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温暖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Warmth and Adolescents Problem Behaviors

摘要: 问题行为是指个体身上出现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既包含指向个体内部的消极情绪问题，又涉及指向外部的违反社会规范与道德的不良行为举止。以往研究已证实，青少年时期是个体心理行为问题的高发期，此时的不良问题行为会对个体日后的成长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根据父母接受–拒绝理论的观点，父母对青少年的接受与拒绝与个体的心理行为问题紧密相连。目前已有部分研究者开展了关于父母温暖(包括父母接受和父母拒绝两个子维度)与青少年问题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而本文也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已有的观点和结论，同时从认知、情感和行为维度寻找可以解释两者关系的内部机制，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

Abstract: Problem behavior refers to abnormal behaviors that hinder an individual social adaptation, encompassing both internal negative emotional issues and external actions that violate social norms and morals. Previous research has confirmed that adolescence is a high-incidence period for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problems, and such maladaptive behaviors during this stage can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an individual futur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 the acceptance and rejection by parents are closely linked to a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issue. Some researchers have already conducted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warmth (which includes two sub-dimensions: parental acceptance and parental rejection) and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 Building on previous research,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existing viewpoints and conclusions, and explore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can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from cognitive,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mensions, providing a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1. 问题行为

青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大量的矛盾和冲突逐渐凸显，而其心理承受能力却相对较弱，因而更容易产生多种问题行为(石鑫欣等，2022)。问题行为是指个体身上出现的妨碍其社会适应的异常行为(林崇德等，2005)，既涉及自身的情绪异常，也包含对自己、他人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张大均等，2019)，它是衡量青少年社会适应的一项重要指标(高雯等，2019)。当前，研究者们对问题行为已经有了诸多分类，而其中最为常见且受到了广泛认可的是，Achebach (1991)采用二分法将问题行为划分为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两种。外化问题行为是指个体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的诸多不良行为，例如违纪、攻击等；而内化问题行为则指的是个体经历的一些不愉快或消极的情绪体验，例如焦虑、抑郁、社交退缩等(刘俊升，赵燕，2013)。虽然外化问题行为和内化问题行为被证实在发生和发展上存在“共发”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仅仅是简单的叠加问题，而是各自具有独特的心理病理学特征(张良等，2022)。因此，本研究也将沿用Achebach对问题行为的分类方法，深入探讨可能对青少年问题行为产生影响的因素。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不断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更加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人患有各种类型的心理健康障碍(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其中，青少年的心理行为问题更是日益突显。根据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在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群体中，大约有3000万人受到了各种情绪、行为问题的困扰(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18)。而在全球范围内的10~19岁人群中，更有多达七分之一的个体患有各种心理行为问题，占该年龄组全球疾病负担的15%，抑郁、焦虑和行为障碍成为青少年患病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自杀更是发展成15~29岁青少年的第三大死因(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4)。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许多研究者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展开了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外化问题行为主要表现为个体的诸多去抑制性行为，而内化问题行为则多集中于个体内部，更不容易被察觉，也包含了更多的自我抑制现象(Willner et al., 2016)。有研究表明，具有外化问题行为的个体可能会在日后发展出多种不良适应结果，例如不良同伴关系、心理情绪问题，乃至更为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刘新蕊等，2018；Brook et al., 2011；Reef et al., 2011)。而具有内化问题行为的个体，可能会由于自身的焦虑状态或自卑情绪难以被旁人注意和处理，因而比外化问题行为更具破坏性，会严重影响其学习成绩(Schneider, 2020)。

2. 父母温暖

在当前针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中，通常包括对人际因素(例如父母、祖父母、同伴、老师等)的调查。例如，消极的教养方式、童年期虐待、同伴侵害等危害性事件都被认为是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马玲玲等，2021；肖家乐等，2023；Cui & Liu，2020)。然而，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指出，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嵌套于一系列相互影响的环境系统之中，家庭作为儿童、青少年接触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内层微观系统，对个体的成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父母作为子女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人际背景(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其教养方式的选择关乎着个体日后的心理发展与社会适应(Baumrind, 1971)。父母温暖作为教养方式中的核心变量(Skinner et al., 2005)，与青少年的各类心理行为问题紧密相连(Rothenberg et al., 2020)。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探讨关于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以及父母的控制行为等单一维度变量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但却较少有研究者关注到父母温暖是否会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

父母温暖是指父母通过适应、支持和默认孩子的需要和要求来有意培养孩子的个性、自我调节和自我主张的能力，也是父母养育子女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之一(Wu et al., 2015)。根据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的观点，如果孩子无法从父母那里得到足够的爱与照顾，那么父母抚养子女所付出的努力就不会达到最大化。父母温暖被证明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积极情绪、社会交往和学校适应(彭小凡等，2020；王明忠等，2013；Zhao et al., 2015)。并且，Maccoby和Martin (1983)曾对父母温暖进行进一步描述，将高水平的父母温暖定义为接受、培养、支持、敏感，而低水平的父母温暖则表示不敏感、无反应以及拒绝行为。也就是说，其中父母接受和父母拒绝共同构成了父母养育的温暖维度，两者是一个维度上的连续体(Rohner et al., 2005)。因此，本文会依据Maccoby和Martin对父母温暖的定义，将其划分为父母接受和父母拒绝两个子维度来进一步探究。

父母接受—拒绝理论(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Theory)认为，父母接受是指孩子从父母或其他照看者那里可以体验到的温暖、亲情、关怀、安慰、关心、养育、支持或简单的爱，而父母拒绝则是指父母以消极否定的态度对待孩子，在养育中缺乏耐心、温暖、关怀与支持，甚至对孩子实施体罚、侮辱等身体和心理上的伤害(Rohner et al., 2005)。以往研究也显示，父母接受和父母拒绝会对青少年的同伴关系、网络成瘾、欺负行为等诸多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王靖民等，2021；王琼等，2019；赖燕群等，2021)。因此，关注家庭因素，关注父母对青少年给予的关爱、支持，是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

3. 父母温暖与青少年问题行为

以往的研究表明，父母温暖可以显著地负向预测青少年的问题行为(Wu et al., 2015)，即父母给予青少年的温暖行为越多，青少年形成问题行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父母温暖作为一种来自家庭环境的保护性因素，属于积极教养方式中的一种，其水平越高，就代表着在平时的教育中，父母能够在情感和行动方面更加主动地支持、响应孩子，有助于发展青少年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行为(刘广增等，2018)。

其中，父母接受程度也被认为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攻击等问题行为的形成相关，当父母的接受程度越高，青少年报告的抑郁症状和攻击行为会越低(Chen & Rubin, 1994; Garthe et al., 2015; Muhtadie et al., 2013; Sentse et al., 2010)。青春期是青少年外部环境、身体、心理、社会认知、人际关系以及情绪状态发展、变化的过渡时期，在这种多方面都会产生波动的情况下，高水平的父母接受可能会推动亲子关系的发展，以此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父母拒绝也可以显著地预测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这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潘腾等，2020；王靖民等，2021；Muhtadie et al., 2013；Sentse et al., 2010)。根据父母接受—拒绝理论，当青少年获得父母关爱和接纳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感知到被父母或其他抚养者拒绝时，就会出现一系列心理行为问题(Rohner et al., 2005)。

4. 内部机制

在深入了解了父母接受与拒绝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不同影响后，可以认识到父母温暖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影响是复杂而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青少年的心理情绪和行为表现，还可能会通过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共情能力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等内部机制间接影响青少年的问题行为。这些内部机制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会受到来自父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共同塑造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心理健康。

4.1. 自我控制

自我控制是指个体抑制自身即时的冲动，以社会规范和长远目标为要求来调节自身行为，它反映了个体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Meldrum et al., 2016)。根据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Bandura, 1986)，个体、行为和环境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即个体的行为举止不仅会受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影响，还会受到内在认知过程的调控。父母温暖作为一种积极的教养方式，能够为子女的成长发展营造出良好的互动环境，有利于子女内化社会规范并建构良好的行为调节机制，从而促进自我控制的健康发展(聂衍刚等，2025)。当个体培养出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时，他们引发问题行为的风险性也会降低，有助于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能力(张萍等，2014)。

并且，在探讨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中，自我控制作为中介变量的角色已经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张秀慧等，2020)。具体来说，聂衍刚等人的研究(2025)发现了父母温暖对青少年自我控制具有正向预测作用，这一发现也印证了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强调了父母温暖在促进青少年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张秀慧等，2020)指出，青少年的自我控制又对问题行为具有反向预测作用，即自我控制能力的提高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减少有关。这些研究表明，自我控制极有可能是父母温暖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

4.2. 共情能力

共情是指个体感知和想象他人情绪情感并体验他人感受的心理过程(Preston & de Waal, 2002)。根据社会学习理论的观点(Bandura, 1977a)，在家庭环境中，孩子会通过观察父母的行为举止来模仿、学习如何表达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和行为。父母温暖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让其学习如何识别、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从而逐渐培养出共情能力。已有研究表明(贾立茹等，2019)，父母的温暖、理解对青少年的共情能力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的拒绝、否认则对孩子的共情能力具有负向预测作用。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若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理解和支持，有助于其丰富情感，培养共情能力的发展；若父母总是对孩子进行批评、否定，就会损害其自尊心，使其变得自卑、内向，从而发展为情感冷漠的人。除此之外，研究者们还发现了青少年的共情能力与其问题行为存在密切关联(Gambin & Sharp, 2018)。已有研究者指出(Moul et al., 2018)，缺乏共情能力是表现出问题行为的儿童、青少年的核心特征之一，这使他们很难以同理心回应别人的需要，从而更容易产生人际冲突。

还有研究(彭银辉等，2024)进一步揭示，良好的家庭关系可以通过塑造青少年的共情能力和情绪调节能力，间接影响个体问题行为的表现。在父母的关怀与温暖下，亲子关系得以健康发展，这不仅会促使青少年学会设身处地地觉察、理解他人的情绪与行为，还能够帮助他们及时调整自己的负面情绪，以减少不恰当的行为表现，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

4.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己情绪调节能力的自信程度(Bandura et al., 2003)。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时，能够灵活运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有效地缓解和调节自己的情绪状态，而低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面对负面情绪时，则更容易陷入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难以有效应对负面情绪，从而增加不良情绪问题。根据现有研究显示，父母温暖对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郑红，2023)，而父母的拒绝和过度保护则与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呈现负相关关系(钟小蓉，2022)，这表明父母的温暖和支持是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保护因素，而父母的拒绝和过度保护则是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风险性因素。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探讨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心理行为问题的具体关系，发现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青少年的攻击行为具有负向影响(陈婷等，2020)。根据Bandura (1977b)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对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更自信的个体，更可能采取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相信自己能够降低负面情绪带给自己的不良影响，进而减少攻击行为的发生；而对自己的情绪调节能力缺乏自信的个体，则会认为自己没有能力走出困境，因而更有可能采取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从而增加攻击行为。

同时，已有研究者证实了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父母温暖和各类心理行为问题之间的中介作用(钟小蓉，2022)。青少年在家庭环境中不断感知来自父母的接受与支持，这样良好的亲子互动模式能够帮助个体培养积极、稳重的情绪调节能力，进而预防和减少各类心理行为问题的产生。

5. 总结与展望

总而言之，父母作为家庭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父母接受和父母拒绝作为父母温暖这一单一维度变量下的两个子维度，共同探讨其与青少年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在综合回顾过往文献的观点和结论后，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着重探讨了可能解释两变量关系的中介因素，为未来开展更深入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