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情态表达是语言使用者表达主观态度和判断的重要手段。在汉语中，情态意义可以通过副词(如“可能”、“大概”、“必定”)、助动词(如“会”、“能”、“要”)以及句末语气词等多种形式来实现。这些不同形式的情态标记不仅可以单独使用，还经常在同一个句子中共现，形成复杂的情态表达系统。例如：
(1)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在这个句子中，尽管“大约”和“的确”在语义上看似不兼容，但它们可以在同一个句子中共现，并形成独特的语义效果和语用功能。这种情态标记的共现现象不仅体现了说话人对命题确信程度的精细调节，也反映了汉语在表达主观性方面的丰富资源。
Table 1. Classification of epistemic modal expressions in English
表1. 英语认识情态表达的分类
|
可能性 |
概率性 |
确定性 |
助动词 |
might, may, could, can* |
should, ought to, would, will |
must, can’t |
副词 |
possibly, conceivably, perhaps, maybe |
probably, quite, likely, most likely, well** |
certainly, definitely, indeed, presumably, surely, for certain, of course, undoubtedly, necessarily |
*仅用于修辞性疑问句：“Can this be love at first sight?”；**仅用于could、may和might之后。
情态表达在跨语言的文献中已有广泛讨论[1]-[4]。在英语中，情态助动词(如can、must和should)通常被认为是表达情态的主要资源，而其他类别，如情态副词，也逐渐受到关注[5]-[8]。在汉语中，情态表达包括情态助动词、情态副词和句末语气词[9]-[12]。Palmer(1986)将情态分为两大类，即认识情态和义务情态。认识情态关注命题，表达说话者对命题真值状态的评估；义务情态则与事件相关，表示说话者对未来事件的许可或施加的义务[4]。Hoye (1997)在分析情态助动词和情态副词的共现时，展示了副词如何强调或改变情态助动词的意义[6]。Hoye借鉴Close (1975)的研究，将情态副词分为表达确定性、概率性和可能性三类，如表1所示[13]。如前文所说，在汉语中，情态表达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类形式：情态助动词、情态副词和句末语气词。早期研究分别关注这三类形式的语义功能[9] [10] [14]，后来的研究则开始关注它们的共现现象[11] [15]。在情态副词研究方面，张(2000:60-62)将副词分为十类，其中“的确”、“一定”、“必定”等属于认识情态副词，被归入“评价性副词”类[16]。史(2003:21-22)则从语义角度将情态副词分为认识情态和义务情态两大类[17]。其中认识情态又分为两个子类：演绎性和推测性。演绎性包括确认、断言和指示；推测性则包括可能性和必然性。关于情态副词的连用顺序，史(2003: 24-26)提出了四个制约原则：管辖范围原则、主观程度原则、连贯原则和凸显原则[17]。在多类情态成分的共现研究方面，齐(2007: 128)发现情态副词、情态助动词、句末语气这三类成分可以在句中共现，形成15种不同的组合方式[18]。这一发现为我们理解汉语情态系统的复杂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尽管以往的分析已经建立了对汉语情态系统的相对全面的理解，但很少有研究探讨不同类型情态副词的共现模式及其对语义的影响。特别是在语料库视角下，情态共现的具体实现方式及其语用功能仍有待深入研究。近期研究开始关注汉语情态共现的语料库证据。Jia & Xia (2023)通过大规模语料库分析发现，认识情态词在共现时遵循一个优先序列：可能性情态词倾向于出现在概率性情态词之前，概率性情态词倾向于出现在确定性情态词之前(可能性 > 概率性 > 确定性)[19]。他们的研究还揭示了句末语气词在情态共现结构中的调节作用，为理解汉语情态共现系统提供了实证依据。然而，目前的研究在深层理论阐释方面仍存在局限。对情态共现的语义互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例如不同情态词共现时如何发生语义互动，共现如何影响句子的整体盖然性，以及语序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此外，现有研究对情态共现的语用功能关注不足，尚未系统探讨说话人选择情态共现形式的动因，以及共现结构如何在不同语境中实现其交际功能。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一个更为系统的理论解释框架。
本研究以Jia & Xia (2023)提供的语料数据为基础，采用形式语义学与关联理论相结合的分析框架，对汉语情态词共现现象进行系统考察[19]。从形式语义学的角度，我们将为不同类型的情态词建立形式化的语义表达式，分析它们在共现时的组合规则和辖域关系。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我们将探讨说话人选择特定情态共现形式时的认识动因，以及这些共现形式如何在实际交际中实现最佳关联。这种理论整合不仅能够解释情态共现的语义机制，还能揭示其语用功能和交际效果，从而为理解汉语情态系统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介绍形式语义学和关联理论的基本概念，讨论两种理论在情态分析中的应用价值，并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第三节从形式语义学视角出发，为汉语主要情态词建立形式化的语义表达式，分析情态共现的语义计算机制。第四节运用关联理论，探讨情态共现的语用特征，包括其认识动因、语用功能以及语境制约。第五节总结全文，讨论这一研究对汉语情态系统理解的理论意义，并指出未来研究方向。
2. 理论框架
在分析汉语形式语义学和关联理论为分析语言现象提供了不同但互补的视角。本节将梳理这两个理论框架的核心概念及其在情态分析中的应用价值。
形式语义学对情态的研究始于Kratzer (1981, 1991)开创性的工作[20] [21]。Kratzer提出用情态基础(modal base)和排序源(ordering source)来形式化表达情态的语义。这一理论框架后来被von Fintel & Heim (2011)进一步发展，为跨语言的情态研究提供了有力工具[22]。Portner (2009)在此基础上专门探讨了情态词的语义组合问题，为分析情态共现现象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23]。形式语义学分析的优势在于能够精确刻画情态词的语义内涵及其组合机制。然而，这种严格的形式化分析往往难以解释为什么某些在语义上看似矛盾的情态共现在实际交际中是可接受的。这一局限促使我们转向关联理论寻求补充说明。
Sperber & Wilson (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为理解语言使用提供了一个认识语用框架[24]。他们认为成功的交际建立在最佳关联原则之上：说话人的表达应当在最小处理努力下获得最大认识效果。Carston (2002)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特别关注了语言形式与语用推理之间的关系[25]。在情态研究方面，Papafragou (2000)率先将关联理论应用于情态表达分析[26]。Papafragou指出情态表达的选择和解释都受制于说话人和听话人共享的认识语境。这种分析视角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情态共现虽然在形式上显得冗余或矛盾，但在特定语境中却能实现独特的交际效果。Wilson & Sperber (2012)进一步论证了多重情态标记的认识动因，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往往反映了说话人对命题的复杂认识态度[27]。
形式语义学和关联理论在分析情态共现现象时各有侧重，但两种理论可以形成有效互补。形式语义学提供了严格的语义计算机制，而关联理论则解释了这些语义组合在实际交际中如何被理解和使用。这种理论整合为我们理解情态共现提供了更全面的视角。事实上，情态语义的形式化分析与语用考量密不可分。正如Portner (2009)指出，情态语义的计算过程本身就涉及对语境信息的解读，其中包含了对最优解释的寻求[23]。这一观点为形式语义学和关联理论的整合提供了理论基础，也说明了在分析情态共现现象时需要同时关注其形式特征和语用功能。
基于上述理论整合，我们提出以下分析框架：首先运用形式语义学工具建立情态词的基本语义表征，分析其语义组合的可能性；然后从关联理论视角考察这些组合在实际交际中如何通过语境选择和认识推理获得特定的解释。这种分析框架既保持了形式语义分析的严谨性，又能解释情态共现在实际使用中的灵活性。通过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某些情态共现形式虽然在语义上呈现对立，但在交际中却是有效的表达方式。这为后文分析汉语情态共现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
3. 汉语情态共现的语义分析
本节将运用形式语义学的分析工具，本节将对汉语情态词的语义特征及其共现机制进行系统考察。我们首先为不同类型的情态词建立形式化的语义表达，然后分析它们在共现时的语义计算规则。
3.1. 情态词的形式化表达
在建立形式化表达之前，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情态词的分类。Jia & Xia (2023)借鉴Hoye (1997)的分类方法，将汉语情态词分为可能性/概率性/确定性三类[19]。在参考了《现代汉语语气成分用法词典》来确定词项类别之上，还结合了先行研究成果和母语者语感，最终建立了如表2所示的分类体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Epistemic Modal Expressions in Chinese
表2. 汉语认识情态表达的分类
|
可能性 |
概率性 |
确定性 |
助动词 |
可能、容易 |
会、应该 |
必 |
副词 |
似乎、好像、仿佛、或许、
兴许、也许 |
恐怕、想必、势必、大半、大约、大概、大抵、多半 |
绝对、确实、的确、一定、必然、必定、铁定、肯定、指定、准、准保 |
这一分类为我们建立情态词的形式化表达提供了基础。基于Kratzer (1991)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用可能世界语义为汉语情态词建立形式化表达[21]。对于任意命题p，三类主要情态词的语义可表示为：
(2) 可能性情态词(如“可能”、“好像”等)：[[可能]] = λp.∃w ∈ W.Base(w,p)
这表示在可能世界集合W中存在至少一个满足情态基础(Base)的世界w，使得命题p在该世界中为真。
(3) 概率性情态词(如“大概”、“多半”等)：[[大概]] = λp.Pr(p|Base) > 0.5
这表示在给定情态基础的条件下，命题p为真的概率大于0.5。不同的概率性情态词可能对应不同的阈值。
(4) 确定性情态词(如“必定”、“一定”等)：[[必定]] = λp.∀w ∈ W.Base(w,p)
这表示在所有满足情态基础的可能世界中，命题p都为真。
这三类情态词形成了一个语义强度的层级：可能性 < 概率性 < 确定性。这种层级关系决定了它们在共现时的语义互动方式。
3.2. 情态共现的语义计算
Jia & Xia (2023)的语料库研究为我们理解情态共现的语义计算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19]。他们的研究表明，情态词的共现遵循明确的层级序列：可能性 > 概率性 > 确定性。这种层级序列不仅体现在使用频率上，也反映了深层的语义计算机制。
当不同类型的情态词共现时，其语义计算通常遵循从外到内的辖域原则。例如，“可能会”的高频共现(占“可能”“会”共现总数的85.0%)表明这种组合在语义上最为自然。其形式化表达为：
(5) [可能] = λp.∃w ∈ W.[Pr(p|Base(w)) > 0.5]
这个形式显示，外层的可能性判断作用于内层的概率评估，形成了一个复合的情态评价。相比之下，“会可能”这种反向词序的低频率(仅占15.0%)说明这种语义计算方式不符合自然语言的认识处理倾向。
语料数据还揭示了情态共现的语义合法性受多重因素制约。首先，可能性和概率性情态词的共现最为普遍(助动词共现12,177次，副词共现139次)，这表明语义相近的情态词更容易形成合法的共现结构。其形式化条件可表示为：
(6) 若M1和M2为情态词，则M1和M2的共现合法当且仅当：
|[M1] - [M2]| < θ
其中θ为语义距离的阈值。这解释了为什么“可能必”等语义跨度过大的组合极为罕见(仅12例)。
其次，语义计算的方向性也是重要的合法性条件。以情态副词为例，可能性-确定性的共现(247例)明显多于确定性-可能性的共现(61例)，这种不对称性反映了语义计算的优先方向：弱语义强度的情态词倾向于对强语义强度的情态词形成辖域。
这些语义合法性条件不仅解释了已观察到的共现模式，也为预测新的情态组合的可接受性提供了理论基础。
3.3. 特殊共现形式的语义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Jia & Xia (2023)的数据中出现了一些看似违反基本语义序列的共现形式。这些特殊情况为我们理解情态共现的语义机制提供了深入的视角[19]。
例如，“大概必定”这类概率性与确定性情态词的共现虽然在频率上较低，但语料中确实存在这种用法。比如：
(7) 在党的大概必是少数。 (Jia & Xia (2023: 7))
其形式化表达为：
(8) [大概] = λp.Pr(∀w ∈ W.Base(w,p)|Base) > 0.5
这种形式表明，说话人是在对命题的必然性进行概率评估，而不是直接对命题本身做出判断。这解释了为什么这类看似矛盾的共现形式在特定语境下是可以接受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情态词之间可能出现其他成分的介入。数据显示，在“可能会”的共现中，有1769例是非相邻的。这种非相邻共现的语义计算可以表示为：
(9) [可能] = λp.∃w ∈ W.[X(Pr(p|Base(w)) > 0.5)]
其中X代表介入成分对情态语义的修饰作用。这种形式说明情态共现的语义计算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容纳其他语义成分的参与。
通过对汉语情态共现现象的形式化分析，我们发现其语义计算遵循一个基本的层级序列。这个序列不仅体现在线性词序上，更反映了深层的语义组合机制。正如语料数据所显示的，可能性、概率性和确定性情态词构成了一个从弱到强的语义连续统。这种语义强度的递进关系决定了情态共现时的计算方向，使得较弱语义强度的情态词往往对较强语义强度的情态词形成辖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义计算并非完全机械的过程。在实际语料中，我们观察到诸多看似违反基本语义序列的共现形式。这些特殊用例提示我们，情态共现的语义计算具有一定的弹性空间，能够适应不同的语用需求。这种弹性既保证了情态表达的规范性，又为说话人提供了更细腻的语义表达可能。然而，仅从形式语义的角度可能无法完全解释所有的共现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虑语用层面的因素，这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
4. 情态共现的语用分析
语言使用的研究需要超越纯形式的分析。Sperber & Wilson (1995)提出的关联理论为我们理解语言使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4]。在关联理论框架下，情态词的共现不仅涉及语义计算，更关乎交际效果的实现。本节将从认识和语用的角度分析情态共现现象，探讨其在实际交际中的动因和功能。Sperber & Wilson (1995: 260)指出，语言交际的本质是最佳关联的追求[24]。基于这一理论基础，我们提出一个分析情态共现语用特征的多维框架(见图1)。这一框架从认识处理、语用功能和语境因素三个维度展示了情态共现的语用机制及其相互关系。
Figure 1. The pragmatic analysis model of modality co-occurrence
图1. 情态共现的语用分析模型
如图1所示，情态共现的语用效果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认识处理层面，说话人需要在表达的认识效益和处理努力之间寻求平衡；在语用功能层面，情态共现同时服务于态度调节和人际互动的需要；而这些功能的实现又都受到具体语境因素的制约。这一理论框架为我们后续的具体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视角。
4.1. 情态共现的认识动因
关联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交际都遵循最佳关联原则：说话人的表达应当以最小的处理努力获得最大的认知效益[27]。从这一视角看，情态共现虽然增加了形式的复杂性，但其产生的认知效益足以补偿额外的处理努力。Jia & Xia (2023)的研究表明，认知情态词在共现时遵循一个优先序列：可能性情态词倾向于出现在概率性情态词之前，概率性情态词倾向于出现在确定性情态词之前(可能性 > 概率性 > 确定性) [19]。这种分布特征反映了说话人在表达复杂认知态度时的系统性选择。
4.2. 情态共现的分布特征与交际功能
Jia & Xia (2023)的语料分析揭示了情态共现的使用呈现出显著的分布规律[19]。在正式语体中，概率性和确定性情态词的共现比例较高，反映了这类语体对精确表达的需求。而在日常交际语体中，可能性情态词的共现则更为普遍，这种分布差异体现了不同语体对情态表达的特定要求。
从交际功能来看，不同类型的情态共现能够实现特定的语用效果。例如，高频共现形式“可能会”通过叠加可能性和概率性标记，既表达了基本的不确定性判断，又传达了某种预期。而“大概必定”这类概率性和确定性情态词的共现，虽然在整体语料中比例较低，但能够在特定语境下表达说话人复杂的认知态度：既通过概率性标记表明推测性质，又借助确定性标记强调判断的可靠性。
4.4. 特殊共现形式的语用解释
回到第三节讨论的特殊共现现象，语用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让我们重新审视文章开头提到的例子：
(1) 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
这个例子在第三节的语义分析中可以表示为：
(10) [大约] = λp.Pr(Base(w,p) = 1|Base) > 0.5
虽然形式语义分析解释了其计算机制，但要理解这种共现形式为什么能够被接受，还需要考虑其语用动因。从语用角度看，这种共现体现了说话人对信息来源和确信程度的细腻区分：通过“大约”表明信息的间接性或推测性质，同时用“的确”强调对这一推测结论的确认态度。这种复杂的认识态度在交际中是完全合理的，也正是此类情态共现存在的重要原因。
5. 结论
本研究结合形式语义学和关联理论，对汉语情态共现现象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情态共现不仅遵循可形式化的语义规律，更体现了说话人在实际交际中的精细化表达需求。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统合语义和语用分析的理论框架。通过形式语义学的工具，我们为不同类型的情态词建立了严格的语义表达，并揭示了其共现时的语义计算规则。这种形式化分析不仅解释了常见的情态共现模式，也为理解特殊共现形式提供了基础。同时，关联理论的引入帮助我们理解了情态共现背后的认识动因和语用机制，特别是那些在纯语义层面难以完全解释的现象。在实证层面，本研究基于Jia & Xia (2023)的语料发现，补充了对特殊共现形式的解释[19]。研究表明，看似违反语义规律的情态共现往往能在特定语境中实现独特的交际效果。这种发现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汉语情态系统的认识，也为理解语言使用的灵活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首先，当前的分析框架主要基于单句层面的考察，对情态共现在篇章中的功能还缺乏系统研究。其次，跨语言的对比视角有待加强，特别是不同语言在处理复杂情态表达时的异同值得进一步探讨。未来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方向展开：一是拓展到篇章层面，探讨情态共现在语篇组织中的作用；二是开展跨语言对比研究，考察情态共现的类型学特征；三是结合语音研究，探讨韵律特征对情态共现的影响。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情态共现这一语言现象。
基金项目
本研究由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科学研究费助成基金(科研费)“青年研究”资助，资助编号为24K16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