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原是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93年在牛津大学演讲时为观众准备的读物材料。1894年，此文与赫胥黎的其他论文经整理后，以《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为名在伦敦再次出版，正文共五部分，而目前人们常说的《进化论与伦理学》通常指该论文集的前两部分。作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忠实支持者，赫胥黎在这两篇论文中深入阐述了他对进化论的理解，探讨了自然力量与社会伦理相互激扬、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根本问题。
1896年夏，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翻译家严复开始使用文言文对1894年版论文集的前两部分进行创造性意译，最终形成了家喻户晓的《天演论》。该译本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反响，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风潮，还在问世后40年间被刊印30多种版本广为流传。1971年，科学出版社秉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原则，将原论文集的前两部分重译为中文版《进化论与伦理学》。此译本特意指出该书后半部分具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供干部学习参考和批判。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科学思想经受住了实践和历史的检验。201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宋启林等重新翻译了《进化论与伦理学》，以便读者领悟其中深蕴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本文选取以上三个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们分别代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翻译成果。严复译本作为首个中译本，开创了《进化论与伦理学》汉译、甚至是英文著作汉译的先河；科学出版社译本是首部完整的全译本，为后续翻译提供了宝贵参考；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本则是新世纪流行的版本，体现了当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通过对这三部译本的对比分析，可以全面了解《进化论与伦理学》在汉译过程中的演变与发展。
2. 勒菲弗尔翻译改写理论
20世纪70年代，语言学派面临困境，翻译文化学派兴起。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是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共同提出了“文化转向”概念。他们认为：文学系统处于社会和文化系统之中，后者构成前者的环境，二者相互开放，彼此影响，因此，翻译研究不仅要关注语言问题，必须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展开讨论[1]。
勒菲弗尔的学术观点以伊文–佐哈尔(Even-Zohar)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基础，对其中未充分阐释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更为透彻的分析。1892年，他提出折射(refraction)一词，指通过改编处理影响不同读者阅读、理解和接受文学作品的方式，这种情况在翻译中尤其常见[2]。在此基础上，勒菲弗尔阐述了文学系统的控制机制，引入赞助(patronage)的概念，整合形成改写(rewriting)理论，强调“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三因素对翻译的操控，主张将翻译放到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文化背景中进行描述研究，深入探讨翻译过程中影响翻译策略的各个层面。其中，意识形态指特定时期社会上广为接受的观点和态度，影响读者和译者理解文本的方式；诗学包括文学手法、流派、主题、原型人物和情境等要素，决定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作用；赞助指可以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的力量，既可以指个人，也可以指机构，包括意识形态、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三要素[3]。
勒菲弗尔主张透过社会和文化因素观察语言翻译活动，这使他成为文化转向的先驱人物，让人们看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及诗学规范等对文本形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4]。本文基于改写理论，分析了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三因素对处于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译者的影响，以及不同译本对《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改写方式。
3. 改写理论对三译本的影响
3.1. 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一词常出现在政治学和社会学讨论中，指某团体或组织所秉持的社会观念、观点、概念、思想、价值观等的总和。勒菲弗尔将这一概念引入翻译研究，指特定社会在特定时期的主流观点和态度构成的概念网络。他认为译者的意识形态是翻译改写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主要由译者自身的态度、动机、道德以及对所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决定，同时也可能受到翻译活动赞助者的约束[3]。此外，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必然涉及源语社会与目标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差异，读者与译者的意识形态差异也会对译文的接受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意识形态不仅是决定译者翻译策略的主导因素，还会影响读者对译文的接受程度和理解方式。
甲午战后，国危民困、志士彷徨。而当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文化和工业取得巨大进步，经济稳定，社会繁荣，自由主义盛行，自然科学空前发展，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学说广为传播。因此，最早一批接受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译介西书，抨击时弊，呼吁国人因时而变，维新图强，掀起了民族救亡的社会思潮。在此背景下，严复对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进行了大篇幅创造性意译改写，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同时接触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种融合性的个体意识形态决定了其翻译《天演论》时的策略选择[5]。最终，他选择性地采纳和强化与当时社会状况相符的观念，重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启蒙思想，大肆突破原作的形式和内容限制，甚至引用斯宾塞、达尔文的理论批驳赫胥黎。他将原作分为35篇，分别冠以篇名，并对其中28篇添加按语，联系社会实际发表自己的评论，表达了个人对社会现状和国家前途的深沉忧虑和深刻思考，例如：
例1
原文：Under the conditions supposed, there is no doubt of the result, if the work of the colonists be carried out energetically and with intelligent combination of all their forces.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y are slothful, stupid, and careless; or if they waste their energies in contests with one another, the chances are that the old state of nature will have the best of it.
严复译本：(善败第七)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推选赏罚之约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产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得渐化相安，转为吾用。设此数十百民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糜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旧种者得因以为利，灭亡之祸，旦暮间耳。
(按语)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
科学出版社译本：在假定的条件下，如果殖民者们能精力充沛地，并把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合理地集中到一起，去完成工作，那末毫无疑问会有成果；反之，假如他们怠惰，愚昧，粗心大意，或者把精力浪费在内争上，那末旧的自然状态就很有可能会占上风。
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本：在假定的条件下，如果殖民者能群策群力，肯定会取得成果，但是，如果他们懒散愚笨、漫不经心，或者把精力浪费在内耗上，那么原有的自然状态就很有可能重占上风。
原文主要探讨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理论，以殖民者引入新物种与原始物种之间的生存竞争为例，展示人类社会活动与原始自然制度之间的持续对抗。严复在译文中将其引申至社会治理，阐述制度体系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严复译文并未完全遵循原文形式，不仅添加了大量补充说明，还在按语中联系社会实际，以大批华侨在外谋生却因国弱民昧沦为佣婢的事例，表达了其对中国社会组织性不足的反思和悲叹。因此，严复译文反映了晚清维新派的意识形态，契合当时中国社会对变革和自强的迫切需求。该译本通过宣传普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原理，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引起巨大反响。
1971年，正值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化和学术活动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原则便是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最佳体现。在此背景下，为方便干部群众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推动国家科技和教育进步，科学出版社以简单易懂的白话文重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该译本的意识形态影响更多体现在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上。原作后半部内容有唯心主义的特征，这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相悖，因此，这一译本在出版说明中标有“供参考批判”的字样，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译本出版后反响平淡。
2010年，经历了改革开放巨变，中国社会在思想文化上更加开放自由，在学术上更加追求准确深入的理解，译者可以更加自由地展现原作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深度。因此，宋启林等采取直译与意译相结合的方式重译这一科学经典著作。以例1为例，与科学出版社译本相比，宋启林译本显然更加准确流畅，并大量使用四字成语，使译文简洁凝练，契合读者阅读习惯，帮助读者吸取深蕴其中的理性精神，符合时下社会推动科学教育和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的意识形态指导。
3.2. 诗学的影响
根据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诗学对翻译的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文学作品的文学手法、流派、主题、原型人物和情境等构成要素，决定了作者的写作方式；二是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作用，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主题选择，若要译文引起广泛关注，译者需要选择符合当下社会观念体系的主题[3]。
例2
原文：Compared with the long past of this humble plant, all the history of civilized men is but an episode.
严复译本：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
科学出版社译本：与这种下等植物漫长的过去相比，文明人类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插曲而已。
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本：这样低等的植物，历史已如此悠远，与之相比，整个人类文明史不过是短短的一段插曲。
桐城派是清代最具影响力的散文流派，统领文坛200余年，至晚清仍具有相当影响力，主张“义理、考据、辞章”[6]，即传述义理、引经据典、讲究文辞。严复译本深受桐城派倡导的主流诗学规范影响，遵循“信、达、雅”的翻译原则，最终形成《天演论》这一为世人所熟知的文言文译本。严复译本十分注重“考据”和“辞章”，旨在清晰阐明“义理”[7]。译文结构严谨，仿照传统文章体例为各节添加小标题，主题突出，引经据典，大量列举事例，并在“按语”中对比介绍达尔文、斯宾塞等人的不同学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有利于阐明义理。此外，译文还延续了桐城文风，语言雅洁，少见俚俗。如例2所示，严复在原文基础上丰富了动植物演变相关内容，强调事物变化的渐进性和潜移默化的过程，注重译文的启发性和哲理性，并引用了极为长寿的彭祖与老聃的典故，使译文更具古雅韵味，这种写作方式不仅符合晚清时期读者的文化认知习惯，也体现了当时翻译的教育和启蒙功能，即通过传统文化的框架引入西方科学思想。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普通百姓难以读懂如此文雅深奥的译文，其受众主要是传统士大夫和少数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士。
科学出版社的白话译文相较严复版本更加直接简明，基本忠实于原文，整体翻译策略偏直译。如例2所示，该译本将“long past”译为“漫长的过去”，将“all the history of civilized men”译为“文明人类的全部历史”，语言平实，符合当时社会大众化、实用化的语言习惯，但译文在表达方式上与汉语习惯差距较大，带有明显的翻译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在读者中的接受度和流行性。
进入21世纪，随着翻译学科的不断发展，翻译理论的进步和发展也在翻译风格和技术处理上有所体现，翻译标准更加注重忠实原文、准确传达、简明流畅等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本的主题更加聚焦于科学思想的传播，在忠实原意的同时，力求译文通俗易懂，避免不必要的文化负担，让读者能够专注于理解原文的科学价值。如例2中，该译本将“long past”这一名词词组转化为“历史已如此悠远”小句，将“all the history of civilized men”译为“整个人类文明史”，用词精准贴切，语言自然流畅，符合现代汉语表达习惯；将“an episode”译为“短短的一段插曲”，增译“短短的”一词，突出了前后时间对比的鲜明性。总体来讲，该译本兼顾忠实性与流畅性，又充分考虑了现代读者的接受心理，最终成为最为流行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现代译本。
3.3. 赞助的影响
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中，赞助指可以促进或阻碍阅读、撰写和改写文学作品的个人或机构，其影响通常由意识形态、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三要素决定[3]。
作为维新派代表人物，严复认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属“学理邃赜之书”，其翻译目的并非“饷学童而望其受益”，而是“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可见，他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只是为了先唤醒少数具有较深文化积淀的人，因此其翻译活动是在原文基础上有选择、有评论、有发挥地创造的过程，最终译文以桐城古文的形式呈现。此外，严复的翻译工作还得到了部分维新派官僚和思想家的支持，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为严复的翻译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社会地位，同时也确保最终译本强调的改革和自强的观念在当时的中上层社会流传开来。
上世纪70年代，社会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翻译活动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彼时《进化论与伦理学》中文译本不仅被视为科学知识的传播工具，还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正因此，该译本特意强调了书中后半部分具有唯心主义色彩，供批判学习。此外，由于出版资源有限，出版活动多由国家资助和指导。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科学出版社在国家和政府的支持下，选题与内容倾向于配合国家的宣传和教育需求，承担着知识传播与社会教化的重要任务。
进入21世纪，社会意识形态更加开放，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融合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支持宋启林等人重新翻译《进化论与伦理学》，旨在完整展现原著的科学价值和思想深度，这一译本不再刻意强调原著的“唯心主义”色彩，而是更加关注科学思想的普及与理解。此外，这时的出版业市场化程度更深，经济资源不再完全依赖于国家资助。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具有高学术声誉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强调原著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论价值，突显了译者与出版机构在推动文化传播与学术交流中的作用。
4. 结论
本文从文化转向视角探讨了《进化论与伦理学》的三个汉译本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改写特征，揭示了意识形态、诗学及赞助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严复译本借助文言文形式承载维新派改革理念，将翻译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工具；1971年的科学出版社译本以平实的白话文形式服务于教育宣传，注重科学普及；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本则在现代语境下强调原著的科学思想价值，凸显翻译实践对传播科学精神的作用。通过对三个译本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不仅验证了勒菲弗尔改写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也深化了对翻译活动受社会文化制约的理解。作为改写者，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的策略深受所处时代的影响。而就翻译活动本身而言，它不仅是语言转换的过程，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交融与博弈的体现；既是对原作的再创造，也是对译入语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因此，理解翻译作品，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考察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驱动和文化诉求。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研究所选取三译本时代跨度较大，在社会思想形态和文化语境方面的差异较为明显，未来可通过量化分析进一步探讨翻译策略与社会文化语境间的互动机制，为翻译研究和文化传播提供更系统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