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重新平定新疆后，在清政府的主持下，大量人员来到新疆，促进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以乾嘉时期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地区为例，乌鲁木齐地区是清朝主要流放地之一，遣员数量较多。《乌鲁木齐政略》一书《废员》门记载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 17年间共发至乌鲁木齐各类废员101人，《三州辑略》记载了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至嘉庆十二年(1807) 47年间流放乌鲁木齐的372名各类废员([1], p. 208)。乾嘉时期乌鲁木齐流人创作了大量的西域诗歌作品，再现了该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社会生活风貌，也将多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印迹生动展现。基于此，笔者以屯垦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生活三个层面为基准点，来探讨民族交融。本文依据《西域图志》《钦定新疆识略》等志书中对迪化州属的范围界定，采取广义的范围界定迪化州属，即将迪化州本境、昌吉县治、绥来县治和阜康县治作为地理范围圈定。
2.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地理与民族特征
新疆地处中国西北，因其“三山夹两盆”的独特地理位置造就了相对区域性的地理隔离，使区域内的各民族一直保存着自有的文化传统。因丝绸之路经过新疆，促成民族走廊的发展，使得新疆与内地、沿线国家之间互动保持顺畅。新疆各民族群众在持续性地共同生产生活中始终保持彼此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在乾嘉时期西域诗的记载中，乌鲁木齐地区出现的民族大致有蒙古族、回族、哈萨克族、满族、汉族等，分布范围广、支系复杂。如准噶尔厄鲁特，也称四卫喇特部、卫喇特、瓦剌，部落内有绰罗斯、辉特、和硕特、都尔伯特四族，各领其众，以绰罗斯为长，四族之间既有沟通互通，又有制衡。在书写中也出现多称谓代指同一民族的现象，如“勃律即今布鲁特，为回部别族”[2]。除了内部民族之外，与外域国家和民族地区之间也产生了交流，在诗歌中出现了较多外国国家和城市的名称，如爱乌罕或敖罕(今阿富汗)、痕都斯坦或温都斯坦(今印度北部)、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俄罗斯或鄂罗斯、克食米尔即克什米尔、廓尔喀(今尼泊尔)等。其国家或民族的生产物品也流入新疆，乌鲁木齐地区也不例外，如温都斯坦糖即冰糖、痕都斯坦的白玉碗和毯布大宛马、廓尔喀象等，这都是内外友好交流的象征。
清代重新统一天山南北后，在新疆实行军屯、民屯、回屯等多种形式，一定程度上促进“新疆移民热”的出现，加之官员调任、流放、治疆政策的变化而来到新疆的人员更甚，将内地的农业技术、文化活动、习俗等带至新疆，加速了农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谱写了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篇章，彰显了民族记忆。
3. 乾嘉时期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地区的屯垦生活与民族交融
在清朝重新统一天山南北前，乾隆二十年(1755)，高宗在平定准噶尔善后事宜中曾说道乌鲁木齐可屯田驻兵，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提及“其乌鲁木齐等处，亦须渐次屯种，接济兵食，其如何相度水利，测验土脉，及派兵前往一切口粮牛具籽种等项”([3], p. 987)。同时，乌鲁木齐耕牛数量不足，可向厄鲁特、巴里坤等地购办，用于开垦。屯田人员不足时，从内地绿旗兵内挑选赴疆，并办给农工器具。在清朝重新统一前后以军屯为主，到了乾隆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移民来到乌鲁木齐进行屯垦即民屯。乾嘉时期，甘州、肃州、安西、辟展、敦煌、山东等地民人前往乌鲁木齐及其周边地区耕种。而流放至乌鲁木齐地区的大量遣犯也进行垦种，“酌发辟展、乌鲁木奇屯所，到配之日，即令分派各屯”([4], p. 99)。除了劳动力的到来，大量物种、产品与先进技术也随之而来。仅就乌鲁木齐自然条件而言，“城内水皆西流，引以浇灌，启闭由人，不假桔槔之力”([5], p. 13)，地势东高西低，乌鲁木齐、绥来、昌吉、阜康均有河流为其提供水源，是有利的种植条件。因此，在政策和优势自然条件的双重加持下，增强了乌鲁木齐地区农业的快速发展。
3.1. 物种与产品传播
乌鲁木齐地区深处内陆，冬长夏短，适宜种植的农作物有限，以小麦、青稞为主。而随着屯垦政策的实行，大量物种随着移民的到来而进入新疆，进入乌鲁木齐地区。
物种与产品传播的记录以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为主，涉及种类颇多。关于芍药有“红药丛生满钓矶，无人珍重自芳菲。([5], p. 122)”关于棉花有“懊恼前官国司马，木棉试种不曾收。([5], p. 115)”国司马即国梁，因回京其离开乌鲁木齐，或因土质不适，或因无人照料，棉花仅停留在试种阶段，民众没有进行种植。关于桃树有“前度刘郎手自栽，夭桃移得过山来。阜康城内园池好，尚有妖红几树开。([5], p. 125)”“鸭绿鹅黄满市中，霜刀供馔缕轻红。([5], p. 135)”鹅鸭是由坤司马携带而来并得以繁衍滋生。关于稻谷有“新稻翻匙香雪流，田家入市趁凉秋。([5], p. 103)”关于海鲜有“不重山肴重海鲜，北商一到早相传。蟹黄虾汁银鱼羹，行箧新开不计钱。([5], p. 91)”而所有的海鲜皆有京城贩卖至乌鲁木齐。关于酒有“蒲桃法酒莫重陈，小勺鹅黄一色匀。携得江南风味到，夏家新酿洞庭春。([5], p. 88)”以仿南为名实则以绍兴法造酒，由贵州夏髯制作。
以上所列的物种与产品都是由内地传入新疆得以发展起来的，而新疆当地的产品也在诗歌中有所记载，如葡萄酒、甜瓜、盐、梭梭树、红柳、玛努香等，亦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疆内最具盛名的吐鲁番葡萄，特别是白葡萄，亦称为琐琐葡萄，更是引得许多文人墨客称赞。因屯垦而带来的“移民热”使得内地与新疆之间的物种与产品互通共享，增强了民族交流。
3.2. 农作技术传播
农作技术的传播也是屯垦生活一大特点。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农作技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原始性，如“田惟拔草，不知锄治”([5], p. 64)“布种时以手洒之，疏密了无定则，南插北耩，皆所不知也([5], p. 67)”，甚至不知更番播种息地力，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业的发展。在内地先进的农作技术到来后，滞后性与落后性得以改善，如锄、铲均由内地传入新疆，加速了农业的有效生产与运作。
水是农作物的生长的必备要素。在乌鲁木齐地区，融化的雪水是主要灌溉来源之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重重，用雪水灌溉最大的问题在于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纪昀曾建议建闸蓄水，得到的结果却是“人言沙堰不能收”([5], p. 27)。然而在蒋业晋的《灵山水歌》中却是另一番风味，“灵山在北庭阜康县地，势极雄峻，上有大小龙潭，周围五十里。明将军虑营屯田水之不继也，凿山引流，阅数月水始下注，如匹练然。”凿山引流以灌溉，疏渠之利得以见效，造福一方，感叹道“芃芃之苗汨汨水，功归造化人操权。([6], p. 68)
在植物种植方面，遣户黄宝田能将“芍药丛生林莽”浇培成“与园圃所开不异”([5], p. 122)；在农作物种植方面，高台县迁至乌鲁木齐地区的百姓“颇知务本节用，能艺稻”[7]，风味赛水乡、类吴杭，一写塞外种稻的奇迹。在具体实践中，认知更是得到进步，如对漏沙的认识，“其田浇水辄涸”([5], p. 16)，经过反复多次浇田后，意识到沙田不能贮水。
在屯垦生活中，物种和产品的传播、农作技术传播共促农业的发展，同时也让大众了解了乌鲁木齐地区的地域物产之丰，将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屯垦实况表现出来，更将民族交融风采彰显出来。
4. 乾嘉时期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地区的文化生活与民族交融
物质层面的民族交融是基础，精神层面的民族交融是一大推力。在西域诗中，大量文化活动的出现是最佳证明。
4.1. 节庆活动
在代表性节日上，乌鲁木齐地区的表现与内地无二，在诗歌中有不少记载。
每逢圣节朝贺，万寿宫会如内地一般张乐坐班，百姓“膜拜闻呼万岁三([5], p. 31)”，一显天下太平。元宵节时，不仅有“迷离不解春灯谜，一笑中朝旧讲官([5], p. 162)”，还有“竹马如迎郭细侯，山童丫角啭清讴”([5], p. 168)。灯谜与内地相同，但其词或因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而显得怪俚荒唐不得解。竹马为汉族民间舞蹈的一种形式，可见此时已在乌鲁木齐地区流传开来。儿童扮演竹马，称颂当地官吏。同时也有“琵琶弹彻明妃曲([5], p. 168)”来感叹和睦安边。在清明节，“纸钱满目飞蝴蝶，白昼青山隐哭声([6], p. 74)”更是将诗人所见土人在清明节的活动细致描绘。
4.2. 祭祀活动
清代新疆“百礼都依故事陈”，略如内地，每年都会进行不同规模、形式的祭祀活动。乾隆曾下令“大兵进发，凡经过名山，皆应敬谨致祭”([8], p. 1189)。在平定准噶尔前后，凡经过博克达山时，进行祭祀。在乾隆二十年四年(1759)定西域祀典上，乾隆帝表明“驻扎大臣每年春季，于乌鲁木齐之巴尔哈达致祭”([9], p. 614)。在乌鲁木齐地区，主要以红山和博格达山为主要祭祀地点。此外，或因路途遥远，或因不便，在诗歌中更多体现的是在红山对博格达峰进行望祭。这也形成了独特的祭祀特点。
国梁在《圣山》中写道“向来膜拜尊西极，秩祀今颁内府香。([7], p. 97)”圣山、灵山、博克达山均指博格达山。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提及“缥缈灵山行不到，年年只拜虎头蜂。([5], p. 34)”并自注“博克达山列在祀典，岁颁香帛致祭。山距城二百余里，每年于城西虎头峰额鲁特旧立鄂博处修望祀之礼。”虎头蜂即红山，因山形势似虎而得名。同时提到两大祭祀地点，并指明望祀的特点。沈峻在《博克达山歌》中曾写“朝廷对秩展祀典，春秋柴望馨苹蘩。([10], p. 138)”以求通过博格达山的祭祀来永葆天下太平、繁荣昌盛。杨廷理在《次顾霁堂掞明府寄怀原韵》中直接将在红山祭祀的红山庙揭露，“乌鲁木齐满汉两城，相距五里许，溪山林木，环带如画，其间拔地一峰尤奇秀，名红山。峰顶有古庙，丹漆焕然，故亦名红山庙。([11], p. 545)”
4.3. 其他活动
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地区文化活动多样。以遣户(因事而被流放至乌鲁木齐地区的人称为遣户)为例，梨园数部遣户能唱昆曲，“遣户孙七能演说诸稗官”([5], p. 170)。此外，酒楼中是日日演剧。昌吉头屯赛舞狮，儿童“也趁东风放纸鸢”([5], p. 77)。值得一提的是塞外本无风鸢，因蓝旗兵士有能作之得以其然。“凉州会罢又甘州，箫鼓迎神日不休。只怪城东赛罗祖，累人五日不梳头。([5], p. 46)”将各州来乌鲁木齐的商贾轮番赛神生动地展现出来。如在各种活动是“到处歌舞到处花”([5], p. 57)。
5. 乾嘉时期西域诗中乌鲁木齐地区的教育生活与民族交融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乌鲁木齐办事大臣温福曾上奏建议设置义学。乾隆三十四年(1769)，“陕甘学政刘墫奏称，迪化、宁边二厅新设学额……”([12], p. 344)随后，在乌鲁木齐地区出现了多所书院。“迪化、宁边、景化、阜康四城，旧置书院四处，自建设学额以来，各屯多开乡塾，营伍亦建义学二处，教兵丁之子弟，弦诵相闻，俨然中土。([5], p. 79)”可见学习人员的范围扩大，不仅有并兵士子弟，也有各屯适龄人员。而士兵子弟除了接受“国语”“圣训”“骑射”之外，也需学习儒家经典，广大青年亦是如此。
纪昀在《乌鲁木齐杂诗》中曾说“茜红衫子鸊鹈刀，骏马朱缨气便豪。不是当年温节使，至今谁解重青袍。([5], p. 35)”诗下自注“土俗以卒伍为正途，以千总把总为甲族。自立学校，始解读书。”温节使即温福。从中可见无论驻派官员还是地方官员都重要教育，并专门设立学校，一改新疆没有专门教育之貌，纪昀和沈峻在流放新疆期间曾在书院任教。毕沅《题虎峰书院壁》这一题目直接点名虎峰书院。塞外本无专门贩书之地，“间有传奇小说，皆西商杂他货偶贩。至自建置学额以后，遂有专鬻书籍者。”可谓是“儒书今过斡难河”([5], p. 76)。
随着义学、书院、学校等专门教育机构和科举制度在新疆设立，不仅推动了教育教化的发展，而且使得传统文化在新疆地区得到了传播，更是文化昌盛的体现，“山城是处有弦歌，锦帙牙签市上多”([5], p. 75)。
6. 小结
乾嘉时期西域诗中对乌鲁木齐地区发展的一大特点是民族融合。如在文字上有“斗印朱文照眼光，分明虫缪列三行”([10], p. 182)，“三行”指的是在边地印文实行满、汉、回三种印色。在清史稿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办理伊犁、乌鲁木齐等处事务大臣银印，虎纽，二台，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兼满、汉、托忒三种字，满、汉文俱柳叶篆。([13], p. 3076)”亲身经历的文人墨客将其在乌鲁木齐地区的所闻所见所感真实记录下来，让人们从中窥见物种和技术的流动、多元文化活动的互动、教育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一改人们对西域荒凉无味的刻板印象，更突出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地域化特点。民族互动是民族间相互认识与认同的过程，是民族文化不断发展与传播的过程，最终可以共促民族和谐繁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共同认知。而这可以在乾嘉时期乌鲁木齐地区的西域诗中得到有力证明。本文仅就屯垦生活、文化生活、教育生活的民族交融展开研究，除此之外仍有其他方面值得进一步挖掘。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2024年校级科研项目“乾嘉时期西域诗中的乌鲁木齐书写”(项目编号：XSY2024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