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生活的社会背景下，在当下不需要再受困于温饱，经济、科技以及社会制度等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幸福感的追求日益强烈。与此同时，人们的生活节奏也随着近年来一步步地发展变化而加快，社会竞争也不可避免地愈加激烈，导致人们的社会压力日益增大，这对人们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造成严重的影响。大学时期普遍被认为是人生的关键时期。此时个体会发生一系列身心上的转变，这个阶段也会对个体三观的建立产生重要作用。自高中生活步入大学生活，环境和身份的转变不免使得大学生无所适从。作为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转折时期，大学生同时面临着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方面的竞争和挑战。一方面，大学生已经成年，人格更加独立，有自己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独当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们涉世未深，此时正是心理发展极其重要的一个阶段。此外，大学生群体即将步入社会，他们身上寄托着人民和国家的希望。大学生作为民族和国家的未来，他们身上担负着民族复兴的伟大重任(邱忠君等，2016)。无论是在身心的各个方面，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都是人们所期望看到且密切关注的。
正因如此，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自然而然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这个问题。而在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中，主观幸福感又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孙华军，黄富长，张志坚，2021)。主观幸福感是指人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实践及其本身所做出的主观性的评价(Diener, 1984)。其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并非单一因素可以解释(王慧媛，关雪，李妍，2017)。本研究在查阅和总结了前人研究的前提下，决定以大学生这一群体作为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要讨论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归因风格在父母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本文旨在探讨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在父母教养方式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提供理论和实际上的依据，同时对父母的对于孩子的抚养方式提供以一些指导，以使大学生能够获得更高的主观幸福感并健康地成长(王慧媛，关雪，李妍，2017)。
2. 文献综述
2.1. 父母教养方式
2.1.1. 父母教养方式的概念
父母教养方式是一种行为倾向。一般情况下，这种倾向会表现在父母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具有跨情境的一致性(徐丽莉，2018)。个体自出生起最先接触的环境就是家庭，因此，个体在成长过程中所处的家庭环境对于个体的身心成长和发展都有着关键作用。众所周知，父母是先于学校和教师的并且会对个体产生不可替代作用的角色。父母常常被认为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在孩子正式步入学校环境之前，大部分时间都与父母在一起，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对于个体人格的形成以及以后的生活方式的养成等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弗洛伊德在其观点中提出，童年经历对于个体十分重要，个体成年以后的精神创伤都可以追溯到童年的早期经历。父母教养方式可以分为权威型、专制型、放任型和忽视型四种(Baiunrind, 1967)。
2.1.2. 父母教养方式的测量
(1)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问卷》(EMBU)：该问卷由瑞典Perris等人于1980年编制，包含四个维度和两个子问卷，共有81个条目。本问卷共包括四个维度和两个子问卷。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已被证实良好。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共包括46道题，由Arrindell编制于1999年。简式问卷包含三个维度，即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其信效度良好，操作简便。中文修订版的问卷由蒋奖等人编制而成。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共42个条目，同样包括三个维度，并分为父亲和母亲两个子问卷。该问卷具有良好的效度。本研究中量表α系数为0.818 (蒋奖等，2010)。
(2) 《父母教养方式问卷》(Parental Bonding Instrument, PBI)：该问卷由澳大利亚学者Parker等人于1979年编制。问卷共有25个条目，父亲版和母亲版两个子问卷以及关怀和过度保护两个维度。杨红君等人对原问卷进行修订，形成了更适用于儿童的共46个条目的问卷。蒋奖等人于2010年也对原问卷进行了修订，信度与效度良好，问卷具有统计学意义(孙敏，顾海根，井伊康，2014)。
2.1.3. 父母教养方式的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以及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于自己的心理状况也十分关心。而随着心理学科逐渐呈现在大众的视野中，原生家庭的概念也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社会各界开始意识到家庭环境、家庭教养方式等因素或对个体的成长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并在个体的成长、学习和生活、自我评价、为人处事以及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个体所处的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教养方式等等对个体的一生都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个体生理和心理的发生与发展、认知风格以及归因方式的形成等都会受到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
钱海娇(2012)在其研究中选择以大学生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除父母教养方式外，还纳入了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作为研究变量。研究结果显示，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两个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自尊可以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即父母教养方式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钱海娇，2012)。李秀珠(2019)则选择将研究对象定位于中职生这一群体，研究了中职生职业决策自我效能感，结果显示其影响个体对职业的探索范围、认同感度以及对工作绩效的预测等(李秀珠，2019)。贾立茹等人(2019)将教养方式与共情能力这一变量相结合，调查分析后结果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家庭教养方式对于共情能力有预测作用(贾立茹等，2019)。简佩玲，关荐(2021)同样选择以大学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讨论了在大学生群体中，教养方式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以及在加入控制源这一变量后，三者之间的关系(简佩玲，关荐，2021)。
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如果父母能够给予孩子更多的情感温暖，给孩子提供适当的关怀以及理解和信任，那么个体的社会能力、建立良好亲密关系的能力以及自我控制能力等都会更高。而与之相反， 当个体在成长的过程中更多地接收到父母表现的否认、忽视或惩罚等信息，那么孩子就更会产生自我怀疑的情绪，并且难以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会变得自卑与懦弱。
2.2. 主观幸福感
2.2.1. 主观幸福感的概念
主观幸福感一种主观性的自我评价。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不断地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实践、环境及其本身作评价。这种评价往往与人们的情感和认知有关(Tomás et al., 2020)。正是这些评价导致了人们或好或坏的情绪体验。总的来说，一个人幸福与否取决于个人对自己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绪反应。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人是否幸福往往取决于自己的主观感觉，这就是主观幸福感。影响主观幸福感众多且复杂，例如有环境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如遗传因素，同时，两者的交互作用也会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张兴旭，郭海英，林丹华，2019)。
2.2.2. 主观幸福感的测量
国内外学者根据两个部分编制出生活满意度量表、情感量表以及整体幸福感量表来测量主观幸福感。
(1) 生活满意度量表(SWLS)：该问卷编制于1985年，编制者为Pavot和Diener。该量表一共包括5个条目，计分方式采用七点等级计分法。得分高者生活满意度越高(李森，2012)。
(2) 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总体幸福感量表由Fazio (1977)提出，原始量表共有33条目。我国学者段建华于1996年对该量表编修为中文版，采用该量表的前18条目对被试进行施测，修订的量表包含六个维度(王增文，2010)。
2.2.3. 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在社会科技经济逐渐发达的今天，个体所面临的压力也在逐渐增加，因此如今对于个体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在我国已有的研究中很多学者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不同的群体，并将主观幸福感与不同的因素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进行了深入且详细的探讨。
例如，邱忠君(2016)等人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大学生这一群体，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并总结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实状况，以及总结有哪些因素会显著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学校学科背景等等因素对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邱忠君等，2016)。黄毅(2014)同样将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于大学生群体，选择研究人际信任这一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探讨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黄毅，2014)。此外，程小红(2012)创造性地选择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同于大学生群体，程小红试图发现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主观幸福感的情况如何，以及有何因素会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研究显示影响高职高专院校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包括父母教养方式以及社会支持等众多方面(程小红，2012)。郑卓(2021)则创造性地将主观幸福感的研究置于新的研究背景，即新媒体时代的社会背景下，以大学生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进行了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郑卓，2021)。许晴等人(2021)则选择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初中生，加入了教养方式和师生关系的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许晴，张野，2021)。
2.3. 归因风格
2.3.1. 归因风格的概念
归因风格是指个体特有的在一般情况下习惯于对某种事情作出某种解释的倾向。通常情况下可以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两种归因方式。塞利格曼认为归因风格是人们对于事件所持有的一种较为稳定思考方式，这种方式具有一定的习惯性，并且在个体成长和发展的较为早期的阶段就已经形成。由于归因风格的存在，个体之间的行为方式会存在差异性。不同个体会对同一事件产生不同的主观体验，同时归因风格会影响个体未来的成长和发展。著名的归因理论海德的归因理论、韦纳的三维归因理论、琼斯和戴维斯的“对应推理理论”和凯利的三维理论(徐丽莉，2018)。归因风格体现在人们面对成功或者失败的时候，在今后遇到相似的事件时，会按照已有的认知模式来解释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内部归因的人在面对困境时可以更好地控制自身的因素，更多的会将事件的结果归结于自身固有的内部因素；而外部归因的人在面对问题时更多的将引起结果的原因归于外部情境。
2.3.2. 归因风格的测量
(1) 归因方式问卷(ASQ)：本问卷由12个场景组成，包括正性事件和负性事件各6个。正性事件与积极的归因方式相关，而负性事件与消极的归因方式有关。归因风格的分数包括消极维度、积极维度以及归因总分三个指标。归因总分的计算方式为积极维度和消极维度得分之差。即归因总分与积极归因呈正相关。问卷的内部一致性较高，信效度较高(徐丽莉，2018)。
(2) 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MMCS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是1979年编制的，包括学业成就与人际关系两个部分。MMCS提出了四类可能的归因，即：属于内控性的能力和努力，属于外控性的运气与背景。本量表总共有48个条目，24个涉及学业成就，24个有关人际关系。每个部分又包括成功和失败两种条目。计分方式为外控性得分减去内控性得分，分数越高，外控性越高(金凤仙，余益兵，项家春，2022)。
2.3.3. 归因风格的研究现状
归因风格的不同会影响个体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评价因而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总是对于失败的情景进行内部归因，而对成功的情景产生外部归因，长此以往，个体将认为自己无法胜任任何事情，产生习得性无助。因此学会养成适当的归因风格，对不同的情境选择性地做不同的归因，对大学生来说意义重大。同时，影响归因风格养成的因素众多，并且归因风格对个体生活方式、情绪体验等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于归因风格的研究也是一个重大课题。
我国已有的研究中，对于归因风格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变量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赵媛(2020)主要将研究对象定位于高中生群体，除归因风格以外，赵媛同时将宽恕和主观幸福感纳入作为研究的变量，主要分析三者的现状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此研究分析与讨论的结果显示，高中生群体的归因风格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主要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赵媛，2020)。此外，谢冉和葛明贵则创造性地选择以青少年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对象，将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同时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变量。对包括归因风格在内的三个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谢冉，葛明贵，2019)。李森(2012)和谢琛(2021)等人都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聚焦于大学生这一群体。不同的是，李森选择主要探讨归因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结果显示，在大学生群体中，主要存在外显的归因风格和内隐的归因风格两种(李森，2012)。而谢琛则创造性地选择将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纳入研究内容，主要研究三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谢琛，朱涛，张应杰，2021)。
2.4. 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现状
已有的研究对于三者两两之间的关系都有过讨论与分析。王慧媛(2017)等人主要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父母教养方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两者之间有密切关系(王慧媛，关雪，李妍，2017)。兰勇龙和胡小兰(2018)则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初中生，详细分析了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兰勇龙，胡小兰，2018)。李秀珠(2019)同样选择将归因方式作为中介变量，同时以父母教养方式作为研究变量，进行了分析与讨论(李秀珠，2019)。父母教养方式徐丽莉(2018)在其研究中，选择将研究聚焦于高职生，将家庭教养方式和主观幸福感纳入作为研究变量，主要目的在于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的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例如积极的归因风格会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反之亦然(徐丽莉，2018)。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假设
本研究的研究假设为：(1)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与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生源地以及是否独生子女方面有显著差异。(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与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3)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可以通过影响归因风格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
3.2. 研究对象
网上发放问卷，随机选取大学生进行问卷收集，剔除无效数据后共收集有效问卷301份。见表1。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all college student participants
表1. 所有大学生被试的基本情况
变量 |
组别 |
n |
百分比(%) |
性别 |
男 |
135 |
45 |
女 |
166 |
55 |
年级 |
大一 |
62 |
21 |
大二 |
78 |
26 |
大三 |
71 |
24 |
独生子女 |
大四 |
86 |
29 |
是 |
96 |
32 |
否 |
205 |
68 |
生源地 |
农村 |
136 |
45 |
城镇 |
165 |
55 |
3.3. 研究工具
3.3.1. 《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
该问卷由瑞典Perris等人于1980年编制，包含四个维度和两个子问卷，共81个条目。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修订包括父亲和母亲两个子问卷，情感温暖、拒绝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共42个条目。
3.3.2. 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
总体幸福感量表由Fazio (1977)提出，原始量表共有33条目。中文版采用该量表的前18条目对被试进行施测，修订的量表包含六个维度。
3.3.3. 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
MMCS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是1979年编制的，包括学业成就与人际关系两个部分。MMCS包括内控性和外控性两种归因方式，每种归因方式又包括两个分类。本量表总共有48个条目，24个涉及学业成就，24个有关人际关系。每个部分又包括成功和失败两种条目。
3.4.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是调查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是指通过收集和分析已有的文献资料，以对自己的观点提供方法和思路。本文大量收集和借鉴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文献，参考以往的研究结果和前人的研究经验，熟悉完成本文所需要的相关理论和实验范式，最终形成该项目的研究框架。
(2) 问卷调查法：借助研究内容相关的量表，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对问卷收集结果进行记录。本文主要选用了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s-EMBU-C)、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总体主观幸福感量表(GWB)作为研究工具进行调查和分析。
(3) 统计分析法：对调查数据详细分析，进行量化研究，为所要研究的问题提供清晰明了的数据资料。
3.5. 统计处理
采用SPSS进行数据处理，进行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独立样本检验、皮尔逊积差相关等。
4. 研究结果
4.1.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基本情况
如表2，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各维度上得分的平均分由高到低为：情感温暖、过度保护、拒绝。
Table 2.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of college student participants (N = 301)
表2. 大学生被试的父母教养方式的基本情况(N = 301)
变量 |
Min |
Max |
M |
SD |
父母拒绝 |
2.00 |
7.17 |
3.39 |
1.28 |
父母情感温暖 |
2.57 |
8.00 |
5.65 |
1.18 |
父母过度保护 |
2.25 |
8.00 |
4.45 |
1.03 |
内控 |
1.17 |
5.00 |
3.51 |
0.50 |
外控 |
1.00 |
5.00 |
3.45 |
0.60 |
主观幸福感 |
2.00 |
6.67 |
4.26 |
0.78 |
上述结果表明，在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结果中，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维度的平均得分偏低，而父母情感温暖维度的平均得分较高。即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大多数的父母更多地给予孩子情感上的交流，而非过分溺爱或者一味地严格要求。大学生被试归因风格的基本情况如表所示，被试内控的得分高于外控，即大学生更多地采用内控的归因风格。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得分的最大值为6.67，最小值为2.00，平均值4.26 ± 0.78，大学生总体的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
4.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差异性分析
4.2.1.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被试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对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被试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在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结果中，不同性别的被试在拒绝、情感温暖以及过度保护维度均不显著。对归因风格的分析结果中，外控的归因风格在不同性别的被试中差异不显著，但是在内控(t = 2.11)的归因风格中不同性别的被试存在显著差异。在主观幸福感的分析结果中，不同性别的被试同样不存在显著差异。
Table 3. Differen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 subject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ttribution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3. 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被试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
男(N = 135) |
女生(N = 166) |
男(N = 135) |
女生(N = 166) |
t |
|
M |
SD |
M |
SD |
拒绝 |
3.45 |
1.37 |
3.35 |
1.22 |
0.66 |
情感温暖 |
5.69 |
1.16 |
5.61 |
1.20 |
0.59 |
过度保护 |
4.45 |
1.04 |
4.44 |
1.02 |
0.05 |
内控 |
3.58 |
0.47 |
3.46 |
0.51 |
2.11* |
外控 |
3.41 |
0.57 |
3.29 |
0.61 |
1.72 |
主观幸福感 |
4.26 |
0.75 |
4.26 |
0.79 |
−0.01 |
注：*在0.05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在0.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下同。
4.2.2. 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对被试是否是独生子女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进行分析。见表4，根据父母教养方式的调查结果，大学生被试是否独生子女在拒绝(t = 2.26)、情感温暖(t = 1.93)和过度保护(t = 2.72)三个维度上均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此外，是否独生子女在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上没有显著的差异。
Table 4. Differences between only child and non-only child i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ttribution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4. 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
是(96) |
否(205) |
t |
|
M |
SD |
M |
SD |
拒绝 |
3.66 |
1.49 |
3.27 |
1.16 |
2.26* |
情感温暖 |
5.84 |
1.14 |
5.56 |
1.19 |
1.93* |
过度保护 |
4.68 |
1.03 |
4.34 |
1.01 |
2.72** |
内控 |
3.56 |
0.55 |
3.50 |
0.48 |
0.99 |
外控 |
3.41 |
0.61 |
3.32 |
0.59 |
1.29 |
主观幸福感 |
4.23 |
0.73 |
4.28 |
0.80 |
−0.48 |
4.2.3. 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被试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分析
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被试的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基本没有显著差异。见表5。
Table 5. Differences among college student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places of origin in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ttribution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5. 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被试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差异
|
是(96) |
否(205) |
t |
|
M |
SD |
M |
SD |
拒绝 |
3.38 |
1.34 |
1.34 |
1.24 |
−0.17 |
情感温暖 |
5.77 |
1.20 |
1.20 |
1.17 |
1.59 |
过度保护 |
4.53 |
1.03 |
1.03 |
1.00 |
1.30 |
内控 |
3.54 |
0.48 |
0.48 |
0.52 |
0.85 |
外控 |
3.38 |
0.59 |
0.59 |
0.60 |
0.76 |
主观幸福感 |
4.27 |
0.77 |
0.77 |
0.79 |
0.10 |
4.3.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对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进行相关分析，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见表6。
Table 6. Correlational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parental rearing styles, attributional style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6.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
拒绝 |
情感温暖 |
过度保护 |
归因风格 |
主观幸福感 |
拒绝 |
1 |
|
|
|
|
情感温暖 |
−0.323** |
1 |
|
|
|
过度保护 |
0.691** |
−0.257** |
1 |
|
|
归因风格 |
0.199** |
−0.151** |
0.196** |
1 |
|
主观幸福感 |
−0.515** |
0.479** |
−0.158** |
−0.171** |
1 |
结果显示，父母教养方式的拒绝维度、情感温暖维度、过度保护维度与归因风格以及主观幸福感都有非常显著的相关。其中父母拒绝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r = −0.323)，与归因风格呈现正相关关系(r = 0.199)；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r = 0.479)，与归因风格呈现负相关关系(r = −0.151)；父母过度保护维度与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r = −0.158)，与归因风格呈现正相关关系(r = 0.196)。归因风格与主观负相关关系(r = −0.171)。
4.4.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4.4.1. 大学生父母拒绝、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
根据已有的相关分析结果进行回归分析，以父母拒绝维度作为自变量，归因风格作为中介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Table 7.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al rejection and attribution styl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7. 父母拒绝、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值 |
Beta |
t值 |
主观幸福感 |
拒绝 |
0.515 |
0.266 |
108.149*** |
−0.515 |
−10.399*** |
归因风格 |
拒绝 |
0.199 |
0.040 |
12.336*** |
0.199 |
3.454*** |
主观幸福感 |
拒绝 |
0.520 |
0.266 |
55.229*** |
−0.501 |
−9.929*** |
|
归因风格 |
|
|
|
−0.071 |
−1.401 |
根据温忠麟先生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温忠麟，叶宝娟，2014)，父母拒绝维度对主观幸福感(Beta = −0.515, t = −10.399, p < 0.001)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父母拒绝维度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c显著。父母拒绝维度对归因风格(Beta = 0.199, t = 3.454, p < 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拒绝维度对归因风格的回归系数a显著；加入归因风格的影响并控制父母拒绝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b不显著(Beta = −0.071, t = −1.401, p > 0.05)。结果显示，父母拒绝对主观幸福感和归因风格的直接效应显著，归因风格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父母拒绝维度只能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归因风格，但是无法通过影响归因风格而间接地影响归因风格。
4.4.2. 大学生父母情感温暖、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
根据已有的相关分析，以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作为自变量，以归因风格为中介变量，并以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更进一步地探讨父母情感温暖、归因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Table 8.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and attribution styl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8. 父母情感温暖、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Beta |
t值 |
主观幸福感 |
情感温暖 |
0.479 |
0.229 |
88.816*** |
0.479 |
9.424*** |
归因风格 |
情感温暖 |
0.151 |
0.023 |
7.000*** |
−0.151 |
−2.646*** |
主观幸福感 |
情感温暖 |
0.489 |
0.234 |
46.762*** |
0.463 |
9.063*** |
|
归因风格 |
|
|
|
−0.100 |
−1.964* |
根据上表的结果可知，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对主观幸福感(Beta = 0.479, t = 9.424, p < 0.001)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c显著。父母情感温暖对归因风格(Beta = −0.151, t = −2.646, p < 0.001)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即父母情感温暖维度对归因风格的回归系数a显著；加入归因风格的影响并控制父母情感温暖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b显著(Beta = −0.100, t = −1.964, p < 0.5)，即归因风格作为中介仍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父母情感温暖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c’显著(Beta = 0.463, t = 9.063, p < 0.001)，即父母情感温暖仍然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的预测作用。由于回归系数a、b、c、c’均极其显著，而比较ab和c，两者是同号。根据温忠麟先生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可知，归因风格在父母情感温暖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在父母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归因风格而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其作用模型如图1和图2所示：
Figure 1. Total effect model diagram of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1. 父母情感温暖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模型图
Figure 2. Model diagram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parental emotional warmth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图2. 父母情感温暖对主观幸福感的中介作用模型图
4.4.3. 大学生父母过度保护、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以归因风格为自变量，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分析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如表9所示。父母过度保护对主观幸福感(Beta = −0.518, t = −10.473, p < 0.001)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即父母过度保护维度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c显著。父母过度保护对归因风格(Beta = 0.196, t = 3.454, p < 0.001)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即父母过度保护维度对归因风格的回归系数a显著；加入归因风格的影响并控制父母过度保护的影响后中介变量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系数b不显著(Beta = −0.072, t = −1.425, p > 0.05)。根据温忠麟先生的中介效应检验流程可知，父母过度保护对主观幸福感和归因风格的直接效应显著，归因风格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也就是说，父母过度保护可以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和归因风格，但是父母过度保护无法通过影响归因风格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Table 9. Regression analysis of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and attribution style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表9. 父母过度保护、归因风格对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Beta |
t值 |
主观幸福感 |
过度保护 |
0.518 |
0.268 |
109.694*** |
−0.518 |
−10.473*** |
归因风格 |
过度保护 |
0.196 |
0.038 |
11.933*** |
0.196 |
3.454*** |
主观幸福感 |
过度保护 |
0.523 |
0.268 |
56.052*** |
−0.504 |
−10.009*** |
|
归因风格 |
|
|
|
−0.072 |
−1.425 |
5. 分析与讨论
5.1.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的整体状况分析
根据数据分析结果所示，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的平均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母亲情感温暖、父亲情感温暖、母亲过度保护、父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母亲拒绝。即大学生所受到的父母教养方式更多的是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并且母亲会比父亲更多地给予子女以情感上的教养；母亲更容易对孩子过度保护，也就是说母亲更会产生溺爱；而在父母拒绝维度的数据分析显示，父亲拒绝维度比母亲拒绝维度得分更高。在日常生活中，当下我国的家庭职能分配上，更多的是由母亲来照顾家庭中孩子的成长，关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并且，由于性别的差异，女性会容易有情感的流露，更加的感性。因此，不可避免地相对于父亲来说，母亲在与孩子的交互过程中更多地表现出情感和宠爱。而父亲更多地会以沉默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爱，也会树立自己严厉和权威的形象，因此被试在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维度上，母亲分量表的得分较高，而在拒绝维度上父亲分量表的得分略高。
根据对归因风格的数据分析显示，在学业成就方面，无论是成功的情境还是失败的情境，被试在内归因上的得分都高于外归因；而在人际关系上，在成功的情境中，被试在内归因和外归因上的得分基本相同，内归因的得分稍微高于外归因，但是在失败的情景中，被试在外归因上的得分要高于内归因。在学业成就上，大学生在进行归因时更倾向于工作能力或努力的归因，而非背景和运气。也就是说，大学生群体大都是经历了多年在学业上的努力奋斗，因而更明白学业成就是通过努力才能取得好的成绩，了解能力的重要性。而在人际关系中，一段成功的人际关系离不开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大学生由于正处于三观建立的重要时期，并且大学阶段是一个充满抉择时期，也是人生的新阶段。大学生在为人处事上难免会有迷茫和困惑，在面对生活中出现的问题是，不免片面和主观。因此，由于上述种种因素，在失败的人际关系中，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将人际交往的失败进行外归因。
最后，主观幸福感的数据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被试在主观幸福感的总体平均分为4.26，是比较高的水平。21世纪的大学生成长于国家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实力都飞速发展的新时代。不同于上个世纪的经济等状况，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极大的飞跃。并且大学时期虽然是处于校园与社会接轨的重要时期，但是此时的大学生还未面临来自社会、家庭以及工作生活的压力，因此大学生群体的主观幸福感自然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
5.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差异性讨论
本研究通过差异分析的结果发现，在性别上，除了内控型的归因风格外，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差异均不显著。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义务教育的普及，人们的受教育水平逐步提高，性别差异所带来的差异也在逐渐缩小。首先是在家庭方面，过去的教育理念更加倾向于认为男孩应该坚强勇敢，并且男孩必须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女生在各个方面都要弱于男生，女生就要照顾他人。因此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之下，男生和女生在父母教养方式中的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维度会存在差异。但是如今教育理念开始发生变化，男生也可以被保护，女生也很坚强勇敢。此外，随着思想的解放，现在人们越来越少的持有重男轻女的封建观念。因此当下的父母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一般会采用相同的教育方式，不会因性别而在情感温暖或者保护等方面差别对待(钱海娇，2012)。大学生的归因风格在内控上存在性别差异，男生高于女生，在外控上不存在性别差异。这说明男生更倾向于将事件的原因归于自身的原因。这可能是因为，男生和女生性格和逻辑思维上的不同造成的。此外，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差异也不显著。这也可能是由于性别差异的逐渐缩小，社会对于男生和女生的要求差距逐渐缩小。男生和女生可以承担同样的责任。尤其对于大学生群体而言，步入社会的成年男性和女性可能会要面对结婚生子，抚养老人和孩子等责任的压力，但是大学生群体尚未接触到这些压力。学校校园相对于整个社会环境而言，又是一个更加平等的地方，因此大学生在主观幸福感上的性别差异不显著。
各个研究变量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有所不同。独生子女在父母教养方式的三个维度均有显著差异，独生子女更能受到父母的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同时独生子女也更有可能受到父母拒绝。但是是否独生子女在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上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对于独生子女的家庭来说，父母都有且只有一次抚养孩子的经历。独生子女的父母此前没有相关的经验，因此在与子女的交往过程中，难免会有过于极端的情况。比如说，由于担心不能给予子女良好的照顾，而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过于宠溺，这也造成独生子女家庭中的个体更多地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此外，有些父母也非常想将自己唯一的孩子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这一方面是由于当代大学生的父母都是成长自贫苦的年代，他们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也没有良好的经济能力，父母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另一方面，随着当今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个体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压力，为了使自己的孩子更好地适应社会，父母也会更加地对自己的子女有着更高的要求(李文霞，宋晨薇，2021)。而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在对孩子严格要求的同时，由于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因此更可能会走向专制的极端，忽略了给予孩子情感温暖的重要性，这就使独生子女的家庭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更容易受到父母拒绝。而在父母情感温暖维度上，独生子女也要高于非独生子女。这是由于在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家庭成员的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一个孩子的身上；而在多胎家庭中，父母的精力和爱都会分散到多个孩子的身上。这也侧面说明，在非独生子女的家庭中，很多父母会不能够平等地给予每一位孩子同等的关爱(韩森，2020)。这就使得独生子女相比于非独生子女更多地受到父母的情感温暖。家长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个良好的教育方式是十分重要的。权威型的教养方式一般父母往往会显得过于有支配欲，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可能会过于懦弱、服从缺乏主动性；而太过于放纵的教育方式会对孩子过于溺爱，对于孩子的行为不加控制往往会导致孩子缺少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此外，父母的家庭教养方式往往会对孩子产生重要的影响。并且个体在以后与朋友、同学甚至在抚养自己的孩子都有可能采用相同的方式。因此父母在与孩子交往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尺度，不能够过于严苛也不能过于放松。父母应该给孩子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尊重孩子，给孩子一定的家庭教育的自主权，并给予孩子积极正确的指导，以有利于孩子养成积极向上的人格品质。
在生源地方面，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维度、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差异均不显著。首先在父母教养方式上，父母教养方式拒绝、情感温暖和过度保护三个维度在生源地方面差异均不显著。虽然农村的父母可能受教育程度可能会相对低一些，但是每一个父母都会尽自己所能地给予自己的子女以温暖和保护。尽管物质条件存在差异，但是在情感上，所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的情感都是一样的。尤其随着思想的开放，现在的父母也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教育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因此生源地方面父母教养方式的差异不显著。归因风格在生源地方面也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都已经形成了固有的看待和评价事物的方式，已经学会客观地评价事物，勇于去承担应该属于自己的责任，敢于去面对自己的不足和弱点，也愿意展示自己的长处和优点。无论是在学业成就方面还是人际交往方面，面对成功的情境或失败的情境，个体都有正确的看待方法，学会了进行合理的归因，不会骄傲自满，也不会自卑。此外，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生源地方面差异也不显著。有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经济水平并不是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主观幸福感是指个体对于自己幸福感的主观评价。固然农村的经济水平可能没有城镇的经济水平高，但是在城镇长大的孩子对于生活水平的追求与农村长大的孩子也不同。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的大学生，都有适当的对于生活环境的评价方式，这使得不同的个体对于自己幸福感的主观评价不存在较大的差异。
5.3.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关系讨论
本研究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发现，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的各个维度、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两两之间相关显著。首先，大学生父母拒绝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归因风格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大学生父母拒绝越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越低，并且在归因风格上外控性越高。父母对子女拒绝越多，子女的主观幸福感就越低。由于很少得到来自父母情感上的关心和照顾，没有父母关爱的体验，个体会产生自我怀疑的情绪，认为自己无法得到他人的爱。父母拒绝高的大学生个体在接受与付出爱意上都会出现问题。并且，在对于事件的归因中更多地会进行外控的归因。即在成功的情境中，个体不会将成功归因于本身的努力与能力，不能够体验成功的喜悦；并且在失败时，不能够勇于承担挫折情境带来的后果，承受能力较弱，会倾向于将失败的原因归于他人。并且大学生父母过度保护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归因风格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大学生父母过度保护越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就越低，并且在归因风格上的外控性越高。父母过度保护的个体同样的挫折承受能力较弱。父母的过度保护会使大学生的自主能力下降，无法独立做出抉择，害怕承担事情的后果，因此也更加倾向于进行外控性归因。同时，父母过度保护的个体在日常的生活中，父母会满足其一切的要求，因此其对生活水平等要求会更高，主观幸福感也会较低。其次，大学生父母情感温暖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归因风格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大学生父母情感温暖越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并且在归因风格上的外控性越低，内控性越高。父母情感温暖高的个体，主观幸福感会比较高。这样的个体拥有比较美好的成长经历，父母会在个体需要的时候给予适当的情感温暖和支持，帮助个体更好的适应社会，以正确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无论是在为人处事、自我控制还是与他人交往等情境，个体都学会了以合理的方式应对。此外，大学生归因风格可以负向预测主观幸福感。进行外控性归因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会偏低；相反，进行内控性归因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会相对较高。这是因为，总是进行外控性归因的个体，在成功的情境下会认为是运气和背景的因素带来的成功，无法获得成功的良好体验，长此以往会产生习得性无助；而在失败的情境中，外控性归因的个体又不能很好的反省自身的不足之处，不能够理智的看待事情的结果。而内控性归因的个体在成功的情境中，会大方的承认自己能力和努力，对自己的能力表示认可和自豪，往往会有成功的愉悦的情绪体验；而在失败的情境中，内控性归因的个体又勇于正视自己的缺点，能够承受挫折，可以理智客观的评价事物。因此，归因风格会负向预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大学生归因风格在父母温暖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即大学生父母温暖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一部分是通过影响归因风格，再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良好的教育方式会使个体养成良好的归因风格，从而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可见，父母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仅有直接作用这一种方式，它还可以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影响各体的主观幸福感。父母教养方式会影响个体的自我控制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适应社会的能力以及影响个体对事物的客观评价能力等，而这些能力会影响个体对生活的体验和主观评价，即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总之，父母教养方式各维度、归因风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且父母情感温暖可以通过影响归因风格间接的影响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为现实中抚养子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6. 结论
本研究对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如下：(1)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差异显著，在性别和生源地方面差异不显著；大学生内控的归因风格在性别方面差异显著，在是否独生子女和生源地方面差异不显著；大学生外控的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生源地和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差异均不显著。即不同性别和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在研究变量上的表现大体相同，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父母教养方式上有着不同的表现，但在归因风格和主观幸福感上大体相同。(2) 大学生父母教养方式、归因风格、主观幸福感三者显著相关，父母教养方式对主观幸福感和归因风格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即良好的父母教养方式使个体养成适当的归因风格，并有助于提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3) 归因风格在父母情感温暖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即父母拒绝和过度保护只能直接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父母情感温暖可以通过影响归因风格间接地影响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
7. 研究展望
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家庭教养方式的重要性。在父母抚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父母都没有选择恰当的教育方式。在面对社会压力时，由于早期父母教养方式的影响，导致大学生作为特殊的一个群体没有发展较好的归因风格或者没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以至于在面对挫折时显得无所适从。
因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长应该给孩子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使孩子养成更加坚韧的性格。同时对于孩子的失败给予鼓励，对于孩子的成功给予认可，有利于孩子养成良好的归因风格。总之，大学生作为未来社会的栋梁，也是即将步入社会，为社会继续做出贡献的主要力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被关注。保证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