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智度论·释初品中·大慈大悲义》有言：“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慈悲的概念最初源于佛教，是佛教的基本要义之一，称给予人们安乐叫慈，拔除人们痛苦叫悲，泛指对人的同情和怜悯。近十年来，有学者用佛教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人的心理，建构新的心理干预模型，且已经在现实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1]。慈悲的概念在佛教与心理学的融合中获得了新的释义，不同的学者对慈悲的定义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是在进化心理学和佛教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2]。慈悲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痛苦的敏感性，并承诺采取有效的态度来预防和减轻痛苦，并与善良、温柔和温暖的感觉有关[3]。慈悲被看作是一个多维的结构，包含了关心的动机，容忍不愉快情绪的能力，移情和理解的能力，以及不评判或不谴责的能力[3]。Gilbert认为慈悲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方向或方向流：1) 对他人的慈悲；2) 对自己的慈悲；(3)接受他人的慈悲。重要的是，虽然慈悲不同方向的流动可以相互影响，但它们也可以是独立的，因此个人可以很好地对他人表达慈悲，但可能不能对自己表现出慈悲[3]。此外，Gilbert设计了慈悲聚焦疗法，帮助人们通过慈悲训练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心，减少羞耻感和自我批评，减轻精神压力，增加幸福感[4]。
在对高批评人群进行CFT的治疗中，研究者发现这些个体对慈悲会产生恐惧和回避的反应，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慈悲恐惧[3]。慈悲恐惧现象出现在许多被治疗者的身上，与慈悲的三个不同方向相同，慈悲恐惧也可分为：1) 对自己的慈悲恐惧；2) 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3) 对他人的慈悲恐惧。对自己的慈悲恐惧是指个体认为自我慈悲是一种软弱或是自我放纵，或是担心自己出于慈悲的努力会被视为无能、遭到拒绝；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是指个体在面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时，内心更多的是伴随一种恐惧的状态；对他人的慈悲恐惧是指个体想要从事富有慈悲的行为时，害怕变得过于沮丧或是被他人的需要所淹没，或者担心被别人认为慈悲是一种操纵或是出于自己的某些利益[2]。
研究者通过进化模型、依恋理论和经典条件作用来解释慈悲恐惧是如何产生与作用的。从进化角度看，慈悲源于哺乳动物进化得到的关爱动机，哺乳动物抚育婴儿的本质是关注婴儿的痛苦与需求，并满足婴儿的需求，缓解其痛苦；从依恋理论上看，当婴儿处于不舒服不愉快的状态时，父母的支持与安抚，有助于缓解孩子的痛苦，帮助孩子形成安全依恋[2]。反之，如果孩子无法学习通过亲密行为来减轻痛苦，处于不安全不信任的状态中，可能增加对依恋行为的恐惧与焦虑；此外，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不恰当的惩罚也会造成孩子对积极情绪的恐惧，特别是在孩子处于愉悦时进行惩罚，这使得惩罚的痛苦与积极情绪相连结，从而使得他们在面对慈悲时容易产生恐惧的反应。因此，孩子不安全依恋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导致了慈悲恐惧现象的出现。
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多种复杂关系系统的影响，其中最先与个体产生相互作用的便是家庭系统。家庭系统是稳定和开放的，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规则使得家庭结构具有稳定性，成员之间也形成了固定的交往模式。与此同时，家庭内各个成员之间以及家庭与家庭外系统也不断发生作用。在一个家庭系统中，存在着夫妻子系统、父母子系统、亲子子系统以及同胞子系统，相对应地在家庭系统中存在着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同胞关系这三种基本关系模式。此外，由于中国有史以来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与家庭观念，祖辈对孙辈的抚养也是普遍存在，隔代教育和祖孙关系也成为家庭系统中不可忽视的子系统。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家庭是其社会化的最初场所，家庭系统对个体的影响已经取得了多方面理论与实证的支持[5]。
亲子关系是个体一生中最首要的关系，持续时间长，对个体的发展作用大。亲子依恋(parent-child attachment)是子女和父母之间持久的情感联结，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与自我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在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亲子依恋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其心理健康与问题行为，拥有良好亲子关系的个体，往往出现较少的问题行为和较强的社交适应能力[6]。同亲子关系一样，祖孙关系也对儿童和青少年的身心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研究表明，与祖父母关系好的儿童青少年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和更少的问题行为发生风险[7]。以往的研究将祖孙关系定义为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祖孙之间的接触频率和亲密性[8]。在家庭系统中，同胞关系是指核心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一种依恋关系。在同胞的相互作用中，个体逐渐获得关于自己与他人的认知、动机、情感和行为方面的知识，促进个体的自我发展[9]。但在家庭系统中，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相互影响的。亲子关系是家庭系统中同胞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以及父母对子女的差别对待都会影响同胞关系。以往研究表明父母对第一胎儿童表现出越多的不接纳，第一胎儿童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同胞关系会出现越多的冲突[10]。此外，积极亲子互动会加快同胞之间建立亲密温暖的关系，而消极的亲子关系会导致同胞之间建立敌意冲突的关系[11]。亲子关系对祖孙冲突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8]。父母中介理论(the parent-as-mediator theory)认为父母能够决定祖孙关系的亲密程度、交往方式、交往频率，甚至祖孙关系的类型和发展方向，因为父母担负着祖孙两代之间的桥梁作用。可见，亲子关系能够显著影响同胞关系和祖孙关系。由此推断，在家庭系统中，相比较于同胞关系和祖孙关系，亲子关系的发展成为影响个体身心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依恋关系通常开始于家庭。依恋关系理论是由英国儿童精神病专家约翰•鲍尔比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它强调个体与亲密他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关系对个体在社会认知、行为方式等方面发展的影响，该理论把儿童早期与母亲的依恋关系视为个体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核心，它将幼儿的社会和情绪能力发展建立在婴儿与照料者之间的情感纽带之上，是幼儿社会和情绪能力发展的重要基础。过往研究慈悲恐惧的影响因素只局限于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家庭中的其他依恋关系。因而从家庭系统出发考察家庭系统内的各个依恋关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具备研究意义。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心理的安全感(psychological security)是“个体感觉自己能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是能满足个体现在和将来各种需要的感觉”[12]。安全感是个体对身体或心理可能存在危险或风险的预感，以及应对、处置风险或危险时表现出来的有力或无力感，主要表现为确定感和可控制感[13]。作为个体慈悲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心理安全感受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度、支持度的显著影响[14]。在家庭中，亲子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孩子的心理安全感，在良好的亲子关系中，孩子足够信任父母，与父母形成安全性依恋关系，不必担心来自父母的伤害，形成足够的心理安全感[15]。以往研究发现，同胞亲密与人际安全感、确定控制感呈现显著正相关，同胞竞争、同胞冲突与心理安全感呈现显著负相关[14]。家庭中，同胞之间的依恋是心理安全感的基础，同胞之间的相互支持、照顾和情感分享，有利于缓解困难环境中的消极情绪，减少抑郁，增加安全感[16]。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考察了家庭关系(包含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心理安全感和慈悲恐惧之间的关系，即在家庭系统中，个体与父母、祖父母、同胞之间建立的依恋关系影响个体心理的发展，包括心理安全感，且亲子关系的影响力最强，依恋关系又是慈悲恐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缺乏对家庭关系、心理安全感和慈悲恐惧三者的针对性探讨研究，单独研究家庭关系中的任一对关系对心理安全感的影响或者是研究亲子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并且尚未有研究从家庭系统角度出发同时综合考虑三种关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与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本研究以青年大学生为代表，考察家庭系统下祖孙关系、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对大学生慈悲恐惧的影响，能够为慈悲恐惧的影响机制研究提供理论补充，且对于家庭教育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价值。
本研究提出两点假设：
1) 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同胞关系与慈悲恐惧之间均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2) 在三种家庭关系中，亲子关系与慈悲恐惧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在统计上，当三种关系均纳入统计模型时，心理安全感可能只在亲子关系和慈悲恐惧之间的关系之间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在于探讨家庭系统下家庭关系(包括祖孙关系、亲子关系和同胞关系)、心理安全感与大慈悲恐惧三者之间的关系，理清在家庭系统中对个体慈悲恐惧影响最大的因素，丰富国内本方面的研究领域。
2.2. 被试
通过问卷星平台向全国非独生大学生发放电子问卷，共回收问卷281份。其中28人未纳入数据分析，剔除依据如下1) 参与者选择不同意参加问卷填写；2) 参与者平均每题作答时间少于200秒；3) 重复项目与原始题目的平均差大于1.5个量表分。最后，我们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253，有效率90%。被试年龄在18~25之间。
2.3. 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了5份量表，分别是亲子关系量表、祖孙关系量表、同胞关系量表、心理安全感量表和慈悲恐惧量表。在本次研究中，5份量表都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亲子关系量表
采用Buchnan、Maccoby 和Dorbush编制的亲子亲密度量表对父子和母子的关系进行评述，共9个项目，采用5点评分，从1为“从不”到5为“总是”[11]。本研究使用平均分来反映亲子关系，得分越高表示青少年与父亲或母亲的关系越紧密。该量表在本研究中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4。
同胞关系量表
成人同胞关系问卷5 (Adult Sibling Relationship Questionnaire, ASRQ)是1997年由Clare M. Stacker和Richard P. Lanthie发表的以测量成人对同胞关系认知的问卷。我国研究者王杰对该问卷进行了中英文的互译并采用其对大学生同胞关系进行测量，结果表明也具有良好的效度。该问卷分为同胞亲密、同胞冲突和同胞竞争三个维度，共43道题。本次研究只采用同胞亲密一个维度，同胞亲密采用李克特五级评分形式，1 = 几乎没有，2 = 不太多，3 = 中等，4 = 很多，5 = 极其多，分数越高代表同胞之间的亲密度越高。
祖孙关系量表
采用Wise编制的祖孙关系问卷进行测量，分为情感性团结和关联性团结两个维度，共计十个项目，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17]。该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5。
心理安全感量表
采用丛中和安莉娟编制的《心理安全感量表》，该量表由人际安全感和确定控制感两个部分组成[12]。每个分量表有8个条目，共16个题目。该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要求被试从1“非常符合”到5“非常不符合”进行5级评定。人际安全感的得分越低，表明个体对于人际交往过程中的心理安全感程度越高。个体的得分越高，表明其安全感越弱。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894。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α系数为0.904。
慈悲恐惧量表
选用郭明春等2020年翻译的中文版慈悲恐惧量表(Fears of Compassion Scale, FCS)，原量表由Gilbert等人于2011年开发，该量表包括三个分量表，共38个题目，分别是对自己的慈悲恐惧、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以及对他人的慈悲恐惧。其中对自己的慈悲恐惧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30，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90，对他人的慈悲恐惧量表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30。采用Liket 5点评分(从1 = “非常不同意”到5 = “完全同意”)，要求被试按照题目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进行打分，各因子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具有越高的慈悲恐惧。本研究选用了对自己的慈悲恐惧与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这两个维度作为测量工具。
3. 研究结果
3.1. 慈悲恐惧的描述性统计和现状分析
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对自己的慈悲恐惧和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上差异不显著(t对他人慈悲恐惧 = 1.349, p = 0.179; t对自己的慈悲恐惧 = 1.449, p = 0.149)；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对自己的慈悲恐惧和在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上差异不显著(F对自己慈悲恐惧 = 1.76, p > 0.05; F对他人的慈悲恐惧 = 2.12, p > 0.05)；母亲不同学历的大学生在对自己的慈悲恐惧和在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上差异不显著(F对自己慈悲恐惧 = 1.67, p > 0.05; F对他人的慈悲恐惧 = 1.47, p > 0.05)；父亲不同学历的大学生在对自己的慈悲恐惧和在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上差异不显著(F对自己慈悲恐惧 = 1.77, p > 0.05; F对他人的慈悲恐惧 = 2.12, p > 0.05)。
3.2.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
皮尔逊(Pe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除了祖孙关系与对自己的慈悲恐惧不存在显著相关外，亲子关系、同胞亲密、心理安全感与慈悲恐惧的两个维度之间都存在显著相关，如表1所示。
Table 1. Correlation between family relationships, psychological security, and compassion fear
表1. 家庭关系、心理安全感和慈悲恐惧之间的相关
|
亲子关系 |
同胞亲密 |
祖孙关系 |
心理安全感 |
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对自己的
慈悲恐惧 |
亲子关系 |
1 |
|
|
|
|
|
同胞亲密 |
0.47** |
1 |
|
|
|
|
祖孙关系 |
0.52** |
0.45** |
1 |
|
|
|
心理安全感 |
−0.39** |
−0.26** |
−0.22** |
1 |
|
|
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24** |
−0.16** |
−0.19** |
0.68** |
1 |
|
对自己的慈悲恐惧 |
−0.21** |
−0.21** |
−0.10 |
0.59** |
0.69** |
1 |
注：*p < 0.05，**p < 0.01。
3.3. 家庭关系与大学生慈悲恐惧的关系：心理安全感的中介作用
3.3.1. 单独检验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亲密与慈悲恐惧的关系
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通过运用Mplus7.0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检验心理安全感在单个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同胞亲密)和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
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同胞亲密)中的任一对关系为自变量，以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和对来自自己的慈悲恐惧为因变量，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变量进行分析。检验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同胞亲密和祖孙关系与对来自他人慈悲恐惧和对自己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见表2、表3。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与大学生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27, p < 0.05, β对自己的慈悲恐惧 = −0.24, p < 0.05)，亲子关系解释了5.8%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F = 15.42, p < 0.01)，4.8%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F = 12.65, p < 0.01)；心理安全感在祖孙关系与大学生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15, p < 0.05, β对自己的慈悲恐惧 = −0.14, p < 0.05)，祖孙关系解释了3.7%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F = 9.55, p < 0.01)，1.1%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F = 2.70, p = 0.10)；心理安全感在同胞亲密与大学生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18, p < 0.05, β对自己的慈悲恐惧 = −0.15, p < 0.05)，同胞亲密解释了2.6%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F = 6.78, p = 0.01)，4.6%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F = 12.11, p < 0.01)。
Table 2.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between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compassion and fear towards others
表2. 心理安全感在家庭关系与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 |
β |
S.E. |
p |
Bootstrap检验 |
95% CI下限 |
95% CI上限 |
直接效应 |
亲子关系→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03 |
0.05 |
0.51 |
−0.07 |
0.18 |
祖孙关系→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04 |
0.05 |
0.41 |
−0.12 |
0.04 |
同胞亲密→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02 |
0.04 |
0.33 |
−0.06 |
0.09 |
间接效应 |
亲子关系→心理安全感→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27 |
0.05 |
0.00** |
−0.22 |
−0.08 |
祖孙关系→心理安全感→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15 |
0.04 |
0.00** |
−0.12 |
−0.780 |
同胞亲密→心理安全感→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 |
−0.18 |
0.05 |
0.00** |
−0.26 |
−0.10 |
注：S.E. = 标准误差，*p < 0.05，**p < 0.01。
Table 3. The mediating effect test results of psychological security between family relationships and self compassion and fear
表3. 心理安全感在家庭关系与对自我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效应 |
β |
S.E. |
p |
Bootstrap检验 |
95% CI下限 |
95% CI上限 |
直接效应 |
亲子关系→对自我的慈悲恐惧 |
0.02 |
0.06 |
0.768 |
−0.08 |
0.11 |
祖孙关系→对自我的慈悲恐惧 |
−0.03 |
0.05 |
0.55 |
−0.06 |
0.11 |
同胞亲密→对自我的慈悲恐惧 |
−0.06 |
0.05 |
0.27 |
−0.15 |
0.02 |
间接效应 |
亲子关系→心理安全感→对自我的慈悲恐惧 |
−0.24 |
0.04 |
0.00** |
−0.31 |
−0.17 |
祖孙关系→心理安全感→对自我的慈悲恐惧 |
−0.14 |
0.039 |
0.00** |
−0.21 |
−0.07 |
同胞亲密→心理安全感→对自我的慈悲恐惧 |
−0.15 |
0.04 |
0.00** |
−0.22 |
−0.09 |
注：S.E. = 标准误差，*p < 0.05，**p < 0.01。
3.3.2. 从家庭系统出发，同时检验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
本研究根据研究假设，通过运用MPLUS7.0进行路径分析的方法同时检验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同胞亲密和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作用。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和对自己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亲子关系 = −0.21, p < 0.01)，心理安全感在祖孙关系、同胞亲密和对自己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同胞亲密 = −0.06, p = 0.17; β祖孙关系 = −0.002, p = 0.96)，亲子关系解释了3%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同胞关系解释了2%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祖孙关系解释了0.2%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和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β亲子关系 = −0.24, p < 0.01)，心理安全感在祖孙关系、同胞亲密和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祖孙亲密 = −0.02, p = 0.96; β同胞关系 = −0.07, p = 0.18)，亲子关系解释了3.24%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同胞关系解释了1%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祖孙关系解释了0.6%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变异量，；当加入心理安全感后，亲子关系对预测对自己的慈悲恐惧(β亲子关系 = 0.053, p = 0.632)和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β亲子关系 = 0.088, p = 0.254)不显著；中介模型路径图见图1和图2。
4.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于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考察家庭系统下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在单独考虑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时，亲子关系、同胞
Figure 1. Mediating model of parent child relationship, grandchild relationship, compatriot intimacy, and compassion fear towards self
图1. 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同胞亲密和对自我的慈悲恐惧的中介模型
Figure 2. Mediating models of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sibling intimacy, and compassion and fear towards others
图2. 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同胞亲密和对来自他人的慈悲恐惧的中介模型
关系和祖孙关系可以单独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当加入心理安全感后，心理安全感都能反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慈悲恐惧，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中的任一关系与慈悲恐惧之间的中介效应显著，这与研究假设相符合，也印证了前人的研究。但在将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纳入同一个模型时，亲子关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但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心理安全感的预测不显著；当加入心理安全感后，心理安全感都能反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慈悲恐惧，但亲子关系对大学生慈悲恐惧的预测不显著，表明在家庭系统中，只有亲子关系以心理安全感为中介显著影响大学生的慈悲恐惧，这与研究假设相符合，首次将三种关系纳入同一个模型中进行比较是本文相对于其他研究的创新之处。
单独考察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与从家庭系统出发同时考察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大学生慈悲恐惧的影响所得到的结果有所不同，主要差异如下：在单独研究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时，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能够显著预测心理安全感，心理安全感在祖孙关系和慈悲恐惧之间呈现中介作用。但在同时研究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时，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心理安全感的预测不显著，这是可能是因为同胞关系和祖孙关系都显著受到亲子关系的影响。
5. 研究结论
1) 在单独考虑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慈悲恐惧的影响时，亲子关系、同胞关系和祖孙关系可以单独正向显著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当加入心理安全感后，心理安全感都能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慈悲恐惧，但亲子关系、同胞关系和祖孙关系对大学生慈悲恐惧的预测不显著，这表明心理安全感在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中的任一关系与慈悲恐惧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
2) 将亲子关系、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纳入同一个模型时，亲子关系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心理安全感，但祖孙关系和同胞关系对心理安全感的预测不显著；当加入心理安全感后，心理安全感都能显著预测大学生的慈悲恐惧，但亲子关系对大学生慈悲恐惧的预测不显著；心理安全感在同胞关系和祖孙关系与大学生慈悲恐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同胞关系与祖孙关系无法显著预测大学生慈悲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