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积淀的宝贵精神遗产，承载着党的初心使命和伟大建党精神，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1]，这既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也是高校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教育创新的投影，近年来我国先后从制度、组织、技术等多个层面切入，力图全面构筑红色资源教育的创新体系：出台《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从制度层面强化红色资源的育人功能；设立红色资源数字化建设专项基金，从组织层面增强红色文化的创新动能；推进AIGC技术在红色资源教育中的深度应用，从技术层面推动育人模式的优化升级等。然而，上述教育创新的种种努力却在当下遭遇严峻挑战：技术裹挟导致历史叙事失真，符号互动遮蔽价值内涵，育人本质让位于技术创新，红色资源的教育功能异化成技术展示的“避风港”，严重损及育人预期；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形式大于内容”“技术代替思考”“创新脱离本质”等问题层出不穷，“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成为教育工作者心头挥之不去的疑问，并逐层累积、日渐放大成无处不在的集体焦虑。
在现实的危机挑战下，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开启了新的探索。2021年国家文物局联合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充分运用革命文物资源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用好红色资源 培育时代新人 红色旅游助推铸魂育人行动计划(2023-2025年)》，将“技术赋能、多元协同”确立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创新的基本路径，从政策导向以及随后在全国各高校开展的多层次实践来看，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已经转向以AIGC为核心的技术赋能机制，其力图改变既往拘泥于技术工具主义的窠臼，将技术创新、教学改革、价值传承有机统一，建构协同互补的育人体系，这是教育技术领域深刻的范式转换。技术赋能的制度化，意味着红色资源教育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已经纳入系统性的应对机制，而不再停留在技术应用层面。如此体系化的制度思路，既需要AIGC技术的创新赋能，也需要教师队伍的专业支持，更需要学生群体的实践反馈，还需要借助制度建设推动各育人主体的协同共进。唯有有机整合这些不同源泉、不同形式、不同作用机理的多元力量，才能彼此取长补短，实现技术赋能与育人效能的良性互动。
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究其实质，在于借“技”而达“育”，无“技”则无以为“育”。“技”与“育”讲求的是技术创新与价值传承的有机统一，是各育人主体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形成的协同格局。在这一根本性变革的背后，究竟需要何种深层次因素作为制度基础，方能成就技术赋能与育人效能的良性互动？易言之，是何种机制改变了技术应用与价值传承的割裂状态，将之有效地融合为互补共生的教育有机体，进而顺利实现以“技”促“育”的制度目标？本文拟从技术赋能的制度困境入手，深入剖析其系统性“失灵”的机制，探讨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进而构建相应的制度保障体系，以期为深化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
2. 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机制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以内容创造力、多模态协同和认知交互力为特点[2]，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从根本上看。AIGC技术与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实质上是一个以技术赋能推动思政教育质量提升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之中，不仅涉及教育形式的创新，更关乎教育内容的深化和教育效果的优化。按照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2.1. 沉浸式体验：从认知心理到情感认同的转化机制
传统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以静态文本和单向灌输为主要形式，难以激发学生的深度参与和情感共鸣，其局限性较为明显，其一，静态的知识传递无法还原革命历史的具象场景，导致学生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停留在表层；其二，单向的灌输模式忽视了学习过程中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意义，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3]，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AIGC技术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手段，为打破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局限提供了突破路径。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看，沉浸式体验之所以能够提升教育效果，关键在于其实现了从“抽象认知”到“具象体验”的转化。当学生置身于高度仿真的革命历史场景中，多感官的协同刺激能够激活大脑的多个认知区域，使历史知识与情感体验实现有机统一，从而在深层心理结构中形成的认知—情感复合物，超越以往的简单信息的重复叠加模式，能够对学生的价值观念产生持久影响。
通过AIGC技术的内容创造力，革命历史情境得以具象化为可沉浸体验的虚拟场景[4]。例如，学生不仅可以亲临“数字一大”来一场初心之旅[5]，还可以“走进”井冈山、延安等革命根据地，切身感受红军长征的艰苦历程[6]，一方面，高度仿真的多感官体验将视觉、听觉、触觉等融为一体，多模态交互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情感共鸣，使红色文化的价值更加鲜活；另一方面，立体化的内容生成使得学生能够在学习中实现对红色历史的深度探索和理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和效果。沉浸式体验不仅限于单纯的情景再现，更在情境化的学习过程中，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深度传达，使学生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革命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在内心深处形成对革命精神的认同感与责任感。
2.2. 模态协同：从信息获取到意义建构的转换机制
按照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知识的获得不是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主体对信息的主动建构[7]。在这个意义上，AIGC的多模态协同特性为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建构路径。通过视觉、听觉、触觉等多重感官的联动[8]，学生能够在多维度的信息交互中形成对革命历史更为立体和深入的理解。多模态协同的教育机制具有双重价值：一方面，丰富的感官刺激能够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其参与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多模态信息的整合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深层的认知重构过程，有助于学生形成更为系统和牢固的知识结构。
特别是在革命精神的传承中，这种立体化的学习体验能够帮助学生突破时空限制，真正体会革命先辈的精神世界，使红色资源教育从“静”向“动”转变。例如，中国红色文化传播视听代表作《当AI遇见英雄：杨根思，这样一位年轻人》利用AIGC技术还原杨根思短暂的一生、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9]。AIGC与红色资源的融合进一步让学生在虚拟的红色文化学习场景中，可以同时看到、听到革命历史中的关键时刻，并通过触觉反馈感受到环境的变化，其动态的多模态协同能力使得红色文化的学习更加生动，使学生在多感官协同的体验中获得更为真实、深刻的历史感知[10]，从而实现从“静态接受”到“动态体验”的跨越，增强学习的效果和深度。
2.3. 认知交互：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的转型机制
认知交互力的核心在于实现教育过程中的双向建构。AIGC技术通过人机对话、场景互动等方式，能够让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主动建构者。其深层意义在于，得以重构传统的教学关系，使教育过程成为师生、生生之间的多向互动，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教育潜能，即AIGC的认知交互力能够让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
从实践路径看，认知交互的实现需要以下要素的支撑：其一，智能化的学习诊断系统，能够准确把握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需求；其二，个性化的学习路径设计，使教学内容和方式能够适应不同学生的特点；其三，及时的反馈与评价机制，帮助学生在互动中不断调整和优化学习策略。三个维度相互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AIGC赋能红色资源教育的系统性机制。
目前已有运用AIGC技术用活红色资源带动受众主动性的案例，如贵州长征数字科技艺术馆通过“全域行浸”带着观众重走长征路[11]。有研究表明，学生在使用AIGC工具后，既提高了学习效率，也改善了学生的学习体验，认知交互力的建构赋予了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使得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与探索者。系统性机制的构建，不仅能够提升教育效果，更重要的是能够推动思政教育实现从形式到内容、从外在到内在的整体性变革。
3. 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制度困境与系统性“失灵”
“每一种技术都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12]。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技术应用模式，AIGC在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中的运用既体现了技术赋能的积极效应，也暴露出深层次的制度困境。从整体主义的分析视角看，这种困境不仅表现为技术应用层面的具体问题，更反映了教育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在技术理性与文化价值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系统性“失灵”。
3.1. 技术裹挟与制度异化：红色资源叙事的真实性危机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技术裹挟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异化现象，即技术逻辑对教育本质的不当替代。这种异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
第一，数据驱动的制度偏差。在AIGC的技术框架下，红色资源叙事高度依赖于数据训练与算法生成。其依赖关系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制度约束：算法选择决定了叙事路径，数据质量影响着内容真实性。当数据存在选择性偏差或代表性不足时，生成的叙事内容就可能偏离历史真实[13]。特别是在复杂历史事件的处理上，算法简化往往导致对历史多样性和深层精神内涵的遮蔽。其制度性偏差不仅影响了教育内容的准确性，更可能导致受众对红色文化的片面理解。
第二，个性化推荐的制度陷阱。以用户偏好为导向的个性化推荐机制，实质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教育供给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算法逻辑取代了教育规律，用户需求凌驾于价值传递。这种制度安排虽然提高了参与度，却可能导致严重的价值偏移：一方面，复杂的革命历史被简化为易于传播的标签符号；另一方面，深刻的精神内涵被消解为碎片化的感官体验[14]。这种制度陷阱的根源在于将教育过程等同于信息消费，忽视了文化传承的特殊性。
第三，文化工业化的制度隐患。从深层制度逻辑看，技术裹挟最严重的威胁在于导致红色文化的工业化生产。这种工业化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技术理性主导下的标准化处理，使得红色资源逐渐沦为可复制的文化商品；其二，市场逻辑驱动下的需求导向，导致教育价值让位于娱乐效果[15]。此制度性异化不仅损害了红色文化的严肃性，更可能从根本上侵蚀其育人功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制度失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彼此强化。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制度困境：技术赋能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价值传递的系统性风险。这种困境的破解，需要我们重新思考技术应用的制度框架，在保持技术创新活力的同时，建立有效的价值导向机制。
3.2. 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技术赋能中的价值异化
符号互动论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可以帮助理解个体或群体对人工智能的价值判断以及其形成机制[16]，从制度社会学的分析视角看，AIGC驱动下的符号互动实质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在追求个性化和精准推送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价值生产与传递机制。然而，当技术逻辑凌驾于文化逻辑之上时，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就会显现，导致价值传递的系统性偏移。
从个性化推荐的制度悖论来看，个性化推荐表面上是一种提升教育效率的技术创新，但从深层制度逻辑看，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这一范式存在以下内在矛盾：一方面是认知封闭与价值开放的矛盾。AIGC基于用户数据构建的“信息茧房”，虽然提高了学习的精准度，却限制了认知的广度。存在天然的制度性认知封闭，造成红色文化的多维价值难以得到充分展现。另一方面是效率提升与价值深化的矛盾。技术驱动下的快速匹配虽然提高了学习效率，但也可能导致对文化内涵的肤浅理解。其重效率轻深度的倾向，实质上是对红色文化育人功能的一种制度性削弱。
从主体性缺失的制度风险来看，AIGC主导的符号互动过程存在着严重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一方面，算法推荐实际上构建了一种新的知识权力关系，而在这种关系中，学习者的主动选择权被让渡给了技术系统，教育过程逐渐异化为被动接受的技术输出；另一方面，这种主体性的弱化直接影响了价值认同的形成。当学习者失去了主动探索和批判思考的空间，红色文化的深层价值就难以通过真实的心灵对话得到传承。
从文化逻辑的制度性来看，AIGC对符号互动的技术重构，实质上是对文化传承逻辑的系统性消解：一方面，技术主导的内容生成模式，将文化传承简化为数据处理和算法匹配[17]，从而忽视了红色文化传承中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基于用户行为的推荐逻辑[18]，使得文化传播沦为需求满足的工具，其工具化倾向严重损害了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符号互动的遮蔽效应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深层的制度问题，反映了当前教育技术应用中普遍存在的价值导向偏差，而只有在技术赋能与价值传承之间找到平衡点，才能真正实现红色文化教育的创新发展。
3.3. 技术主导的让渡：育人功能让位于技术创新的风险
AIGC赋能的红色资源教育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同时，也面临育人功能让位于技术主导的风险。
首先，AIGC的技术主导特性使得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技术创新的驱动。AIGC的内容生成机制以算法和大数据分析为核心，技术的自主性与高效性往往优先于教育的育人目标，使得教育过程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运作而非教学价值的内在需求。虽然技术手段极大提升了红色文化传播的效率与覆盖面，但也存在以“技术至上”替代“育人为本”的倾向，导致红色文化教育的精神内涵和情感感召力逐渐式微[19]。
其次，技术导向的教学实践容易产生“形式大于内容”的问题，红色文化教育被简化为技术展示的附属品，失去了育人本应具备的深刻性和思想性。在AIGC赋能的教学过程中，虽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能够打造出高度仿真的学习情境，但如果教育目标不清晰，教师对技术的依赖容易导致教学内容浅层化，学生对红色文化精神内核的理解和内化流于表面，难以形成深刻的思想认同与价值共鸣[20]。此外，“技术驱动教学”的方式未必真正契合红色文化的育人目标，可能导致育人效果的弱化。
最后，过度依赖技术创新可能削弱教师在红色资源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影响育人过程中“人”的因素在教育中的体现。教育过程中的情感与人性应当被强调，然而在现代教育的技术导向中，这些要素逐渐被忽视[21]。而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注重情感共鸣和价值引导，其教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教师的言传身教、个性化关怀以及对学生心理的精准把握。但技术主导的教学模式可能将教师的角色边缘化，使教师成为技术的辅助工具，而非教育的主导者。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因此减弱，师生之间的情感纽带也难以通过冷冰冰的技术互动而得以建立和巩固，从而影响红色资源教育的育人实效。
4. 实现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制度体系构建
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技术应用模式，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创新的自发推动，而必须建立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从整体主义的制度构建视角看，这一保障体系应当包含以下三个有机维度：政策引导、技术支撑、教师赋能。三者相互支撑、彼此增益，共同构成了推动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制度基础。
4.1. 政策引导与顶层设计：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看，政策引导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制度激励形成社会共识，推动相关主体的行为选择向着既定目标转变。在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进程中，政策引导主要通过以下路径发挥作用：
第一，战略定位层面明确了发展方向。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论述到《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等纲领性文件，都为AIGC与红色资源教育的融合确立了清晰的战略方向[22]。这种顶层设计不仅为具体实践提供了行动指南，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度信号传递，引导各方主体形成共同预期，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
第二，规范建设层面构建了制度框架。为确保红色资源在数字化过程中的真实性和权威性，相关政策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规范体系。比如，《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对红色文化数字化的程序要求、质量标准和监管机制作出了明确规定，其功能在于对技术应用的约束，更在于对教育价值实现的制度保障。
第三，资源配置层面优化了要素组合。政策通过专项资金支持、科研项目引导等方式，促进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形成创新联盟。制度性的资源整合，既能够提高创新效率，又能够降低创新风险，是推动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的重要制度基础。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看，上述政策引导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激励–约束”机制闭环：一方面，通过明确的战略导向和资源支持，激励各方主体积极投入技术创新与教育改革；另一方面，通过规范建设和监管体系，确保创新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策引导的效果取决于其与实践需求的契合度。当前，随着教育信息化的深入推进，高校思政教育面临着内容创新、形式创新和方法创新的多重挑战。政策引导必须准确把握实践需求，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教育主体的利益诉求，才能真正发挥其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4.2. 技术支撑：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构建逻辑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技术应用的物质基础，更是一种重要的制度性安排。在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过程中，基础设施现代化既涉及硬件支撑体系的构建，也关乎软件平台的整合与优化，二者共同构成了技术支撑的制度框架。基础设施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应当遵循系统性思维：
首先是物理基础层，即包括高速网络、存储系统、计算设备等在内的硬件支撑体系，其关键在于解决“可及性”问题，特别是要突破地域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普遍覆盖。例如，在民族地区的教育实践中，“云物大智”技术的融合应用有效克服了传统基础设施的局限[23]，为红色资源教育提供了更为广泛的覆盖面。
其次是平台支撑层，即承载内容展示与互动的数字平台体系，其核心在于解决“可用性”问题，通过构建功能完备、交互友好的数字平台，为教育实践提供有效载体。正如卡内基梅隆大学的CLIP模型实践结果，多模态平台的建设能够显著提升教育效果的质量[24]。
最后是安全保障层，即确保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的技术防护体系。这一层次着重解决“可信性”问题，通过严格的数据安全规范和技术防护措施，确保红色资源数字化应用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基于上述构建逻辑，基础设施优化的具体实践应当把握以下要点：
第一，坚持整体性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就事论事，而应当统筹考虑物理基础、平台支撑和安全保障三个层次的协同发展，整体性规划有助于避免资源浪费和系统碎片化。
第二，注重普惠性原则。基础设施建设应当充分考虑教育公平，通过技术手段突破地域、经济等限制因素，确保红色资源教育的广泛覆盖与均等获得。
第三，强化安全性要求。在推进基础设施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将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置于核心位置，通过技术与管理的双重保障，确保红色资源数字化应用的安全性。
4.3. 教师赋能：制度变迁中的人力资本优化机制
教师赋能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技能培训过程，更是一个深层的制度变迁机制，涉及教师角色的重新定位、教学模式的创新重构以及评价体系的系统优化。教师作为教育的核心力量，通过专业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深度融合，既能推动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内容的创新和教学模式的变革，也成为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红色资源传承的重要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首先，教师角色转型是一个系统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向学习引导者和技术整合者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教学方式的改变，更体现了教育制度的深层变革：一方面，在知识生产维度，教师由单一的知识传播者转变为知识建构的组织者。在AIGC技术支持下，教师需要整合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多元技术手段，构建更为丰富的教学情境，这一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新型的知识生产模式。另一方面，在教学互动维度，教师成为技术与学生之间的桥梁，其作用不是简单的技术操作，而是对教学过程的深度重构[25]，需要教师具备将技术、内容和教学法有机融合的系统能力。基于上述制度变迁的要求，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应当遵循以下路径：
第一，构建多层次的培训体系。这一体系应当包括技术应用能力、教学设计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等多个维度，通过专项培训、工作坊和跨学科交流等形式，实现教师能力的全面提升。
第二，建立协同创新机制。通过跨学科、跨部门的合作，促进教师之间的经验交流和资源共享，形成集体智慧的良性积累。特别是要注重技术人员与教育工作者之间的深度对话，实现技术与教育的有机融合。
第三，完善激励评价机制。通过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激励教师主动适应新技术环境，积极探索创新性的教学方法。例如，AIGC在智能化评价与反馈机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数据分析能够为教师提供对学生学习过程的深入洞察[26]。数据驱动的教学方式通过AIGC技术与教师的协同作用，有望进一步强化红色资源教育的“因材施教”功能，显著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5. 结论：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展望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文化创新的活力。AIGC技术的赋能为红色资源的传承与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未来发展既关涉技术创新与育人使命的有机统一，也涉及制度变迁与价值重塑的深层变革。
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的技术观。AIGC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力量，其介入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既不能陷入技术决定论的窠臼，也不能固守技术悲观主义的偏见。关键在于将技术创新置于育人目标的引领之下，以价值理性统摄工具理性，确保技术赋能始终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使命。在这个意义上，AIGC不应被简单视作技术工具，而是要将其视为推动思政教育创新发展的重要抓手。
其次，要不断完善制度供给。当前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实践中的诸多失灵现象，根源在于制度供给的不足与错位。应当加快构建自上而下的制度体系，以规范性文件明确各方权责边界，稳定相关主体的制度预期。特别是要重视人力资本建设，在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等方面加大投入，为制度变迁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再次，要注重实践创新。AIGC技术日新月异，其与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也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应当鼓励各高校立足实际、因校制宜，大胆探索创新路径。通过试点示范、经验推广等方式，逐步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为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提供鲜活经验。
最后，要坚持问题导向。面对技术赋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保持敏锐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要及时发现和研究实践中的深层次矛盾，有针对性地调整和优化制度设计，确保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育人实效。这不仅需要理论的深入思考，更需要扎实的实践探索，二者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推动AIGC赋能实践不断向前发展。
可以预见，随着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技术手段的持续升级、育人理念的与时俱进，AIGC赋能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时代脉搏、注重实践创新的基础上，不断开创思政教育的新境界，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积极贡献。
基金项目
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绵阳职业教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路径与挑战”(项目编号：MYZJ2024YB12)；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2024年度院级科研课题“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智能算法推荐赋能高职生网络思政工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4YJ-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