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3年5月13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所举办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赛，“村超”由榕江县三宝侗寨的“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缩略而成，是网友们对其亲切的称呼。同年，“村超”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2月23日发布的2023年度乡村振兴十大新闻之一。诸如以“村”字打头的农村体育赛事热度爆棚，“村BA”“村超”“村排”“村兵”等“村味”体育活动有力推动文体旅农商协同共进，为乡村振兴增添了强劲的文化动力。
因此，与“村超”赛事有关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急需总结，本文主要探究贵州榕江县“村超”赛事在数字传播时代下，其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对乡村记忆建构的具体情况，旨在揭示“村超”这种新兴乡村文化传播模式如何通过数字人文手段塑造乡村记忆的景观与路径。具体而言，本文主要提出以下问题：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作为乡村记忆在数字传播时代是否发生嬗变？是否搭乘数字传播时代的“顺风车”建构数字记忆，形成数字人文项目建构乡村记忆的新景观？“村超”的文化营造具有哪些借鉴意义的方法或路径？
此外，本研究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将贵州“村超”这一热门且具有独特性的乡村体育文化现象置于数字人文与乡村记忆建构的交叉视角下进行研究，打破了以往单一从体育赛事或乡村文化传播角度的研究局限，为理解“村超”现象提供了多维度视角。另一方面剖析“村超”赛事文化营造中数字人文的社会记忆再生产功能，主要考察形式、内容和意义再生产以及其承载的功能，并从主体逻辑、数据逻辑和技术逻辑探讨乡村记忆的建构路径，有着现实意义。
2. 文献综述：乡村记忆内涵与外延
2.1. 乡村记忆的内涵
作为学术界公认的“集体记忆”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同一群体对过往事件认知的集体建构[1]。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学者保罗·康纳顿提出“社会记忆”概念，其表明社会记忆是某一群体因共同历史、经历或文化背景构建起的有形或无形关联，该关联助力群体成员共享过往经验，于当下社会实践达成共识[2]。在此之后，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不仅继承了集体记忆的精髓，更是对前者的补充。接着丹尼斯·沃尔德从地理学层面剖析乡村记忆，提出乡村记忆由不同地域空间尺度的记忆主体塑造而成，是乡村主客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地理作用进程的结晶，是长期历史生产与生活实践里人地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情感与价值感知[3]。
乡村记忆是指在村落起源、变迁和发展过程中，借助各类地理媒介、符号以及载体所蕴含的记忆，其既着重于主体对乡村空间的田园景色、历史建筑、文化遗产、民俗风情等自然与人文地理历史记忆，也关注记忆产生期间社会环境要素的作用以及空间映射[4]。语言和景观等地域要素承载的乡村记忆构成了地方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石，是地方特色知识的独特表达方式，也是本土文化参与全球文化交流的基础。乡村记忆既增进本地群体的文化归属感，又为本土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了珍贵的资源渠道，乡村记忆并非仅从地域视角出发，也是全球视野下多元文化元素交融汇聚的集成呈现。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记忆的研究主题涉及档案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其中档案学是乡村记忆研究的主力学科。而在众多关于记忆的研究领域中，关于新媒介如何影响乡村记忆的研究尚有空白，有关乡村记忆的研究仍停留在线下物质层面的记忆回归上。
2.2. 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
正如邵鹏学者所言，数字记忆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新兴媒介在乡村地区的全面普及，乡村记忆的接续与传承应同时注重线上线下两个层面，因此，探寻新媒介与乡村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在数字时代，乡村记忆既包括在互联网上产生的新记忆，也涵盖了通过数字化手段转化和保存的传统乡村记忆。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乡村记忆得以被数字化保存、可视化表达，并借助网络平台进行集成、展示与广泛传播。记忆主体要将存储在大脑中的记忆信息表达出来，必须借助记忆中介(即各类记忆媒介)，如语言、器物、动作、文字、图像、录音等外在工具。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数字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直接影响乡村记忆的存在形态和表现方式，也直接关涉到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传承建构乡村记忆。
数字化促使个体的感知、记忆、经验与知识等信息迅速且大量地汇集于互联网空间。集体智慧同集体记忆在互联网中相互交融，持续为这一宏大的全球信息网络增添崭新的信息、能量与活力。由此，互联网演变成一个具备海量数据的存储与记忆核心，能够主动、高效地收集、处理、加工、分析和传播信息，进而成为一个具有思考能力和创造力的信息主体。全球信息库和知识库成为每位地球居民可以随时访问、检索、提取和使用的“随身宝藏”[5]。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记忆的共享与传播加强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联系，个人的数字体验总是凝聚着同一时期社会共同的记忆，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社会记忆建构的有机结合。
目前，围绕“村超”个案的研究层出不穷，多数立足于乡村体育赛事和乡村振兴的角度展开。但从数字传播时代乡村记忆的建构角度出发的论文较少，从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的建构视角围绕“村超”全网火爆出圈进行的研究暂时缺位。
3. “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
“村超”作为数字时代的乡村记忆，依托数字传播技术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能够突破地域限制，与各文化进行双向互动。榕江县的“村超”赛事作为一种地方性表达，凭借记忆，乡村的物理空间得以转变为蕴含情感价值之所。在数字化浪潮中，各地乡村文化突破时空的藩篱，在更广阔的范围里展开全面的沟通、交流与互动。
3.1. 作为传统乡村记忆的“村超”：语言、行为和景观
当前学术界对乡村记忆的研究主要涵盖语言、行为与景观这三个维度，一是以口头语言为主要媒介实现记忆传承与扩散；二是以人类行为为核心载体的记忆展演，三是以景观建筑为主要符号的记忆承载。接下来将从这三个方面对“村超”展开论述。
首先，以口头语言为主要媒介实现记忆传承与扩散。通过口头讲述历史故事、俗语谚语这类内容，彰显出地方的人文特色，承载着地方记忆。“村超”赛场上唱响的侗族大歌展现了榕江县的侗族文化，承载着黔东南州的侗族记忆；同时赛场上苗家阿妹的苗语解说传承扩散了榕江县的苗族文化；再加上英文的解说为国际观众接触“村超”提供了语言的接近性，打破语言建构的巴别塔，使得“村超”进行全球化传播。
其次，以人类行为为主要载体的记忆展演。仪式作为一种操演语言，属于人们在地理环境中的行为呈现方式。相较于静态的记忆载体，以活态传承为核心的仪式活动在记忆保存与传承上更具弹性与深度。在活态传承进程中，人作为主体的行为表现展示了历史，借助体化实践，过往记忆持续被激活，进而对记忆的构建发挥作用。“村超”赛事由村民自主组织，球员由村民组成，比赛有村趣，奖品有村味，将侗族文化、非遗民俗和足球精神融合在一起。“村超”同时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们换上民族盛装，轮番登台表演侗族琵琶歌、水族芦笙铜鼓舞、瑶族舂杵舞、苗族芦笙舞等颇具民族风情的歌舞和演奏特色乐器。通过体化实践，过去的民族文化不断被回忆，在数字传播时代展演出新的乡村记忆。
最后，以景观建筑为主要符号的记忆承载。“村超”足球场的物理空间从过去的村民生产生活空间逐渐转变为以提供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为主的消费空间，既凝聚着榕江县的情感与记忆，又彰显出苗族侗族典型的符号表征，在融入外界想象的同时也成为创建和延续地方认同的载体，踊跃投身于全球交流之中。为迎合客源市场需求和改善村民居住环境，榕江县三宝侗寨的物理空间从过去的村民生产生活空间逐渐转变为以提供城市居民旅游和休闲为主的消费空间，乡村景区化带动榕江县的经济发展，提高村民收入。
3.2. 数字传播时代“村超”的乡村记忆表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目前，“村超”等乡村体育赛事已成为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平台。对于乡村地区而言，承办体育赛事，搭乘数字媒体，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融入现代生活，使体育赛事成为“共享共乐”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比赛有助于促进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村超”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方面有显著成效。在“村超”赛场上，所有参与者不分地域与民族，共同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2.1. 乡村文化“交往化”
“村超”赛事期间，不同民族基于物质交换和基本合作进行日常互动与交流，初步形成民族交往阶段。在乡村旅游和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去榕江县看一场球，或者亲身踢一场球，尝尝当地的卷粉、牛瘪、酸汤鱼等特色美食，再顺便游览和感受一下苗寨、侗寨风情，成了去“村超”的“标配”，是游客们感受乡村文化、非遗民俗、足球精神的仪式活动。杀猪的、教书的、干工地的、卖卤菜的、做卷粉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组成一支支球队汇聚榕江县，呈出一场场全民运动、全员参与的比赛。“民间、草根”是“村超”的标签，也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
3.2.2. 乡村文化意象“交流化”
随着交往的深入，民族间的交流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包含着文化、思想、艺术等，交流频次高，是较高水平的文化空间层次，深入到民族交流阶段。“村超”参赛的球队也会将民族服饰元素融入队服设计，在比赛服上加入苗族的刺绣花纹，或是侗族的彩色织锦图案。在赛前热身和入场仪式环节，球员们展示带有民族文化元素的队服，成为了民族文化交流的流动窗口。球员们来自不同民族，互相交流队服上民族元素的来源和意义。这种交流增进了不同民族球员之间对彼此民族文化的认知。球员们的奖品大多是当地特产，第一名队伍的奖品是本地小黄牛、第二名小香猪、第三名小香羊、第四名本地鹅，价格不高，却充满了原汁原味的乡土气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意象混合化促进足球文化与榕江县的苗族、侗族文化相互交融，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3.2.3. 乡村文化“交融化”
在民族交流的基础上，各民族通过频繁的相互接触、深入了解、彼此学习以及逐步认同，其民族特征渐渐走向趋同，进而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民族共同体。一方面表现在物理空间的交融，榕江县位于贵州省东南部，属珠江、长江两大水系分水岭，位于湘黔桂三生(自治州)结合部中心地带，素有“黔省东南锁钥，苗疆第一要区”的美誉。榕江少数民族众多，苗族侗族水族等16个少数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占总人口的83.9% [6]。侗族大歌、芦笙歌舞、民族舞蹈、摆王木鼓舞、齐跳多耶等在同一个广场共舞，在长期相互切磋中实现融合，形成共同的文化磁场。另一方面表现在文化空间上，赛场上啦啦队的表演也融合了民族文化。啦啦队成员将民族舞蹈动作与现代啦啦操动作相结合，把苗族舞蹈中的旋转动作和跳跃动作融入到加油助威的啦啦操中，同时配上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节奏。这种创新的表演形式不仅为比赛增添了活力，还促进了民族文化在现代体育活动中的传播。不同民族的啦啦队成员在排练和表演过程中相互学习动作和节奏，加强了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随着三个阶段的由浅至深，从初级到高级的依次递进，伴随着物理空间的交融，承载榕江县乡村性的文化空间也发生着变迁。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榕江县的原生民族文化在具体场域中开始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内涵，巩固了当地村民们原有的文化记忆，增强了村民们的文化认同感。
3.3. 数字时代乡村记忆的嬗变：“文体旅农商”多产业协同发展
作为榕江县民族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地方乡村文化记忆，“村超”以“村 + N”模式强势出圈，打造“村 + N”的乡村文化文旅品牌IP，是榕江县三宝侗寨少数民族文化的具象化表达。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依托数字载体，作为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文项目，打造了专属于地方的“文体旅农商”的多产业协同发展，具体表现为把“体育 + N”落到实处，即着力打造“民族文化 + 体育 + 旅游 + 农业 + 商业”的协同发展。贵州“村超”的破圈传播依托于数字时代专业化、沉浸式的传播矩阵，主流媒体和地方媒体协同合力打造的“同心圆”传播模式，助力“村超”成为现象级传播的乡村文化。多渠道、全方位、沉浸式地传播造就乡村地方民族文化，构建榕江县三宝侗寨的文化景观，延伸了“村超”作为数字时代乡村记忆的内涵和外延，促进了地方文旅品牌打造与赛事IP提质增效。
贵州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利用数字经济赋能体育赛事，并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着重打造以“文体旅农商”为核心的赛事融合发展格局。借助体育赛事集聚优势打破政策与行业壁垒，加速资源开放共享，并借机盘活闲置低效的旅游、餐饮、住宿、农产品等项目资源。贵州“村超”巧妙地将农产品展销和足球赛事举办协同发展，以农特产品的乡土气息赋能地方文体产业，打造独具特色的“体育 + 经济”的品牌IP。通过多产业协同发展，共同推进美丽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贵州榕江借助“村超”的势头，联动沿线的台江“村BA”、肇兴千户侗寨、雷山郎德苗寨等多个具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区，还原自然生态秘境与独特地域文化，提升贵州乡村的知名度与吸引力。同时，注重提升赛事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多元化优质服务，增强游客的体验感和幸福感；进一步优化县城及周边的服务产业，促进餐饮、住宿、旅游、交通等服务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吃好”“玩好”“住好”的优质旅游服务。
4. 构筑数字人文景观：数字传播时代乡村记忆的新景观
景观社会理论由居伊·德波等人提出，“景观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是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正如物与物的交换才能称之为社会，景观与景观之间通过大众媒介的广泛传播才完成了众多景观与景观之间的交换，从而形成景观社会[7]。”景观社会是“村超”破圈传播的重要背景条件，也为探讨“村超”的现象级传播提供了适宜的理论研究视角。
4.1. 展演民族精神生活的新景观
在数字传播环境下，因中介化的特性致使传播权力下移，新的景观社会应运而生，在数字传播时代的景观社会中，人们观看景观、交换景观的权力更趋自由，促进了“村超”的火爆出圈，三宝侗寨历史底蕴丰富的建筑和苗族侗族多元的非遗民俗正是榕江一直在寻找的适合当地优势的景观。
乡村文化借力数字化中介手段从两方面展演数字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化生活。首先，从融合性维度来看，智能移动终端可将视频、图片、文字等传统媒体的特性加以整合，令观察者能更便捷地感知景观。“村超”赛事构建起较为完备的短视频营销体系，近年来榕江践行“让手机变成新农具，让数据变成新农资，让直播变成新农活”的“新三变”策略，让新媒体赋能乡村振兴。为了让整体的传播营销更加市场化、专业化，县里特地成立了“村超新媒体专班”，专人专岗，特事特办。其次，在交互性方面。在景观环境里，表演者与观察者处于能够相互交流的情境之中，具备交互性。这是由于表演者期望得到观察者的回应，并依据观察者的反馈对自身表演形式予以调整。这种互动让景观社会的景观化特征愈发显著，甚至会催生出次景观现象。
“村超”用“神秘多彩民族文化 + 全民足球氛围 + 新媒体运营”，立足“群众主体、群众主创、群众主推、群众主接”，激发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振兴，先努力制作正能量的短视频内容让榕江出圈，再探索如何带领榕江人民步入创业致富之路。
4.2. “村超”营造的数字人文是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
数字时代推动了急邃的价值颠覆和知识重组，促发了迷幻的自我革新和学科想象，重塑了全新的消费景观和社会图景，也催生了绝伦的学科新象呱呱坠地。“数字人文”应运而生，作为人文计算概念的升级，“数字人文”于2001年被正式提出，成为一种遍及全球且“超越历史、跨越媒介”的知识生产与集呈的新方式[8]。国内较早研究“数字人文”问题的武汉大学王晓光教授，在演讲中对“数字人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阐释了数字人文如何逐渐取代人文计算。朱本军和聂华指出，数字人文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层次：一是人文数据库或数据集的建设。二是人文数字工具的开发使用。三是创新人文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四是人文领域的创造性破坏与建设[9]。“数字人文”是指围绕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特定的研究对象、知识本体的数字化保存和应用所进行的相关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组织、服务、研究、教育等活动的总称[10]。
社会记忆再生产理论源起于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该理论运用动态、辩证、连续且立体的视角剖析社会记忆现象，聚焦社会记忆发展的全过程与全景观，涵盖内容的再生产、形式的再生产和意义的再生产。
4.2.1. 形式再生产
数字人文借助技术助力，能够达成对口头传承、体化实践、刻写实践、文献记录、文物遗迹等记忆形式的拆解与重塑、转换与融汇，把固态且已有的记忆样态转变为流动的数字化形式。原本实体或模拟形态的记忆资源也可轻松转化成数字内容，实现长期存储、灵活开发以及永续运用，该记忆模式的调适与变动让记忆资源逐步趋向信息化与数据化。在“村超”赛场上唱响的侗族大歌经过短视频传播体现了榕江县当地的侗族文化，储存着黔东南州的侗族记忆，把已有的民族语言转化为数字化的二进制符号，令文本、影像、声音在时空序列中相互交融，将乡村民族文化的历史画卷徐徐铺陈。把数字技术运用到记忆实践环节，催生出诸多形式各异的原生数字资源内容，村民们在互联网上二次创作关于“村超”赛事的数字记忆，将记忆形式开始重构、转化与融合形成数字传播时代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
4.2.2. 内容再生产
数字人文实现了对社会记忆的发掘、编码、重构、强化与改写操作，这是一个梳理过往、固化记忆、消除含糊、娓娓道来的过程，在从审视其形态到辨析其内涵期间，能够催生出带有情境性与移情作用的叙事力量。“记忆的构成”从静态意义上来看，主要包括“主体、客体与中介”，即谁、回忆什么以及如何回忆，“村超”赛事的火爆出圈使得全球通过体育活动回忆着黔东南的乡村文化，这种构成在历史进化的动态过程中不断被重塑。从记忆的客体-内容再生产而言，“村超”所展现出的黔东南乡村文化元素成为了核心素材。古老的村寨建筑风貌，如鼓楼、风雨桥的形象，借助赛事宣传、赛场布置以及网络传播等途径，被转化为具有代表性的视觉符号，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不断衍生出关于黔东南乡村空间布局与建筑智慧的新认知。传统的民俗节庆活动，如苗族的姊妹节、侗族的萨玛节等，它们的仪式、习俗与“村超”的热闹氛围相互映照，在记忆内容中被重新加工，成为全球瞩目的独特文化亮点，激发着更多人对其背后所蕴含的家族观念、社群关系以及宗教信仰等深层次内涵的探究欲望。而且，乡村中代代相传的手工艺记忆，如苗族的银饰锻造、侗族的织锦技艺等，也因“村超”而有了新的展示平台，其精美的制品成为赛事周边的特色纪念品，在人们把玩、欣赏、购买的过程中，手工艺的记忆从单纯的技艺传承转变为一种融合了文化价值、审美趣味与情感寄托的综合性记忆内容，不断丰富着“村超”所承载的黔东南乡村文化记忆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推动着这种记忆在更广泛群体中的传承与创新的再生产。
4.2.3. 意义再生产
意义再生产是数字人文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一方面，数字人文借由追溯历史场景，能够拓展历史记忆的维度、提升历史记忆的可信度、梳理历史记忆的演进脉络。榕江乡村足球赛有着久远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村民们在河边草地开展足球竞赛。一群热爱足球的村民耗费两三个月平整土地，清除杂草，砍下树枝制成球门，并用石灰粉绘制场地线，自制出简易的露天足球场。河边足球场见证了早期数届“村超”。在最为热闹时，有15支球队参赛，赛场周边满是观众。自20世纪90年代起，此类足球赛从未中断，浓厚的足球氛围深植于榕江人的记忆之中。另一方面，数字人文能够运用多种形式展现文化魅力、唤起文化记忆、提升文化自信。其对民俗乡规的呈现、对地理风貌的描绘，均在重塑社会交往情境，强化集体记忆。“村超”成为凝聚地方文化认同的核心事件。无论是榕江本地的侗族、苗族还是其他民族，都能在“村超”中找到家乡文化的归属感，在赛事的组织、参与过程中强化了对本地文化的认知。当地居民在准备特色美食摊位时，会深入挖掘和展示本民族美食文化的精髓，像侗族的腌鱼、腌肉等传统美食制作工艺在这个过程中被重新重视，并且成为代表地方文化的符号。
4.3. 数字人文的社会记忆再生产功能
4.3.1. 数字化的记忆存储功能
原本呈实体或模拟形态的记忆资源可顺利转化为数字内容，实现长期保存、灵活开发与永续运用，此类记忆模式的转变促使记忆资源渐趋信息化与数据化。“村超”的文化营造项目中数据资源库、研究工具、研究平台等构筑了一个赛博空间，其中涵盖的“地缘性的具体事物”，如数字化的建筑、足球场、纪念馆，以及“抽象或思想性的事物”，如数据化的标志、口号、“村超球王”都成为记忆的栖息之地。为固态的记忆载体，如三宝侗寨的足球场、动态的仪式活动等提供数字化储存，记忆主体通过固态的体化实践或刻写实践承载乡村记忆的符号意义。
4.3.2. 可视化视觉影像展演乡村记忆
数字人文借助可视化与叙事化手段展现具备视觉意义的记忆符号，营造独具创意的多维度感官体验，其中隐匿着由影像所引发的情感与价值层面的视觉隐喻，构建起影像所表述的社会关联与交往模式。伴随数字人文不断朝多媒体产品等中介化事物延伸拓展，在记忆资源的数字保存、文本编码、数据汇聚、知识探寻、信息可视化等领域得以应用，数字人文项目在可视化呈现方面已炉火纯青。“村超”的文化营造中，描摹、可视化了“村超”赛事的参赛人员、比分情况、赛事奖品等多方面的人文脉络，展示出“村超”赛事破圈的全过程和催生数字人文的新景观，“可视”是数字人文记忆展演功能的直接表达。
4.3.3. 数字人文的记忆想象功能
数字人文偏向想象，它重现了消逝的历史景象，清理和祛魅庞杂晦暗的历史记忆。数字人文的诗化、神化、艺术化之途为社会记忆插上想象的翅膀，进而构建起信息时代新的“想象共同体”。《2019数字人文宣言》宣告，数字人文赋予人们过去难以想象的空间，让人类拥抱闻所未闻的机运。为推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乡村振兴，充分融合民族文化和非遗文化，榕江县的原生民族文化在具体场域中开始交往交流交融，体现了乡村文化的真正内涵，巩固了当地村民们的原有文化记忆，增强了村民们的文化认同感，构建榕江县民族想象的共同体。
5. 数字传播时代乡村记忆的建构路径
在现代化发展、传统乡村面临巨大转变的背景下，为保护并长久留存乡村记忆，需开展诸多乡村记忆保护措施。本文主要以周耀林和刘晗两位学者提出的三种建构路径为理论依据[8]，阐述“村超”作为数字时代乡村记忆的建构路径。
5.1. 主体逻辑建构的维度：重返在场的记忆主体多元化
从记忆的主体而言，书写时代的刻写实践使得记忆脱离主体的身体而存在，在数字时代身体却依托技术而重获“身体在场”，以“数字身体”存在于记忆空间。这样一种崭新的在场传播方式，必然改变着人对自身、他者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孕育着新的交往方式与行动可能，从而影响着人们记忆的内容，并通过数字技术的处理使各种记忆元素之间建立关联与联想，使得记忆的内容“丰富又活泼”。记忆主体从在场的群众参与机制到政府主导的“一元”模式，再发展为组织机构间的“多元协作”，最后旨在凸出全民参与，形成网状式建构方法，实现“村超”记忆建构从在场到离场再重返在场的记忆主体多元化。
首先，在“村超”的叙事中，记忆主体从在场的群众参与机制展现出独特而多元的内涵与魅力。当一场“村超”赛事开启，在场的群众便以最直接、最鲜活的方式融入其中，成为记忆构建的核心力量，观众们在比赛的紧张时刻发出阵阵呐喊与欢呼，这种情感的交互成为记忆的生动注脚。在场的群众参与机制还体现在文化展示环节。中场休息时展示的民族舞蹈邀请在场的观众们加入其中，在这个过程中，群众不仅是文化的观赏者，更是文化传播与记忆传承的参与者，通过自身的体验向更多人传递着这些文化记忆。围绕“村超”的美食体验也是群众参与记忆构建的重要部分。在场的群众们品尝美食的过程与“村超”的热烈氛围交融，成为独特的记忆元素，通过在场群众的味蕾与情感，编织进关于“村超”的集体记忆网络之中，从而使得“村超”的记忆在群众的参与下变得更加丰富、立体且持久。
其次，在“村超”的记忆建构中，基于政府权威构建垂直式“自上而下”的资源整合体系，即由政府组建专门工作小组进行集中管理达成资源整合，为了让整体的传播营销更加市场化、专业化，县里特地成立了“村超新媒体专班”，专人专岗，特事特办。政府先规划蓝图，选建场地时兼顾规模、设施与交通，打造优质观赛空间。赛事组织上，严格审核报名队伍，精心编排赛程，组织专业裁判执法，确保竞技性与公平性，这些构成赛事规范性记忆。宣传推广时，整合媒体资源，传统与新媒体并用，制作精美视频展示赛场、文化与美食，扩大传播范围。文化挖掘中，引导开发民族文化，将苗族高脚竞速、侗族抢花炮等传统体育融入赛事，使民族文化与“村超”记忆相连。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改善交通，整治环境，为赛事提供保障并塑造背景印象。此“一元”模式从多方面构建起丰富多元的“村超”记忆体系。榕江的特殊之处在于形成了服务型治理模式，尊重市场规律，尊重群众力量，在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同时，于市场调节失灵之处落实社会保障工作，有效推动地方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再者，不同机构、组织与行业之间“多元协作”的横向合作关系通过平等协作与优势互补发挥各参与主体资源的最大优势。“村超”能够火爆出圈的关键要素离不开央视新闻等专业团队和个人网红纷纷加盟并积极推介，同时主动牵手撒贝宁等名人之间横向合作的主体优势。凭借央媒、网红之力，并隔空向足球圈名人发出参与话题、莅临活动现场的邀请，巧妙借助名人效应，大幅提升了活动的热度与影响力，使得“村超”在众多活动中脱颖而出，吸引了广泛关注。
最后，基于群体智慧的思维启发，旨在凸出全民参与的实现机制，形成网状式建构方法。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浪潮的席卷之下，基于数字化技术这一强有力的中介手段，“村超”的记忆主体得以实现重返在场。借助高清直播技术，即便观众远在千里之外，也能够如同身临其境般真切地感受到“村超”赛场上那激情澎湃的每一个瞬间。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运用更是为记忆主体的重返在场提供了便捷通道。观众们可以在微博、抖音等平台上实时分享自己对“村超”的感受与见解，上传比赛的精彩片段。这些分享如同桥梁一般，将分散在各地的人们紧密相连，让更多未曾亲身经历“村超”的人也能间接感受到其魅力，而曾经在场的人则能通过回顾这些分享再次回味当时的美好，实现记忆的重温与情感的回溯，从而在数字化的维度里重新构建起与“村超”紧密相连的在场体验。榕江“村超”出圈关键之一是新媒体的发展，榕江借国家“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试点县建设之契机，全力发展新媒体。针对非遗传承人、返乡创业青年、易地扶贫搬迁人员以及留守妇女等群体，开展短视频直播培训，成功孵化超1.2万个短视频账号与2200余个本地网络直播营销团队[11]。
5.2. 数据逻辑建构的维度：从赛事到乡村文化的记忆客体多样化
“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文化，其记忆客体不仅包括赛事活动，还包括榕江县丰富的乡村文化与民俗活动，使得榕江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底蕴与独特魅力。在“村超”的带动下，榕江古老的民俗技艺、传统的民族服饰以及代代相传的民间故事，都逐渐成为数字传播时代用户记忆中的瑰宝。每一场精彩的足球赛事，不仅仅是球员们在绿茵场上的拼搏，更是与乡村文化背景相互交织的视觉盛宴。观众们在感受足球激情的同时，也能领略到当地独特的歌舞表演、特色美食以及别具一格的手工艺品制作。这些记忆客体的多样化，不仅拓宽了乡村文化的传播广度，也加深了人们对乡村记忆的理解深度。
“村超”在保护当地文化形式特色化的基础上，激发苗族、侗族等民族文化乡村记忆资源的新活力，以工程建设为主，多种方式并进乡村记忆保护工程建设措施，以“非遗民俗 + 足球精神”建设固态的记忆客体——足球场，这为乡村记忆提供了保存场所，保证充满乡村文化的足球比赛等动态仪式活动有的放矢地举办，并有助于向公众展示和传承乡村记忆。截至目前，榕江县已打造出县级足球特色学校41所、全国青少年校园特色学校14所、足球场25块，均免费开放[11]。“非遗民俗 + 足球精神”的融合，把当地民族文化记忆内涵传递给每一位热爱足球文化的人，既优化了记忆环境，激活了记忆场所，也让记忆内涵更为丰富。
5.3. 技术逻辑建构的维度：可视化呈现的数字化中介
在过去，榕江的足球文化与赛事主要依靠村民们的口口相传得以在一定范围内传播。然而，这种传播方式受限于地域和人际圈子，其传播范围相对狭窄，传播速度也较为缓慢，外界很难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村超”赛事的独特魅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新媒体技术的蓬勃兴起，“村超”赛事迎来了可视化呈现的新时代。在数字传播时期，乡村记忆的构建本质上依赖新兴数字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借助诸多技术达成技术层面的记忆成效。此过程不单着重于记忆资源的数字化保存，亦关注记忆资源的获取与运用，凭借技术化的感受来获取记忆。
一方面利用数字化保存技术。“村超”的文化营造项目中数据资源库、研究工具、研究平台等构筑了一个赛博空间，其中涵盖的“地缘性的具体事物”，如数字化的建筑、足球场、纪念馆，以及“抽象或思想性的事物”，如数据化的标志、口号、“村超球王”都成为记忆的栖息之地。为固态的记忆载体，如三宝侗寨的足球场和赛场上的侗族大歌提供数字化储存，记忆主体通过固态的体化实践或者刻写实践承载乡村记忆的符号意义。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海量的“村超”相关信息进行筛选与整合，精准地获取那些最具代表性、最能触动人心的记忆资源元素，使更多人能够深入地领略“村超”背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与独特魅力，进而让“村超”的记忆在更广泛的群体中得以传承与延续，绽放出更为绚烂的光彩。另一方面凭借可视化呈现技术。借助数字化技术所赋予的独特优势，个体能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技术化感受模式来获取记忆。通过虚拟现实(VR)技术，人们可以仿若真实地置身于“村超”那热闹非凡的赛场之中，全方位地感受现场的喧嚣、球员的激情以及观众的热情欢呼，从而深刻地获取关于“村超”的视觉、听觉甚至是情感层面的记忆。在媒介“视觉转向”深入应用的背景之下，数字记忆技术研究的重点越来越凸显如何对记忆资源进行全方位、跨时空的可视化表达，以此激活记忆的感知觉系统，唤起记忆的“通感”，展示出“村超”赛事破圈的全过程和催生数字人文的新景观。
如今，现场观众纷纷拿起手机，拍摄比赛的精彩画面、球员的风采以及观众们的热情欢呼，这些影像瞬间通过社交平台传播开来。短视频平台上，一个个关于“村超”的视频获得了极高的点击量和关注度，无论是球员们充满民族特色的入场仪式，还是赛场上紧张刺激的攻防转换，都以直观的视觉形式展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观众面前，直播更是让人们能够实时同步地感受“村超”的热烈氛围，仿佛身临其境。
6. 结语
数字传播时代，媒体融合发展和网络深度传播，用户在短视频平台上的二次创作和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的站台，助力“村超”的破圈传播。贵州黔东南“村超”火爆出圈不是偶然，是榕江县人民在物质层面实现脱贫攻坚后在精神层面长期追求中迸发的乡村体育文化景观，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序曲。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就是典型的数字人文，是数字传播时代的新潮。本文以贵州榕江县“村超”赛事为例，分析在数字传播时代，榕江县“村超”的文化营造作为数字人文项目如何建构乡村记忆的景观与路径。“村超”作为数字传播时代的乡村记忆，其营造的数字人文项目形成了社会记忆再生产的新景观，其形式再生产、内容再生产和意义再生产都适用于“村超”的破圈传播。同时，“村超”的文化营造需面向数字人文的建构观，即从主体逻辑、数据逻辑和技术逻辑分析记忆主体的多元化、记忆客体的多样化和记忆中介的数字化以建构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