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自杀风险识别策略的分析

Analysis of Strategies for Identifying Suicide Risk in College Students

摘要: 近年，中国青少年群体自杀风险高启，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学校育人质量、家庭幸福和社会和谐。自杀意念被视为自杀行为的重要预测因素，是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重点。当前对学生自杀意念的识别仍受研究变量单一、各变量之前缺乏联系的限制，导致其识别效果不佳，筛查人群“假阳性”率高，耗时耗力。本研究通过回顾“意念–行动”框架及其在自杀意念识别中的应用，以社会行为理论为指导，结合个体中心取向的数据分析方式，探讨更为有效的自杀意念识别方式，以期为学校心理危机预防工作提供新视角，并推动自杀意念识别的探索更精准有效。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uicide risk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has risen,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their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in schools, family well-being, and social harmony. Suicidal ideation is considered a critical predictor of suicidal behavior and is a key focus of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 in schools. Current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suicidal ideation in students are still limited by the use of single research variables and the lack of connections between them, leading to in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high false-positive rates, and time-consuming, labor-intensive screening processe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Ideation-to-Action” framework and its application in identifying suicidal ideation, guided by social behavior theory and employing an individual-centered data analysis approach. It aims to explore more effective methods for identifying suicidal ideation,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s for school-based psychological crisis prevention and promoting more precise and eff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suicidal ideation.

1. 引言

青少年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机风险或将长期保持较高水平。近年，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变化。与此相伴而生的社会结构改变、城乡发展差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社会压力和竞争日益激烈、家庭结构变化等均会间接影响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心理健康。对青少年而言，高学业要求和心理压力会导致负面情绪的增加。全球范围内，儿童和青少年非自杀性自伤的发病率约为19.5% (Wang et al., 2020)；而中国青少年的非自杀性自伤的发病率则高达27.4% (韩阿珠，徐耿，苏普玉，2017)。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放大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其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负效应已经显现并很有可能长期存在。2021年发表在柳叶刀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2020年，204个国家和地区，因COVID-19导致抑郁症患者增加约5300万，增幅27.6%，达到3152.9例/10万人；焦虑症患者增加7600万，增幅25.6%，达到4802.4例/10万人(COVID-19 Mental Disorders Collaborators, 2021)。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陆林院士称，三年疫情期间，全球新增7千万抑郁症患者，9千万焦虑症患者，新冠疫情在公众心理方面的影响持续时间至少是十年、二十年以上，在这十年、二十年的时间中全球很多人都可能面临着焦虑、抑郁、失眠以及社会交往的问题(陆林，2022)。2022年4月，陆林院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医院这两年因心理疾患就诊的病人中，青少年患者增加了30%。

青少年群体非自杀性自伤和精神疾病发病率的增长，直接导致该群体面临较高的自杀风险，且很可能长期持续高位。目前，自杀已成为全球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每年大约有70多万人自杀身亡，是全球青少年和成人(15~29岁)第四大致死原因(Organization, 2021)。受疫情的影响，各国的自杀率可能存在上升趋势(Gunnell et al., 2020)，其中，心理上未成熟的青少年更容易产生自杀意念(张亚利，靳娟娟，俞国良，2022)。近期研究表明，青少年疫情后的自杀意念检出率明显高于疫情前(王中杰，王学振，彭英，何静可，刘翠静，赵凤青，2023)。我国的自杀率在过去20多年虽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但在2012~2021年城市和农村青少年群体的(15~19岁)自杀率分别由十万分之1.41和2.50上涨至十万分之3.34和3.65 (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2022)。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大背景下，存在心理健康风险和心理危机风险的青少年，大概率会进入高校继续学业。高校的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体系或将长期承压。

2. 心理危机识别策略有待改进

高校承载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历史使命。学生的生命安全和心理健康是青少年学生“成人”、“成才”的前提条件。心理危机预防作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肖水源，刘慧铭，2015；俞国良，侯瑞鹤，2015)，关乎学生生命健康、家庭幸福、校园安全和社会和谐。当前校园心理危机干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环节，首先要精准识别出潜在高自杀风险的个体，其次做好应急处置和重点关注学生的日常监控和管理。没有高风险群体的精准识别，应急处置和日常监控则无从谈起(惠淑英，2021)。然而，现实情况是，相当一部分自杀成功的个体，并未在学校日常监控和管理的视野范围内。由此可见，当前心理危机筛查效果有待商榷。

2.1. 各变量之间缺少关联

先前研究和实务工作中，多依据精神医学指标(如焦虑、抑郁等) (刘爱楼，欧贤才，2018；武昱，杨丽，许晶，2022；Kleiman et al., 2018)，采用多指标独立筛查策略筛查高自杀意念群体，然而其筛查效果似乎并不令人满意。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就指标本身而言，尚未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抑郁等精神医学指标与自杀行为之间存在稳定的预测关系(周亮，2022)，将其作为主要筛查指标，常伴随“假阳性率”和“假阴性率”偏高的困境(刘爱楼，欧贤才，2017；张玉腾，2018)。

其次，心理危机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识别固然需要综合多个指标的结果进行研判(李雪，2020)，然而多指标独立筛查策略是将多个指标做“拼盘”式的组装后用于筛查实务，其主要问题在于所有指标“自说自话”，每个指标均会报告一批潜在的高风险个体，无法实现多指标联合描述单一个体自杀风险特征。

再次，在缺乏明确理论指导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常令实务工作者在面对众多潜在经验指标时无所适从，难以抉择。为提高“真阳性”检出率，常采用增加筛查指标的种类和数量这一加重答题负担、牺牲测评精度的策略，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2.2. 变量过于单一

大量研究结果显示，自杀意念、自杀尝试及自杀行为的相关预测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因素、精神因素、心理因素、生物因素等(Franklin et al., 2017; Hadzic et al., 2019)，对其相关因素的研究对自杀行为的预防和干预有重要意义(赵丹，白苏妤，杨丽，韩雨森，2023)。

但研究大多仅从精神医学角度出发，考察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因素对自杀行为的影响，通过对情绪障碍的及时发现和治疗缓解自杀行为。而青少年阶段本身情绪起伏较大，且将自杀行为单一归为精神障碍后，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可工作的内容有限。因此，从社会心理学以及心理和行为科学的角度进行探索，有利于拓展工作思路，更适用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从业人员。

个体的自杀行为受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需要收集多角度的关键信息进行综合评估(李雪，2020)，而对自杀行为理论的回顾和总结，有助于加深对个体自杀行为的理解(刘昱君，刘林平，2021)，因此基于社会心理学的自杀行为理论探索自杀意念相关可变变量更符合学校心理危机干预的要求。

3. 自杀意念与自杀行为

自杀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医学、生物遗传学。各学科领域对自杀研究的侧重点存在差异(Silverman, 2015)。社会学家Durkheim在《自杀论》中将自杀(Suicide)定义为个体自身采取主动或被动的行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埃米尔·迪尔凯姆，1988)；生物遗传学领域认为自杀是由先天遗传导致的结果；精神医学则更多的研究情绪障碍与自杀行为之间的关联，认为自杀是情绪障碍影响下的行为结果(Wasserman, 2021)；“自杀学之父”Shneidman结合心理学角度认为自杀是有意识的通过自我诱导的方式结束生命的毁灭性行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帮助个体脱离困境(肖水源，周亮，徐慧兰，2005)。由此可见，自杀并不是个体简单实行自我伤害的行为，是在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下逐步发展的复杂的连续体，对自杀行为的研究需要从多种角度进行综合的分析(杜睿，江光荣，2015)。

考虑到自杀行为自身所具有的复杂性特点，对其进行分类，将有利于加深对自杀行为的理解，帮助研究者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和讨论，提高相关研究的针对性，促进自杀研究领域的发展。当前其分类及命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学者们分别从自杀的过程、结果、社会力量等方面尝试对其进行细致划分。其中，美国国立精神卫生所自杀预防中心，将其区分为自杀意念(Suicidal ideation)、自杀尝试/企图/未遂(Suicide attempted)以及自杀成功/死亡(Completed Suicide)，是当前自杀研究中接受度较高的自杀行为分类方式之一。因此，学界对于自杀意念的理解相对一致。Pokorny将自杀意念定义为有自杀意图，但尚未采取自我伤害行为(Pokorny, 1974)。Beck认为自杀意念是个体有一定的意愿和计划，但尚未出现自杀尝试(Beck et al., 1988)。我国学者同样对自杀意念做出了界定，肖水源等认为自杀意念有明确的自我伤害意愿，但尚未形成计划、行动准备以及实际行为(肖水源，周亮，徐慧兰，2005)。薛朝霞等人在通过决策树分析自杀行为影响因素时表明，自杀意念为自杀行为的根节点(即自杀行为的第一个判断特征)，其引发自杀行为的概率为21.8%~33.1%，且有多次自杀意念的学生出现自杀行为的概率高达52.6% (薛朝霞，张钰颖，邢清丽，李慧，荆雷，2023；薛朝霞，任子媛，荆雷，李慧，2024)，在一项整合国际自杀研究的文献，29.0%出现过自杀意念的个体会尝试自杀(Nock et al., 2008)。这些数据反映出自杀意念是自杀行为的前提以及重要预测因素。由此，将自杀意念视作自杀行为的起点和重要的预警标志，完善相关识别策略，势在必行。

4. 自杀意念形成的理论解释

“意念–行动”框架是一组常见的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自杀行为理论的统称，强调“自杀意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自杀意念到自杀尝试”是两个不同的过程(Klonsky et al., 2018)。其中，“自杀意念产生和发展”阶段对应到自杀识别和预防，通过参与自杀意念发展的影响变量(如挫败感等)干预自杀意念，是预防自杀和其他自杀行为的有效策略。

常见的基于该框架的理论有：自杀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IPTS) (Joiner, 2005)、动机意志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IMV) (O’Connor & Kirtley, 2018)以及自杀三阶段理论(Three-Step Theory, 3ST) (Klonsky & May, 2015)。

4.1. 自杀人际理论

自杀人际理论(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IPTS)强调个体的自杀欲望取决于未满足的归属感、累赘感以及二者引发的绝望感，如图1所示。其中未满足的归属感包括社会孤立感、疏离感，与有价值的社会网络脱节感，以及相互关怀关系的缺失；累赘感指个体对朋友、家人以及社会造成负担的感觉，认为自己是无能的。

Figure 1. Interpersonal-Psychological, IPTS

图1. 自杀人际理论

自杀人际理论积累一定程度的支持性证据。Orden等人的研究表明(Orden et al., 2008)，自杀意念与未满足的归属感、累赘感呈正相关，未满足的归属感和累赘感是其前因变量(Orden et al., 2012)。由二者引发的绝望感是人际理论经常被忽视的部分(Hagan et al., 2015; O’Connor, 2011)。杨丽等在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理论检验时表明，在较高的未满足的归属感和累赘感的状态下，个体更容易出现自杀意念，支持了中国文化下人际理论的适用性；曹梦琪将该理论适用性进一步扩展到老年人(杨丽，李敬敏，刘海玲，程诚，2017；曹梦琪，2018)。

4.2. 动机–意志整合模型

动机–意志整合模型(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IMV)以素质压力模型、计划行为理论、痛苦呼喊理论、差异激活理论为基础，将自杀过程分为前动机阶段、动机阶段以及意志阶段。其中动机阶段为自杀意念形成阶段，如图2所示。该模型在前提假设中强调挫败感和困顿感是产生自杀意念的主要因素，困顿感是挫败感和自杀意念的桥梁。即个体在经历挫败并且感到被困住，则会产生自杀意念(O’Connor & Kirtley, 2018)。

Figure 2. Integrated Motivational-Volitional Model, IMV

图2. 动机–意志整合模型

IMV模型有坚实的理论背景，且积累了较多的支持性证据。O’Conner等对模型的完整阶段进行检验(Branley-Bell et al., 2019; Pollak et al., 2021; Wetherall et al., 2019)，为模型中的主要假设提供实证支持，即挫败感和困顿感与自杀意念密切相关，同时对模型中的调节因素进行补充检验(McClelland et al., 2021; Ordóez-Carrasco et al., 2020; Teismann & Brailovskaia, 2020; Zortea et al., 2020)。我国学者尤静等(尤静，刘海玲，刘新春，翟得康，杨丽，2022)研究表明，IMV模型中的因素可以良好的区分自杀意念组和自杀尝试组。

4.3. 自杀三阶段理论

自杀三阶段理论(Three-Step Theory, 3ST)把自杀分为三步(图3)，其中第一和第二阶段为自杀意念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由心理痛苦产生自杀意念，由绝望巩固和加深自杀意念；第二阶段，由连接感来缓解或促进自杀企图，当连接感大于痛苦和绝望时，自杀意念仍可以保持较低水平(Klonsky & May, 2015)。即强调心理痛苦和绝望相结合，对自杀意念的产生的影响，其中，与他人的连接感作为保护因素存在。

Figure 3. Three-Step Theory, 3ST

图3. 自杀三阶段理论

理论已有部分支持性证据。Klonsky表明不同程度心理痛苦和绝望感解释了自杀意念存在的差异(Klonsky & May, 2015)，Dhingra等研究同样支持了心理痛苦以及绝望感对自杀意念的作用(Dhingra et al., 2018)。我国学者周媛等(周媛，刘介地，范红霞，2021)通过潜在剖面分析表明，有自杀意念和自杀风险人群的心理痛苦及绝望感水平较高。

5. 讨论

5.1. 自杀意念的理论导向

改进自杀意念筛查策略的首要议题是突出指标选择的理论导向。自杀行为理论提供了前人对个体自杀行为的深刻理解，整合基于理论的自杀意念相关因素更有助于自杀风险识别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刘昱君，刘林平，2021)。

“意念–行动”框架作为社会心理学领域的一组自杀行为理论的统称，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核心思想是将自杀意念作为自杀行为的首要近端预测因素，并将个体的自杀过程分为“自杀意念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自杀意念到自杀尝试”两个阶段(Klonsky et al., 2018)。其中，“自杀意念产生和发展”阶段主要探讨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其中核心因素包括挫败感、困顿感、未满足的归属感、感知到的累赘感、心理痛苦以及绝望。心理痛苦和绝望两个因素作为包裹变量，则进一步提示，凡是能够引发个体痛苦水平和绝望水平升高的内外部因素，均有可能促进自杀意念的产生。这对理解和扩展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研究(Ordóñez-Carrasco et al., 2021)显示，通过识别和干预该阶段的变量可有效预防自杀行为。以此作为自杀风险筛查指标，很可能会改善高自杀风险群体的识别效果(Rizk et al., 2019)，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提供更有效的识别指标。

5.2. 个体中心视角的自杀意念识别

基于上述分析，自杀意念的影响因素可能保罗万象，而独立使用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自杀意念的筛查，很有可能出现偏差。随着个体中心数据分析方法的推广应用，使得联合使用多个指标共同描述个体自杀风险特征成为可能。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是一种用于探索人群分类的数据分析方法，将传统分析方式中变量中心的视角转向个体中心，利用样本数据特征对人群进行归类，使类别内同质，类别间异质(曾宪华，肖琳，张岩波，2013)。这种个体中心取向的数据分析方法，可以综合多项指标的特征对数据进行处理，为自杀风险的识别提供新思路。

6. 结论

综上，当前校园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工作体系已逐渐建立并日渐完善，但在心理危机识别方面仍存在筛查效率较低，识别准确率较差的现实问题，本研究通过梳理该领域理论和实务两方面的进展，为高自杀风险群体的识别和筛查工作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未来研究可从综合视角出发，进一步考察“意念–行动”框架下的自杀理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以理论为指导，转变数据导向的分析方式，从个体中心视角出发，综合多项指标特征识别个体自杀风险，考察其效果及准确性，为心理危机工作提供新的、有效的方法支持。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课题(BJSZ2023ZC)和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2023年立项面上课题(课题编号353)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