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性观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核心议题，而无论是探讨人性还是人性论，我们通常都是在谈论一个更为宽泛的整体概念，比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乃至一个社会团体。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个体而言，他们的身上既能够体现出人类共有的本质特征和人性，也可能在某些时刻展现出其独特的个性。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存在与发展的深切关怀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人性”的深入观察、剖析及完善，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基石[1]。以儒家思想为例，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其理论探讨最终也归结于关于人性本质的争论与论证。儒家的“人性论”与“心性学”，尽管主要以“礼乐”作为展现和传播的主要形式，但实质上，它们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各种人文价值的集合，以一种跨越时空的影响力，深刻影响着当代人的心理状态、价值取向、行为模式及生存方式。作为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人性。它为人们描绘了一幅特定的世界图景，有助于人们认识并把握世界的客观规律，进而运用这些规律去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不断提升自己改造自然的能力，从而实现了自身的发展。
2. 传统中国儒法道的人性论概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先哲们围绕人性问题展开了丰富多彩的讨论，这些讨论大致可归结为五种主要观点：性本善论、性本恶论、人性超越善恶论、人性无善无恶论以及人性有善有恶论。其中，性本善论在中国传统人性思想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人性的本质究竟是善还是恶？”这一问题自古以来便争议不断。孟子作为性本善论的代表人物，坚信人性本善，认为人天生具备仁、义、礼、智这四种美德的萌芽，而礼仪与法制则是为了弘扬并彰显这些人性中的光辉。中华传统文化深深植根于对“人”的深切关怀与重视之中，性善论为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人性道德研究铺设了基石。在此基础上，中国传统思想家们致力于追求道德的至高境界——至善，这一过程被划分为三个递进阶段。首先，从个人层面出发，人们通过满足自身需求来揭示生存与发展的意义；其次，在人际交往中，他们强调法纪与礼仪的重要性；最后，他们追求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朝着无私与至善的最高境界不断迈进。文明的高度并不在于自私天性的泛滥，而在于无私人性的充分发展。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性论在演进过程中存在某些不足之处，但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却如同一股不变的清流，贯穿始终。
3. 传统中国儒、法、道中的人性思考
3.1. 儒家思想的人性与人文之辩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文”以“人”为核心，而“人”则以“文”为其本质或内在属性。儒家学说深深根植于对人性的尊重，坚信人性中蕴藏着向善的潜能，因此，儒家的制度构建与社会秩序安排均旨在促进这一向善潜能的实现。儒家对人性所持有的基本信任，构成了我们深入理解儒家人性论制度化表达的逻辑前提[2]。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支柱，在探讨人性与人文关系的议题时，孔子的人本精神尤为突出。他不仅将人视为独立的个体，尊重其人格尊严，更着重于教导人们如何成为真正的人，如何塑造自己的品德。孔子的仁学思想，是对人本精神的生动诠释。他笔下的人，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主体，而非其他外在因素的附属或派生。仁之所以被视为人的内在超越，首先在于仁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互融通的联系。其次，真正的人应当是具备仁德之人，缺乏仁德便无法称之为完整的人。仁，作为调节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或道德标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再者，爱人虽指向对他人的关怀，但这一行为的起点却在于自我，要求个体从自身做起，树立独立而高尚的人格。
先秦时期就有告子和孟子的“人性之辩”，对于儒家理解人性尤其是在何种意义上说人性是善的，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孟子之前，先秦时期对于人性较为流行的看法是“生之谓性”，即把人性视为人的自然生命的看法，就是从生物本能的角度看待人性。他认为这就是人性。孟子从“四端之心”的角度对人性作出了界定，在孟子看来，就是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当然，孟子并没有认为每个人的人性在现实的形态上都已经是完满的善的，他也看到了这一本源意义上的善尽管深植于人心之中，可以说与生俱来，同时也非常微弱。
3.2. 法家“唯恶论”：自由与德性的冲突
法家的人生观主张，自由并非无拘无束，而是在法律的界限内寻求最大的释放。正如宗教为人们描绘出彼岸世界的幸福愿景，韩非子则向人们阐明，法治能够构建出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这样的社会中，人际关系和谐，不存在恃强凌弱，没有欺诈与背叛，君臣、父子皆在法律框架内相互扶持、和睦共处，国家间也得以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人们能够保全自身，保护生命，守护财产，老人得以安享晚年，孩童得以健康成长。韩非子运用其严密的逻辑推理，指出既然遵循法律能够带来长远的利益和持续的快乐，那么人们就必须承受短期内的微小苦难和暂时的痛苦。这意味着，为了享受法治带来的益处，人们需要接受严刑峻法可能带来的种种不适与限制。
法家哲学的核心在于对法律的绝对尊崇，视法律为治理国家、确保社会安定的根本手段。法家强调，法律应当具备公开性、明确性和稳定性，以便民众能够清晰了解行为准则，从而避免触犯法律所带来的后果。他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人情干扰和权力私有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受身份地位的影响。这种法律至上的观念背后，反映了对人性的一种较为悲观的认识。与儒家相信人可以通过教育和修养成为“君子”的乐观态度不同，法家认为人性本自私，若不加以严格约束，将导致社会的动荡。韩非子指出，人类作为欲望驱动的生物，若任由欲望膨胀，社会必将陷入混乱，人们的生活将失去快乐和自由。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遵循法律不仅是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能需求，更是实现更广泛自由、更高质量生活的基本保障[3]。
韩非子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描绘了以法为范本的美好生活的图景，因此，法家提倡用严格的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通过奖惩机制来调控社会，使之运行在一个有序的轨道上。与儒家相比，法家的“法治”显得更为严苛和现实。儒家强调的是道德教化和个人修养，认为通过教化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治国平天下。而法家认为，道德教化虽好，但无法确保每个人都会成为道德模范；无为政府虽然听起来很美，但实际上容易导致权力真空，使得社会陷入混乱。因此，法家主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严格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来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强大。
3.3. 道家思想的人性自然论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当人们走出愚昧，努力地抛弃自然神之后，自然界的不解之谜仍让人费解，自然力量的无情仍让人感到畏惧。当人们没有真正地认识自然事物的时候，巧妙地顺应自然是一种最明智的选择，因为顺应自然往往就是在不经意之间按规律办事。
老子并未将人与“自然”置于对立面，他未将“自然”视作独立于人的认识对象，以人作为认识的主体去构建自然界的客观本体，而是将“道”视为人与自然的共同创造之源，亦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根本所在。“自然”不仅是“道”的存在状态与功能展现，同时也是创造生命的根本原则。对于人来说，这一原则体现为“无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不作为，而是要求人们顺应“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一旦人以“有为”之心违背了“自然”，就会打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损害生命本身。老子所理解的生命，虽包含生物学上的意义及形体的存续，但更重要的是道德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层面。“道”并非无价值或非价值的存在，“自然”亦然，它们均蕴含着丰富的价值。其中，“道”的价值和意义通过“自然”得以体现，而“自然”的价值则体现在生命的生长发育与社会的和谐有序之中。更进一步说，这种价值必然体现为人的道德境界，这是最为直观的证明。“自然”向着美好与善良的目标发展，其实现便是达到了“道”的境界。尽管老子指出了善的相对性，但这主要是针对人为设定的“仁义”等概念而言的。就“自然”本身所蕴含的美德而言，老子不仅不反对，反而倡导真、善、美的统一，这便是“自然”目的性意义的所在。
4. 传统中国儒、法、道人性论的现代价值
4.1. 回归人文教育
当前，中国经济与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对金钱与物质的渴望，导致伦理道德底线受到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人性的力量成为约束过度欲望的关键，呼唤着传统文化的回归。然而，在当今这个复杂多变、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社会环境中，传统文化的权威地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人们逐渐认识到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积极价值，但由于缺乏深入的理解与实践，这些价值的现实认同感仍然薄弱。
回顾中国近现代史，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改革开放，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然而，在文化领域，我们却未能进行足够的自我反思，导致国民在文化自信方面存在缺失，进而影响了人性的健康发展，甚至出现了某些偏差。当前，中国教育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政治功利化”的倾向，过分强调意识形态教育，而在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则投入不足，导致学生人文素养普遍偏低，更深层次地引发了人性迷失和信仰淡化的问题，这对民族和人类的长远发展构成了不利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教育的本质，让教育回归其最本真的目的——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格。我们应坚持“学为人”的原则，将德行置于知识之前，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指引，塑造健全的人性，为民族的繁荣和人类的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4.2. 自由与规则并举
中华文明的探索与人性的讨论紧密相连，文化的发展与人性中对自由与规则的需求相互映照，而这些需求在不同文化中有其独特的展现形式。文化，作为塑造人们对自由与规则认知的媒介，其多样性体现了不同社会在人性需求与社会秩序上的不同侧重点。文化的传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吸纳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价值观，经历着变革。这种变革，进而影响了人们对自由与规则的理解。
以现代社会为例，全球化与互联网的兴起显著增强了人们的自由意识，对规则的理解也趋向多元化和包容性，这与传统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人性需求与文化表达层面，不同文化对自由需求的展现方式各异。有的文化鼓励个性追求、创新精神和自由表达，而有的则更强调规则的遵守、传统的维护和社会稳定。这种差异，正是不同文化对人性需求的不同解读和回应。
文化不仅映射了人性需求，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性本身。通过教育、传统习俗等渠道，文化传递着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因此，文化对自由与规则的理解方式，也塑造了人们对这两者的认知和态度。此外，关于“人性”的概念，因文化而异。文化差异可能导致冲突与误解，进而引发对“文化是否能促进人性发展”的质疑。对此，我们应认识到人性不应被单一文化所定义，开放的心态和相互尊重是和谐共处的关键。
4.3. 正视和修养德性
儒释道三家均把我们的内心比喻为镜子，将修行视为清除镜面上尘埃的过程。正如神秀大师所言：“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需时常拂拭，以免尘埃染。”那么，这里的“尘埃”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是指覆盖在本心之上的种种伪装，是那些纷繁复杂的妄想与杂念。这些尘埃让我们产生了分别心，使我们执着于某些特定的事物，并因这些事物的得失而心生烦恼。若要解决烦恼，就必须追溯其根源，探究心上尘埃的由来。这一过程，实质上就是我们对人性进行学习与探索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能够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在现代社会的演变中，道德观念从“德性”转向了“规则”，这一过程与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从“共同体”到“社会”、以及从“礼俗社会”到“法理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紧密相连。[4]传统哲学深信，每个人内在都蕴藏着一种普遍性的本质，而德性作为这种本质的外化表现，同样具有普遍性。无论个体的社会地位或经济状况如何，都享有追求德性的权利，并具备这样的能力。这种普遍性的观念，不仅凸显了德性的广泛适用性，也强调了其内在的价值，为德性的培育和推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了培养德性，传统文化提供了多元化的途径。首先，通过教育体系的引导，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从而培育出强烈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感。其次，借助社会实践和道德修养的具体活动，人们的道德水平和道德实践能力得以提升。例如，儒家文化高度重视“仁爱”、“诚信”和“礼义”等道德原则，倡导通过“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等修养方法，不断深化个人的道德修养。
5. 结语
文明之高低并非科技之高低，科技之高低也非文明之高低，二者无直接的因果关系，科技为发展之器具，若助于人性发展，则文明发展，若助于天性发展，则文明倒退。在文化产生的过程中，人性与需要因素是内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环境因素是外因，属于辅助性的条件。因此，从内因即人性和人的需要入手，而不是从外在的地域或时代入手，才能发现文化的实质。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5]列为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中国共产党对于文化发展的问题始终有着清晰的认知，坚定推进文化自信自强。传统文化通过促进相互理解、共情和道德价值观在扩展我们的人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们必须意识到不应理想化文化，并且要注意文化中的负面因素，如操纵和歧视。真正的人性存在于我们拥抱多样性、积极面对客观条件、质疑自身偏见并有所反思，共同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和人性化的世界的能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