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精神生活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以深刻的洞察力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异化等现象，强调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对精神生活的制约，其价值追求指向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发展。本文主要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探讨该精神生活观映照下数字时代劳动转型及异化消解问题。数字时代劳动样态呈现多样化、劳动者潜能激发及劳动产品归属改变等特点，这既催生也体现劳动者对劳动价值和劳动本质的重新思考，凸显劳动者主体意识的觉醒，一定程度上消解劳动异化。劳动转型从劳动样态、潜能经验及产品归属等方面验证了马克思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理论辩证统一。同时，数字劳动转型通过自我劳动意识觉醒、自我存在意义确证及精神追求升华分别缓解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行为以及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推动劳动向自由自觉的类本质回归，助力实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及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Abstract: Marx’s concept of spiritual life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which analyzes phenomena such as labor alienation in capitalist society with profound insight, emphasizes the constraints of material life and mode of production on spiritual life, and its pursuit of value points to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people in communist society. Based on the “1844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and dissolution of alien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in light of this spiritual life view. The diversification of labor patterns, the stimulation of workers’ potentials, and the change in the attribution of labor products in the digital era have both given rise to and reflected workers’ rethinking of the value and nature of labor, highlighting the awakening of workers’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dissolving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bor verifi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Marx’s theory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spiritual life in terms of labor pattern, potential experience, and product attribution. At the same time, through the awakening of self-consciousness of labor,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meaning of self-existence, and the sublimation of spiritual pursuit, digital labor transformation alleviates the alienation of labor products and laborers, labor behaviors, human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It promotes the return of labor to the free and conscious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us helping to realiz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as well as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1. 引言
在共产主义社会，劳动不再是一种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是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们将能够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在劳动中实现自我价值，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享受。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将得到根本的改变，人们将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真正的社会联系，实现精神上的交流和共鸣。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带来了诸多问题，其中阶级对立是最为突出的矛盾之一，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社会地位、精神生活上也处于被压迫状态。就马克思精神生活观而言，他强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强调了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基础性制约作用，说明了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伴随着数字劳动在劳动样态上的变革、对劳动者全面潜能的激发，以及劳动产品的归属与改变，有助于劳动者摆脱劳动异化，在劳动中寻找精神生活，实现劳动的真正价值即作为人的本质的体现、创造价值推动社会的发展、并最终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2. 马克思精神生活观及价值指向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精神生活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马克思精神生活观从多方面深刻阐释了其内涵与价值。从溯源看，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劳动实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也是精神生活的实践根基。精神生活与物质生产实践辩证统一，生产活动促使精神生活随实践演进。在辩证层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揭示了物质生活生产方式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精神生活，生产力决定物质生活进而影响精神生活，同时，精神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能反作用于物质生活，积极或消极的观念影响社会发展。归旨在精神生活对人的价值指向，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是自由且有意识的活动，凸显精神生活核心地位。人的存在是物质与精神辩证统一体，精神生活是彰显人的类特性、实现自我本质的关键场域，也是人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
2.1. 溯源：精神生活的实践根基与本质探源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2] (p. 872)，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凸显劳动实践对人类社会及自身塑造的关键作用，为理解马克思精神生活观的实践根基与本质提供理论起点。从马克思主义精神生活观来看，精神生活并非虚幻，而是基于物质生产实践，二者紧密相连、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视物质生产实践为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石，是各类社会现象和活动的根源，由此审视精神生活起源，可洞察其与实践的内在关联。回溯早期，人们靠狩猎、采集维持生存，在此物质生产实践中，出于保障生存及提高获取物质资料效率的需求，合作、分工意识萌芽，对自然现象的认知与敬畏心理等观念应运而生，它们是早期精神生活写照，展现出精神生活源于物质生产实践这一本质，二者相互交织构成早期社会生活画卷。进入农业文明阶段，物质生产实践形式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围绕耕种、养殖等活动，人们经长期实践，掌握自然规律知识，内化为思想观念，融入精神生活。同时，宗教信仰、道德规范、社会秩序认知等多元要素也在实践土壤中孕育、发展，它们既反映实践中的社会与自然状况，又反作用于实践，发挥引导、规范、凝聚力量的作用。从历史辩证法角度，精神生活随物质生产实践动态演进，深入探究这一根基与本质，有利于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方法，把握精神生活依实践变化的情况，梳理社会发展脉络，为剖析不同社会形态下精神生活走向筑牢理论根基，助力认识社会发展与精神世界变迁规律。
2.2. 辩证：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交互作用与内在逻辑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邃视域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蕴含着对物质与精神生活交互作用及内在逻辑的基础性认知，为构建马克思精神生活观铺就了理论基石，虽未臻完备阐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理论先声意义。手稿以劳动实践为逻辑起点，深入到唯物史观的初阶探讨，从中可窥探物质生活生产方式与精神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马克思精神生活观中，物质生活和生产方式起着基础性制约作用，需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唯物辩证法核心范畴深入剖析。生产力是人类作用于自然以创造物质财富的力量体现，其发展水平奠定物质生活基础，进而影响精神生活。生产力的提升会带来生产组织形式改变，促使精神生活在思维、价值取向等层面相应调整，彰显物质决定精神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体现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对精神生活的制约。生产关系作为基于生产资料占有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深刻塑造精神生活的社会属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异化劳动的剖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劳动异化，这一状况塑造了工人阶级精神世界，催生诸如阶级意识觉醒、追求自由自觉劳动等精神现象，凸显生产关系对精神生活的强大塑造力，印证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对精神生活的制约逻辑。不过，马克思精神生活观秉持辩证逻辑，并非片面强调物质单向决定。精神生活有相对独立性，还会反作用于物质生活。积极精神观念能助力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调适，消极的则会阻碍社会发展。这种交互作用与内在逻辑构成了马克思精神生活观对物质与精神生活关系的科学阐释，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会结构与发展规律，让我们把握二者紧密又复杂的联系，为研究社会现象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
2.3. 归旨：精神生活之于人的存在与全面发展的价值指向
马克思在《1844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2] (p. 56)。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整体特性或者说类特性，这些特性往往是由该物种的生命活动性质所决定的，而聚焦到人的类特性层面，马克思认为自由的且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这将人与其他动物从本质上区分开来。
马克思精神生活观强调，从本质上看，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在于自由且有意识地活动这一独特的类特性，这凸显出精神生活在人类存在中的核心地位。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人的存在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体，而精神生活绝非附属，它对人的存在及全面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价值指向作用。一方面，精神生活是彰显人的类特性、实现自我本质的关键场域。脱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人便难以展现自由、有意识的活动特质，仅是物质层面的简单存在，无法触及真正的自我本质。另一方面，就人的全面发展而言，马克思精神生活观指出，精神生活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在理想情境中，精神生活赋予人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让人在实践活动里充分融入思考、创造及价值追求，助力人成长为自主性与创造性兼备的个体，实现物质与精神层面的协同共进、全面发展。可见，马克思精神生活观聚焦的最终价值归宿，正是精神生活对人的存在与全面发展所发挥的这种关键作用。它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人的本质的认知，更为剖析社会现象、探究人的发展规律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坚实且有力的理论依据，凸显出马克思精神生活观在理解人类社会及个体发展中的重大意义。
3. 数字时代劳动转型的特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求为出发点，把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进行了划分，明确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现实的人”；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3]。马克思提出“精神生产”与“精神生活”理论辩证统一，前者是后者基础，后者为前者导向，二者相互依存、制约且促进。数字时代劳动转型从劳动形态上、劳动者潜能的全面激发、劳动组织与劳动产品的分配中再次验证了这两个理论。数字时代劳动转型关键在于更多的“自由时间”，“自由时间”是精神生活发生的核心条件，由此我们拥有的自由时间越多，人类创造的潜力就越大，自由时间的不断生成，使得精神生活得以发生[4]。因此厘清数字时代劳动转型的特点对进一步理解劳动异化的消解和深刻洞察马克思精神生活观的意蕴具有重要价值。
3.1. 数字劳动样态上的变革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渗透，人类社会的劳动形态从工厂集中生产的工业劳动逐步发展为多种场景下的新兴数字劳动样态，这些新兴数字劳动样态具有劳动场所的虚实融合、劳动过程的即时与分散化、劳动参与协同性增强以及劳动效率提高的特点，这些新兴的数字劳动的样态不仅仅改变了劳动组织方式，同时也重塑了劳动过程。
首先在劳动场所上，工业劳动局限于如工厂车间这类固定实体空间，人们必须亲临现场工作，空间约束明显。而数字劳动则实现了虚实融合，极大拓展了劳动开展的范围，“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实体环节相结合，劳动者可以通过网络远程操作和协同工作，这种虚实融合的劳动场所模式，极大地拓展了劳动开展的范围，为劳动者提供了更灵活的工作选择”[5]。其次劳动过程也出现显著变化，工业劳动遵循标准化、按部就班地依照固定时间和工序推进，而数字劳动则呈现即时与分散化特征，像电商客服需即时响应顾客咨询，零工从业者自主安排分散工作时间承接任务，劳动节奏更灵活，摆脱了传统模式的束缚。再次在劳动参与方面，工业劳动基于企业内部相对固定人员分工协作，参与范围较窄，而数字劳动协同性大增，通过众包可发动大众参与，不同专业、地域的人员还能借助数字工具跨领域、跨地域协同合作，开放性远超工业劳动，汇聚了更广泛的智慧与力量。最后从劳动效率来看，工业劳动依靠大规模集中生产及传统方式提升效率，受设备等因素限制较大，而数字劳动借助数字技术快速传递信息、整合资源，通过自动化办公、智能算法优化等手段实时优化流程，减少中间环节，效率提升幅度更大。总之，数字劳动以全新样态颠覆了工业劳动传统模式，推动劳动形态迈向新阶段。
3.2. 数字劳动者全面潜能的激发
在工业劳动模式下，人口要素极为关键。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初期，凭借充沛劳动力带来的人口红利，实现工业生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随着人口红利渐失，传统劳动样态使得劳动者被困于传统工业框架内，精神生活需求性与劳动样态的滞后性，让他们迷失自我定位，进而缺乏自我价值，衍生出个人精神及社会层面诸多棘手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劳动样态制约精神生活发展，劳动者潜能似被禁锢于“死劳动”里难以释放，最终整个社会的发展活力也受到抑制，影响社会良性发展。
而数字化劳动力在价值的蓝海中，应用场景广阔[6]，数字劳动转型为挖掘、激发人口潜能开辟了诸多有效路径。在精神劳动需求层面，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数字劳动转型，让劳动者能凭借兴趣专长，选取独具文化内涵且工作方式自由的劳动形式，让他们告别机械重复任务，通过深入研究、精心构思，充分满足精神创造欲，挖掘文化知识表达潜能。在服务需求上，鉴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数字劳动转型使服务形式多样、内容个性化，劳动群体借此针对服务对象的差异化需求，尽情施展才华，实现从被动服务到主动创造价值的跨越。同时，零工经济、平台化就业模式因数字劳动转型大量涌现，劳动者可按自身时间、技能、节奏灵活选任务，自主把控工作，真正主导自身劳动价值，“随着我国产业不断向数字化方向转型升级，数字资本正逐渐革新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一方面，数字经济成为驱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动能；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新型数字劳动实践成为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背景”[7]。并且从社会层面来看，数字化信息通信技术开启了人与人之间信息传递的新纪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外界相互连接的方式，并由此给社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8]。数字劳动转型个人潜力的释放，让新颖的劳动方式更快地传播，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更好地统一，进一步推动社会群体寻求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位的新途径，释放社会潜力。
3.3. 数字劳动产品的归属与改变
劳动方式、劳动对象、劳动过程都可以体现劳动的幸福感与价值感，但是劳动成果的分配更能让劳动者最直观地感受到劳动的幸福感与价值感的统一。“让劳动本身成为享受”意味着劳动必须是合意愿性、自主性，以及与个人相匹配而又不损害劳动者身心健康的创造性诚实活动，而劳动的享受感和幸福感正是劳动过程和劳动结果的有机统一[9]。劳动组织与劳动产品的分配中，平台化组织兴起、零工经济发展，就业灵活且劳动关系复杂，多元主体参与评价，劳动者作为“人”的属性的价值稀缺性更多地影响着劳动成果的衡量。
从数字劳动产品的归属层面来看，产权界定愈发精准明晰，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账本特性，其不可篡改且可追溯的功能为数字劳动产品构建了稳固的权属基础。以数字内容创作领域为例，无论是文字、音频还是视频形式的原创作品，借助区块链的哈希算法、时间戳等技术手段，能够精准锚定创作者这一劳动主体，明确其著作权归属，从源头上避免了数字资产的产权纠纷，让劳动者成为数字劳动成果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主体。而在数字劳动产品的改变方面，其呈现出多维度的积极变革，首先，在传播模式上，依托互联网的网状拓扑结构以及云计算的强大算力支持，数字劳动产品突破了传统物理空间与时间的限制，实现了即时性、无边界的传播扩散，达成了传播效应的乘数放大，极大拓展了产品的影响力和应用范围。其次，在价值变现维度，数字劳动产品借助大数据分析、流量经济、长尾理论等专业逻辑，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转化路径，数字艺术作品不仅可通过传统的版权交易获取收益，还能凭借社交媒体平台的流量导入，通过广告分成、数字藏品发行、粉丝社群经济等新兴商业模式，深度挖掘作品的长尾价值，实现持续的价值增值，为劳动者带来更为丰厚且多元的经济回报，激励劳动者持续投入创造性劳动，进而推动整个数字劳动产业的良性循环与迭代升级，使劳动者在数字劳动产品的动态变化中充分彰显自身价值，实现劳动的幸福感与价值感的统一。
4. 数字时代劳动转型对劳动异化的消解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四个异化包括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异化，产品成为异己力量，工人越产越贫；劳动行为异化，劳动者被迫为工资劳作，失去自主性；人的类本质异化，生产沦为生存手段，背离自由创造；人与人异化，资本家与工人对立剥削，社会关系扭曲。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带来自我劳动意识觉醒重塑产品与劳动者关系、自我存在意义确证缓解劳动行为异化、精神追求的升华改善类本质异化，激发了主体能动性，契合马克思关于“自由自觉活动”的本质，能够承载多元的精神价值，校正类本质偏离，开启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程。
4.1. 自我劳动意识觉醒助力扭转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 (p. 51)。劳动产品本应是劳动的对象化和现实化，是劳动者本质力量的体现，在异化劳动的情况下，劳动产品却与劳动者相分离，成为一种独立于劳动者之外的异己力量。劳动者无法从自己生产的产品中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反而被自己所创造的产品所压迫和奴役。
然而数字劳动转型数字带来的劳动产品的归属与改变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愈发便捷高效，使得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价值以及应享有的权益有了更透彻的认知，劳动者不再甘心被动服从我应该做什么而是我想要做什么。一方面，劳动者积极主动地去学习掌握各类保障劳动产品权益的技术手段与知识，例如主动钻研区块链相关知识，熟练运用其功能为自己的数字作品做好确权工作；另一方面，“他们致力于挖掘和拓展劳动产品的潜在价值，不仅限于生产阶段，还参与到诸如传播、运营等后续环节，通过与受众互动提升产品影响力，进而建立起更加紧密且健康的联系”[10]。数字劳动产品能够精准锚定创作者这一劳动主体，消费者在消费数字劳动产品时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作品背后的创作故事、创作者的独特风格以及蕴含的思想情感等，从而与作品建立起更为深厚的情感连接。这使得劳动产品从原本的异己存在逐步回归为彰显劳动者自身价值、展现劳动者自身本质力量的载体，切实助力扭转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状况。让劳动产品从原本的异己存在逐步回归为彰显劳动者自身价值、展现劳动者自身本质力量的载体，切实助力扭转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的状况。
4.2. 自我存在意义的确证推动缓解劳动行为与劳动者相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2] (p. 53)。从劳动性质角度而言，劳动异化背离了其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积极展现的应有之义，沦为一种外在性活动，劳动的内在驱动由主动实现自我价值转变为获取工资以维系生存，致使劳动具有被迫性。从劳动归属角度来看，异化劳动造成劳动归属权的转移，劳动不再归属于劳动者自身，而是被资本家掌控，劳动者在此过程中缺失自主性，其体力与智力运用皆服务于资本家的利润获取目的，削弱了劳动者在劳动中的自我社会存在感与价值感。
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带来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即劳动样态的改变，如果自我劳动意识觉醒使得劳动者从“我应该做什么”转变为“我能够做什么”，那么劳动样态的转型就为劳动者自我存在意义的确证提供了现实实现路径。劳动者在劳动中获得的自我社会存在意义的确证正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劳动幸福的体现，“劳动幸福不是一种从外向内的赞扬，相反，它表明的是一个人从自身的劳动成果之中获得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和肯定，这种确证和肯定是一种潜能的实现、能力的表现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愉悦和幸福感”[11]。数字劳动者大多依自身爱好选择数字劳动方式，而不是屈从于环境或者他人的安排，数字劳动打破传统劳动时空限制，赋予劳动者更大自主性与灵活性以安排工作节奏，有利于劳动者平衡工作和生活，使劳动从压迫性负担转变为实现个人价值的有机部分，劳动者不再为了满足自然存在意义而工作也进一步实现自我社会存在的意义。同时，数字劳动提供多样化便捷的发展路径与合作机会，助力劳动者提升专业技能，并且明确自身在领域生态中的价值，促使劳动从单纯换取报酬转向积极追求自我成长、自我实现及自我存在意义确证，进而推动缓解劳动行为与劳动者相异化，让劳动回归为劳动者肯定自我、收获幸福体验之途径，而不是在劳动中折磨自己。
4.3. 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促进改善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人是类存在物，不仅因为人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把类——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因为人把自身当做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2] (p. 55)。从生产活动性质来看劳动生产活动仅仅表现为个人的生活手段，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主要是为了获取工资以维持生计，劳动失去了其原本自由、有意识以及为了实现人类整体发展等丰富内涵。从类生活与个人生活关系的扭曲来看，异化劳动中个人生活变狭隘，类生活也抽象化，仅为保障剥削生产，人的类本质与人背离。
那么什么才是人的类本质呢？马克思强调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数字时代劳动转型引发我们思考践行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一定程度上是从“我应该做什么”到“我能够做什么”再到“我想要做什么”的转变，人之为人的精神追求，蕴含着对自我实现、对真善美的向往、对知识探索以及对自由发展等多方面的渴望，它是人类超越动物本能、彰显独特价值的内在驱动力。“精神性本质是人之为人的最高抽象，是对现实性本质和必然性本质的理念升华，只有以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为价值旨归，我们才能为人的本质和价值找到正确的目标和方向”[12]。数字劳动使劳动者成为主体，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掌控劳动过程及成果，打破异化劳动中被动服从局面，让劳动回归自由自觉的类本质要求，促使生产活动性质朝契合本质方向发展。其次数字劳动借互联网拓展交往范围，重构类生活内涵，使其摆脱异化的抽象形式，实现个人生活与类生活有机融合，缓解二者异化关系，彰显人在社会交往层面的本质特性。最后价值多元理论，数字劳动实现价值多元，促使劳动超越物质报酬追求，契合精神性本质目标，矫正类本质与人的背离，助力人类自由全面发展，能够按照美的规律构造对象世界。
5. 结语
在当今社会，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3]。他说：“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4]，社会主义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人也是“精神生态”和谐的人。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为马克思精神生活观增添了时代注解，数字时代劳动转型带来的新变化与马克思强调的人的自由、有意识活动类特性契合，使劳动融入精神要素，印证精神与劳动紧密交织内涵，彰显其适应性与生命力。然而，消极影响也需关注、劳动者技能适配难题突出、虚拟社交丧失对自身类本质的认同，以及西方数字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负向冲击和外溢风险。鉴于此，“我们有必要从数字劳动异化产生的源头入手，变革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关系，让数字劳动者在参与数字平台的共建共治中，实现对劳动成果的共享。同时，政府还须对数字平台运行、算法运用等进行法律规制，扭转数字资本利用上述因素对劳动者的间接剥削，促使劳动主体的本质形态趋于回归”[15]。我们必须承认“随着劳动的智能化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人的其它活动形式也会随之产生并且得到发展，这既是人的本质的全面展示，也是人的解放得以实现的必然趋势”[16]。
基金项目
2022年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研究专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教学资源库建设及应用研究，22JDSZK093。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