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其心智健康发展一直都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关注的健康主题之一。在我国，接受教育的青少年需要经过多重选拔机制后才能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这个转变的过程会伴随着青春期、社会化的转变，滋生出许多心理健康问题。相较于进入社会工作的成年人，中学生和大学生的生存环境构成较为单纯，绝大部分社会接触来自家庭和学校，在遭遇负性生活事件后，由于年龄和阅历的限制，很容易陷入反刍思维中而无法摆脱。反刍思维作为中介因素，影响着该阶段学生的各种负性生活事件和某些不适应的人格特质等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1987年，Nolen-Hoeksema提出“反刍思维”，之后的种种研究表明，反刍思维能有效地预测抑郁和焦虑等[1]。所以，正视该阶段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认真研究并解决反刍思维伴生的隐患也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2. 反刍思维的理论解释
反刍思维，如同偶蹄类动物的反刍行为，指的是个体对消极事件进行反复、被动的思考[2]。心理学研究表明，反刍思维并非简单的重复性思考，而是涉及复杂的神经机制和信息加工过程[3]。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杏仁核、前额叶皮质等脑区在反刍思维中扮演重要角色，杏仁核负责处理负面情绪，而前额叶皮质则负责认知控制和决策。信息加工方面，反刍思维常常伴随着对负性信息的过度关注和偏向性加工，导致个体难以从消极情绪中摆脱，并对事件原因和后果进行负面解读[3]。
关于反刍思维，不同的研究者界定有所不同，反应风格理论、压力反应模型、多维度模型、悲伤反刍模型以及愤怒反刍模型都为我们理解反刍思维提供了依据[4]。
2.1. 反应风格理论
由Nolen-Hoeksema在1991年提出，认为处在压力状态时，有的个体是陷入对自己的消极思想与负面情绪中，保持无作为反应状态无法自拔；有的个体则是个体采取转移反应，使自身能够保持积极状态，有利于个体身心健康[4] [5]。
在中学生群体中，面对学业这一重大压力源，许多学生呈现出不同的反应风格倾向。例如，张玲等人(2022)对76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后发现，高中生的独处偏好、反刍思维及社交焦虑显著高于初中生，说明部分高中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更多体现出陷入消极思想的反应风格，进而产生社交焦虑等情况，且这种反刍思维会随着年级、学校所在地区经济发达程度等因素呈现不同变化趋势[6] [7]。
而在大学生群体中，在被动式学习向自主学习的模式转变下，不同学生也有不同反应。像罗星雨，彭彬等人(2020)的调查结果发现，在校大学生反刍思维与述情障碍呈正相关，部分大学生在面对学业、社交等负性事件时，由于缺乏对事件起因的剖析和思考，进而影响问题解决方案的提出与执行，更多陷入对自我情绪状态的反复思索，呈现出类似反应风格理论中陷入消极思想的反应特点；但也有部分大学生能够积极调整，快速适应自主学习模式，通过参加各种社团活动、拓展社交圈子等方式转移注意力，保持积极状态，符合理论中采取转移反应的情况[8]。
2.2. 压力反应模型
压力反应模型被看作是反应风格理论的补充。Robinson与Alloy (2003)认为个体可以在压力事件之前预期到反刍思维的发生[9]。该模型注重在个体面对压力时的特定反刍思维倾向将反刍思维分为消极归因、无望认知、积极应对策略及问题解决倾向三个维度并采用与各个维度相对应的量表来测量反刍思维的三个维度，如消极归因量表、无望认知量表等。Young等人(2012)指出该模型的缺陷是认为反刍思维的内容仅仅包括与压力事件相关的想法而没有包括反刍思维涉及的其他内容如与自我相关的想法、自我否定或自我轻视等[10]。
2.3. 反刍思维的多维度模型
Fritz (1999)以多维度的观点来分析反刍思维将反刍思维的内容分为情感、认知以及行为后果三层面[11]。情感方面的反刍思维主要是情绪性反刍指个体持续停留在对事件的消极感受上；认知层面的反刍思维主要是意义寻找性反刍指个体着重在寻找事情所发生的原因；而反刍思维的行为层面主要是功能性反刍个体主要关注负性事件所带来的实际影响上。
2.4. 悲伤反刍模型与愤怒反刍模型
这两个模型都是关于反刍思维在特定消极情绪中的应用。在悲伤反刍模型中，Conway等(2000)将反刍思维定义为个体对于悲伤以及与悲伤有关的氛围所做的反复思考，认为反刍思维有以下特点：与消极情绪有关；无法以目标引导与刺激个体对改善行动做计划；当个体沉浸在反刍思维中则无法发挥社交功能[12]。在愤怒反刍模型中，Sukhodolsky (2001)受到社会建构主义以及愤怒因素分析模型的影响，认为愤怒反刍思维是个体沉浸于愤怒情绪中并无意识地回忆起以往气愤的经历、反复思维愤怒的起因以及可能结果[13]。
综上，现有的反刍思维理论模型各有其优缺点。反应风格理论侧重于个体对压力的反应方式，但缺乏对反刍思维内在机制的解释；压力反应模型强调个体对压力的预期和应对，但忽略了反刍思维的复杂性；多维度模型试图从情感、认知和行为等多个维度对反刍进行刻画，但各个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反刍结果的贡献有待进一步研究。未来研究需要整合不同模型的优势，并深入探讨反刍思维的神经机制和信息加工过程，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反刍思维模型。不同的理论模型为研究方法的选择提供了方向指引，接下来将详细介绍在该领域广泛应用的问卷调查法与实证研究法。
3. 反刍思维的研究方法
3.1. 问卷调查法
作为应用最多的方法，目前至少有6种与反刍思维有关的问卷发表[14]，其中Nolen-Hoesksema (1991)编制的反刍反应量表(ruminative responses scale, RRS)较有代表性。该问卷是为评估抑郁个体的反应风格而编制的，有22个项目，包括三个维度：对自我的关注、对当下行为表现的关注和对可能的原因、结果的关注。RRS采用莱克特4点计分，从“从不”到“总是”，得分越高表明反刍思维倾向越严重。Bagby等(2004)以110名临床抑郁症患者为被试检验了量表的稳定性，结果表明重测信度较好，目前该量表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各年龄层的临床及正常群体中[15]。
然而，该量表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群体使用中也有不同特点。例如，徐婷等(2024)进行的儿童持续思维问卷的中文修订及其信效度检验相关研究提示我们，不同年龄段群体对问卷类量表的理解和反应可能存在差异[16]。高中生由于认知发展阶段特点，可能在回答涉及思考可能结果(如 “我反复考虑如果不能从这种心情中振作起来，自己将无法完成学业或工作”)这类相对长远影响的题目时，更多围绕高考及高中阶段学业相关结果去思考；而大学生则会结合未来职业发展、社交成就等更广泛的结果维度去理解作答。在量表的得分分布上，高中生群体内部差异可能更多受所在学校竞争环境、地域教育资源差异影响，而大学生群体得分差异除了个体过往学业基础外，还受所学专业竞争程度、校园文化氛围等多种因素影响[7]。
3.2. 实证研究法
反刍思维还可以通过实验操作的方式对被试进行控制，如让被试想象“自己是多么无助”等。在实验操作研究方法上，针对高中生群体，研究者在设计实验场景时需要考虑其心理发展尚不够成熟、情绪易受影响的特点，比如在让高中生想象相关场景以引发反刍思维时，可选取如考试失利、在班级中被老师批评等贴合其校园生活实际的场景[17]。而对于大学生群体，实验场景可以拓展到如社团活动表现不佳、求职面试失败等更符合其多元化生活的情境，像马文燕等(2022)研究新冠疫情期间压力性生活事件和高职高专学生自杀意念关系时，涉及疫情下大学生面临的特殊生活压力场景，这些都为针对大学生的实验场景设计提供了思路[18]。
此外，另有研究者采用质性研究中半结构访谈的方式。在选取高中生访谈样本时，要充分考虑其学业时间紧张、对自身情绪和思维表达可能不够准确全面的情况，访谈时间安排需更紧凑高效，问题设置更直白易懂，围绕校园生活、家庭关系及高考压力等核心话题展开。对于大学生访谈样本，由于其生活丰富、思维相对更成熟复杂，访谈时间可适当延长，问题可更深入涉及社交、情感、未来规划等多方面，如“在参加社团活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后，你是如何反复思考这件事以及自己在其中的表现的，这种思考对你后续参与其他活动有什么影响” 等，以此更好地适应不同群体特性来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开展研究。
4. 中学与大学阶段反刍思维：差异剖析与影响因素探究
牵一发而动全身，反刍思维作为人类复杂的认知和情感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干预探索。中学生和大学生作为我国教育阶段中主要的两段时期，相应的研究侧重点也大不相同。经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中学阶段的研究与青春期心理特点联系密切，例如侧重于童年早期经历的影响，基于情绪两极分化等特点引申的思维、情绪和行为的变化，探讨教育环境、青少年问题行为等因素和反刍思维的交互作用。而到了大学阶段，则将视角放眼于更复杂的宏观环境，更关注青年在综合的社会压力源下产生的一系列影响。
4.1. 中学阶段：反刍思维与青春期心理的联系
4.1.1. 童年经历：早期创伤埋下反刍种子
童年经历为个体心理发展筑牢根基，诸多研究表明其与反刍思维紧密相连。MuozRT等人(2021)针对美国成年人的研究揭示，童年创伤是反刍思维滋生的重要诱因[19]。吕遥迪聚焦云南鲁甸地震灾区初中生，发现创伤相关的思维反刍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创伤后成长进程中扮演关键认知角色，侵入性反刍借由主动性反刍的完全中介作用，正向推动PTG水平提升[20]。胡朝帆(2024)以成都市597名初中生为样本，运用《儿童期虐待问卷(CTQ)》《长处和困难问卷(SDQ)》及《反刍思维量表(RRS)》展开调查，证实反刍思维在童年不良经历与初中生问题行为间充当中介变量，且针对87名受试实施的干预课程有效改善了问题行为[21]。由此可见，童年早期创伤，诸如虐待、灾难经历等，会在初中生心底隐匿扎根，后续成长遇压时，创伤记忆复苏，使其陷入对过往痛苦细节的反复思索，开启反刍思维模式，给心理健康带来诸多隐患。
4.1.2. 情绪激荡：两极化情绪催化反刍思维
青春期中学生情绪呈现鲜明两极化态势，对反刍思维具有显著催化作用。若在学业、文体等领域取得成绩，如竞赛获奖、考试进步，便能使其情绪高涨，自信陡增；反之，遭遇考试失利、人际冲突等挫折，情绪即刻低落消沉。王琳琳等人(2021)通过对青少年反刍思维与非自杀性自伤关系的元分析指出，青少年情绪调控能力欠缺，情绪不稳定状态下，压力事件频发极易诱发反刍思维，且二者相互作用，致使消极情绪不断强化，形成恶性循环[22]。
4.1.3. 自我探寻：敏感自我意识触发审视
中学生自我意识迅猛觉醒，迎来一生中的第二个“高涨期”，且呈现高度敏感特质。在自我形象塑造上，从外在仪表着装到内在言行举止，均力求契合理想自我；同时，受“假想观众”心理左右，常常臆测自身时刻处于他人目光审视之下，稍有差池便局促不安。赵亚楠等人(2023)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青少年处于理想主义高涨的青春期，常常因为对自己提出不切实际的理想目标无法达成，被巨大差距所挫败，催生消极情绪，而囿于反刍思维长期思考失败原因，更容易产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为了强制中断消极情绪的累积，却又会陷入恶性循环[23]。袁泉(2023)对987名初中生的线下调研发现[24]，面对学业竞争、社交融入等场景中的同伴压力，初中生负性体验会显著增强反刍思维，易独自反复斟酌负性细节，且同伴压力不仅直接正向预测抑郁倾向，还能借由反刍思维强化该倾向，足见二者紧密关联。此外，高中生独处偏好、反刍思维及社交焦虑较初中生更为显著，根源在于高中生自我意识发展更为成熟复杂，对自我评判及外界反馈更为敏感。这都在提示教育者，要注重青少年正确自我意识的形成，提高心理弹性，预防自伤行为发生。
4.1.4. 成长重压：教育环境塑造反刍困境
根据Lyubcmirsky等人(2008)提出的恶性循环模型[25]，反刍思维的个体不断思考自己处于不良情境的原因，进而无法集中注意力完成当下任务，产生一系列的消极情绪以及对未来的一些消极认知，使自己的心理韧性水平下降，从而出现一些非适应性拖延行为，拖延行为恶性循环导致个体对不良情境进行再次反刍。反映在中学校园里，便是以考试成绩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压力，使得学生负担随年级递增，遇学习难题苦思无解时，极易陷入反复思索的反刍状态，深化、内化出许多心理问题。Hou W K等人(2014)在使用情绪聚焦的积极反刍干预研究中发现，心理韧性能在该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人更倾向于关注积极信息以及个人经验中的积极层面，能够抵御反刍思维的侵害[26]。
除学业外，在相对闭塞的环境里，任何问题都容易被放大，多重困扰交织，为反刍思维滋生提供了温床。张珊珊、宋菁(2024)研究表明[27]，校园人际谣言与高中生抑郁存在纵向关联，心理僵化与侵入性反刍构成链式中介，亦有研究验证和强调了自然环境对于缓解青少年抑郁情绪的潜在作用，均强调反刍思维在这类心理过程的中介角色[28] [29]。综合来看，青少年反刍心理亦受到宏观环境影响。尽管前人研究证实反刍思维在成人群体存在显著性别差异[1] [5]，但李超(2012)针对“90后”中学生研究发现，受多元社会文化及价值观冲击，社会与家庭对性别角色期待渐趋中和，双性化性格特质凸显，致使高中生反刍思维未呈现显著性别差异[7]。此外，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衍生的家庭背景、教育资源、成长阅历差别，同样造就不同地区高中生反刍思维的差异性。重压之下，青少年容易走向极端，反刍思维角度的发现对于识别和干预初中生的自杀风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2. 大学阶段：多元压力下的反刍思维触发与影响
大学生群体步入相对开放且多元的环境，所面临压力源广泛，涵盖学业模式转变、社交分层、经济差距以及就业升学竞争等诸多领域。戴汶珂(2021)的研究指出[30]，大学生负性生活事件和网络攻击行为存在关联，揭示出该群体面临负性事件范畴更广，涉及网络等新兴领域，相应地，其反刍思维聚焦于自我价值、社交融入、职业发展等多元面向，引发的心理问题也更为繁杂多样。
4.2.1. 社交融入困境与反刍思维激化
进入大学后，学业重要性与紧迫性相对中学阶段有所变化，社会交往范畴拓宽，丰富的校园活动分散部分注意力，反刍思维与社会交往、社会比较行为联系愈发紧密。
一方面，环境适应不良现象颇为常见，由此引发的社会排斥危机进一步加剧反刍思维。大学初期，部分学生尚未完全具备独立生活能力，从高中相对紧凑管理模式过渡至大学自主模式时，易出现适应问题，例如因一次上台演讲失误、社团活动表现欠佳等小事，便陷入过度思考，质疑自身 “是否不够优秀、不受欢迎”，产生心理阴影，进而影响多方面行为表现。王汉卿等(2023)研究表明，社会排斥对大学生非自杀性自伤行为存在影响，凸显社交压力能诱发反刍思维，促使大学生反思自身社交定位与价值[31]。同时，已有研究显示，大学生在消极事件中反刍思维程度越高，越易滋生抑郁情绪，引发交往焦虑，甚至导致社交逃避行为[32] [33]。
另一方面，频繁的社会比较加剧反刍思维负面效应。经济层面，脱离统一校服掩盖后，家庭经济条件与个性差异显现，不同背景学生相处时，攀比、自卑情绪易滋生，同时，受社会审美变迁影响，容貌、身材与社交焦虑十分普遍，甚至会对亲密关系建立、集体环境的融入造成阻碍。封慰等人(2024)通过对7613名高职学生进行调查，发现上行社会比较通过反刍思维影响就业焦虑，而生命意义感作为一种重要的保护性因素，能够起到调节作用[34]。值得注意的一个角度是，具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会产生比寻常人更高的歧视知觉，而该知觉又会通过自尊和反刍思维间接增加个体焦虑[35]。
4.2.2. 学业-职业转换压力下的反刍思维波动
尽管学业并非大学生唯一压力源，但在当下就业形势下，相较于过往“以稀为贵”的大学生，现今学生更早面临就业或升学抉择压力。每年考研报考人数高达四五百万，身边同学陆续斩获名校名企录用通知，同侪间竞争压力骤增，稍显落后便引发系列心理波动。黎明(2022)调查指出，大三学生反刍思维与交往焦虑得分普遍偏高，因其处于心理负担渐重的过渡阶段，面对未来不确定性内心矛盾重重[36]。金童林等人(2020)以遭受社会逆境的角度对大学生进行调研发现，大三、大四的学生在社会排斥、过度控制和社会竞争失败维度上表现的攻击性高于低年级学生，这是由于对逆境信息进行反复思索，对外界刺激更加敏感多疑，认知调控能力退化导致的，而领悟社会支持则能够起到调节作用，减少敌意行为[37]。诸多研究表明，处于过渡期的大学生，思维方式单一且容易受到学业–职业衔接关键期的压力动态变化影响，那么，主动觉察反刍思维的存在并学习调控它的强度和表现形式，正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这方面，宣之璇等人(2019)经干预研究发现，听录音、将好事抽象化和主体化、将坏事具体化和客体化等积极思考方式在大学生心理咨询中取得明显效果[38]。
在积极心理学视域下，诸多前沿研究揭示通过认知重塑、焦点解决、积极反刍思维训练等干预手段，能有效引导青少年走出反刍思维困境，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舒缓抑郁情绪，但心理机制复杂如此，未来还有待探索更多的应对策略。
5. 小结
青少年时期是身心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学则是青年思想与世界交手的重要阶段。这个冲突和理想交织的时代，我们在青年人身上看到了无数熠熠生辉的成就，也看到了荆棘丛生的来路。生活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若对消极事件采用非适应性反应方式，便会囿于反刍思维。得益于前人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了反刍思维和心理健康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变换的时间空间交互作用下，青春期和青年期呈现出了多样的发展形态，过度思考、自卑与自我接纳度、孤独感与社交逃避、自杀意念与非自杀性自伤……似乎总在我们探明其中一个边角后，新的变量便又浮现在眼前。
阿诺德曾说：“如果没有目标作为支撑，只是虚幻地想象着提升自己，那么我们就像是在演戏一样，会觉得自己不是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反复思考沉浸其中无法产生新的价值，如同人精神世界这张网上的一个节点，它能与任何想法相关联，既然我们无法彻底摆脱它，不如正视它有可能带来的影响，从而更加了解自己的内心，成为罗杰斯所说的“充分发挥功能的人”。学校是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在维护和促进学生心理健康这项工作上必须发挥关键作用。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关注反刍思维和心理健康的关系，相信在未来的研究中，人们能够进一步探寻反刍思维的认知神经机制和更理想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