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贫困陷阱：大别山区乡村旅游减贫共富效应的实现路径

Crossing Poverty Traps: Pathways to Achieving Rural Tourism’s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Dabie Mountains

摘要: 在我国全面脱贫、推动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下，贫困陷阱的内涵已从传统的绝对贫困演变为相对贫困、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等新的形式，成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对贫困陷阱的作用机制，对于乡村旅游产业的管理与适应性调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DEA模型，以大别山区具代表性的县域为例，选取乡村旅游的热度、投入、创收作为投入变量，经济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作为产出变量，进行乡村旅游在减贫与共富方面的效率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部分地区存在规模效率下降的问题，亟需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管理水平。建议合理控制乡村旅游设施的建设投入，着力提升管理与运营能力，推动精准化与智能化发展。通过数据驱动的资源配置与动态管理模式，集中资源打造高质量的旅游体验，并以灵活的管理策略应对市场变化，确保资源利用的最优化与效益最大化。此外，通过对维持高效率县域的具体举措进行分析，总结并提炼出乡村旅游作用于贫困陷阱、实现减贫与共富效果的具体路径。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poverty trap has evolved from traditional absolute poverty to new forms such as relative pover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mbalance, and uneven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becoming an important obstacle to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rural tourism’s impact on poverty traps is 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anagement and adaptive regulation of the rural tourism industry. Using the DEA model, taking representative counties in the Dabie Mountains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elects the popularity, investment, and income generation of rural tourism as input variables and economic poverty, education poverty, and health poverty as output variables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tourism in poverty reduction and wealth sharing.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problem of declining scale efficiency in some regions, 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optimize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e management levels. It is suggested to reasonab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of rural tourism facilities, focus on improving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precise and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Through data-driv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dynamic management models, we concentrate resources to create high-quality tourism experiences and respond to market changes with flexibl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o ensure optimal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maximum efficiency. In addition, by analyzing specific measures to maintain high-efficiency counties, we summarize and extract the specific path for rural tourism to play a role in poverty traps and achieve poverty reduc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effects.

1. 引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后，中国式现代化行进到新的关键节点。中国共产党提出共同富裕的接续奋斗目标，旨在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有效、更直接地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1]。目前，我国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阶段，乡村旅游作为由基层群众主导的创新活动，被视为扶贫攻坚的有效方式[2]。也是当地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在微观层面对贫困陷阱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扭转贫困代际传递过程，巩固脱贫成果[3]。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困往往不是一时之困，而是一种持续循环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贫困的代际传播或者贫困陷阱，在中国全面脱贫、推动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和脆弱性依然存在，对于脱离贫困状态但尚未稳定的群体而言，因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的限制，难以持续提升生活质量并实现共同富裕的状态，呈现出相对贫困、不平衡发展和社会流动性不足等问题。脱离贫困状态并不意味着完全跨越了贫困陷阱，客观上仍存在返贫风险。发展乡村旅游既可以在精神文化层面提升乡村居民的认知水平，还可以在物质财富方面增强其经济基础。因此，融合农文旅的乡村旅游产业成为农村经济增长和加速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引擎。乡村旅游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对贫困陷阱的作用路径和运行机制尚待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以湖北省英山县、红安县、蕲春县三个典型贫困县为案例，运用DEA数据包络分析法评估地方政府对乡村旅游发展因素干预的相对效率，旨在深入分析乡村旅游对贫困陷阱的积极影响，在资源配置及释放效能方面为减贫共富提供路径建议。

2. 文献综述

贫困陷阱指的是由一系列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导致的经济体或社会群体陷入贫困状态，且难以自行摆脱或导致贫困状态进一步加深。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从经济学角度深入探讨了“贫困陷阱”的产生根源：纳克斯(1953)提出“贫困恶性循环论”[4]，将其归因于经济不发达地区无储蓄能力有限，导致资本稀缺，进而使得生产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形成了供给–需求两条链路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纳尔逊(1956)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人均收入在低水平线下保持着波动[5]，难以突破这一均衡陷阱，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而缪尔达尔(1957)提出“循环累积因果论”[6]，这一理论强调，经济中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是由于积累效应和正反馈机制共同作用造成的，贫困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其中经济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促进，发达地区会不断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技术，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而落后地区则会陷入资源和技术匮乏的恶性循环，从而导致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如图1所示，其中回波效应是指因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间存在收益差异，导致生产要素不断流向发达地区，而扩散效应则是考虑到经济聚集导致规模报酬递减，生产要素反向流动到落后地区。

Figure 1. Circumstantial cumulative causation

图1.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

在中国全面脱贫、推动共同富裕和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贫困陷阱虽然不再以绝对贫困的形式出现，但仍以其他形式存在，为应对这些问题，政府将乡村旅游作为干预贫困陷阱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鲜有涉及乡村旅游与贫困陷阱联系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将结合上述理论，深入探讨乡村旅游对贫困陷阱的影响，并提供更为深入的理解。在探究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在经济及政策投入上不同侧重点权重，识别更高效的投入组合，从而提出优化政策投入的建议，通过发展乡村旅游项目有效跨越贫困陷阱，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 研究设计

(一) 要素权重分析：DEA模型研究

乡村旅游发展的投入和产出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DEA模型能够处理多输入和多输出的情况，适应其复杂性和多维特性。同时，DEA模型不需要预设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函数关系，这对于涉及多种因素且关系复杂的系统来说尤为重要，因此选择DEA模型来分析乡村旅游的减贫效率[7]。DEA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将多个输入与输出指标作为投入和产出，以确定各个单位的效率水平。模型分为输入导向型与输出导向型。在输入导向型的DEA模型中，考虑的是在给定的输入资源下最大化产出[8]，以确定哪些单位在给定的资源配置下可以更有效地运作。

通过投入导向DEA模型进行分析

minθ

$S,t\{\begin{array}{c}{\displaystyle {\sum }_{i=1}^n{\lambda }_i}{x}_{ij}\le \theta x_{ij}\\ {\displaystyle {\sum }_{i=1}^n{\lambda }_i}{y}_{ij}\ge y_{kr}\\ {\displaystyle {\sum }_{i=1}^n{\lambda }_i}=1\\ {\lambda }_i\ge 0,j=1,\cdots ,m;r=1,\cdots ,q;其中，k=1,\cdots ,n\end{array}$

其中，x_ij表示第i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入，对应投入指标(乡村旅游热度、投入、创收)。y_ij则是第i个决策单元的第j个输出，对应产出指标(经济贫困、教育贫困、健康贫困)。λ_i是第i个决策单元的权重，用于评估其在计算效率时的贡献，θ为规模效率参数，前两个约束条件确保了每个决策单元的投入不能超过规模效率θ参数倍的总投入，以及每个决策单元的产出至少能达到其实际产出水平。后两个约束条件要求权重的加和等于1，同时所有的权重为非负数。模型的目标为找到最小的规模效率参数，使得所有的决策单元都能够满足约束条件，来寻求整体效率的最大化。

(二) 数据来源

大别山区地处鄂豫皖交界地带，2020年之前属集中连片特困区，因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优势，其主要扶贫方式为旅游扶贫。在研究乡村旅游时，县域不仅仅是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涵盖了多个乡村社区、经济系统和社会文化的整体单位，在县域层面，政府和相关机构能够更有效地规划和整合资源，推动乡村旅游的整体发展战略，县域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从更综合、系统的视角来理解和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本文选取了大别山区减贫效果较好，同时旅游经济发展迅速的英山县、红安县、蕲春县作为决策的单元。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变量各选取3个，运用DEA模型对3个贫困县2018~2022年的乡村旅游扶贫绩效进行测算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湖北省统计年鉴》以及各县市的政府公报等相关数据。

(三) 模型指标体系设计

1) 投入指标

反映乡村旅游指标：能直观反映该地区旅游产业输入的指标是乡村旅游热度，即年度接待人次。各类旅游硬件设施建设体现了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市场的发展程度，乡村旅游建设评分表见表1，投入指标见表2。

Table 1. Rural tourism construction score table

表1. 乡村旅游建设评分表

项目(个)	评分标准
5A级景区	5分
4A级景区	4分
3A级景区	3分
星级饭店/酒店	1分

Table 2. Input indicators selected for this paper

表2. 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

维度	指标名称	统计口径
乡村旅游的热度	接待人次	年度接待人次
乡村旅游的投入	建设评分	建设评分加和/100
乡村旅游的创收	项目营收	乡村旅游营收/常住人口总量

2) 产出指标

当前有关相对贫困的研究，不仅考量单一维度经济上的贫困，而是多个维度的贫困[9]，本文从三个角度选取了变量作为产出指标，见表3。结合变量的获取途径和参考价值，分别是经济贫困维度–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健康贫困维度–每万户籍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代表、教育贫困维度–普通高中在校人数。

Table 3. Output indicators selected for this paper

表3. 本文选取的投出指标

维度	指标名称	统计口径
经济贫困	多维度减贫综合指数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教育贫困		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健康贫困		每千人口拥有医院床位数

4. 大别山区乡村旅游减贫共富效应的实现路径分析

(一) 乡村旅游减贫共富效率模型实证

利用DEA模型对2018~2022年的乡村旅游减贫共富效率值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所得结果，见表4，其中综合效率指标较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区乡村旅游减贫共富绩效水平。

1) 综合效率

综合效率代表了乡村旅游业在不同县域的整体运作效率。英山县的综合效率从2018年的0.834增长到2021年的0.934，在2022年略降至0.916。表明英山县的乡村旅游整体运作效率在大部分年份内有所提升，但在2022年有所下滑，反映出英山县在乡村旅游项目上资源利用和管理存在问题，而红安县和蕲春县的综合效率在2018~2022年间均保持较高水平，表明其乡村旅游业整体上在给定的资源和环境条件下能够高效运作，实现了较好的投入产出比。

2) 技术效率

技术效率代表了乡村旅游资源的利用效率，技术效率的值为1表示着旅游资源得到了最充分的利用。英山县在2019年与2020年都不到1，对于旅游资源利用率低下，在2020年之后达到1，主要问题转移到规模效率。而红安县及蕲春县技术效率在2018年至2022年间均保持在1.000水平，这意味着它们在旅游资源的利用上相对高效，能够最大化地提供服务，实现旅游产出的最大化。

3) 规模效率

规模效率代表了乡村旅游产业规模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规模效率值大于1表示着产业规模过小，无法充分利用资源，而小于1则表示着产业规模过大，存在资源浪费。英山县五年间的规模效率都不到1，在景区和星级酒店的建设与实际游客需求不匹配，存在过度建设的问题，导致资源的闲置浪费，发现乡村旅游项目发展资源配置存在问题。资金投入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缺乏科学的财务管理和预算规划，如投资数亿的茶韵古镇项目搁置、英山五星温泉酒店烂尾。

Table 4. Combined efficiency,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cale efficiency of each county during 2018-2022

表4. 2018~2022年各县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

2018年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RTS
英山县	0.834	1.000	0.834	drs
红安县	1.000	1.000	1.000	-
蕲春县	1.000	1.000	1.000	-
2019年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RTS
英山县	0.861	0.938	0861	drs
红安县	1.000	1.000	1.000	-
蕲春县	1.000	1.000	1.000	-
2020年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RTS
英山县	0.908	0.938	0.969	drs
红安县	1.000	1.000	1.000	-
蕲春县	1.000	1.000	1.000	-
2021年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RTS
英山县	0.934	1.000	0.934	drs
红安县	1.000	1.000	1.000	-
蕲春县	1.000	1.000	1.000	-
2022年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RTS
英山县	0.916	1.000	0.916	drs
红安县	1.000	1.000	1.000	-
蕲春县	1.000	1.000	1.000	-

(二) 研究结果

通过对三个县域乡村旅游的DEA模型分析，发现红安县与蕲春县始终保持高综合效率，从2018~2022年，两县的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皆为1.0，实现了乡村旅游业的高效运作，同时对当地的减贫也有着良好的投入产出比。因此，对两个地区具体在乡村旅游方面的措施进行深入调研分析，探寻红安县与蕲春县通过哪些具体的举措维持高综合效率，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跨越贫困陷阱，进一步实现减贫共富。

1) 农文旅产业协同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的增长是作用于贫困陷阱最直接的路径，农文旅融合，是将农业的基础作用、文化的思想引领、旅游的市场驱动合理结合，形成协同发展的有机整体。乡村旅游作为乡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产业，是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通过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通过吸引游客和投资，乡村旅游带动当地农民、农村青年等群体就业增加收入，缓解贫困地区因就业机会不足而导致的经济困境。蕲春县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8年的20,380元逐年上升至2022年的35,505元。其中仅乡村旅游带来的旅游收入在2022年便高达20.3亿元。乡村旅游作为具有高增长潜力的产业，产生回波效应拥有强大的辐射及带动作用。发展乡村旅游产生的回波效应可以促使家庭资产持有量上升，能够帮助贫困家庭脱离稳定均衡状态，从而摆脱结构性贫困陷阱。

2) 改善乡村社区基础设施，提升“三生”质量

贫困状态无法通过简单的线性或单一方向性的措施达到缓解或解决[10]，贫困问题具有复杂的非线性以及多样性特征，因此需要综合多层次，进行多维度的提升改进。一方面乡村旅游为当地政府及社区带来的经济收益，用于建设和改善教育、卫生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吸引的大量游客以及相关从业人员增加当地的人口流动和聚集，新需求推动当地公共服务水平提升，蕲春县建成4.5万平方公里的文旅片区，成为文化惠民的重要载体。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坚持“三生”统筹，就是在“城镇化”与“逆城镇化”同时推进中，强调合理区分农业空间、城市空间、生态空间，优化生产力区域布局，促使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相得益彰，形成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城镇空间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乡村旅游通过多方面的影响，推动当地交通、教育、卫生和医疗设施的改善和发展，通过基础设施的改善实现“三生”质量的提升，解决贫困陷阱。

3) 挖掘地域特色，促进文化自信与自强

从社会排斥角度出发，乡村旅游对于专业化范式和团结范式具有积极的应对作用。专业化范式强调社会排斥是社会分工、劳动分工以及领域的分割专门化的结果[11]，在贫困地区则体现为部分居民不具备专业技能或因为家庭、健康等原因劳动力竞争力弱，乡村旅游根据当地文化来进行旅游项目的设计和研发增加当地文化产业的收入，还因为地域文化与主体的亲缘性是文化认知与认同的重要基础，当地居民对于本土文化的熟悉度和接纳度更高，在这一系列项目之中拥有着从业优势，可以避免因为专业化范式的社会排斥，确保能够在经济活动中获得参加和收益，蕲春县通过对当地蕲艾文化产品研发推广，实现产业融合发展，涉艾市场主体超4000家，带动全产业链就业、创业近30万人，其中包含大量进行专业化培训的当地居民。团结范式即个人与社会之间社会纽带的中断[12]，个体和社会环境之间的联系互动频次低，导致的社会孤立和疏离感。乡村旅游通过传统节庆、手工艺制作和民俗表演来展示当地的文化和历史。蕲春县文旅局围绕节假日节点，开展“香约健康蕲艾情”、“东坡庙会 百花蕲放”等惠民文体活动。其中，节庆活动的组织以及旅游服务的提供通常需要社区的集体参与，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互动合作，提升了社区居民凝聚力。发展乡村旅游，在理清地域文化的基础上，从独有的地域性视角出发，把握文化的认知与认同，守正创新激活文化自身活性，不仅针对专业化范式和团结范式所引起的社会排斥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还避免了当地居民因这些范式被排除在主流经济活动之外，为形塑文化自强与自信构筑底层逻辑，也为跨越贫困陷阱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

4) 社会资本多维助力，共建共享和谐乡村

社会资本通常指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信任、互助和合作，主要包括三个维度：信任、网络和规范[13]。在乡村旅游项目的推动过程中，从信任维度出发，促进了社区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共识，减少内耗，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同时，高水平的信任水平可以更好地吸引外部投资。从网络维度出发，搭建了更广泛的社会网络，促进信息流通和资源共享，也推动市场的拓展。实现在规范维度，建立起共同的规范以及规制。蕲春县对当地康养旅游项目非遗艾灸文化设定“八统一”标准，确保项目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收益的公平分配，也增强了社区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处于行业上下游的居民之间的联系得以加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激发社区居民在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强化群众参与乡村振兴建设的主体意识。乡村旅游的发展实现了信任、网络和规范三维度的提升与优化，为解决欠发达地区的社会问题提供了更为积极多样化的路径。

5) 城乡资源要素的流动与开放，缩小差距

乡村旅游可以促进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的联系与交流，提高其开放度。非贫困地区经济聚集本就导致规模报酬递减[14]，贫困地区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拥有着更具性价比的人力资源。同时，外部的各种资源和技术由于扩散效应回流至贫困地区，这些资源的回流可以帮助当地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生活质量。红安县引进楚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投资建设特色度假村，结合当地资源优势，投资推动基础建设，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高当地居民的社会认知和心理素质，拓宽当地视野，为当地发展提供新的思路和机会，在提高开放度的过程中，疏通由扩散效应导致技术与资源回流的通道，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大产业振兴力度，推动农业与旅游、康养等第三产业深度融合，为化解贫困陷阱作出了重要贡献。

5. 结论和讨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结合贫困恶性循环、低水平均衡陷阱、循环累积因果论[15]，利用DEA模型分析大别山区三个县域的乡村旅游发展，清晰地观察到在相对贫困地区发展乡村旅游对贫困陷阱的作用表现为动态调整过程，对贫困陷阱的化解具有显著作用。通过深度分析高效率县域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具体举措，总结出乡村旅游作用于贫困陷阱的路径，如图2所示。

Figure 2. Pathways for rural tourism to act as a poverty trap

图2. 乡村旅游作用于贫困陷阱的路径

结合本文之前所得到的研究结果，得到了以下有关结论：

第一，从乡村旅游减贫共富的现状来看，在农文旅产业协同发展的带动下，相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贫困家庭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而获得经济增长和更好的社会发展机会，从而逐步摆脱贫困陷阱在经济生活水平以及社会阶层流动性上的束缚，实现经济的动态均衡，同时通过挖掘地域特色进行文旅产业开发，化解产业结构单一问题的同时，也培育了文化自信。

第二，从量化分析的结果和对其分析来看，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有效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在教育、医疗等多维度资源上解决了贫困陷阱中公共服务不均衡的问题。同时，发现部分乡村旅游出现规模效率指标下降的问题，在资源配置上政府方面需加强产业规模和资源利用能力平衡的把控，管理和运营水平应匹配产业规模扩张的速度，评估和优化现有设施利用率，加强对旅游设施和服务的管理运营，确保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设计并优化更合理的乡村旅游发展管理制度，避免乡村旅游设施建设上投入过高而实际利用率低等资源浪费及闲置问题，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通过这些举措，相对贫困地区借助外部因素的支持逐步实现条件收敛[16]，即实现与其他地区相类似的经济增长路径和社会发展趋势，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融合。

(二) 讨论

尽管当前乡村旅游已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有效手段，但仍有学者提出乡村旅游对贫富差距存在负面影响，且不只作用在经济层面：1) 生态环境的破坏。乡村旅游开发过分追求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旅游”成为了“乡村”的服务对象；2) 对当地文化的破坏。迎合游客的消费倾向，造成乡村传统文化失真和庸俗化；3) 乡村旅游转变为圈地运动。旅游开发缺乏科学规划，造成土地闲置与资源浪费[17]。4) 如果产业发展中提供给当地居民是不平等的有条件筛选，反而会进一步扩大贫困差距。这些发展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成为当地相对贫困居民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目前，随着可持续旅游发展理念的进一步宣传推广，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完善，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坚持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将社区居民纳入乡村旅游决策、开发、管理和利益分配体系之中，尤其关注弱势居民的收益问题，完善利益分配制度，真正做到共建共治共享。使得乡村旅游成为推动文旅融合、促进物质精神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由多个维度实现对贫困陷阱的消解，夯实欠发达地区共同富裕的道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旅游益贫性增长的机制调试及行为范式研究》(18BGL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