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碑刻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见证，是保存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近代以来社会发生重大变革，使得内陆地区的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也受到很大影响。本文以地良村内所存碑刻为研究基础，探析地良村内碑刻中涉及到学校教育、公共设施建设、民间信仰的变化，试图分析地良村民众在时代大背景影响下的社会活动，揭示地良地方社会运转实际情况，加强对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历史的研究。
2. 碑刻的种类与形制
2.1. 地良村碑刻类型
地良村是天柱县高酿镇所辖的一个行政村，位于贵州省天柱县南部，有“天柱南大门”的称号。东与地佳村接壤，南临锦屏县三江镇和茅坪镇，西接优勒村，北抵甘洞村[1]。村落辖区较大，人口较多，全村共有34个村民小组，13个自然寨，515户，共2373人，为典型的北部侗族自然村落。地良世居有龙、姚、胡、潘、杨、伍、肖、刘、王、汤等姓。康熙版《天柱县志》中记载：“传说唐王巡行至此地黄哨山”[2]。并说唐王曾为地凉寨题写“钟灵毓秀·人杰地良”匾额，地良村的名字因此得来。
经调查，笔者收录到地良村碑刻为27通，目前发现地良境内碑刻最早为乾隆三十年所立的《合龙桥碑》，其中有3通墓刻，23通功德碑，1通禁碑。27通功德碑中有10通为公元2000年以后修建，如浩寨《地良合龙桥改建纪念碑》于2005年所立。其余17通碑刻中，《最灵祠》未知立碑时间，嘉庆二十年的《流芳万古》碑记载嘉庆时期当地村民对锦屏县三江镇建设学校的支持。这些石碑中部分碑刻碑体保存较完整，而部分碑刻存在被人为破坏、移动或由于风雨侵蚀导致字迹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等情况。
2.2. 地良村碑刻现状与形制
地良村以前对碑刻的保护并不重视，部分碑刻已被破坏；如立于嘉庆十七年(1812)的《会龙桥》碑，该碑右边第一行有半行字被凿毁。木堆的《合龙桥碑》被严重破损，刊刻有落款时间的部分也已经被损毁，无法知其立碑时间，仅于2005年的《地良合龙桥改建纪念碑》中知其合龙桥始建于乾隆三十年。《永垂不朽》碑由于风雨侵蚀，石碑横腰断为两截。三支龙氏先祖的3通石碑均被其后裔重新刊刻更换墓碑，原碑已不知所踪。民国十七年的建校碑由于刊刻力度较小，遭受风雨侵蚀和磨损后，部分文字难以辨认。
浩寨龙氏宗祠旁《源远流长》碑原碑在2021年龙氏族人重修宗祠时将垃圾杂物堆在未立的石碑上燃烧，导致石碑被烧断，现在看到的石碑是龙氏族人将原碑文字抄录下来重新刊刻的。
地良村内发现石碑均为方首型，各类碑刻尺寸根据所记内容而定。文中提到的27通石碑中均有碑座，碑座一般埋于地下，且部分碑座被水泥覆盖，不见全貌。调查到的石碑中极少有碑帽，仅地良村冲甲溪边的《安静桥碑》有碑帽与护栏保护。
2.3. 碑刻书写
碑刻书写格式主要包括碑额、首题、正文、落款等项。碑额，也称“碑首”、“碑头”。碑额内容主要有两类，一为图案，一为文字。地良村内石碑中并没有图案碑额，均为文字碑额，如三圣宫《流芳百世》碑，该碑碑额套刻有四个圆圈，圆内有“流芳百世”字样。地良浩寨南岳庙《功德不朽》碑，该碑立在地良浩寨，额套圆圈，刻有“功德不朽”字样。
古人习惯从右往左竖排书写方式，因此碑文也是如此。一般来说，首题较为关键，从首题题字就可以大致知道碑文所书之事，如大寨桥边的《功德千秋》碑，题首为“重修大寨桥”。登塘大桥旁的《万古千秋》碑，题首为“修补登塘大桥”。这两通石碑从碑名上只了解是功德碑，而不知是关于哪一方面的功德碑。有首题后，就知道碑刻记载相关事宜。
正文部分，除近年来部分碑刻习惯现代左往右书横排，一般为右往左竖排书写，如《地良合龙桥改建纪念碑》以及2011年以后的碑刻均从左至右横向书写。碑刻落款内容主要有落款时间、人物、地点等。
3. 碑刻所见乡村教育发展
3.1. 募捐建校
教育一直是国之根本，地良村历来重视教育，村内发现建设本地学校的石碑有两通，地良小学门口前有建立地良小学与重修地良小学的两通四块石碑，这四块石碑并立一排，一通建立时间为民国十七年，一通建立时间为1987年。
地良村处于天柱县南端，地处偏远。于清朝中期才开设有私塾。清朝中期，地良大寨的胡以炯创办地良大寨私塾，启蒙教育，开创地良教育历史。清朝末年，龙廷魁在德仁寨创办德仁私塾。民国时期当地村民众才组织筹款建设地良小学。
民国十七年碑刻“教育为国家命脉，学校乃教育之基础，欲振兴教育，植入人才，非兴学校无以为功。况今世界科学兢进，一日千变，孕育子弟，初基为高中大学预备将无以兴刘强争。我地虽属黔陲，历来不无鹿洞，然无校舍室，碍殊多([3], p. 289)。”记载了地良小学修建原因，当地有识之士深刻认识到教育与建设当地学校的重要性，清末至民国这段时期西学东渐以及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深化了少数民族地区对知识的渴望，地良村地处两县边境，辖区较大，但村内却没有公共教育机构。当地适龄儿童求学困难。彼时，顺应时势发展与政府教育改革的措施，便由当地乡绅主持发起，并向民众募捐，买地购木以建造成两进的木质结构学校。
民国十七年(1928)，根据天柱县颁布实施教育部的学校改革实施办法，将两所私塾合并为地良小学。当地民众对两座私塾合并创办地良小学予以最大程度的支持，且将学校校址选在入寨寨口，风水较好的龟山塘上，地良小学成立后，村内大部分学生在此就读。
3.2. 国家办学
就学制而言，地良小学基本按照天柱县民国十七年颁布学制实施改革，儿童7岁入学12岁小学毕业，仍为“四二”分段的六年学制。新中国成立后，天柱县基本沿用“四二”学制。这段时期，地良村只有一年级到四年级，升学之后要去往凸洞乡或高酿镇学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木质校舍在风雨侵蚀下逐渐倾颓，不能再用作教学场所。地良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带头主持募捐以重修地良小学，在龟山旧校址为学校基地，历时半年建成。重修的小学为三层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
近年来各乡镇发展变化迅速，村内部分儿童跟随父母外出工作在外地接受教育或前往乡镇上学习，村内生源越来越少，不能再支持当地自行开展小学教育，地良小学近年改为村委会。
3.3. 乡村文化教育水平提升
清中期以前清水江流域多为官学、卫学，且多集中在州府，只有少数地区建立私塾，对少数民族内部影响较为有限，中原儒学文化教育也并没有波及到少数民族基层[4]。晚清民国时期，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使中国内陆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有了很大变化。晚清民国时期，清水江流域的私塾增多，且在民国建立后改私塾为初等、高等小学，建立中学或保国民学校，改革传统儒学教育，使少数民族基层民众快速接受了中原儒学文化与西方的部分学科课程文化，全面提高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5]。
地良小学的建立改善了当地教育条件，使当地学生能够就近在村内完成小学课程，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文盲的产生。地方文化事业得到发展，为当地培养了一批有新知识和新理念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提高了当地民族的文化素质。
4. 碑刻所见宗族活动
4.1. 载录家族迁徙与世系信息
地良村内有三支不同世系的龙氏家族，在本村都建有宗祠。据村内老人讲述，明清时期先祖墓碑大多只是二十厘米大小的青石，上面仅刻墓主人名字。因刊刻力度较浅，时间久远后墓碑文字完全被侵蚀，已难分辨出墓碑主人，许多先祖的墓葬已无法验证。文中墓刻均为其后裔重新刊刻，笔者主要研究三支龙氏宗族较有代表性的墓刻，结合族谱分析其宗族活动。
浩寨龙氏墓碑为龙倧藩，字晚乔之墓。墓碑位于阳山坝脚象形艮山坤向，由龙晚乔后裔于民国三十年(1941)重新刊刻。龙晚乔是定居地良一世祖龙定科重孙，从碑文的生殁时岁与族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由定科公从高酿界牌(定寨)迁往地良定居[6]。”推测龙晚乔应为乾隆时期人士，龙晚乔子嗣旺盛，碑上刊刻的后六代后裔就有91人，这为研究地良村内的龙氏家族历史提供了原始资料。
地良龙氏十八家代表墓碑为龙朝旺之墓。龙朝旺墓碑位于凸洞小学左下坎，为龙朝旺与其妻合葬墓。墓碑为1973年十八家后人重新刊刻，碑文与族谱中都未曾记载龙朝旺生殁时间，按时间与碑文内容龙朝旺应为18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人。
十八家为龙伯高后裔，传二十七世后又至龙西仲，龙西仲为江西永新一世祖。至康熙年间，龙起芳由高酿障保迁居地良。经三世传至龙朝旺，与王氏生育十八子，即荣桂、荣景、荣禄、荣照、兴玉、兴榜、荣邦、荣受、荣才、荣斌、荣太、荣富、彦一、彦二、彦三、彦玉、彦来、彦本，当时称为龙氏地良十八家[7]。后因时逢兵乱，兄弟各奔东西，只有长房兴玉、二房兴榜、三房荣邦、四房荣富的后裔居住在地良村。原石碑损毁后，由地良村后裔十一世孙重新刊刻。墓碑上的记载反映了十八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迁徙繁衍的家族历史。
燕府堂龙氏代表墓碑为定居地良始祖龙伯仲之孙龙才柱之墓，龙才柱葬于高阳山。为1987年由龙才柱后裔六十六世至六十九世族人组织重新刊刻立碑。龙才柱的后代大部分居于地良黄上。族谱与墓碑上均未记载龙才柱生殁年月，按燕府堂龙氏族谱中“伯仲公于由神宗二十八年(1600)从高酿坐寨迁入界排，旋即再迁地良，先住屯上，后定居寅寨，并在此地开基繁衍[8]。”龙才柱为明末清初时期人士。碑上刻六十六世至六十九世后裔姓名为研究燕府堂龙氏家族历史的发展分支提供了原始资料。
龙氏三支的三通墓刻主人均子嗣延绵旺盛，定居地良后大力繁衍子孙后代，扩充宗族成员。三支龙氏宗族的始祖均为龙伯高，同为江西始祖龙西仲后裔，龙西仲后分不同支系，但三支龙氏于族谱上记载的迁入天柱县之前的历史较简略，迁入地良后的龙氏后裔才有详细记载，因此较为有研究价值的是迁入地良后的龙氏墓刻与族谱资料。
龙氏宗族中的墓碑大多聚葬在同一地址，且较多为合葬墓，武陵堂浩寨龙氏族人多葬于阳山坝脚象形艮山坤向。龙朝旺后裔“地良龙氏十八家”多葬于凸洞侯形(凸洞小学旁)。如燕府堂龙氏尚兴公(伯仲公长子)一房的后裔大多葬在寅寨屋脚象形长山戌向。龙尚明(伯仲公四子)一房后裔集中葬于高阳山田坎上圆形后山内甲庚向。这三支宗族虽没有正式形成宗族墓葬群，但墓葬选址中表现出的宗族认同意识与凝聚意识，会使其宗族后人祭祀时相聚一起，又加强宗族的统一活动意识与凝聚力。这些墓葬还承担了其宗族后人联系的纽带，深化了宗族后裔的祖先认同与促进了宗族内部的联系。
4.2. 浸染儒家思想的文化交融
宗祠(或称祠堂)被看作宗族的象征，主要发挥维系血脉、祭祀先祖等功能，不同的地域，又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及历史意义。地良村目前有龙氏燕府堂、龙氏武陵堂宗祠和龙氏十八家宗祠三座宗祠，三座宗祠中，浩寨龙氏武陵堂与龙氏十八家立有建祠石碑，寅寨龙氏燕府堂内仅存石刻门匾与石刻对联。
浩寨龙氏宗祠旁的《根培叶茂》碑中“本肇基于大江南北……欲收尊祖敬宗敦睦，族谊之效，非建祠不为功”。表现出对加强宗族成员联系，建立宗祠以追溯先祖，加强宗族认同感的殷切希望。“民二十二年，才铿、才盛、才美、才勇、潜沛、运堂、玉贞、琼林、元举、伯益、长汉、建章等，倡首建筑祠宇”[3]。518宗祠于1935年建成，为两进一天井的外砖内木混合结构，位于浩寨地良小学路边约350米，占地面积289.6平方米，建筑面积219平方米[9]。
《根培叶茂》碑和《源远流长》碑详列了龙氏各房捐资数目，后因自然因素与人为的作用下，龙氏武陵堂祠堂有所损毁。2020年，在龙向彬等人的主持下，开始修缮宗祠，族内人员捐工捐资，此次共有24个地区武陵堂龙氏各房后裔和单位代表参与捐款，宗祠于2021年竣工。
龙氏燕府堂宗祠建于民国26年(1937)，位于寅寨中央，占地面积478平方米，为砖木结构的合院式建筑。宗祠大门楹联为：“千秋大启文郁世，贻翼先生永乐褒。”有石匾刻“燕府堂”，石刻对联：“忠守流芳恎一厥德，云仁锦绣于万斯年”。龙氏燕府堂宗祠因年久失修，宗祠正面与屋顶于2010年倒塌，祠内的石匾与石刻对联被倒塌的木架与杂草覆盖，仅余右侧围墙保存较好。
地良龙氏十八家《功德碑》中记载了定居地良一世祖与十八家发展，“现一、二房后裔分居地良、甘洞、勒洞、白市地样、锦屏等，三房迁居石洞，四房迁居黎平。”四房后裔在集中扫墓和晒谱时没有家族公共的集中地，通过家祠全体人员同意决定在地良修建家祠。于2019年年底成立工作组，2020年底宗祠主体工程竣工，建筑面积为480平方米，宗祠合院式建筑全部由木质结构组成，非常具有侗族建筑风格。
近年来，人们对宗族历史愈加重视，往往会组织各类宗族活动来加强宗族内部的联系，如对先祖墓碑重新修缮，晒谱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族谱与宗祠文化活动是受到历史上民族迁移活动与汉族文化所带来的影响，使得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开始重视家族历史，随之组织修撰家谱，建立宗祠。增强宗族成员历史认同感与一体意识，同时通过宗族活动的形式来传承宗族意识。
4.3. 禁碑所见基层社会控制
禁碑是乡规民约形式的一种，还有乡民自治自律性的民约、宗族内部制定的族规族约等，对当地民众起警告作用。地良村内发现的禁碑位于寅寨屋背后。碑额刻“永远封禁”字样，是地良燕府堂龙氏族人发起，为保护寅寨屋背风水龙脉，禁止人员私葬而立下的规约。
禁封碑记载了乾隆至嘉庆时期寅寨屋背风水的三次墓葬纠纷，第一次是乾隆一年龙传寅棺木下葬纠纷，龙传寅的棺木在寅寨后宅下葬后，全寨就遭遇火灾，随即将棺木迁移，村中运势转好。第二次是乾隆四十五年龙寿乔意欲葬在寅寨屋背，被龙氏族人阻拦。第三次是龙士达私葬寅寨屋背，被龙氏族人告上官府，后龙氏族人决定立碑，警告其余民众不得私葬于此。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先人的墓地风水好坏会影响到家族后世的兴衰。而在龙脉上埋葬人员过多又会伤害村寨的风水、龙脉，于村寨发展不利，因此燕府堂龙氏族人联和保长、村内较有威望的人共立禁碑，打消其埋葬在此地念头。
从予以警告至书写戒约，立禁碑警告的过程中，是纠纷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扰乱了当地社会运行，村民自我管理方式难以约束一些心有觊觎的人，于是燕府堂龙氏族人立禁碑后，仍有犯禁者，直接“禀官理处，莫说言之不告也([3], p. 366)。”
禁碑中共有83人参与保护与捐资，参与捐资的人员都刊刻名字在禁碑上，可在百年之后葬于寅寨寨脚。禁碑震慑了觊觎寅寨寨脚的人员，维护了当地社会运行，这也体现了朴素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相处之道，是民众智慧的集中体现，是清至民国时期社会环境下地方社会自我管理的产物，其所蕴含社会治理原则对当今仍有借鉴意义。
5. 碑刻所见地良公共设施建设
5.1. 乡绅倡募建桥
从笔者收录到的碑刻资料来看，清至民国时期地良的公共建设主要有修建桥梁和庙宇。古时建桥目的是为了解决跨水或越谷的交通。一般在进行较大的修桥后，都会在桥头用石碑将立碑缘由、参与人员、筹集资金等过程与结果刊刻于上，以宣扬其善行与功德。刊刻建桥的缘由、经过及捐资人的姓名和捐资金额在石碑上，便有了记录建桥历史文化的实物载体。
地良村水资源丰富，全村瀑布大大小小有六十多处，村内有多条河流经过。充沛的水资源使得当地交通受到很大限制，建桥的需求日益加强。上文收录的23通功德碑中，有8通为建桥碑，有三通为清至民国时期修桥碑刻。分别为《合龙桥》《芳垂万古》会龙桥碑和《安静桥碑》，分别记录合龙桥、会龙桥(状元桥)与冲甲桥(安静桥)的修筑过程。根据有关碑铭来看，桥梁主要由地方乡绅、信士等倡导捐资，主持修建。
上文提到《合龙桥》立于乾隆30年(1765)，地良民众为了行走便利，自发募捐建成合龙桥“鱼之塘曲直崎岖多碍，每额［逢］行路艰难之囗囗不赋道途平坦之章，因约众等募化各寨修筑石桥，一切为之后人，乐施蒙长者之欣捐，鸠工凿石囗囗功成不日([10], p. 226)。”建成的的桥为单孔石砌拱桥，此桥因联连寨口龟山与对岸龙脉命名为“合龙桥”。古时工业落后没有水泥和钢筋，拱桥只能便利行人，因年久失修导致桥墩沉陷变成危桥，于2005年重修改建。
《安静桥碑》中直接揭示桥的作用，“则是桥也者，诚利人之重务([10], p. 155)。”是连接桥头两端道路，方便人跨越水道河流的交通。古时冲甲溪为天柱与锦屏两县的交通咽喉，古道处于两山之间，每年春汛时期这段路程都非常凶险，不便于交通。于是汤尚文倡导修筑冲甲溪大桥，“于是命工鎏石，跨涧为桥。”以便于交通。冲甲桥建于清嘉庆十五年(1810)，为双孔石砌桥，桥体在2013年前保存较好，2013年后在建设松从高速公路时被全部推毁，现已无存。仅存石碑立于原冲甲桥边。
会龙桥碑中记载“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之水囗囗为四方行人之通衢，实系一寨地脉之锁钥([10], p. 224)”此地古道称为花街古道，曾是去往克列村的必经之路。又有河流经过，需要搭桥方便行人。古时一般搭建木桥，但木桥容易腐朽，不需定期更换，在嘉庆时期由汤宏仁倡首并捐资修筑了会龙桥。石桥坚固耐走，桥面也比木桥搭建的桥面宽。石桥由嘉庆十六年冬开始修建至嘉庆十七年春完工。建成的会龙桥为单孔石砌拱桥，此桥目前整体保存良好。
这些桥梁的修建给当时的村民带来极大便利，也使村民能发挥集体力量，共同发展地方建设，增强社会凝聚力。石碑记载体现出古桥建成内涵，一方面彰显了地方乡绅地主的号召力，另一方面也以修桥这一公共事业为核心，将村寨的民众联合起来，凝聚区域共识为地方秩序的稳固提供帮助[11]。这些石碑如实记录下了在发展中逐渐消失的古桥建筑，是当地社会发展的实物见证。
5.2. 村民集资建庙
庙宇是一个村寨必不可少的元素，每个村寨中都存在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数量不等的庙宇。目前主要发现有光绪十二年(1886)浩寨南岳庙《功德不朽》碑、民国四年(1915)的龙灯会《永垂不朽》碑与民国二十二年(1933)地良三圣宫《流芳百世》碑。
南岳庙《功德不朽》碑主要记载地良村南岳庙的建立及相关事宜。一般来说，南岳庙根据村寨规模大小建立，只有人口较多的村寨才会建立南岳庙，供奉南岳侯。“盖闻庙曰南岳尊实同乎上帝，职居忠靖，恩则施于下民，则地之有神也犹国之有主矣([12], p. 147)。”最初地良与界牌共同供奉南岳庙，后因苗民叛乱，将庙宇捣毁，而后在寨内修建南岳庙，后损毁。
龙灯会《永垂不朽》碑主要记载寨内村民组织龙灯会，修建三圣宫的事迹。修建三圣宫前数十人捐出粮食以成立龙灯会，而后将物资存储起来以买田地以收租或借出生利息，积攒钱财后用以建立三圣宫，修建的三圣宫位于木堆坳，在光绪乙巳年(1905)开始修建，己酉年(1909)功亏一篑，而后又重修。三圣宫中供奉孔子、关羽、以及文殊菩萨。三圣宫不仅仅作为供奉三圣之存在，还作为教学教育点，培养后人学识，提高村寨文明。“名三圣宫者，一则培后人之英才，一则启我寨中之文明焉耳([12], p. 149)。”
三圣宫《流芳百世》碑中记载也为重修三圣宫及其相关过程，三圣宫自龙灯会《永垂不朽》碑中的记载建成后的二十多年里，“此吾木堆坳三圣宫之所以成立暨永传于不朽也……然至今日二十余年于兹墙垣崩颓，风侵雨蚀，瓦片凋凌［零］几为添难之至矣([12], p. 153)。”原三圣宫已于2020年迁移至地良月亮湾。
这些庙宇与碑刻，实质上都是当地居民出于某种目的而建立，祈求自身及家人安全，或祈求运道旺盛。民众参与石碑的刊刻，实际上也是希冀修建庙宇时所带来的功德能够反馈到自身及家人身上，获得保佑。这些庙宇是村民的一种精神寄托，是当地传统民间信仰，是民间信仰的重要物质载体。碑刻则是民间信仰的直接记载，见证当地民间信仰的发展。
6. 结语
笔者收录的27通石碑中，碑文按主要内容分为功德碑、规约碑、墓志铭三大类。涉及到学校、人物、宗祠、风水、建桥、修庙等。记录了当地部分教育、迁徙、慈善、民间信仰等方面，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是研究地良地方文化，家族历史、公共事业建设的重要史料和第一手原始文献，通过本文研究，对地良境内的碑刻及相关问题有一些认识。
2000年以后刊刻的10通石碑有6通为修桥补路，2通为建立宗祠功德碑，1通建土地庙碑、1通为记事碑。地良村在近年来大力打造旅游项目，这些碑刻是当地在建设村落的产物，完善村内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村落文化的首要要求，而这又需要当地民众选择在部分区域作出改善，这些举措在行动中发展成为了当地独特的文化特色。
首先这些碑刻得以产生，主要由于当地居民的需求，建桥、修路、学校教育等相关的地方公共事业建设主要是方便当地居民的后续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民众自我管理在地方社会运行的作用。这些公共事业的举行是出于这些地方某些人物在实现集体利益，并彰显出带头人物及其家族在乡里社会的威权。地良民众通过对公共事业的参与，保障了自己的利益，维系了各村寨之间的交流，也实现了本乡的自我管理。
其次，立碑示禁是地方官府和民众治理民间社会、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一种公认手段与方式，是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规民约作为一种自我修复与自我整治的民间法承载着以教化促进人伦有序、维护传统秩序的功能。这种教化所追求的道德品质也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构成了乡村的政治素养，维持了社会稳定。这些碑刻是清代民国时期地良境内各社会活动主体之间交流的产物，是地方社会发展历史的实录，成为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地良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
最后，当代刊刻石碑十分频繁，这是由于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加深，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刊刻的石碑已然成为了当地的文化载体，而民众乐此不疲的建立新碑刻也是教化后人热衷于公益事业，促进当地社会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