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杨宪益是中国翻译界的巨擘，以其卓越的翻译成就和对推广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而闻名。他与夫人戴乃迭共同合作，推出了备受赞誉的《红楼梦》英译本，还译介了屈原的《离骚》《资治通鉴》(丢失)、刘勰的文论专著《文心雕龙》(节选)、关汉卿的《关汉卿杂剧选》以及众多现代作品，可谓译作等身，洋洋大观。杨宪益的翻译严格遵循原文，力求在词汇选择和句法结构上与原文高度一致，确保译文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在将中国文学作品介绍给世界的过程中，杨宪益主要采用了异化翻译策略，而这种策略的选取与他的文化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以杨宪益作为译者主体的文化态度为切入点，通过梳理杨宪益有关翻译的零星言论，浅析其文化态度；并以《阿Q正传》为案例，通过比较杨译本与英国学者蓝诗玲的英文译本，分析杨宪益的翻译策略取向，最终探析杨宪益的文化态度与其翻译策略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
2. 译者的文化态度与翻译策略的选择
译者的文化态度反映了其对源文化的立场，无论是尊重还是轻视，都体现了译者对所代表文化地位的深刻理解。这种态度通常源自译者对该文化的根本认知和情感倾向，从而也是译者选择特定翻译策略的社会语用根源[1]。简单来说，译者对其所属文化持有的态度会在不自觉中制约、影响着他的语言选择。王东风的研究体现了翻译研究领域中“文化转向”后众学者认识到研究译者主体性的重要性[2]。译者的文化态度本质上是属于译者主体性的一部分。翻译作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作为直接的参与者和决策者，其文化态度作为主体性的一部分，必然会像舵手掌控航向一样影响整个翻译活动的进程，这一影响最为直观地体现在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上。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坛史上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关于直译与意译的论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四运动如火如荼展开，同时带来了新一轮的翻译高潮，知识分子不得不开始面对中国文化地位早已远远落后的残酷现实。期间，鲁迅和梁实秋展开激烈的论战。鲁迅作为当时的“先觉者”，对国民的劣根性以及落后的文化地位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是走在对抗封建文化的最前列者，因此鲁迅先生深刻认识到中国文化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先向西方文学学习，汲取西方文学的精华，故提出所谓“硬译”的主张。而梁实秋则秉持相反的观点。他指出：“中国文是如此之圆润含浑”，“以中文译书感觉中文文法不够用，其实以欧洲文译中国作品又何尝不感觉欧洲文法太累赘？”，“翻译家的职责即在于尽力使译文不失原意而又成为通顺之中文而已”[3]。因此，梁实秋先生的翻译策略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显著的归化倾向。由上述观点可知，文化态度作为译者主体性的构成要素之一，对翻译策略的取向有着直接且决定性的影响，鲁迅先生就是典型的代表。考虑到当时中国地位低下，饱受异国欺凌的时代背景，鲁迅先生这样的主张明显是极其前卫的，他能够意识到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悬殊地位，敢于正视自身民族的缺欠，也不耻于向西方学习，因此鲁迅的文化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硬译”的策略取向。
3. 杨宪益的文化态度
3.1. 从翻译言论看文化态度
虽然杨宪益先生进行了海量的文学翻译实践，但他有关翻译的话语则零零散散，一星半点。杨宪益认为，我国人民应该知道外国的文化遗产，外国也应该了解中国有多么丰富的文化遗产。他曾强调，尽管中译英是他职业生涯的主要方向，但他始终铭记将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带回中国的使命[4]。由此可见，杨宪益是站在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角度上从事翻译活动的，这也体现了他强烈的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是指一个文化群体对人类共同文化的自觉意识与认同感，是对一个群体的文化整体认识和趋同，其核心是对一个民族基本价值的认同[5]。杨宪益自幼受国学熏陶，自然对中国的文化遗产怀有崇高的敬意和赞美之情，对中华文化的整体也必然是高度认同的。
从忠实与“信”的角度来看，杨宪益始终将忠实视为第一要义。从杨宪益对诗经、红楼梦、鲁迅作品的翻译可以看出，他多采用异化的翻译手法，对原文中包含鲜明的中华文化特色词甚至原作者的语言风格都进行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而杨宪益认为的“信”本质上含有忠实于中华文化精神的深层涵义，他忠实翻译中国文化，精准传达国人的情感与价值观。杨宪益在评价亚瑟·威利的《诗经》英译时指出：“他把中国周朝的农民塑造成田园诗中描述的欧洲中世纪农民的形象。此外，诗经中还出现了‘城堡’，‘骑士’等等，译文读起来很像英国中世纪的民谣，而不像反映中国情况的诗歌”[6]。杨宪益对亚瑟·威利《诗经》英译本的评价，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并不赞同威利的处理方式。《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城堡”和“骑士”是西方中世纪时期特有的概念和意象，这样的一部作品中出现了非本文化的意象表达，虽然一定程度上能帮助读者理解，但原文所包含的语言、文化、传统等核心要素已经在译文中彻底消失了，这与杨宪益所秉持的“翻译文化观”是相悖的。
从杨的翻译言论可窥其文化态度，即他拥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致力于传播中国文化的坚定人生目标以及其前瞻性的文化翻译理念。作为一位深谙中西文化的传播者，他始终将译介中华民族文化作为自己的核心使命。他的文化态度也为当代翻译人才的思想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3.2. 从杨译《阿Q正传》看文化态度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农村为时代画卷，深刻揭示了旧中国人民的生活面貌。《阿Q正传》存在多种译本，其中杨宪益的译本最权威、流通最广；此外，在英国汉学界，蓝诗玲是一位与葛浩文同样享有盛誉的学者。2009年，她由企鹅出版公司推出近年来该领域的一个全新译本。本次研究以定量定性研究结合的方式，通过建立语料库进行译文对比，以分析杨译《阿Q正传》的文本风格，论证其文化态度。
本研究在对语料进行清洗和降噪的基础上，建立了原文、杨译和蓝译三个小型语料库，使用语料分析软件从高频词分析、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和平均句长四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总结得出两种译文的风格特点。
3.2.1. 基于语料库的高频词分析
使用Wordsmith 8.0对清洗后的语料进行分析，得到原文和两种译本的词频表，此处截取前15个高频词进行分析，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原作的词频可知，频次最高的是“的”字，足足出现了712次，这也与鲁迅的写作风格相吻合。鲁迅文笔简练、字字珠玑、直中要害，作品里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而鲁迅作品中确实有很多“的”，因此数据也与实际相符合；在杨宪益译文中，介词of出现了354次，而在蓝诗玲译文中则出现了519次，两者差别较大。分析其原因，其一是由于蓝诗玲作为讲英文的母语者，对英文介词掌握程度高，能够熟练使用相同的介词表达不同的含义，因此对介词的使用更加频繁，这也是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翻译中存在的比较明显的区别。此外，蓝诗玲译本中存在许多of加抽象名词的表达，用作后置定语，更加符合英文表达习惯，而相比较杨译本of的使用频率则没有那么高；另一处明显的差异便是连词and的使用，杨译本中and频次达369次，而蓝译本仅有242次，这一差异源于蓝译本中存在较多复杂的长句，且“and”主要用于句子之间的连接，以符合逻辑结构的需要。而杨译本则更加简洁，通常使用“and”来连接不同的动词，从而使表达紧凑，更符合原文凝练的语言风格。
Table 1. Analysis of high-frequency words
表1. 高频词统计
鲁迅原作 |
杨宪益译文 |
蓝诗玲译文 |
No. |
Word |
Freq. |
No. |
Word |
Freq. |
No. |
Word |
Freq. |
1 |
的 |
712 |
1 |
the |
927 |
1 |
the |
953 |
2 |
了 |
456 |
2 |
to |
520 |
2 |
of |
519 |
3 |
他 |
362 |
3 |
he |
455 |
3 |
to |
495 |
4 |
阿Q |
268 |
4 |
a |
383 |
4 |
he |
355 |
5 |
也 |
181 |
5 |
and |
369 |
5 |
a |
355 |
6 |
在 |
156 |
6 |
of |
354 |
6 |
his |
346 |
7 |
一 |
156 |
7 |
was |
327 |
7 |
Ah-Q |
262 |
8 |
是 |
153 |
8 |
his |
280 |
8 |
was |
246 |
9 |
这 |
145 |
9 |
in |
263 |
9 |
and |
242 |
10 |
便 |
105 |
10 |
Ah Q |
248 |
10 |
in |
233 |
11 |
说 |
104 |
11 |
had |
229 |
11 |
had |
178 |
12 |
又 |
98 |
12 |
that |
188 |
12 |
it |
152 |
13 |
不 |
98 |
13 |
it |
174 |
13 |
him |
148 |
14 |
没有 |
92 |
14 |
this |
159 |
14 |
that |
139 |
15 |
着 |
77 |
15 |
not |
152 |
15 |
on |
137 |
3.2.2. 类符/形符比
由表2数据可得，杨译本的17,260个形符数要多于蓝译本的16,444个，但后者的类符数却高出前者不少，通过后面的标准类符/形符比也能得出：蓝译本用词更加丰富，杨译本用词种类虽少，却更加简洁，符合原作风格。
Table 2. STTR
表2. 标准类符形符比
|
形符数 |
类符数 |
类符/形符比% |
标准类符/形符比% |
杨译本 |
17,260 |
2794 |
16.19 |
42.12 |
蓝译本 |
16,444 |
3289 |
20.00 |
45.80 |
3.2.3. 平均词长
杨译本的平均词长为4.34，蓝译本为4.33，二者的平均词长均超过4，显示出这两个译本在阅读时具有较高的难度。两种译本均使用3字母词最多，占比超过了20%，而蓝译本1字母词比杨译本多50%，也能说明蓝译本的用词风格。
3.2.4. 平均句长
平均句长是指译文中语句的平均长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语句的复杂程度，通过排除译本标点等干扰项，得到表3的平均句长。
Table 3. Mean sentence length
表3. 平均句长
|
杨宪益译本 |
蓝诗玲译文 |
总字数 |
172,600 |
16,444 |
句子总数 |
1217 |
995 |
平均句长 |
14.18 |
16.53 |
数据得出，两者的译文在句子层面截然不同。杨译文有1217个句子，平均句长14.18；而蓝译文则有995句，平均句长为16.53。因此，蓝多使用长句，整体句子稍长，造句也更为复杂；而杨的表达更加简洁明快，句子总数更多，句子也更加简短，也一定程度上忠于鲁迅的文笔风格。
4. 文化态度对翻译策略的影响
杨宪益民族自信的文化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策略的选择，特别体现在《阿Q正传》的翻译中。杨译《阿Q正传》风格端庄、语言流畅，始终坚持忠实于原作的原则。面对原作中的文化差异，他大胆保留了“异国情调”，力求原汁原味地呈现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使外国读者不仅能够深刻理解故事本身，更能切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精神内涵。因此，异化是杨宪益的主要翻译策略，下面通过对比杨、蓝译文，分析杨所使用的翻译方法或技巧来进一步验证杨宪益的文化态度对其翻译策略的影响。
4.1. 直译法
原文：所以不敢僭称，便从不入三教九流的小说所谓“闲话休题言归正传”这一句套话里，取出“正传”两个字来，作为名目[7]。
杨译：I dare not presume to give it so high—sounding a title. So from the stock phrase of the novelists, who are not reckoned among the Three Cults and Nine Schools. “Enough of this digression, and back to the true story!” I will take the last two words as my title [8].
蓝译：So at last, I will fall back on the formulation so often used by our nation’s novelists -the very dregs of our glorious literary tradition-in their constant battle with digression: “Now back to the real story.” There: The Real Story of Ah-Q it is [9].
此处的“三教九流”是中国特有的文化术语，指代了宗教及古代学术流派的多样性，也是古代中国对社会地位和职业的一种等级划分。“三教”指中国的佛教、儒教和道教；“九流”则指先秦至汉初的九大学术流派。蓝诗玲在翻译时采用了归化策略，将“三教九流”译为“our glorious literary tradition”。这种处理虽然使目标语言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但却简化了原文的丰富文化内涵。归化策略的优点是降低了文化差异，使读者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但缺点在于它消解了源文化中的具体细节和特定的文化象征。例如，“三教九流”不仅指代了宗教与学术流派的多样性，还隐含了中国古代对社会阶层和不同思想体系的尊重与包容。而在蓝的翻译中，这些多层次的内涵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相比之下，杨宪益在翻译时选择了直译的方法，将“三教九流”翻译为“Three Cults and Nine Schools”。这种翻译方式直接保留了原文的文化特征，通过大写的专有名词表明该短语是汉语中的固有表达，避免了过度简化或本地化。此外，杨还在文末添加了注释，进一步解释了“三教九流”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含义。这种直译加注释的处理方法，是典型的异化策略，保留了源语言的文化特点，并通过注释提供了必要的文化背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这一文化术语的深层含义。
4.2. 改译法
原文：阿Ｑ仿佛文童落第似的觉得很冤屈[7]。
杨译：Ah Q felt as resentful as a scholar who has failed in the examinations [8].
蓝译：Ah-Q prowled up to the garden gate, feeling a keen sense of the injustice of it all [9].
原文将阿Q比作落第的文童，生动形象地描述了阿Q的失落沮丧之情。落第其实是描述古代科举考试的失败落选的词语，也指考试不及格。蓝诗玲采用省译的方法，将“落第文童”的失落之情一齐并入“a keen sense of the injustice”中，导致原文的某些意象丢失；在这个例子里，杨宪益在原文的基础上进行改译，以便让目标语言的读者理解阿Q的失落情感。原文使用了“落第”这一传统文化背景下的词语，“落第”在中国古代指的是科举考试中的失败，承载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体现了失败者的失落与沮丧。这不仅是一个字面上的考试失败，更蕴含着古代科举制度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对个人成功与失败的严苛评价。杨宪益在翻译时将“落第的文童”译为“a scholar who has failed in the examinations”，通过改写的方式有效传达了“落第”这一文化背景。杨的译文既突出了“科举失败”这一概念，又让英语读者能够明白这一失败的含义，而不至于感到陌生或无解。这种方式不仅传达了阿Q的失落情感，还确保了原文的文化层次得以保留。
4.3. 加注法
原文：“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7]
杨译：“In twenty years I shall be another…” [8]
蓝译：“In twenty years, I shall return…” [9]
这是阿Q沦为替死鬼，被枪毙前说的半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句话是中国的一句俗语，旧时迷信认为人死后还能投胎转世，因此用这句话来表达面对死亡时的从容。杨宪益在翻译这一部分时，采用了加注法，在文末添加了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这一文化背景：“‘In twenty years I shall be another stout young fellow’ was a phrase often used by criminals before execution, to show their scorn of death.”注释里对这句俗语作了详尽的解释。这种注释方式使得目标语言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阿Q这一形象的精神世界，以及他在面对死亡时的心理状态。除了以上注释，杨译本中还有许多其他注释帮助读者理解、拓展读者视野。
通过以上三处译文的比较，不难看出杨宪益在翻译《阿Q正传》时，基本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在最大程度上忠实于原文。同时，杨译本中多用短句，这与《阿Q正传》的语言风格也是相一致的。杨译本“信”重于“雅”，以忠实于原著为出发点，强调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既不夸张，也不夹带任何别的东西，这与其文化态度息息相关[10]。
5.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能够得出：杨宪益立足传播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文化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翻译策略的选择。杨宪益的译文精准捕捉并忠实于原文的精髓，同时保留了作品原有的风格特征。在此基础上，他还深入考虑了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理解能力，巧妙地在还原原著风貌与提升阅读流畅性之间找到了一个难能可贵的平衡点。而他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民族自信心更是值得后来人学习和借鉴。
在当今这个新时代，外语工作者与翻译人员肩负着更加重大的使命，他们应当将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融入到全球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之中。作为知识分子、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及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应当承担起继承与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致力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生动讲述中国故事，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