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儒家典籍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其译本的传播不仅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增进国际理解与合作的桥梁。儒家思想以其深邃的哲学智慧、独特的伦理体系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学者与读者的关注。因此，儒家典籍译本的传播研究，不仅关乎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也直接影响到世界对东方智慧的理解与接纳。
随着儒家典籍作品对海内外译者的吸引力与日俱增，相关研究也百花齐放。但目前针对中国译作传播的综述性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何系统地梳理与分析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现状、热点与趋势，成为当前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研究借助科学计量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2010年至2023年间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检索与深入分析，旨在通过绘制该领域的科学知识图谱，直观地展示研究主题、作者合作、机构分布及研究热点等关键信息，提供一个清晰、全面的研究概览。
本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儒家典籍译本研究的现状，为未来的研究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通过挖掘潜在的研究热点与趋势，我们可以更加精准地把握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前沿动态，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为儒家典籍的国际传播贡献力量。
2. 研究思路
2.1.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集全面且系统地采集自中国知网(CNKI)，通过精确设定主题词检索策略，聚焦于“传播”这一核心概念，并以儒家典籍的具体书名如《论语》《诗经》及《中庸》等作为限定条件，以确保数据的针对性与全面性。此过程共捕获了802篇相关期刊论文，构成了研究的初始样本池。随后，为提升数据质量与研究聚焦度，本研究采用了严格的人工审阅与筛选流程，剔除了与主题关联度不高或完全无关的文献，最终保留了425篇具有高度相关性的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基础。为深入分析这些文献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知识演进脉络，本研究将筛选后的文献数据导入CiteSpace软件平台，并设定了明确的论文发表时间段，即自2010年1月起至2023年12月止。通过这一精细化处理，最终确定了346篇论文作为核心分析对象。
2.2. 研究方法和框架
本研究采用了CiteSpace 6.3.R1文献计量分析工具，该软件以其卓越的性能在学术界广受认可，特别在文献计量研究与网络可视化领域展现出极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1]。CiteSpace不仅集成了共引分析、共现分析、自动聚类以及参数灵活调整等强大功能，还能够深刻“呈现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2]，其生成的可视化图形被形象地称为“科学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3]。这种图谱能够直观展示知识单元或知识群体之间的复杂网络关系，包括它们之间的互动、交叉、演化及衍生过程，为研究者提供了深入理解学科领域动态演变的独特视角。
在本研究中，我们充分利用了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与合作分析功能，旨在通过这一技术手段，系统绘制出2010年至2023年间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这一过程不仅有助于我们清晰地勾勒出该领域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脉络，还能够进一步探测和识别当前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课题。通过深入分析这些图谱所揭示的信息，我们期望能够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方向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与启示。
3. 统计结果与分析
3.1. 研究动态分析
为了全面把握研究领域的整体态势，我们首先进行了研究动态的分析。这一分析旨在通过量化手段，揭示该领域在不同时间段内的研究活跃度、重要研究成果的涌现情况，以及主要发文作者的研究动向。
(1) 文献发文量及年度分布
Figure 1. Annual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publication volume
图1. 文献发文量年度分布图
文献发表数量作为衡量研究领域活跃度与成果累积的直接指标，图1清晰展现了2010至2023年间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期刊文献的增长态势。整体上，发文量呈上升趋势，尤其在2020年显著激增，达到43篇，凸显了该领域因国际交流深化、政策扶持等因素而迅速成为研究热点。其间，虽有如2012年与2018年的短暂回落，但随后迅速回升，表明研究兴趣具有韧性。
近三年(2021~2023)内，尽管发文量趋于平稳并伴有细微波动，这或反映出该领域已构建起较为稳固的学术基础与研究方向，但持续投入与探索仍是保持其发展活力的关键。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化与文化交流的深化，儒家典籍传播研究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应对研究新视角与新议题进行挖掘。
(2) 高被引文献分析
高被引文献体现文献影响力与学界认可，从而标示研究焦点。高被引文献表揭示儒学典籍传播领域的核心成果，同时为当前研究提供新颖视角与方法借鉴。
Table 1. Top 10 highly cited references
表1. 排名前10位的高被引文献
序号 |
文献名称 |
作者 |
刊物名称 |
发表
年份 |
被引
次数 |
1 |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
邵培仁 姚锦云 |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4 |
54 |
2 |
《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
杨平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5 |
35 |
3 |
《论语》英语多译本受纳状况多维数据分析 |
秦洪武 孔蕾 徐欣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20 |
24 |
4 |
传播模式论：《论语》的核心传播模式与儒家传播思维 |
张万民 |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7 |
23 |
5 |
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创新 |
范敏 |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
2019 |
19 |
6 |
经典的翻译与传播——《诗经》在英国的经典化路径探析 |
王燕华 |
上海翻译 |
2016 |
19 |
7 |
20世纪中期以来《易经》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 |
李伟荣 |
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 |
19 |
8 |
翻译说服论视角下《论语》英译本接受效果分析——以Google Scholar被引统计为依据 |
张晓雪 |
出版发行研究 |
2019 |
17 |
9 |
早期儒家典籍英语转译中的文化传播研究 |
范祥涛 |
外语教学与研究 |
2018 |
16 |
10 |
《论语》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
谷慧娟 |
出版发行研究 |
2019 |
15 |
对2010~2023年间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文献按被引次数排序，表1展示了前10名高被引文献。这十篇论文以《论语》《易经》与《诗经》为研究对象。其中，《论语》占据5席，凸显其在该领域的核心地位。这些高被引文献显著特征包括：方法创新，如运用文本数据挖掘量化分析《论语》译本传播[4]；视角国际化，通过跨文化视角审视儒家典籍全球传播[5] [6]；以及对文化传播路径的深入探究，如聚焦儒家典籍海外传播的具体路径[7] [8]。此外，读者接受度成为评估译本效果的新维度[9]，展现了研究的多维性和前瞻性。
(3) 作者和发文机构合作图谱分析
CiteSpace软件通过其多层次的合作网络分析功能，从微观的作者合作(Coauthor)到中观的机构合作(Co-institution)，再到宏观的国家或地区合作(Co-country/territory)，全面展现了某研究领域内学者、机构及国家间的紧密协作关系。这些详尽的合作图谱不仅揭示了合作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入性，还通过直观的可视化数据为评估科研人员、机构及国家的学术影响力提供了新颖视角。在CiteSpace的具体操作中，将Node Type设定为Author和Institution，并设置Threshold值为2，即聚焦于至少发表两篇及以上论文的核心作者与机构，从而绘制出清晰的作者与机构合作网络知识图谱(如图2所示)。在此图谱中，节点的大小直接对应着作者或机构发表论文的数量，体现了其在该领域的活跃度和贡献度；而节点间的连线则明确指出了哪些作者或机构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揭示了学术合作网络的结构与动态。
Figure 2. Knowledge Graph of Author and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in Publications
图2. 作者、机构合作发文知识图谱
通过CiteSpace的图谱分析(图2)与节点信息，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出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领域的几位核心作者：李耀、任晓霏、董栋和季红琴，他们的研究频次均超过3次，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活跃度和研究成果。特别是李耀，其发文数量高达6篇，成为该领域的核心人物，其研究广泛涉及他的研究涉及《大学》[10]、《孟子》[11] [12]、《中庸》[13]和《尚书》[14]的英译及海外传播，从翻译过程、传播方式到读者反馈等多个维度进行深入探讨，体现了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和重视社会文化背景的研究特点。
任晓霏则以《诗经》的传播为研究对象，不仅分析了其在东亚地区，特别是日本的传播情况[15]，还从时间、途径、效果等多角度对《诗经》在欧亚的传播进行了对比研究[16]，为儒家典籍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和深刻的见解。董栋则专注于《论语》在韩国的译介与传播[17] [18]，结合历史背景和文化互动，探讨了儒家思想在韩国的深远影响。季红琴则聚焦于中国文化典籍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外译和传播，通过实证研究方法——问卷调查[19]，评估了《论语》英译本在沿线国家的传播效果，并提出了创新的传播路径，如典籍 + 商业化、典籍 + 新媒体、典籍 + 留学生等[20]，为解决中国典籍传播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此外，从发文机构节点来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等机构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其研究成果丰富，反映了这些高校对儒家典籍传播研究的深入关注和积极参与。然而，也应注意到当前该领域合作发文的作者群体数量偏少，独立研究占主导，未来应加强学者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推动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3.2. 研究热点分析
关键词共现(Keyword Co-occurrence)、时间轴图谱(Timeline View)和突发词(Burst Term)作为CiteSpace等文献计量分析工具的强大功能，为深入探索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及趋势提供了有力支持。
(1) 关键词
关键词作为文献精髓的体现，其高频出现往往标志着研究领域的核心热点[21]。本研究聚焦于2010至2023年间国内儒家典籍传播研究，运用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与中介中心性分析功能，旨在挖掘并展示儒家典籍译本传播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动态变化。在CiteSpace中，通过设定Nodes Type为Keyword，并选用Pathfinder网络裁剪方式，我们筛选出了共现频次达297个的关键词节点。进一步将Threshold值设定为3，即聚焦于出现至少3次的关键词，从而精炼出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核心关键词共现网络(见图3)。图中，圆形节点大小直观反映了关键词的出现频次，节点间连线的粗细则代表了共现强度的强弱。
此外，统计出现频次不低于5次的高频关键词(表2)，这些关键词不仅代表了近年来儒家典籍传播研究的高频议题，也为我们揭示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得以窥见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为进一步深化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Figure 3. Knowledge graph of keyword co-occurrence network
图3. 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
综合图4的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与表2的高频关键词统计，我们可以深刻洞察近十年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热点。这些高频关键词不仅涵盖了儒家经典如《论语》《诗经》《孟子》等，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精髓的深入挖掘与广泛传播；还涉及文化传播、传播学、海外传播等传播类关键词，展现了儒家文化跨越国界、影响全球的广阔视野。同时，译介、翻译策略、典籍翻译等翻译类高频词的出现，则揭示了翻译活动在儒家典籍传播中的关键作用与复杂过程。
进一步分析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我们发现《论语》、传播、《诗经》、翻译策略、儒家思想等节点的中心性均超过0.2，凸显了它们在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网络中的核心地位与枢纽作用。特别是《论语》，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其译本传播研究不仅是学术界的重点，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一环。《论语》译本的多语种传播与广泛接受，不仅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也促进了儒家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对话。
Table 2. High-frequency keywords table
表2. 高频关键词表
频次 |
中心性 |
关键词 |
频次 |
中心性 |
关键词 |
76 |
0.18 |
《论语》 |
8 |
0.06 |
《尚书》 |
51 |
0.35 |
传播 |
7 |
0.09 |
儒家 |
37 |
0.27 |
《诗经》 |
7 |
0.02 |
海外传播 |
23 |
0.13 |
文化传播 |
7 |
0.12 |
典籍外译 |
15 |
0.04 |
译介 |
7 |
0.27 |
翻译策略 |
15 |
0.05 |
孔子 |
6 |
0.01 |
理雅各 |
14 |
0.07 |
《孟子》 |
6 |
0.23 |
儒家思想 |
11 |
0.12 |
翻译 |
5 |
0.04 |
典籍翻译 |
10 |
0.15 |
传播学 |
5 |
0.06 |
中国典籍 |
9 |
0.03 |
《易经》 |
5 |
0.12 |
《中庸》 |
在微观层面上，这些关键词的分析揭示了学者们如何通过翻译和解读《论语》等儒家经典，探讨儒家思想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接受与适应。这一过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与认同，也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同时，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运用，也成为影响儒家典籍传播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深入地研究与探讨。
接下来，我们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旨在从宏观视角界定主要研究“疆域”。CiteSpace运用自动聚类算法，将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的复杂理论网络划分为多个清晰的研究领域，每个领域即为一个聚类，代表特定的研究方向[21]。聚类依据关键词间的共现关系与强度，紧密相关的关键词被归入同一聚类，并赋予明确的主题标签。通过K聚类方法，我们筛选出前十个聚类，绘制成图4的关键词聚类图谱，直观展示了当前研究的主要疆域。
Figure 4. Knowledge graph of keyword clustering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图4. 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中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基于CiteSpace的聚类分析结果，Q值为0.87 (>0.3)，S值为0.94 (>0.7)，均显著高于评价标准的阈值，充分证明了聚类划分的合理性和高效性。图4所展示的十个聚类紧密关联，共同构成了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多元化疆域。
这些聚类不仅涵盖了儒家经典的核心文本如《尚书》《论语》《诗经》《孟子》，还深入探讨了传播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如翻译策略(归化、翻译策略)与传播效果(传播、传播效果)。翻译策略类聚类揭示了儒家典籍在跨文化交流中所需采用的适应性翻译方法，以确保儒家思想能够被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准确理解和接受。而传播效果类聚类则评估了这些译本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成效，以及它们对目标文化产生的具体影响。儒家思想与儒家聚类则是对儒家核心思想体系及其在历史上和当代社会中地位与作用的探讨，为译本传播提供了深厚的理论背景。
(2) 阶段性研究热点
时间轴视图(Timeline View)是CiteSpace的历时性可视化工具，展示研究领域知识的演变过程。它帮助研究者掌握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的历史脉络与现状，捕捉新兴主题趋势与前沿思想。图5通过关键词时间轴图谱，直观呈现了2010~2023年间该领域知识动态，为研究提供了历时性视角的深入分析。
Figure 5. Timeline view knowledge graph of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图5. 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关键词时间轴视图知识图谱
图5直观展示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文献更新与走势。时间轴上，聚类节点按时序排列，体现各聚类历史成果累积。有关《尚书》《论语》《诗经》和《孟子》的儒家经典的研究长盛不衰。每一个聚类被串联在了一条时间线上，清晰地展示了该聚类从过去到现在的学术成果累积过程。有关传播和传播效果的研究自2020年前后开始增多，尤其是通过对读者接受和副文本来研究传播效果的研究明显增多。此外，对翻译策略的探讨近几年呈骤减形式，说明该聚类关注点降低，相关研究减少。
(3) 新兴研究热点与前沿
CiteSpace通过算法分析文献或关键词的突变系数，揭示研究兴趣的骤增，这是评估前沿性的关键指标。为洞悉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的新热点，本文对关键词进行突发性探测，并按突发年份排序，图6直观呈现了新兴研究趋势。
Figure 6. Timeline list of top 13 burst keywords in the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ranslation dissemination
图6. 儒学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突发性排名前13位的关键词时序列表
经CiteSpace分析，共识别出13个显著突变的关键词，它们构成了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热点与前沿趋势。这些关键词的突变强度(Strength)、起始年份(Begin)及结束年份(End)均在图6中明确标示，其中加粗线段展示了突变的持续时段。尤为显著的是，《论语》与翻译策略，其高强度突变表明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文献数量实现了显著跃升。《论语》的突变期跨越了2017至2020年，彰显了该时段内对该经典研究的集中关注。
观察CiteSpace生成的突发性关键词时序列表，不难发现，列表的排序依据是突发开始时间的早晚，因此，图6中位置较低的主题往往代表着更强的前沿性。在判断新兴研究热点时，需综合考虑首次突现时间与突发起始时间的接近程度。据此，典籍外译、海外传播、《孟子》、译介及英译等主题，由于其突发起始时间均晚于2019年，可被视为近五年来儒学典籍译本传播领域的新兴热点。
由图可知，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呈显著增长态势，这是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的结果。一方面，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激发了全球对中华文化的浓厚兴趣与认知需求，典籍外译作为文化传播的关键桥梁，自然成为研究热点。另一方面，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以及相关政策与资金的支持，为典籍外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同时，学术界的积极参与与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与深度，特别是外国语言文学、中国语言文学、翻译学及传播学等领域的融合，为典籍外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人工智能与互联网、新媒体平台的普及，也为儒家典籍外译的高效传播与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
4. 研究展望
综合上述分析，当前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正经历视角转变，从文内探索拓展至文外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强调从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度审视儒家典籍英译的接受问题。儒家典籍传播研究在方法论上趋向多元，传播接受情况成为核心焦点。研究者常依据世界图书馆馆藏量[22]、销量及读者评论[23]评估接受度，同时，部分研究借助问卷调查深入探究受众反馈[24]，也有研究者者运用Python自然语言处理[25]进行情感分析，量化儒家典籍译本海外接受情况，为领域研究开辟了新路径。
另外，副文本是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副文本会影响对文本的阅读，也会影响文本的接受和传播。“副文本”概念源自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年著作《广义文本导论》，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视角，揭示了译者的翻译理念和译本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机制。当前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中，副文本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李静霞和肖志清[26]揭示了海外读者关注度最高的五项副文本元素依次为引言、注释、附录、脚注和评论。研究聚焦于注解、序言等内副文本及译者身份、译介动机等外副文本。赵爽和周桂君[27]发现译本的封面是对传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副文本对译本的对外传播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学界在翻译和传播中国典籍时，要更多地关注副文本，通过充分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技术、尝试呈现经典作品的原本面貌，更好地翻译中国典籍，更有效地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28]。
5. 结束语
本文借助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系统整理了中国知网中儒家典籍译本传播领域的文献，构建了覆盖2010至2023年的研究知识图谱，深入剖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轨迹。通过图谱解析与文献深度分析，本文明确了该领域的高影响力文献、核心出版平台、主要研究机构与学者、关键词分布及研究主题分类，同时捕捉了新兴的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研究指出，2020年为此领域的研究高峰，《论语》《诗经》及《孟子》等典籍成为高频研究对象。当前研究热点涵盖归化策略、传播机制、儒家思想、翻译手法等多个维度，其中，基于读者反馈与副文本分析来探讨传播效果的研究展现出较强的前瞻性。这些数据资料为未来儒家典籍译本传播研究的选题方向及深入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依据。
在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背景下，儒家典籍译本的研究已成为翻译领域的热点议题，并取得了显著成就，值得高度认可。然而，当前研究亦面临一些挑战：研究对象相对集中，特别是《论语》与《诗经》的研究过于饱和，部分研究结论存在重复现象；地域研究范围有限，多聚焦于美、英、俄等大国，而对小语种国家的传播情况探讨不足；研究方法上，单一作品研究占据主导，缺乏对儒家典籍整体体系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未来研究需拓展视野，促进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与深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