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儿童亲子与同伴依恋对内化问题的影响：链式中介作用

Influence of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on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Migrant Children: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摘要: 为探究流动儿童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和内化问题的关系，采用修订后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自我调节量表中的情绪调节分量表、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和儿童长处与困难问卷对230名流动儿童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亲子与同伴依恋对流动儿童的拒绝敏感性和内化问题均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对情绪调节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情绪调节能力分别在亲子和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在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in migrant children, a survey was conducted with 230 migrant children using the revised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 the Emotion Regulation subscale of the Self-Regulation Scale, the Children’s Rejection Sensitivity Questionnaire, and the 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both parental and peer attachment significantly negatively predicted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while positively predicting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oth types of attachment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Additionally, rejection sensitivity and 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jointly acted as a chain mediation mechanism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internalizing problems.

1. 问题提出

1.1. 流动儿童的依恋与内化问题

流动儿童是指年龄在6~14周岁之间，跟从父母或其余的法定监护人临时居住在流入地半年以上且具有学习能力的少年儿童(倪士光，李虹2014；韩嘉玲等，2020)。流动儿童是在流动人口呈“家庭化”迁移趋势下由跟随父母从农村移居城市的未成年儿童形成的一个新的社会弱势群体(李艳红，2012)。2023年国家发布了《关于加强困境儿童心理健康关爱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迫切需要加强流动儿童的关心关爱，更好地促进困境儿童健康成长、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生态系统理论(Bronfenbrenner, 1986)强调，个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得以发展，儿童的成长环境对其发展具有重要的塑造作用。流动儿童不仅要学着适应陌生的成长环境，还要应对价值观差异带来的冲击，并通常处于缺乏亲子沟通、情感支持等不利境况(刘成伟等，2022)，种种生活压力事件促使流动儿童的内化和外化行为问题增多(杨阿丽，赵洪朋，2011)。

已有许多研究通过比较流动儿童和流入地儿童(一般是城市儿童)的问题行为检出状况，发现流动儿童问题行为检出率总体水平高于城市儿童，尤其是内化问题(Fang et al., 2020；戴逸茹，李岩梅，2018，师保国等，2014)。内化问题是指个体经历的负性情绪情感，如抑郁、社会退缩、躯体主诉等(Achenbach & Rescorla, 2001)。生态系统理论指出，家庭作为个体成长中最直接的微观环境，是影响青少年情绪与行为发展的第一环境系统(Bronfenbrenner, 1998)。其中，依恋作为家庭养育环境的核心变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Brumariu & Kerns, 2010)。依恋(Attachment)是指个体在发育过程中与周围重要人物建立的深刻、持续的情感纽带(Bowlby, 1979)。在儿童期时，父母若能及时回应儿童的需求，将会促进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形成，从而减少内化问题的检出(Kerns & Brumariu, 2014)。然而，流动儿童家庭通常居住条件差，个性化照料缺乏，社会交往需求多被忽视。尤其是在亲子互动、沟通质量低时，流动儿童处于早期社会剥夺的状态中，其身心发展容易遭受早期社会剥夺的消极影响，阻碍依恋关系的健康发展(陈立等，2021)。

而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交往对象从局限于父母逐渐扩大到伙伴、同学，其依恋对象也逐步转移为自己的同伴。同伴依恋是指个体在与伙伴、同学长期交往后形成的紧密的情感连结，它不仅能提高个体的社会适应水平(Rubin et al., 2015)，还能缓解由家庭或环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Criss et al., 2002)。根据Hartup (1989)的人际关系理论，与成人间不平等的垂直关系相比，同伴间平等互惠的水平关系对儿童起着更为广泛和更深刻的作用。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同伴依恋在其社会适应进程中更是具有特殊重要性(胡冰等，2013)。然而，由于流动儿童身份的独特性，他们相较于其他群体被社会接纳的机会更为有限，这种融入群体的困难可被视为导致其问题行为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Roy et al., 2019)。

1.2. 拒绝敏感性的中介作用

依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往往受到人际互动过程的影响，因此，儿童对于被拒绝的敏感性特征也将影响其内化问题的发生。拒绝敏感性(Rejection sensitivity)被定义为个体在社会关系中对拒绝线索焦虑或愤怒的期待、感知和反应(所谓的)拒绝的倾向(Downey & Feldman, 1996)，这种认知情感加工方式具有个体差异和环境特异性(Bäck et al., 2015)。在本土文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尤其强调人际和谐与社会整体环境的安定，教育更是将儿童对人际关系的敏感性作为其社会化进程培养的重要指标，因此在集体文化中成长的儿童，会更在意自己在社会群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来自他人的消极信息(Chen et al., 2018)。与城市儿童不同，流动儿童没有当地建立的亲密关系的基础，因此，他们可能更加担忧面临被群体排斥的困境，从而发展出更高的拒绝敏感性水平。

拒绝敏感性的社会认知模型结合了依恋观点，认为个体在童年期被拒绝的经历使其习得对拒绝线索的焦虑性预期，从而更易将中性信息知觉为拒绝信号(Downey & Feldman, 1996；张莹瑞，李涛，2013)。拒绝敏感性作为个体在早期的拒绝经历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消极人格特质，深受不安全依恋的影响(Khoshkam et al., 2012)。已有研究表明，依恋能够负向预测拒绝敏感性水平，不安全型依恋的儿童比安全型依恋的儿童具有更高的拒绝敏感性(Natarajan, Somasundaram, & Sundaram, 2011)。此外，高拒绝敏感个体通常具有较高的特质焦虑，进而诱发更多的内化问题，如孤独感、抑郁、低生活满意度等(Nepon et al., 2021；Gao et al., 2017)，这些消极情绪又进一步诱导他们通过社会退缩来应对可能发生的拒绝情境(Gardner et al., 2020)。

1.3. 情绪调节能力的中介作用

尽管流动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面临更多的不利因素，但不利处境中的流动儿童并非仅具有消极发展的可能。资源保存模型提出(Hobfoll, 2011)，拥有更多积极心理资源(如情绪调节能力)的个体更不容易受到部分资源损失的影响，并且更有能力协调资源收益。情绪调节能力(Emotion Regulation Ability) 是指个体监测、调节和改变对外部信息产生的情绪反应的能力(Eisenberg et al., 2000)。情绪调节能力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儿童期社会情绪发展的核心成分(Compas et al., 2017)。可见，情绪调节能力作为一种积极心理资源，能够缓和压力及逆境带来的消极影响，使儿童运用内在保护力量，因此，情绪调节能力可能是减少流动儿童问题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Calkins et al., 2007)。

此外，依恋作为影响青少年问题行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性资源，对青少年行为发展的保护作用同样需要个体内在品质的助益。依恋理论提出，处于安全依恋中的儿童由于受到依恋对象的广泛支持，更容易内化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发展出更高的情绪调节能力水平(Stifter, 2002; Sroufe, 2005)。已有研究发现，如果个体是安全型依恋的类型，他们能够适时表达自身的苦痛，积极和外界形成连接，主动通过各种途径对消极情绪进行调节(Feeney, 1995)。同时，父母及同伴的支持和良好的情感互动能够带来安全感，促使青少年更加积极地面对问题，进而减弱生活压力事件的内部破坏作用(郑沁怡等，2019)。

1.4. 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的链式中介作用

高拒绝敏感的个体通常会遭遇更多的情绪调节困难，在应对压力事件或拒绝线索时，他们往往缺乏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更多地使用表达抑制、社交回避等方式(Levy et al., 2001; Zimmer-Gembeck et al., 2016)。这些非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不但无法消除负面情绪，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求支持的机会，进而诱发更多的内化问题(Ding et al., 2021)。流动儿童从小经历生活环境的转变，在社会及心理资源上均处于劣势地位，产生的消极情绪更多(熊猛，叶一舵，2011)。基于其处境的特殊性，流动儿童可能面临着更多挑战，以及由不安全依恋和人际关系适应困难所带来的问题行为增多(李嘉婷，刘竞，2023)。

虽然流动儿童在人际互动中往往体现出更高的拒绝敏感性，但情绪调节能力作为一种儿童的保护性心理资源，能够帮其缓和不安全依恋和拒绝敏感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增进个体的积极认知倾向，进而减少内化问题的发生。如果高拒绝敏感个体具备调节拒绝线索带来的负面情绪的能力，那么可能不会造成内化问题(如抑郁感)的增加(郑沁怡等，2019)。

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将以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探究依恋与内化问题的相关关系，以及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在两者之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1) 依恋对流动儿童的内化问题具有负向预测作用；(2) 流动儿童的拒绝敏感性在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3) 流动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在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中介作用；(4) 流动儿童的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在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2. 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法对天津市三所小学的高年级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问卷1268份，剔除作答不完整及未通过测谎项目的数据，得到有效问卷共1196份，有效率为94.32%，其中流动儿童共230份。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流动儿童的相关问题，因此仅对流动儿童的数据进行后续分析。流动儿童中女生114人(49.57%)，男生116人(50.43%)；五年级128人(55.65%)，六年级102人(44.35%)。被试平均年龄为11.26 ± 0.79岁。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

采用由Armsden和Greenberg (1987)编制，后经孙育智(2004)修订的父母与同伴依恋问卷(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PPA)中的亲子依恋问卷，以及IPPA中的同伴依恋评分问卷。该问卷包括沟通、信任、疏离三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 (从来不这样)到5 (几乎总这样)。其中，疏离维度反向计分并取平均后，在和沟通、信任维度的平均分相加，分别得到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总分，总分越高表明依恋质量越高。本研究中同伴依恋与亲子依恋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0.84。

2.2.2. 自我调节量表

采用由Novak和Clayton (2001)编制、Zhou等人(2016)修订的中文版自我调节量表(Self-Regulation Scale)的情绪调节分量表。该量表采用4点计分，共3个分量表，共26个项目。本研究选用情绪调节能力分量表下的9个项目，各项目相加得到情绪调节能力总分，分数越高代表儿童情绪调节能力越好。本次测量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2.2.3. 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

采用由Downey & Feldman (1996)编制，后经丁雪辰等人(2018)修订的儿童拒绝敏感性问卷。问卷包含6个场景，每个场景下包含3个项目，分别用于测量儿童对于遭受拒绝的焦虑程度、愤怒程度和对拒绝可能性的估计，采用6点计分。根据Natarajan和Sundaram的方法，分别将每个场景下的焦虑程度及愤怒程度与拒绝可能性相乘，从而得到焦虑预期和愤怒预期的分数，再将二者得分合并相加得到拒绝敏感性总分，分数越高代表儿童拒绝敏感性越高。本次测量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4. 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

采用由Goodman (1997)编制，寇建华等人(2007)修订的儿童长处和困难问卷(Strength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 SDQ)。该问卷共25个项目，采用Likert三点计分，0~2分别代表“不符合”、“有点符合”、“非常符合”。包括五个维度：情绪问题、注意多动问题、品行问题、同伴关系问题、亲社会行为问题。参照前人研究，本研究选取情绪问题和同伴关系问题得分之和作为内化问题的测量指标，共10个项目，得分越高表明儿童内化问题越严重。本次测量中Cronbach’s α系数为0.65。

2.3. 数据收集与处理

所有儿童均为自愿参加，问卷采用不记名的方式，在填写的过程中，参与者被要求不能讨论和分享自己的作答，问卷填写完后由研究生统一收回。采用SPSS26.0和Hayes提供的SPSS PROCESS4.1宏程序对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运用SPSS26.0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考察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运用PROCESS中的模型6进行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素共20个，其中第一个因素解释了总方差的18.94%，小于临界值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以及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流动儿童的同伴依恋与亲子依恋、情绪调节能力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同伴依恋和亲子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而情绪调节能力与内化问题之间也存在显著负相关，拒绝敏感性与内化问题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此外，由于性别与内化问题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年龄与拒绝敏感性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因此后续分析时将性别、年龄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matrix of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系数矩阵

	M	SD	1	2	3	4	5	6	7
1. 性别	0.50	0.50	1
2. 年龄	11.26	0.79	−0.047	1
3. 同伴依恋	3.56	0.74	0.072	−0.012	1
4. 亲子依恋	3.47	0.79	0.056	0.019	0.462^***	1
5. 情绪调节能力	3.28	0.57	0.14^*	−0.012	0.281^***	0.311^***	1
6. 内化问题	0.58	0.31	−0.153^*	0.046	−0.390^***	−0.258^***	−0.624^***	1
7. 拒绝敏感性	3.97	2.45	−0.127	−0.177^**	−0.358^***	−0.389^***	−0.307^***	0.244^***	1

注：性别为虚拟变量，0 = 女性，1 = 男性；^*p < 0.05，^**p < 0.01，^***p < 0.001，以下同。

3.3. 同伴依恋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000次)，在控制年龄和性别的情况下，以同伴依恋为自变量，内化问题为因变量，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依次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同伴依恋对内化问题(β = −0.158, p < 0.001)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同伴依恋对拒绝敏感性(β = −1.173, p < 0.001)和情绪调节能力(β = −0.148, p < 0.01)均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当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同时纳入回归方程时，情绪调节能力对内化问题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β = −0.294, p < 0.001)，而拒绝敏感性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2, p > 0.05)。

进一步对中介路径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见表3)，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在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的总中介效应的95%置信区间不含0值，即总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61，占总效应的38.51%)。具体而言，同伴依恋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对内化问题产生间接效应：(1) 同伴依恋→拒绝敏感性→内化问题，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值，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2，占总效应的1.08%)；(2)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43，占总效应的27.49%)；(3) 同伴依恋→拒绝敏感性→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含0值，表明该路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19，占总效应的12.10%)。链式中介模型图及各变量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peer attachment

表2. 同伴依恋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内化问题	年龄	0.412	0.169	15.258***	0.014	−0.592
	性别				−0.076	−2.046*
	同伴依恋				−0.158	−6.265***
拒绝敏感性	年龄	0.416	0.173	15.778***	−0.581	−3.083*
	性别				−0.542	−1.823
	同伴依恋				−1.173	−5.806***
情绪调节能力	年龄	0.373	0.139	9.075***	−0.035	−0.755
	性别				0.106	1.476
	同伴依恋				−0.148	2.845**
	拒绝敏感性				−0.055	−3.470***
内化问题	年龄	0.667	0.445	35.891***	0.012	0.622
	性别				−0.037	−1.192
	同伴依恋				−0.097	−4.302***
	拒绝敏感性				−0.002	0.212
	情绪调节能力				−0.294	−10.317***

Table 3.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and effect sizes of peer attachment

表3. 同伴依恋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效果量(%)	95%CL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同伴依恋→内化问题	−0.097	61.49	−0.142	−0.053
中介效应	同伴依恋→拒绝敏感性→内化问题	0.002	1.08	−0.014	0.019
总中介效应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	−0.043	27.49	−0.080	−0.012
	同伴依恋→拒绝敏感性→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	−0.019	12.10	−0.035	−0.007
		−0.061	38.51	−0.098	−0.028
总效应		−0.158	100	−0.208	−0.108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peer attachment predicting internalizing problems

图1. 同伴依恋预测内化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

3.4. 亲子依恋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在控制年龄和性别的条件下，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法(重复抽取5000次)，以亲子依恋为自变量，内化问题为因变量，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为中介变量建立链式中介模型。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亲子依恋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 = −0.097, p < 0.001)，同时对拒绝敏感性(β = −1.178, p < 0.001)和情绪调节能力(β = −0.161, p < 0.01)均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将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同时纳入回归方程后，亲子依恋的直接效应减弱，但情绪调节能力对内化问题的负向预测作用仍显著(β = −0.311, p < 0.001)，而拒绝敏感性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5, p > 0.05)。

路径效应的进一步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总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75，占总效应的77.22%)，说明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在亲子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具体而言，三条间接路径的分析结果显示：(1) 亲子依恋→拒绝敏感性→内化问题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06，占总效应的6.39%，95%置信区间包含0)；(2) 亲子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50，占总效应的51.65%，95%置信区间不含0)；(3) 亲子依恋→拒绝敏感性→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的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19，占总效应的19.18%，95%置信区间不含0)。结果表明，情绪调节能力作为独立中介和链式中介均在亲子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到显著作用，而拒绝敏感性的中介效应相对较弱。链式中介模型路径图见图2。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variable relationships in the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表4. 亲子依恋链式中介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β	t
内化问题	年龄	0.297	0.088	7.269***	0.017	−0.702
	性别				−0.084	−2.155
	同伴依恋				−0.097	−3.948***
拒绝敏感性	年龄	0.440	0.193	18.058***	−0.546	−2.932**
	性别				−0.559	−1.903
	同伴依恋				−1.178	−6.341***
情绪调节能力	年龄	0.387	0.150	9.896***	−0.037	−0.809
	性别				0.110	1.539
	同伴依恋				−0.161	3.320**
	拒绝敏感性				−0.051	−3.177**
内化问题	年龄	0.634	0.402	30.063***	0.017	0.846
	性别				−0.038	−1.182
	同伴依恋				−0.022	−0.996
	拒绝敏感性				0.005	0.717
	情绪调节能力				−0.311	−10.427***

Table 5. Mediating effect values and effect sizes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表5. 亲子依恋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效应	路径关系	效应值	效果量(%)	95%CL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亲子依恋→内化问题	−0.022	22.78	−0.066	0.022
中介效应	亲子依恋→拒绝敏感性→内化问题	−0.006	6.39	−0.024	0.010
总中介效应	亲子依恋→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	−0.050	51.65	−0.024	−0.016
	亲子依恋→拒绝敏感性→情绪调节能力→内化问题	−0.019	19.18	−0.034	−0.006
		−0.075	77.22	−0.117	−0.038
总效应		−0.097	100	−0.145	−0.049

Figure 2. Chain mediation model of parent-child attachment predicting internalizing problems

图2. 亲子依恋预测内化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依恋与流动儿童内化问题的关系及内部作用机制。相关分析显示，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与流动儿童内化问题均存在显著负相关。同时，控制性别和年龄后，同伴依恋与亲子依恋均对流动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依恋发展更好的流动儿童往往表现出更少的内化问题行为，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值得注意的是，引入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两个中介变量后，同伴依恋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仍然显著，而亲子依恋对内化问题的直接预测作用不显著，说明亲子依恋对内化问题的直接影响则主要通过中介路径实现。

对依恋与内化问题的关系分析发现，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对流动儿童内化问题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两者均显著负向预测内化问题。然而，从影响强度来看，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的关系更强。这表明同伴依恋在缓解流动儿童内化问题方面发挥了更加显著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流动儿童更依赖同伴关系来补偿亲子关系中的不足，同时同伴关系在社会适应中具有特殊重要性。这一结果进一步支持了Hartup (1989)的人际关系理论，即与成人间不平等的垂直关系相比，儿童更容易受到同伴间平等互惠的水平关系的影响。对于流动儿童来说，无法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或遇到融入群体的困难，往往会导致更多的消极情绪，从而引发内化问题。尽管如此，亲子依恋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视。亲子依恋作为家庭情感支持的核心来源，提供了早期的安全感和情绪支持，这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至关重要。然而，由于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常受制于不稳定的居住条件和较低的亲子互动质量(陈立等，2021)，其亲子依恋质量可能受到一定影响，从而增加内化问题的风险。同伴依恋则在弥补亲子依恋不足的同时，提供额外的社会支持，帮助流动儿童缓解因社会融合困难带来的心理压力(胡冰等，2013)。因此，可以推测同伴依恋和亲子依恋的影响作用是互补而非完全独立的。流动儿童由于成长环境的不稳定性，可能同时依赖于这两种依恋关系作为心理支持来源。亲子依恋在情感互动中为儿童提供基础的心理安全感，而同伴依恋则在儿童社会适应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家庭支持不足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研究表明情绪调节能力在同伴、亲子依恋与流动儿童内化问题之间均具有中介作用，与以往研究一致。尽管压力事件、创伤性损失等不良外部环境将增加青少年罹患焦虑、抑郁的风险(Kerns & Brumariu, 2014)，但有研究发现受害本身并不一定引发心理问题，心理功能受损才是根源(Calkins et al., 2007)。情绪调节能力作为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不良成长环境所造成的内化问题。社会-心理-生物整合模型(Adler & Stewart, 2010)强调社会环境会影响个体心理特征与行为，也就是说，消极的家庭环境与有限的支持资源(不安全依恋)通过不足的心理资源(较差的情绪调节能力)影响认知功能和自我控制能力，进而增加了个体风险行为和情绪问题。

本研究结果发现，拒绝敏感性在同伴和亲子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均不存在独立中介效应，但其在链式中介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推测拒绝敏感性并非直接导致内化问题的关键因素，而是通过影响情绪调节能力间接作用于内化问题。拒绝敏感性作为个体对社会关系中负性线索的高敏感性倾向，与流动儿童的独特处境密切相关。由于缺乏稳定的社会关系支持，流动儿童更容易对社会互动中的拒绝线索产生过度解读，进一步加剧心理压力(Downey & Feldman, 1996)。基于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 2011)，良好的依恋关系属于外部的社会环境资源，将促进个体内部积极心理资源的建构和维持，并通过增益螺旋效应增强心理资源积累，减少问题行为(Hobfoll et al., 2018)。良好的同伴依恋关系使流动儿童习得与同伴正确的交往方式，同伴间的信任与被接纳感减少了个体对于被拒绝的预期，增加了其积极心理资源，这种影响又进一步作用于情绪调节能力，从而减少焦虑、抑郁、社会退缩等问题行为的发生。与同伴依恋相比，亲子依恋的链式中介路径虽然同样显著，但其效应值较低，表明其在直接缓解流动儿童内化问题方面的作用稍弱。这可能与流动儿童的成长环境特点有关。由于流动儿童家庭中常见的居住条件差和亲子互动质量低，亲子依恋对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的促进作用可能受到限制(陈立等，2021)。根据依恋理论，儿童早期与父母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内部工作模型的基础，这种模型在后期为个体发展其他依恋关系提供了原型(Suess et al., 1992)。因此，良好的亲子依恋不仅能够为流动儿童提供早期情绪支持，还为其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奠定了基础。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一，为流动儿童群体的发展现状提供更丰富的实证证据。本研究构建了依恋与内化问题的链式中介模型，对揭示流动儿童的内化问题发生机制具有启示作用；第二，以往研究大多关注某单一类型的依恋，本研究基于依恋理论和人际关系理论，将依恋进一步划分为亲子依恋与同伴依恋，以更全面的视角探究个体所处的时序系统和不同微观系统(学校、家庭)之间的交互作用。第三，本研究可以帮助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充分考虑流动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因人而异地进行教育，根据不同流动儿童依恋、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水平的发展特点，有重点、有针对地改善流动儿童内化问题，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适应社会未来发展的优秀人才。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尽管设置了测谎项目，但采用自陈式测量可能导致的社会赞许性问题仍较难规避；其次，横断面的设计难以揭示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故未来的研究中可采用纵向追踪技术探究二者间的关系机制。

5. 结论

(1) 亲子与同伴依恋对流动儿童的拒绝敏感性和内化问题均具有显著负向预测作用，对情绪调节能力均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 情绪调节能力分别在亲子和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3) 拒绝敏感性和情绪调节能力在同伴依恋与内化问题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

基金项目

天津市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410065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