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体平台越来越多地融入到了我们的生活之中，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在科技的强大助力下，媒介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的媒介生态也随之变化，平台的使用者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网状，粘性很强，信息的流动更是迅速，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智能媒介的发展呈现出了新闻价值的弱化，新闻伦理的失范，以及“后真相”等问题的加剧，使得传统的新闻伦理也面临着诸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新的问题。在记者职业发展的大背景下，记者必须在新的科技条件下进行自我调整，以求更好地融入新的科技环境。坚持职业精神是记者的一项重大使命。在保证新闻品质与可信度的前提下，必须坚持基本的职业道德准则。这就要求政府、平台、媒体和受众一起，遵循人的本性和协同的原则，在新闻道德和科技道德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促进智能媒体在构建新的主流媒体平台和健全舆论治理系统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人工智能在媒介行业的广泛运用，“智能媒体”应运而生，行业从业人员也在对其认知、态度甚至工作方式进行着相应的改变。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new media platforms are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into our lives. From “omni-media” to “convergent media”,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of technology, the media is in a period of rapid development. Our media ecology is also changing. The users of the platforms have formed a closely-knit network with strong stickiness, and th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much faster. However, for various reas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media has shown a weakening of news value, a loss of news ethics, and an intensification of “post-truth” issues, which have brought new problems such as privacy protection, algorithmic bias, and false information to traditional news ethic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ist profession, journalists must adjust themselves under new technological conditions to better integrate into the new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Upholding professional spirit is a major mission for journalists. Under the premise of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credibility of news, it is necessary to adhere to basic professional ethical standards. This requires the government, platforms, media, and audiences to work together,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nature and collaboration, to find a balance between news ethics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and to promote the active role of intelligent media in building a new mainstream media platform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 opinion governance system.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media industry, “intelligent media” has emerge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are also changing their cognition, attitudes, and even working methods accordingly.
1. 引言
人工智能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媒介生态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迎来了智媒体时代。智能媒体，也称为“智媒体”，在理念上，智能媒体是以往的多种媒体形式和人工智能技术融合在一起的结果，它是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各类智能终端为基础，融合了云计算、云存储、AI等新技术，让用户可以快速地做出判断、分析和获取所需的信息。与传统媒体相比，智能媒体具有制作和发布的优势、更高效的资源分配和更有力的媒体传播功能；人工智能对媒介产业带来了一次深度的内容生产变革，重塑了创作、创作等各个阶段的内容生产流程，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将人类的生存空间拓展到了无限的时空和信息的维度上。如何准确地把握人工智能给媒介产业发展造成的各种隐患，就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智媒时代，新闻伦理面临着诸如隐私保护、算法偏见、虚假信息等新问题，新闻从业人员需要不断地学习与适应新技术环境，并坚持基本的新闻伦理原则，以保证新闻报道的质量与公信力[1]。近年来，由于人工智能在新闻媒体中的普及，使得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高品质的新闻报道。通过该课题的研究，能够深入剖析目前我国媒体行业中存在的伦理两难问题，以期为人工智能与媒体产业的深度融合奠定基础。近年来，人工智能在新闻传播中的广泛运用，引起了一系列的道德问题，急需对其在新闻传播中的运用状况进行剖析，并针对其产生的特定成因，制定应对措施，预防潜在的道德风险，实现在人工智能运用中的利益最大化。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提升新闻宣传工作的成效，促进全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智能传播时代新闻传播的现状
(一) 生产环节智能化
媒体科技的革新，都伴随着新的信息生成与社会舆论的汇聚，进而对人类文明的表现形式与演化趋势产生重要影响[2]。生成型人工智能改变了媒体的生产模式与传播机理，成为促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信息拟态环境变革、社会交往模式变革的关键要素，也是影响信息传播形态的关键要素。随着计算机智能化的不断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人机结合形式，例如虚拟主播、文字编辑机器人等；在新闻制作过程中，一方面，由于信息科技的发展，记者们可以收集到更多的信息。这些感应器就像是一只“千里眼”，能够捕捉到海量的信息和图像信息。在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等重大事件的新闻中，感应器可以收集到海量的信息，与5G，云计算，GPS定位相结合，更是如虎添翼。而在信息加工过程中，智能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极大地提升了信息的产出效率。比如，新华社推出的第一款AI合成女主持人“新小萌”[3]，将传统的“躺着直播”提升为“站立直播”，极大地保障了新闻的时效性，减少了制作费用。新华社一改过去的直线式的传统媒介方式，转变成了一种非线性的数字传播方式。然而，新兴科技也引发了诸如新闻真实性、舆情生态操控、人与人之间互动中的身份识别等诸多问题，为实现社会对科技的理性期待与理性使用，亟需进行系统的道德思考。
(二) 新闻内容智能化
在新闻内容呈现方式上，沉浸式新闻成为一大热点。它在沉浸传播的基础模式上，是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方式。沉浸传播以人类大环境为媒介，以人为中心，实现了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无能不在的传播。沉浸式新闻借助VR技术，通过三维立体技术，新闻事件得以全面展现，超越了文字、图片和视频的局限，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这种沉浸式新闻体验打破了现实与虚拟的界限，使得用户不再是被动接收者，而是能够与新闻内容互动，从多个视角深入事件，形成独特的个人理解。与传统媒体相比，这种新闻形式大大缩短了从事件发生到报道的时间，并将用户的解读过程融入新闻制作，增强了新闻的互动性和个性化。从而形成因人而异的主观新闻解读[4]。
(三) 分发过程智能化
在信息推送阶段，媒体会对用户进行搜索；而在消息拉取时，则是用户对媒体进行搜索。智能媒体作为一种传播手段，具有多向性和多面性，且以用户“拉取”信息为主，媒体“推送”信息为辅[4]。在用户积极地“拉取”信息的同时，也是一种和AI进行交互的过程，Facebook的Quartz for Messenger机器人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聊天记录，在合适的时候向他们推荐自己喜欢的东西。当前，已有的基于协作过滤、社会推荐和叠加推荐三种类型的智能算法。协作过滤则是根据使用者所提供的基础资料进行社区的分类，从而实现对内容的筛选；社会化推荐是指通过交互的方式来对用户的偏好进行评价，比如喜欢、关注、评论、收藏等。而叠加推荐，就是按照流量的多少来给用户推荐。该方法还可以与LBS等技术融合，实现情景分发，并基于用户所在的地理位置向其推荐，增强了新闻的区域特性，让用户置身于实时更新的虚拟地图中。
3. 智媒体时代新闻伦理面临的挑战
(一) 新闻中人文关怀的缺失
当前，以“Xiaomingbot”为代表的“第一财经”“Dreamwriter”“WritingMaster”等主流媒体的写稿机器人每天都能以数千字的速度在短时间内完成，以实时、准确的方式报道着各种重要的新闻，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媒体形态。然而，传统的媒介伦理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加强自己在内容编辑上的“人文”意识，以“适宜性”为前提，通过对三俗暴力内容、灾害直播等内容的筛选和处理，防止“二次伤害”，坚持对新闻报道人文的关注，而非在智能化的新闻生产过程中，对潜在的社会道德底线予以消解。
(二) 精准传播普泛化，受众深陷信息遮蔽
桑斯坦在其《信息乌托邦》一书中提出了“信息茧房”[5]的概念，即人们习惯于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将自己的生活困于茧般的“茧房”中，通过算法推荐技术，实现了信息分发的高速率，解决了信息过剩和匮乏的问题。然而，由于智能媒体往往通过算法来获得使用者的偏好和特性，使得观众对信息的获得受到一定的局限，在信息壁垒、圈子固化、等因素的影响下，部分用户会深陷其中，主流思想与信息的有机结合不断减弱，从而引发信息失衡、群体极端等不良社会现象，最终可能导致道德问题的出现。另外，智能媒体依赖算法推荐系统，可能会限制用户接触到的信息类型，导致用户被局限在一个信息茧房中，这不仅限制了用户的视野，还可能加剧社会分化和极端化，进而引发道德和伦理上的挑战[6]。
(三) 沉浸体验遍在化，技术赋权反遭吞噬
伴随着VR/AR等身临其境的体验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基于VR/AR的、沉浸的、具有真实感的新闻作品出现。这种可以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新闻真相的方式，在面对灾难和刑事案件时，如果不恰当地使用这种方式，还会因为VR沉浸式的沉浸式报道而造成“二次伤害”，人为设置的虚拟场面也减弱了报道的叙述能力，从而导致人们对媒体的偏颇。所以，怎样最大限度地再现出事件中的具体时间和空间，使得观众的自主探究不会对主题事实产生任何干扰，并避免：“二重损害、无浸入”这一伦理难题。
4. 新闻伦理的应对策略与建议
(一) 国家规制与主导性技术的调适
国家的有效规制与主导性技术是智能传播参与风险调适的首要策略[7]。国家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内容生产和信息的传播。同时，国家也在提高对内容监管的灵活度、精准度和预警能力。另外，国家利用技术手段来解决算法不透明和网络乱象的问题，用来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这需要权威机构来制定智能传播的标准，帮助公众辨别文化和信息内容的真伪。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媒体需要发挥领导作用，主导关键技术的研发，比如党媒算法、县级融媒体中心技术等。
(二) 注重行业诉求与伦理平衡
企业应该承担起在设计和开发个人智能传播产品时，需重视伦理风险，采取有效措施预防用户沉迷或成瘾的现象。站在技术伦理与参与者的角度，促进产业诉求与个体利益的平衡，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负面影响。此外，在国家监管的指导下，相关行业需积极加强内容审查工作。通过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进行内容识别与自动屏蔽，并结合人工判断，对平台上的各类内容进行严格筛选和过滤。这一举措旨在确保平台上呈现的内容更加优质、健康；不仅能够有效提高内容的文化含量和可读性，还能为用户带来更加良好的使用体验。
(三) 智能时代下个体素养的提升
个人应当积极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努力提高对智能媒介的使用能力。这包括对数据的深入理解和掌握，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智能工具来分析、解读数据背后的信息和趋势。同时，个人还应以批判的眼光积极参与到智能传播中去，不盲目相信或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而是要进行理性思考和独立判断，以确保自身在智能媒介环境中的素养和判断力。相较于以往的媒介素养，现今新增添了数据、算法及智能技术等方面的素养要求，涵盖技术知识的了解与应用、个人态度的认知。为加强智能素质培养，需推动技术、沟通、个人等多方积极参与，改进参与机制与习惯，强化批判思维、自我保护、智能辨识等能力，提高个人信息保护与管理意识，以及识别验证公共信息权威与专业性的能力，确立智能传播中的人际与人机交互评估标准，特别是针对智能媒体的使用与智能传播参与，实现及时、正确的规范引导与智能素养的培养，进一步提高智能传播时代个体的媒介素养。智能技术的应用已经渗透到新闻的生产、内容呈现和分发等方面，人们在拥抱新技术给新闻产业带来的诸多变化之余，也不免让人心生忧虑[4]。习总书记强调，新闻行业需要确立核心价值观，以此指导“算法”的进步和实际应用，全面提升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意识到智能技术的优势与挑战，并有目的地避免其潜在问题同时发挥其优势，新闻行业将获得强大的助力，更有效地传播和弘扬主流价值观。
5. 结语
新科技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冲击通常是无法逆转的，因此，在科技变革下，人们应该怎样主动地塑造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智媒体环境下，媒介产业发生巨大变革，迫切需要对互联网和新媒介的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在智媒体时代中，怎样把智能媒体与新媒体教学相结合，是当前新媒体教育面临的困境。人工智能给媒介发展提供了机会，但我们也要看到科技的红利伴随着的是科技的弊端，对其所蕴含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危机，以及对人的智慧、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削弱。在智媒体时代，面对信息价值的弱化，“信息茧房”，数据的安全和治理的风险，各有关方面需要厘清自己的立场，并通过切实的对策来应对：坚持新闻本位和舆论引导，建立分级的算法筛选制度，强化法律、法规和道德准则的建设。这包括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算法使用，同时鼓励公众参与对算法伦理的讨论，推动算法向优，治理向善。此外，还需建立重大舆情和突发事件舆论引导预案，提高对突发事件的舆论掌控能力，确保在第一时间发出声音，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