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当今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文学作品犹如文化交流的使者，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广泛传播。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的《克拉拉与太阳》，凭借其独特的科幻构想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深刻反省，赢得了全球读者的广泛关注。该小说两个版本的中译本在海峡两岸陆续推出，不仅为各地的读者搭建了通往这部作品的桥梁，也为促进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与素材。
生态翻译学作为21世纪重要的本土翻译理论，为翻译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其“三维转换”理论，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三个层面，深入剖析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适应性选择与转换策略。运用该理论对《克拉拉与太阳》的两个中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译者在处理语言风格、传递文化内涵以及确保交际效果时所做出的精细考量。这对于探讨翻译的本质、提高翻译质量，以及推动中外文化传播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2. 生态翻译学概述
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于2001年提出，是一门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对翻译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新兴学科。它将翻译视为一种复杂的“适应与选择”过程，强调翻译活动与周围环境(包括语言、文化、社会等要素)的相互作用。翻译活动被看作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原文、译文、源语文化、译语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1]。译者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扮演主动角色，需要根据翻译生态环境的要求，进行适应性地选择和转换。
生态翻译学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翻译生态环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等[2]。“翻译生态环境”指的是原文、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翻译委托者等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整体，体现了翻译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相似性，强调翻译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适应/选择”要求译者在进行翻译实践时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对原文进行恰当的选择和转换，使译文能够在目标语言文化中生存和发展。“三维转换”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论之一，包括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3]。语言维关注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关注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交际维则注重原文交际意图在译文中的体现[4]。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翻译活动的完整过程。
3. 《克拉拉与太阳》及其中译本
《克拉拉与太阳》是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创作的第八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在获得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版的第一部小说。这部作品有着科幻小说的外壳，其内核则表达了作者对科技飞速发展背景下人类命运走向的思考。《克拉拉与太阳》以一位名叫克拉拉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书中称作人工朋友，AF/爱芙)的视角，采用类自传体的写法叙述了克拉拉陪伴她的女主人乔西成长并在其间一起经历的一系列事情。克拉拉是一个专为陪伴儿童而设计的太阳能人工智能机器人，具有极高的观察、推理、记忆与共情能力。她最初在商店展示橱窗里，后来被乔西及其母亲选中，全天候陪伴和照顾病重的乔西。克拉拉对乔西的爱是无私和细腻的，她甚至为了拯救乔西的生命，不惜与太阳“达成协议”，最终奇迹般地挽回了乔西的生命。然而，随着乔西恢复健康并离家上大学，克拉拉却被家人送去了丢弃机器人的堆场，迎来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克拉拉与太阳》的中译本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宋佥翻译，于2021年3月在中国大陆发行(以下简称“宋译本”)。宋佥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参与了多部重要文学作品的编辑和出版工作，曾担任石黑一雄作品《被掩埋的巨人》和《我辈孤雏》的编辑。另一个版本由商周出版社出版，林宏涛翻译，于2021年3月在中国台湾地区发行(以下简称“林译本”)。林宏涛是一位在德语哲学和心理学类著作翻译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和翻译家，拥有台湾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并在德国弗莱堡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翻译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心理学、哲学、文学等。本文选用宋佥和林宏涛两位译者的中译本进行译例对比分析。两位译者分别来自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所属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两个译本各有千秋。因此，本文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视角对《克拉拉与太阳》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4. “三维转换”视角下的译例分析
4.1.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语言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语言形式的适应和转换[5]。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充分理解双方语言的表达方式，了解其翻译生态环境，用准确的词语进行翻译。此外，译者还应根据目标语言的特点，对原文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目标语言的文化、语境和读者群体。
例1：So once the grid went up,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re was now only the glass between me and the sidewalk, that I was free to see, close up and whole, so many things I’d seen before only as corners and edges, made me so excited that for a moment I nearly forgot about the Sun and his kindness to us.
宋：因此，格栅升起的那一刻，当我意识到此刻我和人行道之间只隔着一层玻璃，意识到我能够无拘无束地、近距离地、完完整整地看到那么多我以前只能窥到边角的东西时，我是那么地激动，以至于有片刻工夫，我几乎忘记了太阳和他对我们的仁慈。
林：因此当花格子卷门一拉起来，我和人行道之间只隔着一片玻璃，往昔只能窥见一鳞半爪的地方，现在都尽收眼底，我感到兴奋莫名，有时候甚至几乎忘记了太阳以及他对我们的仁慈。
宋译本中，“grid”翻译为“格栅”，比较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free to see, close up and whole”翻译为“无拘无束地、近距离地、完完整整地”，这种翻译将形容词词组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拆分和解释性翻译，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但是，使用了多个“意识到”和“地”字短语，可能让读者感觉稍显冗长和啰嗦。
林译本中，“grid”翻译为“花格子卷门”，这是一种意译，从读者的接受角度来看，这种翻译更具有画面感。“corners and edges”翻译为“一鳞半爪”，是一种比较形象的成语翻译，用汉语中现有的表达来传达原文那种只能看到局部的意思。“free to see, close up and whole”翻译为“尽收眼底”，相较于宋译本的三个“地”字短语，该表达更加简洁、生动，更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例2：But perhaps because of the Cootings Machine, there were now long stretches with no customers at all, and I sometimes allowed my posture to sag so that Boy AF Rex had to touch my arm to make me stand straight again.
宋：可也许是那台库廷斯机器的缘故吧，很多时候我们等了很久却一个顾客也没有，我有时便任凭自己的姿态萎靡下去，这时男孩AF雷克斯只好碰碰我的胳膊，让我重新站直。
林：可是或许是因为库丁机的关系，店里门可罗雀，有时候我的姿势也会显得颓然丧气，雷克斯不得不碰一下我的手臂提醒我抬头挺胸。
在语言维上，两个译文都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宋译本在表达上略显生硬，如“很多时候我们等了很久却一个顾客也没有”这种表述稍显冗余。相比之下，林译本的“店里门可罗雀”更加简洁且富有表现力，同时“颓然丧气”也比“姿态萎靡下去”更贴合原文的情感色彩。林译将“stand straight”翻译为“抬头挺胸”，看似改变了原文的意思(原文只是让“我”站直，没有提到“抬头”“挺胸”)，但在中文的表达习惯中，“抬头挺胸”表示站姿端正，情绪饱满，相较于宋译本中的“站直”，更加贴合原文语境。另外，宋译本将“Boy AF Rex”直译为“男孩AF雷克斯”，但实际上此处的“Boy AF Rex”在书中并非第一次出现，读者在前文已经了解到他是“AF/爱芙”，并且是“男孩”，所以笔者认为此处适合采用林译本的译法，将其省译为“雷克斯”。
4.2.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文化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差异处理[6]。文化维的转换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层面，更加注重环境、社会和文化之间的有机关系。这就要求译者应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在翻译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目标语文化的特性和接受度，避免文化误解和冲突。
例3：But this part of the field had been divided into orderly boxes, so that as I passed from one box into the next, I was able to see clearly those lined up ahead of me.
宋：不过，田野的这一块区域被划分成了一个个整齐有序的方格，因此当我从一格进入下一格时，我能够清楚地看到其余的方格在我的前方一字排开。
林：不过这片畎亩划分有序，从一畦田走到下一畦田，眼前纵横的阡陌清楚可见。
宋译本虽然基本表达了原文的含义，但在文化层面的传递上相对较弱，比如“方格”和“一字排开”等译法可能让读者难以联想到具体的田野场景。“box”在此处的语境中表示田地，笔者认为不宜直接翻译成“方格”。此外，“一字排开”的译法不够准确，此处表示田地的排布整齐有序，并非成“一”字形。
林译本在文化层面上的传递较为出色，使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词汇，如“畎亩”、“畦田”和“阡陌”。“阡陌纵横”为汉语成语，表示田间小路纵横交错，用来形容田园的繁盛。这些词汇对中国读者来说具有文化亲近感，不仅准确传达了原文的信息，还让读者感受到了浓厚的田园气息，促进了文化交流。
例4：He had a balding head, and a beard that almost hid his mouth. I estimated fifty-two years old.
宋：他顶着一颗秃头，留了一把几乎遮住嘴巴的大胡子。我判断他年龄在52岁。
林：他顶上童山濯濯，满脸于思，我估算他有五十二岁了。
宋译本使用了较为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如“秃头”、“大胡子”等，这种直白的翻译方式没有太多特殊的文化负载。它以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传达信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都能被理解，更偏向于大众文化的传播。
林译本则更加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和修辞效果，融入了一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童山濯濯”表示光秃秃的山上没有草木，这里用来比喻头顶没有头发。为了照顾语言风格的一致性，译者没有将“beard”译为胡须，而是选用了“于思”这一古汉语表达。这种翻译方式与宋译本中的通俗词汇形成了鲜明对比，句子结构上也更有文学作品的韵律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文学对语言文字优美性和文化底蕴的追求。
4.3.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交际意图和效果[7]。交际维度涵盖了翻译过程中的各种交际因素，如语境、社会关系、文化差异等，强调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还需考虑言语交际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译者在翻译时需要准确传达原文的交际目的，确保译文能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
例5：With these words Mr Vance changed the mood so suddenly I almost let a surprised sound escape me. Rick too seemed startled.
宋：这句话一出口，万斯先生的面色也随之骤然一变，我差点不由自主地惊呼出声来。
林：梵斯先生话锋骤变，语气急转直下，我差一点失声惊呼。
宋译本基本表达了原文的意思，但在传达原文的情感色彩和语境氛围方面略显不足。原文中的“so suddenly”和“surprised”都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译者在处理这些情感元素时显得较为平淡。此外，原文并没有提到万斯先生“面色”发生变化，而是通过“changed the mood”表示情绪的转变。
林译本选用了“话锋骤变”“急转直下”“失声惊呼”三个四字格词语，不仅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还成功营造了紧张、惊讶、错愕的语境氛围，使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文中的情感色彩和交际意图。
例6：‘Either she accuses me of thinking about that stuff too much. Or she’s offended because I don’t think about her enough in that way. Always trapping me, whatever I say. She claims I’m always lusting after these girls I can see on my DS, then the next time she brings it up, and I don’t react, she says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I’m not being natural.’
宋：“她一会儿指责我整天想着那方面的事。一会儿又因为我不怎么往那方面想她而生我的气。老是套住我，不管我怎么说。她说我总是馋那些我在DS上看到的姑娘，然后等到下回她再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要是我没有反应，她又会说我有问题，我不自然。”
林：“她不是指责我满脑子那档子事，就是气我对她没有任何那方面的念头。不管我怎么辩解，她都要诬陷我。她说我对于在数位荧幕上看到的每个女孩都想入非非，然后下一次她又提到的时候，如果我不理会她，她又会说我有毛病，说我不是正常人。”
宋译本基本上传达了原文的交际意图，如原文中“that stuff”“that way”是“性”的委婉表达方式，译者将其译为“那方面”，读者可以结合上下文理解其含义。但某些表达可能因文化差异或语言习惯的不同而影响读者的理解，如“套住我”“DS”“不自然”等表达，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困惑或不解。
林译本使用了更为自然和流畅的中文表达，使读者能够更容易地理解原文的意思。如“诬陷我”这一表达，在中文中非常贴切地传达了原文中“trap”的负面含义。译者将“DS”译为“数位荧幕”，虽然可能不是最贴切地翻译，但至少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指向，让读者知道这是一个屏幕设备。此外，译者没有将“not being natural”直译为不自然，而是在理解其内涵的基础上，将其意译为“不是正常人”，更加符合汉语表达习惯，易于读者理解，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交际意图。
5. 结语
通过对以上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及其重要性。
在语言维方面，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言的特点和语境，对原文进行灵活且准确地翻译。宋译本和林译本在处理同一文本时，展现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和表达习惯。宋译本倾向于直译，注重保留原文的形式和结构，但有时可能显得冗长或生硬。而林译本则更注重意译，善于运用目标语言的惯用表达和成语，使译文更加流畅自然。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精通源语言和目标语言，还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和语境差异。
在文化维方面，译者需要充分考虑目标语文化的特性和接受度，避免文化误解和冲突。林译本在处理具有文化特色的词汇时，善于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进行翻译，使译文更加贴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这种翻译方式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还能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在交际维方面，译者需要准确传达原文的交际意图和效果，确保译文能够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流。林译本在处理对话和叙述时，善于运用目标语言的交际策略和表达方式，使译文更加符合目标读者的交际习惯和期待。这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关注语言形式的转换，还要深入理解原文的交际意图和语境，以确保译文在交际层面上与原文保持一致。
综上所述，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框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语言、文化和交际三个维度，进行适应性选择和转换，以实现最佳的翻译效果。同时，这也要求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文化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翻译任务。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译者可以逐渐提高自己的翻译水平和综合素质，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