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功能对等理论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提出，他认为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古诗翻译[1]。
将古诗词翻译成维吾尔语的过程中会碰到诸多问题，例如将《李白诗集》翻译成维吾尔语时，会出现一些词汇、句法、篇章和文体方面的困惑，需要解决的翻译问题有很多，因此，选取适当的翻译原则和策略尤为重要[2]。为了提高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理解和应用能力，让译语读者有着和原语读者相同的体验及感受，我们仍需不断研究探索，积累翻译实践的经验。
2. 原文文本分类及特点
本文选取了李白不同人生阶段的63首代表作品，据题材可分为11个方面。分别是：思乡念友、个人抱负、怀古咏史、爱情怨女、山水记行、边塞征战、借景抒情、讽刺、归隐山林、游仙诗、音律诗[3]。
该作品集可概括为4种风格。分别是：豪迈奔放：诗句通常长而有力，语言生动形象，富有音乐感。奇特新颖：诗歌往往运用一些奇特的形象和新颖的表现手法，让人耳目一新，神话传说和自然景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
情感真挚：对人生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注，充满了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表达了对世道的不满和对政治的关注。乐观豁达：诗歌中经常出现一些广阔的自然景观，表现了他对大自然的敬畏和对生命的赞美。
3. 功能对等理论
为使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转换有一个标准，减少差异，尤金·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4]。
“动态对等”中包括词汇对等、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四个方面。奈达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意义是最重要的，形式其次。如果意义和文化在翻译过程中无法同时兼顾，译者应舍弃形式对等，通过改变原文形式的手段来实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再现[5]。
笔者认为，古诗词翻译对等，包括从最基本的译文和源文的词汇对等、文体对等，更高一层的文化对等，更包括读者的反应对等，这是中国古诗词维译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6]。在功能对等理论中，一首优秀的译诗要使读者理解和欣赏到古诗的美感。
4. 翻译原则
4.1. 功能对等理论下的词汇对等
在翻译过程中，词汇对等要求译者在目标语言中找到与源语言最贴切的对等表达，以精准地传达源语的意思，确保目标语读者能够完整理解原文。然而，语言不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还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因此，译者在翻译时必须留意汉维两种语言之间的词汇差异和文化障碍。笔者将从以下方面进行案例研究。
例1：以地名“太白峰”为例，译者译为了“tɛjbɛj ʧoqqisi”，属于音译法，在词汇对等方面，地名和专有名词一般采取直译的手法，有利于观众和原语观众了解到同样的人物信息和地点名称。
例2：以标题《行路难》为例，字面意思为道路难行，但中文往往有言外之意，译者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及上下文语境进行补充翻译。该诗写于天宝三年李白离开长安时，题目采用了一语双关的手法描绘了世路艰难，充满着政治上遭遇挫折后的抑郁不平之感。译者译为了“hajat joli qijin ikɛn”，在原标题的基础上多加了“人生”hajat一词，属于增译法，从眼前看得见的具体的小路转变为了看不见的抽象的人生之路，清楚表达了词汇所包含的言外之意。
例3：以《金陵酒肆留别》为例，“吴姬压酒唤客尝”将“酒”译为了“美酒”esil mɛj，从这个词可以看出酒家娘子的热情好客，带有情感色彩，通过酒家女劝酒，相送金陵少年的场景，表达出了诗人对好友依依惜别的情感。而在《南陵别儿童入京》中，“白酒新熟山中归”将“酒”译为了“haraq”，表媒介意义，白酒晾熟时刚从山中回来，情感色彩略逊一筹。
4.2. 功能对等理论下的句法对等
汉维两种语言在句子构成及表达方式上存在着差异。句法对等不仅要求句子的结构和成分能够对等，而且要求句子所蕴含的意思能够被完全表达。当两者不能兼顾时，译者应优先考虑翻译句子的内在含义，而非保持原来的句子成分不变[7]。中文句子常常包含言外之意，能让读者理解句子的言外之意是句法对等非常重要的一环。
例1：以《古朗月行》为例，“小时不识月”“kiʧikimdɛ mɛn bilmigɛʧ ajni”，在该句中，主语是“我”，谓语是“不识”，宾语是“月”，在维语翻译中，句子成分相互对应；“呼作白玉盘”dɛp qalɣan uni aq qaʃtaʃ legɛn在该句中，省略了主语“我”，谓语是“呼作”，宾语是“白玉盘”，且两个小句都是主谓宾的句子结构，句子结构和成分对等，句子所蕴含的意思表达完整。
例2：维吾尔语属于黏着型语言，基本语序为主宾谓，但在古诗的翻译中，为了达到押韵和对仗工整的效果，语序可灵活转变。以《秦王扫六合》“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为例，“altɛ bɛglikni aldi ɵz ilkigɛ ʧinwaŋ jiŋʤeŋ”将原诗的主谓宾调整为了宾谓主的句式结构，且对秦王是“嬴政”做了详细补充，让译语读者快速明白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典故。
例3：汉维语属于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无论在词法上还是句法上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汉语属于分析性质的语言，注重句子的意思表达，多使用简单短小的语句，而维吾尔语属于综合性质的语言，注重句子的表达形式，多使用复杂的长语句。以《灞陵行送别》为例，“我向行人问路歧，云是王粲南登之古道”被译为了“soridim ʧinliq bowajdin :aʧa jol qajan? dedi:waŋ sɛn maŋɣan ʤɛnubqa qɛdim joli. ”从句首开始，使用了两个冒号，将句子成分拆解为了最小单位，逐步消减长句的内容，以达到构成短句的目的，该本古诗集多以七言和九言为主，晓畅通顺便成了难点。
4.3. 功能对等理论下的篇章对等
维吾尔语和汉语分属于两大不同语系，在翻译过程中要注意篇章上下文或语境，一些看似不起眼的词汇或句子，往往起到了衔接上下篇章的作用，只有翻译得当，才能使译文变得自然流畅[8]。
例1：通过语法手段实现语篇的连贯性。以《赠孟浩然》为例，“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meŋ χawrɛn ustaz dilim qajil saŋa, ʃɵhritiŋ birlɛ ʤahan majil saŋa.”主语是“孟夫子”，但由于古诗字数和音韵的要求，下文经常出现无主句，而译者在下一小句增译了人称代词“你”，用以指代“孟夫子”，附加的维吾尔语第二人称领属格就起到了衔接上下文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译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古诗大意。
例2：通过因果、并列、转折等关系来实现句子之间的连接。以《横江词》其一为例，“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被译为了“χeŋʤjaŋni dɛjdikɛn kiʃilɛr bɛkmu esil, biraq bilindi maŋiɣu χɛtɛrlik bir χil.”译文中增译了承接关系连词“biraq”，突出了对横江态度的否定，属于转折关系，译文逻辑更清晰，联结紧凑，有助于读者流畅阅读和理解文章。
例3：整齐的句式和统一的结构可以增强语势，加强语言连贯。以《月下独酌》[9]“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为例，“turimɛn kozam bilɛn gylgɛ qarap, ylpitim joq, ɵtmidi galdin ʃarab.”在该句中，将谓语的位置提前，灵活调整主谓顺序，是为了让句末的“qarap”“ʃarab”相互对应，且两小句维吾尔语翻译皆为11个音节，达到了对仗工整，押韵合辙的语法效果。
例4：思有路，语有脉，表达意思要遵循先后顺序，以空间、时间、主次轻重、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为序，才会脉络鲜明，语气贯通。以《长干行》为例，“十四为君妇、十五始展眉、十六君远行”以年龄顺序展开描述，缓缓道来，“on tɵt jaʃta tojum boldi siz bilɛn, on bɛʃ jaʃta asta-asta eʧildim, on altidɛ oqɛt bilɛn kɛttiŋiz”译者采取了直译的方式，严格对照着“on tɵt”“on bɛʃ”“on altɛ”的时间线，让译语读者一目了然。
4.4. 功能对等理论下的文体对等
不同的文体语言有不同的特点，翻译诗歌时应注意语言结构，押韵特色以及文化内涵，不能单纯译出字面意思，还要译出其内涵。若古诗使用了特定的修辞手法，译文也应采用相同的修辞手法保持文体一致。
例1：以《秋浦歌》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为例，“yʧ miŋ gɛz kɛlgydɛk boptu aq ʧeʧim, dɛrd bilɛn tolɣaʧqa meniŋ iʧ-teʃim.”诗人用夸张手法将白发的长度写成“三千丈”，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由此来表现出诗人的愁苦和郁闷。译文“yʧ miŋ gɛz kɛlgydɛk”与“三千丈”对应，采用了直译手法，译文的夸张方式与古诗的修辞手法基本保持一致，符合其对等原则。
例2：文体对等包括情感色彩的对等，原文所表达的情感，如欢快、悲伤、讽刺等，都应在译文中得到相应传达。以《战城南》“乌鸢啄人肠”为例，乌鸦叼着死人的肠子，飞到枯树枝上啄食。被译为了“wɛ lekin ʧoqudi yʧɛjni taliʃip qaɣa-quzɣun”这里使用了增译手法，增译了“qaɣa-quzɣun”是乌合之众的意思，含贬义，象征着战争带来的惨烈和悲凉，深刻表现了作者反战思想以及对统治者的讽刺之意。
5. 翻译策略
5.1. 归化策略
奈达认为译者应该更关注读者的理解，译文只有符合地道的目标语使用规范，读者才能正确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真正含义。归化不仅能提高译文的通顺度，消除语言障碍，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避免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促进跨文化交流[10]。
以《南陵别儿童入京》为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被译为了“qaqahlap kylginimʧɛ ʧiqtim ɵjdin, ilimdɛ kamil tursam, ɛl ara kɵmylyʃ nɛ kɛptu?”这里的仰天大笑采用了拟声词“哈哈”，译为哈哈大笑，拟声词不仅增加了语言的趣味性，更使得译文生动形象。后一句的大意为仰面朝天纵声大笑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这时的李白已经42岁，得到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认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机终于到了，于是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律诗。这里的“草野之人”是一个成语，意为平民百姓，但考虑到“草野”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汉语词汇，最直观的含义是杂草丛生、荒无人烟的野外。为了消除语言障碍，帮助目标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译者将该句译为了“如果精通知识，就不会湮灭于人群之中。”该处翻译并没有死译，否则，读者很难理解背后的深层意境，注重读者的感受和理解，这就是归化策略下指导的互译内容。
以《灞陵行送别》为例，“正当今夕断肠处，鹂歌愁绝不忍听”被译为了“bygyn kɛʧ aɣinɛm jiraqqa baʃlidi sɛpɛr, saldi dilni eɣir azabqa ajriliʃ kyji.”在这个令人断肠的时刻，离别的歌曲让人愁苦的无法忍受。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断肠”一词常被用来形容伤心到极点或忧愁到极点，尤其是在唐诗和宋词中频频出现，并不是真的说肠子断了，而是“今天晚上我的朋友要踏上去远方的征程”，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下离愁别绪的氛围，译者将这个愁苦的时刻进一步点明；而后半句“鹂歌愁绝不忍听”是指内心充满了痛苦的离别之歌。“鹂歌”属于象征意义，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描述的是客人离别时的场景。后泛指有关离别的诗歌或歌曲，所表达的含义不仅仅是生离死别，更多的是亲人、友人间的深情依恋和不舍，以及对彼此的真情祝愿。这种象征的表现手法丰富了表达方式，增强了艺术和文化作品的表现力。考虑到目标语读者存在的文化差异，译者选择归化的翻译策略，让其更好地理解诗句含义。
5.2. 异化策略
异化指译者保留源语言的文化特质，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异化策略主张译文尽量适应、保留原作者的遣词造句习惯，保留源语言的语言及非语言特质，让读者能看到原汁原文的异域风情，从而丰富读者的文化阅历，扩展其视野。
以《山中与幽人对酌》为例，“一杯一杯复一杯”被译为了“qɛdɛh-qɛdɛhlɛp jɛnɛ qɛdɛhlɛp”在“一杯一杯复一杯”中，原诗中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通过重复使用相同的词语或句子，以强调某种情感或突出某种效果。通过重复“一杯”这个词，不仅表现了饮酒的豪爽和畅快，使得饮酒的场景更加生动和真实，而且通过反复强调，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美，使得诗句读来朗朗上口，富有生活实感。译文使用了同样的修辞手法，保留了原作者的遣词造句习惯以及源语言的文化特质，译者选择了异化的翻译策略，达到了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
以《劳劳亭》为例，“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被译为了“bu jɛr azabqa bolɣandur makan, lawlaw rawiqida uzajdu mehman.”“劳劳亭”采取了音译的方法，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持原语言的发音特点，不会改变原语言的语义，能够减少因直译或意译带来的歧义，确保读者能够准确理解地名的含义，符合异化原则的策略。
6. 结论
本研究参考了功能对等理论古诗词维译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针对《李白诗集》开展研究。依据功能对等翻译理论的原则和策略，在确保译文准确性的同时，要尽可能保持原文的艺术特色，领悟作者要传达的具体信息和深奥内涵，根据两种语言的特点，充分发挥译文优势，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并重视读者的欣赏习惯、审美情趣和接受能力，力求使译文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与原文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一致，从而达到功能对等[11]。
通过对《李白诗集》的维译研究，能使汉维双语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到学习不仅仅局限于课堂，知识也不仅仅来源于课本，我们应该在生活中进行学习，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不断地学习和总结中提升自己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在对诗词翻译的阅读和理解中加深对目的语文化认识的同时，借鉴其中的翻译原则和策略，使自己的翻译能力有所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