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外技术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与技术相关的理论研究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也对科技哲学和科技伦理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安德鲁·芬伯格作为当代技术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技术批判理论为理解技术的本质、发展及其社会影响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对当前技术理论的反思、技术民主化的哲学思考对我们思考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对于芬伯格的译介正在稳步推进，但是却缺乏对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和评述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以期为未来国内外学界研究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提供参考和启示。
2. 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概述
安德鲁·芬伯格是当代技术哲学领域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技术批判理论融合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建构主义技术观，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哲学体系。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的理论起点是对以往技术本质论的批判，即对技术工具论和技术实体论的批判。一方面，芬伯格批判了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技术工具论。在技术工具论的理论预设下，技术就成了纯粹外在和中立的东西，与社会价值和利益无关。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的技术，“技术遵从的唯一价值就是效率这一形式价值”[1]。哈贝马斯是技术工具论的主要代表。另一方面，芬伯格批判了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技术实体论。技术实体论主要是指技术在现代已蜕变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力量，在这种强大的力量面前人们无能为力，只有听凭技术摆布。马尔库塞和海德格尔是技术实体论的主要代表。
这两种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是芬伯格指出他们的理论实质都是采取的单一的非辩证态度，无论是技术是中立的，还是一种实体恐怖，两种观点的核心都在于技术是无可改变的，人类都是无力的渺小存在。芬伯格不满足于传统的两类技术本质理论，进而提出了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思想。
芬伯格的技术代码概念是构成其技术批判理论的核心观点，“技术代码”概念主要指在技术设计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的规则和标准，这些规则和标准是无需言明的，就比如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对话当中，医生利用专业的医学语言，在患者群体中树立权威和专业形象。技术代码作为一种规则和标准，不仅仅是作为一种技术的功能性用途，更涵盖了特定的社会目的和价值信仰，技术代码是技术和利益群体的共谋。芬伯格还在技术代码概念中强调技术的工具化和次级工具化。初级工具化关注技术的功能性，也就是技术之为技术的实用属性，比如锤子是由于可以敲击、水杯是由于可以盛水的具体功能才被我们使用和创造，而次级工具化则关注技术的社会意义，也就是技术之为技术的社会属性，锤子是可以敲击，但是锤柄的长度和锤子的重量设计是较为符合男性的使用习惯，西方纺织机是设计多是符合成年人的使用习惯，但是这并不说明纺织机的使用没有西方童工群体，这直接反映的是技术暗含了技术设计者的价值观和预设目的。因此，芬伯格强调要通过改变技术代码来实现技术的民主化，使更多人参与到技术的民主决策中，从而打破技术垄断和技术霸权，技术始终要关注公众利益，避免技术被少数人控制。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安德鲁·芬伯格(Andrew Feenberg, 1943-)，法兰克福学派当代的代表人物，当代西方著名的技术批判理论家。总的来看，芬伯格在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从数量上看，在知网中输入“芬博格”、“费恩伯格”、“芬伯格”这三个有关“Feenberg”的译名，得到接近120个搜索结果。从时间上看，1995至2024年，对芬伯格的研究成果一直较为平稳。回溯来看，国内最早提到芬伯格是在上世纪90年代，陈振明第一次把“Feenberg”翻译为“芬伯格”[2]，而国内出现的真正系统译介对芬伯格研究的专著则是朱春艳2006年出版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3]。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2024年12月，中国知网(CNKI)中对安德鲁·芬伯格的研究学术论文有72篇，其中CSSCI占到了40篇，这说明国内学界认为芬伯格的研究较为重要，但是未能形成思潮式影响，只是局限于学者的单独评论和专题阐述。此外，芬伯格作为非本土的哲学家，其思想的研究程度和深度主要依靠其著作和论文的本土化译介程度。目前芬伯格的著作中文版本已经出版了6部，即：《技术批判理论》(2005)、《可选择的现代性》(2003)、《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2010)、《在理性与经验之间：论技术与现代性》(2015)、《技术体系：理性的社会生活》(2018)、《实践哲学：马克思、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2022)，其中《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在理性与经验之间》三部著作集中阐明了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主要观点。这些译著为国内学界了解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文本遵循。
具体来说，现目前国内学界对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研究现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芬伯格与其他学者技术思想的比较研究现状。国内学者主要比较分析了芬伯格与马尔库塞、海德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等人的技术思想。
其一，在芬伯格与马尔库塞的技术思想对比方面。刘晓玉提到，芬伯格的理论来源和产生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基于对哈贝马斯和马尔库塞的技术相关理论的批判性分析和总结，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主要继承于马尔库塞[4]。叶晓璐提出相较于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批判，芬伯格则找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5]。孙浔指出芬伯格对技术的研究则把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结合起来，发展和完善了马尔库塞的技术批判思想，提出了“转化技术”的新方向[6]。
其二，在芬伯格与海德格尔的技术思想对比方面。安维复指出芬伯格批判了海德格尔的技术本质主义，论证了技术是人的社会建构[7]。李健指出安德鲁·芬伯格指出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的理论中跨越现代性的二律背反[8]。
其三，在芬伯格与哈贝马斯的技术思想对比方面。高海青指出哈贝马斯的技术民主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技术民主化道路，而芬伯格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技术民主化道路[9]。孙浔指出哈贝马斯和芬伯格都认可技术民主实施的正当性，但哈贝马斯主要集中在技术领域推行话语民主，而芬伯格则主要主张公众直接参与到技术设计当中去实现技术民主[10]。刘光斌指出哈贝马斯把技术合理性看做是一种工具合理性，芬伯格批判吸收了哈贝马斯的研究成果，重视技术的可选择性[11]。
其四，在芬伯格与马克思的技术思想对比方面。任洲鸿和刘勇指出芬伯格试图在对马克思技术批判理论的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技术批判理论[12]。朱志宏指出芬伯格解读出的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技术设计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意志[13]。吕海雯指出芬伯格从多层面研读马克思，在其思想中读出了深刻意蕴，尤其重要的是，芬伯格继承了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法、总体性方法等。同时，芬伯格没能正确把握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分析[14]。王诗蓓指出马克思和芬伯格认为技术本质具有双面属性，但二者对技术本质根本内涵的理解不同。马克思揭示出技术和人的社会关系，即技术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表现；芬伯格批判传统技术本质观，运用社会建构论追问技术本质，揭示出技术本质是所有主要规定的总和[15]。
其次，对芬伯格技术民主化及其批判的研究现状。郭建中和闻娟指出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设计方面，即更多人参与技术设计；二是技术行为中的权力分配方面，即技术专家与外行人士、主体与客体之间都拥有权力[16]。在批判方面，国内学者们主要从理论存在的问题和实现理论的困境两个角度对芬伯格的思想展开了质疑。朱春艳认为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中对技术理性的改造、参与者利益以及技术代议制等理论存在问题[17]。王伯鲁分析了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的理论陷阱有五种分别是人类中心主义陷阱、地方保护主义陷阱、后发追赶陷阱、外行干预内行陷阱和资本与专制陷阱，并提出了技术民主化可能遇到的现实困境[18]。朱凤青认为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会因为社会意识形态和现代技术本身等原因受到不小的阻碍[19]。
最后，芬伯格的技术哲学对我国的启示研究。第一，重视对技术的新认识。贺武华和戴璐认为芬伯格告诉我们要摒弃技术宿命论，设计一条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技术民主路线[20]。廖启云认为芬伯格的理论有利于我们对技术、技术运行机制、技术社会效应和资本主义与技术关系的认识，并借此来分析我国的技术政策，提高政策的科学民主性[21]。第二，在对技术哲学发展方面有一定启示。陈慧文强调我国的技术哲学要全面地发展，多考虑中国当代技术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从多种学科角度研究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使研究既有理论性又有思辨性、实践性[22]。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芬伯格的研究，较为零散地散见于各式哲学评论和技术问题专题文集中。首先，自芬伯格出版《技术批判理论》以来，芬伯格的技术哲学在欧美哲学界得到广泛的关注。如《Questioning Technology》也在1999年于挪威出版，2002年本书在意大利出版，2003年在法国和日本出版，《Critical Theory of Technology》日文版早在英文版出版的当年就在日本出版，在芬伯格的技术哲学研究“三部曲”《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现代性》《追问技术》完成后，《技术体系》《实践哲学》《发明网络：案例研究》等书也在多个英语国家出版，2003年在日本还召开了以芬伯格思想为主题的研讨会。
其次，国外学者们对芬伯格的理论从多方面，多角度发表多篇文章加以探讨、研究。在他的弟子泰勒(Tyler J.Veak)主编的《技术民主》[23]一书中，David J. Stump、Simon Cooper、Trish Glaze brook、Iain Thomson、Larry. A. Hickman、Gerald Doppelt、Albert Borgmann、Paul B. Thompson、Andrew Light、Edward J. Woodhouse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进行了研究，其中Gerald Doppelt肯定了芬伯格技术非本质主义的观点，但他认为芬伯格的技术民主化思想过于抽象且面临规范性的障碍；Albert Borgmann认为芬伯格最大的贡献是反对技术决定论。国外学者或赞同、或质疑、或批判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他们试图从生态主义、女权主义、实用主义等立场分析和质疑芬伯格的技术观点，芬伯格对他们的看法也作了相应的回复。
最后，国外学者们较为关注芬伯格的某一个观点、某一个概念和个案研究，并进行深入剖析。因为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具体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他们认为揭示芬伯格个案研究存在特殊性和说服力不强等问题。例如Tyler J. Veak对芬伯格的网络民主提出质疑。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总的来说，国内外对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引介、比较研究和批判工作都在稳步进行，这些为我们探讨芬伯格的技术转化思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国内对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主要从对芬伯格与其他学者技术思想的比较、对芬伯格技术民主化及其批判的研究和芬伯格的技术哲学对我国的启示研究。呈现出研究面较为宽广深入，研究内容较成体系和研究内涵较为深入的特征。国外主要从各式思潮斜视了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较为零散，还未能形成较统一的学界共识。
国内外学界对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还存在一些不足和亟待研究的空间。第一，国内外芬伯格技术理论的具体实践、应用方面的研究较为缺乏。芬伯格的理论对管理制度、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发展、机器自动化、在线教育、人工智能、医疗技术革新、技术风险防范的实践与应用都有研究价值。第二，国内外学者较为忽视了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中的物化视点和“去物化”理论。第三，对于芬伯格的系统译介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还未完成，芬伯格的一些著作还未能译介到国内。
综上，对于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后期学界可以从芬伯格技术理论的具体实践和应用、芬伯格技术理论的物化理论和芬伯格的其他作品译介和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批判等方面着手和研究。
(四)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和评述，揭示了该理论在技术哲学领域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为理解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其技术民主化理念对当代技术治理具有重要启示。尽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芬伯格的理论框架仍然为技术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未来研究应关注芬伯格理论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应用，加强跨学科和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并探索其技术民主化在非西方国家的实践路径。同时，充分镜鉴国外研究成果，结合中国语境开展创新研究，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体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