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亚里士多德“对比论”为代表的西方传统修辞学认为，隐喻是为了增强演讲感染力的修辞手段，其本质上是构建在相似关系上的种属间的词义转移[1]。隐喻的存在并非必要，相反，隐喻是“可有可无的”语言现象[2]。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则认为，隐喻不单单存在于语言的范畴，还存在于人们思维与行动当中，是以已知的、具体的、有形的概念来理解未知的、抽象的、无形的概念的认知活动。人的认知是高度隐喻化的思维，隐喻在我们认识物质世界的范畴化的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3]-[5]。
Lakoff与Johnson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依照人们头脑中从源语到目标域映射差异将隐喻分为结构隐喻、实体隐喻和方位隐喻[3]。在这三者间，方位隐喻是最为基础的隐喻[6]，因为方位隐喻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建立在人们空间感认知活动经验之上的空间意象图式隐喻。人类的感知能力可以从现实物质世界中获取有关上下、左右等具体方位的空间体验，却无法直接感知时间、情感等抽象概念，但凭借方位隐喻，人的认知却可以将对具身空间和视觉运动的理解映射到这些生活最基本的概念之上，将方位的结构、知识、意义、特征赋予这些无从体验的抽象实体，完成对未知概念的抽象空间方位范畴化[7]-[9]。
英汉方位隐喻的对比研究是国内认知语言学的一门重大课题。一方面，具身性的方位隐喻在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共性。认知语言学的体验观认为，方位隐喻来源于身体与自然空间互动中形成的身体和空间体验，物质体验具备普遍性，因此不同认知主体对抽象范畴概念的心理表征在凭借方位关系进行映射的过程中生成的隐喻也存在普遍性。另一方面，受社会文化、认知方式等因素影响，英语和汉语的方位隐喻存在差异。由于体验角度的不同，即使是同一方位，在这两种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空间的表征也不同，方位的映射将指向不同目标。
以下，本文将对基于英汉“上–下”方位隐喻对比研究进行综述，通过梳理研究脉络、发展方向，对今后英汉方位隐喻对比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将有所帮助。
2. 跨语言“上–下”方位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
2.1. 对英汉“上–下”方位隐喻映射范围的对比研究
对“上-下”方位隐喻的研究最初是为了检验英语研究发现的UP-DOWN方位隐喻是否能在汉语中发现对等。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情绪、状态、地位等概念在认知空间的建构以及在现实生活的表达都是依托于方位隐喻的[3] [7]，但相关研究的证据都是从英语中得来，并不能证明该现象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语言。为探究二者是否存在共性与差异性，国内许多学者以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的映射范围为关注点展开了对比研究。
肖家燕[10]采用量化的方法，统计了《红楼梦》(前80回)中的147条“上下”方位隐喻，汉语中“上–下”隐喻可以拓展到八个范畴，包括地位、时间、状态、范围、数量、人称、愤怒和话语内容，与之前研究结果不同，“下”方位隐喻在范围领域并无缺位，并且愤怒和话语内容领域内仅存在“下”方位隐喻。肖将这些隐喻样本同Hawkes《红楼梦》英译本进行对照，如果Hawkes对映射到某一领域的“上–下”方位隐喻采用直译法，这就意味着英语中存在着与之对应的目标域；如果Hawkes采用意译法，则意味着该目标域无法为UP-DOWN隐喻映射，即英语中不存在相应的目标域。研究发现英语UP-DOWN范围隐喻的映射目标域包括地位、范围、时间、情感、状态，对人称、愤怒、和话语内容的映射只存在于汉语“上–下”方位隐喻。不同以往，该研究以译者对隐喻的取舍来判断在目标语中是否存在同样的映射目标域，一定程度上为衡量英汉间方位隐喻的对称状况提供了一个可以衡量的客观标准。然而，翻译仍是一个带有译者主观性的过程，译者对一处隐喻的取舍可能受其他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单单考虑其是否可以直接在目标语中找到对应表述，因此该标准需要更多辅助条件来完善。
林冬梅和李智涛[11]从跨文化理解的视角入手，比对了英汉“上–下”方位隐喻在“数量”、“时间”、“状态”、“范围”及“社会关系”这五个范畴中的认知机制差异。研究发现，在表示数量时，英汉语者都会采用“上–下”空间概念来表示大小及增减，但汉语者还会将“上”与“下”两种方位并用对数量进行模糊式的概念化。在以“上–下”空间映射时间域时，英汉语的范畴化差异在于，汉语中存在以垂直空间方位对时间进行表征的现象，因此会有“上世纪”等说法，但英语中很少以UP-DOWN方位架构时间，尽管语言形式上也存在“up to”搭配时间的表达，但并不如汉语中广泛。在状态的表达上，以“上”为良好的状态，“下”为较差的状态，这在英汉语之间是普遍存在的，而汉语“上–下”方位在状态域的映射更加活跃，还可以用于“公开状态”、“工作状态”等概念构建，这一点在英语中并不突出。在建构范围域概念时，汉语以“上”理解人与抽象事物的存在联系，并催生出“在生活上”之类的语言表达，但该目标域并不能为“下”所映射，英语中则会以更为精确的方位介词实现这一功能，而非选用“上–下”方位。因此，可以说，对范围域的映射是汉语“上”方位的独属。
2.2. 对英汉“上–下”方位隐喻“优先概念化”的对比研究
随着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的共性与差异性得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撑，相关研究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即隐喻映射的优先性问题。Lakoff & Johnson [6]认为一个文化中既有为大众普遍接受的“主要隐喻”(major metaphor)，又有适用范围较小的“次要隐喻”(minor metaphor)。在众多选择中，人们的认知会倾向于某一种结构对特定概念进行范畴化理解，这种认知倾向由Közescse定义为“优先概念化”[10]。英汉语者对“上–下”方位的理解不仅在映射范围上不同，在概念化的优先层级上也存在差异。
蓝纯[12]是国内最先开始探究英汉间“上–下”隐喻优先层次差异的学者之一，通过对大量样本的量化统计分析，对比方位映射在各范畴概念中的比例，发现在750例“上”方位隐喻中，概念化主次之分依次为“状态”、“质量”、“时间”、“等级”；在434例“下”方位隐喻中，映射领域优先排列依次为“状态”、“时间”、“等级”、“质量”；在529例UP方位隐喻中，各领域排列顺序为“状态”、“质量”、“等级”、“时间”；在431例DOWN方位隐喻中，最为优先的映射领域为“状态”，之后依次为“质量”、“等级”、“时间”。由此可以看出“上–下”方位隐喻无论是在英语还是在汉语中，最为主要的概念化领域始终是“状态”域，汉语“上为好”“下为坏”隐喻和英语UP IS GOOD/DOWN IS BAD隐喻及其子隐喻在人们的认知空间中最为根深蒂固。其次，其余三个领域在英语中拥有同样的优先层级，这反映出UP与DOWN方位隐喻呈现出对称关系，在英语者的认知结构中平行排列无较大差异，而在汉语中，这些领域在“上”、“下”隐喻之间排列各不相同，这一点揭示了汉语“上–下”方位隐喻的不对称性以及活跃性。最后，“时间”域始终在UP-DOWN隐喻间处于末位，而在“上–下”隐喻间或居于第二位或居于第三位，这正反映出英语者少用“上–下”方位关系建构时间状态，而以“上–下”方位表示时间的现象则在汉语中较为突出。
肖家燕[10]以《红楼梦》中147例含有“上–下”方位隐喻的句子为语料，依照各映射领域出现频率进行优先排列，其顺序从高到低依次为“地位”、“范围”、“时间”/“状态”、“数量”、“话语内容”、“人称”、“情感”。研究还对照Hawkes英译本对这些隐喻采取的翻译策略，即直译或意译，有无省略或漏译，认为直译比例较高的“上–下”方位隐喻映射领域具备“优先概念化”的条件，而意译、省略或漏译比例较高的领域则对“上–下”隐喻而言居于次要地位。由此，该研究发现，英语中UP-DOWN方位隐喻最常用于映射到“地位”、“范围”、“时间”、“情感”、“状态”等领域。可以看出，尽管英汉“上–下”方位在东西文化认知中的架构活动优先层级有所不同，但仍具有相当广泛的共性。
该研究与蓝纯[12]的研究发现存在不少差异，首先是涉及的映射领域更多，这是因为研究选取的样本来自于中国古代小说，与现代汉语所体现的思维与认知已有古今之分。例如，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着重刻画使《红楼梦》有关“地位”的“上–下”方位隐喻出现频率超过其他领域，而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思潮的解放，过去森严等级秩序观念在人们认知中淡化，当下中华文化更多是一种“平等的文化”[13]，“上–下”的延伸意义更多体现在其他范畴。其次，该研究对于英汉概念化优先性的对比是基于原文与译文翻译异同的平行对照得来的，文本背后体现的认知隐喻往往具有一致性，因此，与使用不同文本样本的研究相比具备语篇视角下的连贯性，会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果。
刘晓宇和刘永兵[14]所采用的的样本数量较前人研究更多，从英汉语料库中选取的“上”、“下”和UP，DOWN四个方位隐喻例句各2000条。对于“上–下”方位隐喻概念化抽象领域的划分，该研究呈现为“状态”、“数量”、“时间”、“程度”、“范围”、“社会地位”、“话语内容”、“时间”七个领域，除“下”方位无法映射到“话语内容”域之外，其余三个方位均可以在以上七个领域进行结构映射。通过语料库标注及量化分析，研究发现，“状态”域始终是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的主要映射目标，而映射关系最薄弱的是话语内容，频度在以上三种隐喻都居于最后，且在“下”隐喻中并无映射。其次，相较于UP-DOWN方位隐喻，“上–下”隐喻之间概念优先化顺序差异较大，映射领域优先性重合度低，即对称性不如UP-DOWN隐喻。
3. 英汉“上–下”方位隐喻映射差异的原因
3.1. 具身体验之差异
人的认知是建立在多种空间关系之上的认知，是在心理空间对不同方位解码，将抽象概念结构化重建的过程。因此，空间体验是人类认识抽象概念的基础[15]，对周围世界空间结构的感知不同，会直接影响到认知空间内对抽象概念的概念化架构，换言之，不同环境中会在人们思维与概念中产生不同的隐喻[11]。我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坐落于北方，南方被认作野蛮、落后、不发达地区[16]，之后南方长江流域商品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经济地位显著提高。中国的中心经历了从北向南的地理转移，因此汉语者认知倾向于使用这种垂直空间关系表征时间，以先为上，以后为下。相比之下，盎格鲁·萨克逊人与英国人的发展轨迹则是自东向西的地理路线，水平方向的重要性胜于垂直方向，所以英语者对时间的概念化更多是依托水平空间关系，而少见以垂直空间关系构建时间概念的现象[17]。正因此，英语少有与垂直方位有关的时间或副词，以UP-DOWN方位表述时间概念的用法同样罕见，英语对时间的构建基本依赖于介词来表达[18]。
“人以体认的方式认识世界，概念与思维的实现必须通过人的身体经验，而不是依靠超验、抽象的符号[19]。”体认的经验基础是人在空间中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如果人们脑海中对世界的互动与联系不同，那么建立在这一经验之上的概念隐喻也必然不同。汉语在对时间领域概念化的过程中，对“上–下”方位关系结构的关注十分显著，“上午”、“下午”等语言表述早已深入人们日常生活中，这是因为垂直方向的历史发展轨迹在汉语者认知中与时间的先后顺序密切联结，人们可以通过垂直方向构建出了时间的认知结构。而之所以英语UP-DOWN方位隐喻较少用于表征时间，也正是因为缺乏与之对应的具身空间体验，相关体验之不足让英语者对时间的理解很少采用垂直结构，而更偏向于水平结构。隐喻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具身性的体验之不足。
3.2. 社会文化之差异
虽然英汉语者在概念层面对同一抽象概念会进行相同的空间关系概念化，但在语言形式上却受文化影响存在着差异[20]。人类的生产生活是在社会群体中进行的，群体的文化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社会成员的认知，包括空间关系在人们认知空间内的心理表征以及概念化过程。这就意味着，即使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有着相同的具身空间体验，但受其认知中潜藏的文化特异性影响，现实方位关系的表征与利用方位进行概念化映射的过程都将出现差异。在英汉语之间，“上–下”方位隐喻产生的映射差异主要因为等级观念、民族心理和善恶偏向的不同。
3.2.1. 等级观念
历史上，我国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作为正统思想受封建统治者推崇，位高权重者为上，位卑低贱者为下。可以说，汉民族长期受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儒家思想影响，日常生活各个方面都存在“上–下”等级之分，以“上–下”方位关系映射等级地位的现象在汉民族中非常普遍[16]。英美民族在封建制度下同样形成了UP-DOWN方位构建的地位等级概念，lofty是“高社会地位”，upstart是“新贵”，而bottom是“低等社会地位”，downgrade则是“降职”[21] [22]。但与汉民族不同的是，英美民族首先出现了民主制度，上下有别的封建等级观念最先受到冲击。受封建秩序影响较短的英美民族在等级观念上的“上–下”隐喻并不明显[23]，且受“自由平等”思想影响较深，因此英语中以UP-DOWN方位映射地位的表述并不如汉语广泛[24]。这也可以解释肖家燕[10]对Hawkes《红楼梦》英译本的研究中所发现的，映射到“人称”域的“上–下”方位隐喻(如“在下”)无法找到英文对等隐喻，因此无法采用直译法进行转换。
3.2.2. 民族心理
汉英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民族心理，直接影响“上–下”方位在两种文化背景下人们认知空间的表征。民族心理的差异首先体现在汉民族“中庸”理念与英美民族“自由”理念的不同上。Yu [25]选取了英语和汉语语料，对英汉语中有关情绪的概念隐喻进行比较研究，研究发现，和英语一样，在汉语中同样存在以上下空间方位概念化情绪的现象：高兴、开心、积极的情绪为上，而失落、伤心、消极的情绪为下。但同时，Yu [25]指出，英语中存在的HAPPY IS UP隐喻的子系统BEING HAPPY IS BEING OFF THE GROUND在汉语中并不存在，该源域在汉语者的认知中往往指向的是“自负”等贬义目标域，在语言上的体现如“飘飘然”。这一隐喻差异是因为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处世心理不同，中华文化追求“得意不忘形”这种中庸的情绪表达理念，而英美文化则对此并无限制。此外，汉语还会出现“四十岁上下”这种表述，将“上–下”方位合用表示大概的数值范围，这一点也体现了汉民族的“中庸”特性，不求精确而求适中，相比下，英语更注重准确直白地陈述事实[11]。汉民族一脉相传的“中庸”观念与西方文化的无拘无束的“自由”观念形成显明对照，在此差异之间两种民族形成的认知方式也会不同，隐喻的映射因此出现不对称现象。
其次，汉英民族对待过去与未来的态度有很大不同。汉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发展脉络，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今人从前人那里学到了数不胜数的宝贵经验。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都是建立在老庄孔孟的哲学观之上的，今人常以古人智慧为上，在遇到问题时从古人处寻求答案，“崇古”心理深入汉语者心中[17]。因此，汉民族心理常将过去视作“上”，厚古而非今，以现在为“下”，出现了“祖上”、“当下”之类的表述。英美民族的发展历史不如汉民族悠久，尤其是美国历史仅有两百余年，对过去的偏好并不如汉民族明显。并且自文艺复兴与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国家的船只驶向世界各地探索，在新发现的土地上追求财富、宣传宗教、建立殖民地，获取的资源让这些国家发展迅速。英美民族的心理因此更倾向于未来，积极创新，用于开拓，朝着未来前进，就可以取得成功，而前人之经验并非不可或缺[11] [21]。对未来的偏好在英美民族认知中形成了FUTURE IS UP的隐喻，在语言形式上则体现为upcoming等有关未来的表述。崇尚过去的汉民族与追求未来的英美民族对于时间的认知空间方位关系化表征是不同的，民族心理的偏好使同一方位在这两个民族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映射。
3.2.3. 善恶偏向
汉英民族的心理差异还体现在“扬善”与“抑恶”的侧重不同之上。Hill 与Lapsley [26]将不同的道德词与不道德词随机呈现在屏幕中央的上方或者下方，要求英语者被试在看到屏幕上不同方位的词语后迅速判断该词语为道德词或不道德词，结果发现：被试在不道德词出现在下方时的判断速度更快，若道德词在下则反应速度较慢，而对于不同方位的道德词则无较大判断差异[27]。这说明英语者只以不道德为下，但不一定以道德为上。然而，基于汉语者被试的研究却得出不同的结论。王锃与鲁忠义[27]采用了与Hill与Lapsley [26]相同的方法以及材料，对汉语者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但研究却发现，汉语者对居上的道德词和居下的不道德词反应更快，反之则判断较慢，说明汉语者的认知中同时存在“道德是上”和“不道德是下”的隐喻。对于这一差异，王锃与鲁忠义[27]归结为汉英民族心理之间的善恶观差异。英语国家的宗教文化强调人生来负有原罪，必须克制人性中的恶，即“抑恶”，因此Hill 与Lapsley [26]的实验中，被试对不道德词在不同方位的反应差异较大，而在判断道德词时差异不明显。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是“扬善”的理念，鼓励人们多行善事，提高自己的道德素养，所以在避免不道德行为的同时，也在追求道德品行，对“道德为上”隐喻有着更深切的体验[28]，“上”与“下”同时是人们的道德聚焦点。“扬善”与“抑恶”是汉英民族的不同文化关注，生活在这两种不同文化重心下的人对“上–下”方位的表征也因此变化，“上”的道德隐喻在英语中并不明显，而在汉语中，无论“上”或“下”都直接与道德紧密相连。
3.3. 思维方式之差异
“上–下”方位隐喻的映射差异不仅受具身体验与社会文化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思维方式差异的影响。生活在不同族群的人们看待事物、探索世界的方式也会不同，对于空间与概念的认识往往会从不同的视角展开，出现“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情况。思维方式的不同，使汉英民族表征“上–下”方位的过程也大不相同。
王文斌[29]指出，英语以时间性为显著特征，着重关注事物的行为、动作、变化，句子中动词的时态不同直接影响着语义的呈现，并且一个句子始终以一个主动词为轴心。汉语的主要特点是其空间性，讲求“格物致知”，以名物来编码周围世界，可以说“汉语是以名词或以名词性词组为中心”的语言。对于同一事物，英语者通过时间的更迭变化来进行概念化认识，而汉语者则通过事物在空间位置上的转移变动来构建世界的结构。汉语中的隐喻不仅可以由作为方位词的“上–下”映射，还可以通过形容词性的“上–下”映射，同时也可以由动词性的“上–下”映射[16] [30]。“上–下”方位原本是一种名物，以词性而论应当为名词，但在映射到其他领域的过程中却可以增添新的属性实现对概念的架构，通过对空间名物的灵活变化来编码其他范畴，这一特点体现了汉语者内在的空间性思维方式。英语UP-DOWN隐喻常使用的UP，DOWN，ON，OVER等介词在本质上体现为动态图式，如OVER的最初意义为“射体相对于界标的运动关系”[4]，且每种图式都有分别，不可一概而论，也即英语潜在的思维方式是时间性的，必须通过不同运动关系的交替使用才能像汉语“上–下”那样映射到诸多领域。受两种思维方式的影响，空间性的汉语“上–下”方位隐喻的映射更加灵活多变，而时间性的英语UP-DOWN方位隐喻的映射则更加精确严谨。
4. 现状与思考
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的对比研究在过去数十年间不断产出成果，研究表明英汉之间“上–下”隐喻存在共性，但受具身体验、社会文化、思维方式等因素影响，也存在着巨大差异，既体现在映射范围的不对等之上，又体现在概念化的优先级方面上。同时，过去对隐喻的对比研究受种种因素限制，仍未能完全解开英汉隐喻差异的谜题，后人研究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做出了不少突破，但要推动认知的进一步深化，仍有一定改进的空间。
4.1. 研究方法创新
与前人不同的是，英汉“上–下”隐喻对比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最早有关英汉“上–下”方位的对比的主要聚焦点在于基于英语语料提出的概念隐喻体系能否应用于汉语，为此，温科学[31]，Yu [25]，李宇明[32]等学者都曾以英汉语料对比的方式证明英汉“上–下”方位的认知映射是有相似之处的，同时也存在不对等现象。但早期研究使用的方法多为内省法，即通过人类共有的认知系统收集元语言语料对语言现象进行内省式的分析，这种方法得出的发现仍需要进一步的数据分析作为证据支撑。
后来的学者不少采用了量化方法，从语料库中搜集大量样本进行分析[12] [14]，为英汉“上–下”隐喻映射之异同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也有学者采用心理学试验方法对英汉“上–下”方位关系在“地位”领域的映射差异进行了分析[27]，该方法通过比较被试的不同表现揭露英汉“上–下”方位的不同表征。方法的创新，研究工具的变革，是该领域数十年发展间的一大特征。
但同时，该领域当下还有很多研究采用内省法进行对比研究，并未通过各种质性的研究方法提供相应的支撑，缺少科学的信度和可靠性。部分研究与前人之研究内容重合度较高，流于对前人观点的复述与补充。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的对比需要更多方法上的创新，以更科学的检测手段为隐喻的认知差异提供更多可靠的数据。
4.2. 研究样本多样化
早期英汉“上–下”方位隐喻对比研究多选用基于共同认知系统生成的元语言语料，这种研究样本获取容易，了解直观，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解释英汉之间隐喻异同，但这种自然生成的语料往往忽略文体、历时性、个体差异等特殊因素，体现的是“上–下”隐喻某一领域映射的原型特征，非原形样本不在衡量范围之内，忽略了概念隐喻的动态变化，因此得出的结论并不能全面揭露英汉隐喻差异的本质。比如，隐喻的映射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化[10]，随着社会制度的变更、思潮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上–下”垂直方位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存在着历时性差异，映射范围不同，优先概念化领域也不同。同样，假如以工业革命时期前的英语语料作为样本进行分析，也会得到与现代英语不一样的UP-DOWN方位隐喻。如果将历时性等因素引入到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的对比研究中，会得到更多创新性的发现。因此，对于样本的选择并不应仅仅局限于某一时期、某些领域、某种文体，应该以更宽阔的视野选取语料，进行多样化的对比分析，这样将大大丰富该领域研究内容。
4.3. 研究方向深化
为了寻求概念隐喻在汉语中的证据，很长一段时间内，英汉隐喻对比研究主要关切是从“横向”的角度展开，如吴静和王瑞东[30]、李瑛[8]、曾宪华[33]等学者都在UP-DOWN方位隐喻的众多映射领域中寻找与汉语“上–下”方位隐喻对等之处，或指出独属于汉语或英语的映射领域、隐喻子系统等。随时间推移，这种“横向”研究产出许多成果，对于英汉“上–下”方位隐喻究竟在何种程度上相同，目前研究已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在“横向”知识不断拓展的同时，“纵向”角度的研究也带来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如对英汉“上–下”地位隐喻差异的研究[16]，跨文化视角下对英汉“上–下”道德隐喻进行的对比分析[27] [28]，对英汉“上–下”权力隐喻的一致性探讨[34]等等。认知视角从“横”向“纵”的深化体现了拓展英汉“上–下”方位隐喻对比层次的潜在需要，这对未来对比研究提出了更多要求，应从“上–下”方位同某一领域的映射、表征、理据等方面入手，开展针对性研究，拓展领域研究的深度，这样才能推动“上–下”隐喻的英汉对比研究持续发展。
5. 结语
空间方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最基础的概念，因为人对于多维空间的感受最为直接，最容易理解[35]。正因如此，对“上–下”方位的感知、表征、概念化过程往往具有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的相似性。但同时，概念隐喻的产生又深深植根于人类对于空间的具身体验、生长族群独有的社会文化、不同民族的认知方式等方面，任何一点差异都可能直接影响“上–下”方位隐喻在英汉语者认知空间内的构建。
不少学者比较分析这两种语言的垂直方位隐喻异同，并通过语料库数据分析等途径证实了英汉“上–下”方位隐喻具备同样的认知基础，概念隐喻的共性是存在的，并且现实与文化等多种多样的差异使英汉“上–下”方位在映射范围、概念化优先性等多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对等现象。在相关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创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研究的样本更趋多元化，研究的视角由广及深，深刻地揭示了方位隐喻的跨语言异同，说明了人类认知相同之处以及文化、视角所塑造的独有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