家发改委对新基建界定为包括信息、融合、创新的三类基础设施并结合《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对各类基础设施的划分标准及其领域说明构建指标体系，然后使用序关系法和线性加权集合模型确定指标权重并测算新基建综合指数，学者们对数字基础建设水平测度的结论基本趋同，杨焕焕等(2024) [23]、徐金虎(2024) [24]以及韩缘如(2024) [25]等学者提出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呈现出显著的波动上升趋向以及明显的区域非均衡特性，但现在呈均衡化趋势，这种非均衡特性主要源于区域间差异，而新型网络基础设施的差异是非均衡化的主要因素；各省份数字基建水平具有突出的全局空间关联性，在局部层面呈现出“高高相邻”“低低相邻”的空间集聚特征，网络关联形成以北京、江苏、广东为核心，东北和西南地区为边缘的核心–外围结构；还指出指标各维度差异的影响情形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新型应用基础设施差异——融合基础设施差异”问题最为显著，中部地区新兴行业基础设施贡献率最高，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影响力最强。李旭辉等(2024) [26]指出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基建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地区差异有所缓解，并提出应关注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的部署，同时在区域一体化水平日益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区域间协同联动。
3.2. 关于新质生产力测度的研究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测度也大致分为三类，吴继飞和万晓榆(2024) [21]基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内涵，构建涵盖新质人才资源、新质科学技术、新质产业形态和新质生产方式四个维度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Critic-Topsis综合评价法、Dagum基尼系数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考察中国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及动态规律。王珏和王荣基(2024) [27]基于生产力的三大构成要件，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在挖掘新质生产力长远要求原则下构建其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中国省域新质生产力水平进行测度。卢江等(2024) [18]则是从科技生产力、绿色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3个一级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并采用改进的熵权——TOPSIS方法进行测度，并采用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分析发展趋势。学者们对测度结果的分析结论如下，吴继飞和万晓榆(2024) [21]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呈逐步上升态势，但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但这种区域差距呈现不断缩小态势，东部地区区域内差距最大，东部与东北地区区域间差距最大，而30个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差距也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距。王珏和王荣基(2024) [27]研究指出总体增长，但在南北、四大区域和五大经济带存在显著时空差异，省域之间呈现梯度提升和发展极化现象，同时具有显著的集聚效应，表现为低–低集聚和高–高集聚，并具有时空收敛性。卢江等(2024) [18]发现，针对不同区域，东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不仅增速最快，总量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高于西部地区，但增速低于西部地区；针对具体省份，新质生产力形成了广东省和江苏省“双雁领航”断层式发展格局，但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极大，反映了中国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区域异质性，同时表示我国省际新质生产力水平差距有逐渐拉大趋势，且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本省份新质生产力发展会受到邻近省份的影响。
4. 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赋能机理
作为确保数字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28]和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坚实底座[29]，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同样存在着赋能效应。马蓉(2024) [30]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探究了数字技术革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效应及提升路径。李勇坚和刘宗豪(2024) [31]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并提出了克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挑战的相关对策。李国柱和李可心(2024) [4]则是以“宽带中国”为出发点，实证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对于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及中介效应。段钢(2024) [32]等则是构建多起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并指出了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数字金融发展两个中介变量的作用。姚树洁等(2024) [33]基于数据要素视角证实其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及中介效应。
4.1. 驱动技术创新是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机制
数字基础设施以驱动创新技术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注入核心动力。首先，众多学者关注于数字经济和数字基础设施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表明区域创新能力是数字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34]，且这种驱动力作用于真正的而非模仿式的创新[35]，尤其是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领域[36]，同时，对创新实力、创新效率和创新潜力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并存在空间溢出效应[37]。关于创新能力对新质生产力驱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需以科技创新推动发展[38]，其动力要素集中体现在现代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要素、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要素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要素[39]。
4.2. 优化资源配置是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强力杠杆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撬动新质生产力形成。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数据要素的流通共享，促进其合理利用以及价值释放，助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31]；另一方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配置效应，能催生完善的市场配置且打破隔绝，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基础[30]。
4.3. 推动产业升级是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强效引擎
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力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意义重大，能释放数据要素效应、创造生产价值模式、形成带动效应，驱动骨干企业创新并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40]。而数字基建既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31]，又促使产业与数字技术融合，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转移产业结构重心、淘汰落后产业，且具结构效应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4] [30]。从整体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降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打通堵点，推动构建产业体系，助力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41]。
4.4. 培养吸引人才是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力支撑
数字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培育相关数字人才并吸引高精尖人才集聚，为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注入新活力。一方面，其建设便利人才培养，催生新质劳动者推动生产力跃升[3]。另一方面，在“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背景下，能够激发创业资源，吸引高技能人才与技术型新创企业集聚，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42]。
5. 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赋能机理
作为确保数字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基础[28]和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发展的坚实底座[29]，数字基础设施对新质生产力同样存在着赋能效应。马蓉(2024) [30]认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探究了数字技术革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效应及提升路径。李勇坚和刘宗豪(2024) [31]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并提出了克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挑战的相关对策。李国柱和李可心(2024) [4]则是以“宽带中国”为出发点，实证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对于城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及中介效应。段钢(2024) [32]等则是构建多起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并指出了企业数据要素利用水平和数字金融发展两个中介变量的作用。姚树洁等(2024) [33]基于数据要素视角证实其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及中介效应。
5.1. 因地制宜制定引导激励政策，推进新质生产力均衡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存在差异化水平[30] [43]。对此，各地政府需行动起来：一方面全面开展区域评估，全面区域评估，依经济程度定差异化政策并建立反馈优化机制；另一方面，深入分析各地区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研条件，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在此过程中，各地区要在抢抓机遇创新的同时避免形式主义，推动数字经济在差异化环境下稳健发展。
5.2. 加强技术攻关，完善硬件设施
在推动数字领域发展过程中，若要紧紧抓住发展的“机遇之窗”，首先要加强关键技术攻关与硬件设施完善[16]，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整合创新资源，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31]，从持续提升核心技术吸收能力、增加经费投入、利用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产业协同合作等方面着手提高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效果[30]，同时，要关注提升创新应用能力，驱动自主创新[44]。完善硬件设施需要加快建设5G网络、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平台、云计算平台等，提升各方性能与效益[45]。
5.3. 加强新要素协同，引入多元投资主体
一方面，要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全面创新融资模式，注重降低融资成本，为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31]。另一方面，应注重多种政策措施与技术手段来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汇聚各类要素，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此外，以数据要素的优化配置带动其他要素同步优化，提升各要素耦合效率，且要充分兼顾区域和城乡协同效应，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6]。
5.4. 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应用与融合，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
马荣(2024) [30]指出，应大力发挥数字基建产业联动效果，推动其与城市建设深度融合，优化城市群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翟绪权和夏鑫雨(2024) [45]也强调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分别推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全产业链数字化发展。何自力(2024) [22]认为新质生产力能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抓住其核心要素关键。应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新型劳动者队伍，推动产业组织和形态变革调整，提升生产要素组合效率，以实现产业升级等，提高劳动生产率。
5.5.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数字人才引进路径
李勇坚等(2024) [31]指出需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并建立人才流动机制。马荣(2024) [30]提出要激活人才动能以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驱动效果，要求重视人才的培养引进，着力创造利于人才创新合作的环境，具体包括构建吸引培养人才政策机制、打造创新实践环境、注重跨领域合作交流等。
5.6. 建立数据保护规则，优化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李勇坚等(2024) [31]指出建立数据保护规则等并加强监管执法，焦勇(2024) [44]强调应以数字之力规范使用安全，通过国家战略与政策开展数字治理牵引发展，保障数字技术和新质生产力有序发展。李宏兵等(2024) [43]提出完善法律法规的具体方法，包括确定分类标准建立多层次保护网络、及时更新《数据安全法》等法规以适应需求、明确数据法律地位并制定完善交易规则与监管体系等，以此推动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
6. 结论与展望
综合来看，现有研究已全面深入探讨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诸多方面。理论上，明晰了数字基础设施和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测度方法及结果，并提出了因地制宜推动均衡发展、加强技术攻关、加强创新要素协同、加速产业数字化转型、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和优化数字经济生态等实现路径。
然而，当前研究存在不足。其一，量化分析欠缺，多为定性探讨，难以精确衡量数字基础设施各要素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贡献程度及量化影响关系。其二，动态性研究不足，多基于特定阶段或静态视角，未充分考虑两者关系随科技、经济环境变化的动态变化，无法呈现长期趋势及动态机制。其三，对区域差异考量不够深入，虽涉及但分析及建议未精准适配各区域情况，针对性和有效性欠佳。其四，多因素协同研究不够深入，难以揭示复杂系统运行规律。
展望未来，在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机理与路径研究领域，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关注：加强量化实证研究，运用先进计量方法与工具，如大数据分析技术、计量经济学模型等，精确测定影响程度，为政策和实践提供科学精准依据；关注动态变化研究，建立动态模型，如基于时间序列分析的动态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等，深入研究发展趋势和动态影响机制，以适应不确定性，保障持续健康发展；细化区域差异研究，借助地理区域分析工具，提出针对性策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化多因素协同研究，构建多主体模拟协同分析模型或者复杂网络分析模型等，揭示运行规律，提供理论支撑。
随着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前沿科技的不断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将不断迭代优化、日臻完善，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能力也将不断增强；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各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这就要求数字基础设施与新质生产力在各区域之间实现协调发展，因此，相关研究将更加注重区域差异的研究和协调，以满足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此外，随着复杂系统理论等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对于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研究也将更加深入，这将有助于更好地揭示数字基础设施赋能新质生产力这一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律，推动数字基础赋能新质生产力迈向更高水平，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