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根据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战略布局，以数据要素为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正加速替代传统农业和工业经济模式，逐步形成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这一转型过程不仅重构了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框架，更在全球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确立了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数字经济通过深度整合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创新技术集群，正在重塑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持续动力。值得关注的是，当前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突破65%，其渗透效应在制造业、服务业等关键领域尤为显著，充分体现了技术革命与经济形态演进的高度协同性。自党的十九大将“数字中国”确立为国家战略以来，数字经济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战略重要性不断凸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速推进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和全球辐射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充分彰显了数字经济在新时代国家发展战略体系中的关键作用。研究显示，在当今经济发展背景下，依托数字技术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已成为中小微经济组织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吴非等，2021) [1]。这一转型过程主要体现在企业通过系统性整合数字技术，实现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和服务体系的全面优化升级，减少低效劳动并提升技术水平的变革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企业自身的战略选择，还会通过供应链的纵向联系对上下游企业产生影响，同时企业自身也会受到其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策略的波及。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内部运营效率和组织结构的直接影响，而较少关注这一转型过程在供应链网络中所产生的横向协同效应与纵向价值传导机制。那么在供应链下，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影响上游企业价值以及影响机制是什么正是本文的研究重点。
2. 文献综述
综观学术史发现，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的影响研究
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交融与互动，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从增长型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变。数据也成为经济和社会增长以及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新驱动力(谢康等，2020) [2]。吴革(2014)指出利用供应链管理、人力资源、研发能力等轻资产能够为企业的长期发展保驾护航[3]。理论上来说，企业通过数字化战略重构运营体系，能够实现生产要素的智能协同和价值链再造，从而构建新型核心竞争力(王爱群等，2017) [4]。该转型过程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可显著提升组织资源配置效率，降低边际运营成本(汪升华，2006) [5]。实证研究表明，实施深度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不仅能够突破传统增长瓶颈，更能在动态市场环境中形成持续演进能力，最终实现经营效益指数级增长与商业生态边界的战略性拓展。
当前随着数字化与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少企业都充分把握住了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加速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显著提升了企业自身的发展进而推进企业价值的增长。在当下时代，需持续提升宏观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增强中小微企业的成长潜力、抗风险能力以及快速发展的潜能与机遇，提高企业价值的更好方法是利用数字化转型所提供的机会与契机。当前，国内从事数字化转型研究的学者，其研究焦点多在于对相关概念的阐释及理论分析。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部分学者研究围绕我国工业数字化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探讨，并从四个不同视角对数字化转型理论进行了解读(祝合良和王春娟，2021) [6]。另有研究者着眼于数字化转型在创新管理方面所带来的变化，对数字创新管理的特点以及数字创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总结。以往的文献多着重于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自身发展的影响与分析研究(吴非等，2021；Verhoef等，2021) [1] [7]。譬如：研究表明，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可以优化内部管理流程，提升生产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倪克金和刘修岩，2022) [8]。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优化企业自身的要素配置水平以及增强企业的风险控制能力，进而对企业自身价值产生影响。数字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快速总结产品和经营状况以及动态市场数据，供决策领导人员使用。这为企业提供了灵活性，可以应用快速响应来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Vial, 2019) [9]。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组织架构向网络化、扁平化方向发展而非是传统的垂直化，这对以委托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为基础的传统公司治理理论产生了冲击(陈德球和胡晴，2022；戚聿东和肖旭，2020) [10] [11]；同时Abouzeedan等(2013)指出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创新网络变得更开放、更协同，从而对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构成了挑战[12]。也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数据共享和技术支持，推动供应链进行技术升级和创新(Fosso Wamba et al., 2018) [13]。
2.2. 关于开展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发展的研究
(1) 从理论溯源来看，供应链金融的产生源于核心企业在资金管理中的双重挑战：既要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又要实现自身营运资本的高效配置。这种双重需求的协同作用催生了供应链金融这一创新性融资模式，使其逐步发展成为支持企业可持续成长的重要金融工具；供应链融资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提高营运资金效率以应对信贷危机的需求；有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供应链金融可以通过借助减少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信贷交易成本、改善营运资金状况、投资不足等方式，从而提升整个供应链的整体运作水平与效率。(2) 研究者们针对供应链金融进行了多维度的研究与分析，在学术研究领域，诸多研究者基于融资约束理论框架，对供应链金融在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作用机制展开了系统性探讨。从企业的融资约束出发，供应链金融在为制造业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提升企业发展潜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供应链金融还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进程的关键工具，其效能体现在多个方面。譬如，供应链金融有助于减轻中小企业的融资限制(闫俊宏和许祥秦，2007；张伟斌和刘可，2012) [14] [15]；学术研究表明，基于供应链的融资模式在解决企业资金困境方面具有显著成效。Chu等[16]的研究证实，这一创新性融资机制在资金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建立了有效连接，显著改善了企业资金周转困境。此外，Leary和Roberts (2016) [17]通过逆向保理模式的研究进一步验证，该融资方式不仅提升了资金配置效率，还增强了融资流程的可行性；中小企业能够借助供应链网络来对企业融资绩效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供应链网络中的关系强度差异对企业产生差异化影响，这种影响主要通过外部资源整合效应和创新驱动效应的双重路径作用于中小企业的融资绩效表现(宋华和卢强，2017) [18]；(3) 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影响效应。成程等学者(2024)的实证分析指出，该融资模式在短期内能够提升资本市场对企业估值，从长期维度则有助于企业内在价值的持续增长。从价值创造理论(Value Creation Theory)的维度来看，这种创新性融资机制通过重构企业间资金流动路径，实现了供应链网络中各参与主体(涵盖核心企业、上下游供应商及第三方服务机构)的资源优化配置[19]。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应收账款融资的应用场景下，供应链金融展现出多维度的价值创造特征。他们的分析表明，该模式不仅促进了买方、供应商及物流金融服务提供者的价值提升，还创造了一种互利共赢的生态，助力企业优化其利益结构。
2.3. 关于供应链金融与供应链韧性的研究
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战略部署，确保产业链与供应链的稳健运行已成为当前重要任务，其核心在于加强企业间的战略协同，形成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学术界围绕供应链管理领域展开深入研究，以韧性理论为基础，逐步构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着重探讨供应链系统在外部环境变化下的适应能力，包括维持基本功能、避免系统崩溃以及实现自我修复和升级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供应链网络的拓扑特征呈现出显著的多样性，这种结构特性直接影响着供应链的效能提升(Gölgeci和Kuivalainen，2020；Negri等，2021)，越靠近供应链网络的中心，供应链上的变动对其影响更为剧烈[20] [21]。有研究中提到供应链网络中关系的紧密程度对企业的影响各异。关系嵌入着重于关系的强度和特点，其中关系强度可细分为接触时长与频率、情感深度、彼此信任、互惠程度四个层面。关系强度与个体获取外部资源的成效紧密相连，较强的关系联结有利于促进个体间知识的传递(徐国军等，2018) [22]。张树山和谷诚(2024)的研究中明确指出供应链可通过产品竞争力渠道、信息渠道以及内部控制渠道来增强其韧性[23]。现有研究表明，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对组织的运营体系产生了深远的结构性影响。数字化技术的引入重塑了传统的管理架构，还催生了新型管理模式，这一过程客观上放大了供应链系统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性特征。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在推动知识与信息共享的同时，其带来的透明度增加对产业链纵向协作具有双重影响：既可能破坏传统合作模式的稳固性，又可能也为新型合作机制的形成创造技术条件。但陶峰等(2023)基于纵向关系理论框架展开研究具有不同的理论结果，其构建了包含三重作用机制的传导模型。其研究证实，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通过供需协同优化、合作关系稳固化以及创新效能提升等路径，有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24]。具体而言，数字化技术应用使下游企业能够实时获取市场终端数据，进而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引导上游供应商实施精准产能调整，这种双向互动最终转化为上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质性增长[25]。该研究成果为理解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韧性的微观机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学术界对供应链数字化的作用存在分歧，部分学者肯定其对企业发展的正面效应，而另一些学者则持保留意见。
3. 剩余研究空间
尽管学术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影响、开展供应链金融对企业发展、供应链韧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与逻辑起点。但对应于本文需要研究的科学问题，目前学界的研究也留下了剩余的研究空间：(1) 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内部发展的影响，而较少探讨其外部溢出效应，特别是在供应链垂直关系中的纵向传导机制。随着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度演进，以大数据分析、云平台架构和智能算法为代表的前沿技术集群，凭借其渗透、协同及外溢特征的新型基础设施属性，正通过技术关联与知识外溢等机制重构产业价值网络。这种技术扩散效应促使纵向产业链各节点企业的生产要素配置模式发生系统性变革，进而驱动全产业链的要素组合效率优化与价值创造能力提升[26]。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化时代，供应链体系展现出显著的需求驱动特征，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供应链传导机制对上游企业的运营效率、决策行为和组织绩效产生深远影响。(2) 文献分析表明，学术界主要从两个维度界定供应链金融：一是作为短期融资工具，二是作为营运资本优化系统。基于这两个维度，研究者们对业务模式创新、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价值创造机制、风险管控体系以及供应链韧性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然而，现有研究存在两个显著局限：其一，未能充分整合供应链金融的金融属性与供应链属性；其二，对核心企业的关键作用关注不足，尤其是缺乏对供应链金融与供应商企业价值创造关系的深入分析，以及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供应商价值影响机制的系统研究。
相比于已有研究只注重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自身企业内部的影响或供应链对核心企业创新、投资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27]，本研究聚焦于供应链背景下，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供应商企业价值的影响，本研究从理论层面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的研究视角。基于供应链维度分析，不仅能够揭示数字化转型通过纵向市场供需关系重构的作用机制，还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聚焦供应链纵向协同效应的新思路，这对增强数字化转型的后向溢出效应具有重要启示。同时，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体系提供了新的决策参考。现有文献过度聚焦于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而对其外部效应的关注不足，这一研究局限直接导致了供应链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工具设计的缺失[28]。本研究从供应链角度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价值的作用，重点分析了下游企业数字化对上游供应商价值的影响机制，并提出了推动供应链数字化协同的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中，需重视供应链纵向结构的差异性，这对政府制定相关支持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 研究特色与创新
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既往相关文献重点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部影响，以及关于供应链金融的文献主要研究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中小企业融资约束以及供应链韧性等的影响，较少研究聚焦在供应链下，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本文从纵向关系理论进行分析，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影响上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上游企业的创新动能进而影响上游企业的价值。
从本文的研究中得出，在供应链中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会对上游企业的价值产生影响，其影响机制是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了上游企业的信贷贸易、上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上游企业的供需匹配，进而影响了上游企业的价值。就既往的文献来看，大多数研究者重点考察企业内部的因素或者宏观环境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较少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观点在企业价值的研究中是一个新的视角，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对企业的价值影响进行研究分析。
为了推动学术进步和解决实际问题，本研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深入探究，首先从定性研究方法，本研究对相关领域研究进行大量阅读，根据理论分析，提出在供应链视角下研究纵向组织理论对上游企业价值的影响；定量研究方法，当前学术界普遍采用无形资产占比作为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指标，这种方法虽具备操作简便和数据易得的特点，但其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测度精度存在一定局限。相比之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文本分析方法通过智能识别和统计企业公开文本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频次，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企业的数字化进程。这种创新性的测度方法不仅提升了评估的科学性，也为数字化转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参考此方法，先梳理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的词汇，再利用爬虫技术从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本研究采用多维度数据采集方法，以人工智能应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服务、区块链技术等数字化技术指标作为核心变量(吴非等，2021)，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量化评估体系[1]。
5. 机制分析
5.1. 下游企业通过影响供应商的贸易信贷进而影响企业价值
作为供应链核心节点的下游企业，其数字化转型进程对产业链信息协同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处于供应链主导地位的上市企业通过数字化能力建设，不仅提升了上下游信息传递效率，还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协同创新机制对上游供应商产生积极影响。这种由核心企业驱动的数字化变革，正在重塑整个供应链的运作模式和价值创造方式。由于一般企业存在融资难融资困、资金供需不匹配等问题，随着供应链的发展，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链上透明度更高，上下游企业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一定缓解，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等委托代理问题得到了显著缓解。由于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使得下游企业对供应商企业的发展状况更为清晰全面的了解，下游企业能够为供应商提高供应链金融，供应商能够获得的贸易信贷增加，贸易信贷则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延期付款或收款占用供应商或提供给客户的资金，即“晚付款早收款”。供应商在供应链中能够获得更多的贸易信贷，其企业自身获得的无息负债增加、融资约束能力降低，进一步促进供应商企业价值上升。
5.2. 下游企业通过影响供应商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价值
由于信息不对称理论，使得各个企业之间的信息搜索成本以及获取成本较高，较难获取链上企业的信息，从而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下游企业固定重要的供应商企业能够减少下游企业重新搜索合适的供应商企业的成本，使得下游企业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其他业务的发展上。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使得信息相较于以前的传统模式更为公开透明，下游企业获取供应链和市场上的信息更为容易，下游企业为了能够通过固定供应商企业，下游企业将信息通过供应链反馈给供应商，由于信息溢出效应，供应商能够更有效地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分配企业自身的资源，使得企业的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都能够得到更好的分配，进而有助于企业自身的价值的提升。
5.3. 下游企业通过影响供应商供需匹配进而影响企业价值
在企业间由于牛鞭效应的存在，导致供应链中需求变化加剧，信息在从终端客户向源头供应商传递过程中，难以有效共享，从而出现信息失真并逐层放大，使得需求信息波动愈发剧烈。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供应链企业间的信息共享，企业间的信息失真便得以逐步减少，供应商能够更加准确地获取下游企业的需求，进而不必像传统一样生产许多的商品当作存货，占用企业的现金，供应商能够优化供需匹配，使供应商的供给与下游企业的需求得到优化配置。供应链下游企业可通过有效缓解需求信息失真现象，提升供需协同效率，从而推动上游供应商企业价值增长。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需求端的信息优化能够降低供应链波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进而增强供应商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6. 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究供应链情境下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供应商企业价值的作用机制及其传导路径，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什么因素来影响上游企业供应商的企业价值。与多数文献有所区别，本文立足于供应链的溢出效应，从供应链的角度剖析数字化转型是如何借助纵向市场供需关系的变动而发挥作用的，重点考察数字化转型如何通过重构纵向市场供需关系产生影响，特别关注供应链纵向协同效应的中介作用，进而揭示如何通过强化供应链关联来提升数字化转型的后向溢出效应。
本研究主要针对在发展供应链下，下游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商企业价值的影响，预期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通过影响供应商企业贸易信贷、供应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供应商供需匹配来进一步影响供应商企业的价值。此研究结论预期会对企业管理层的决策以及政府有关机构的政策决定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如今互联网发展迅猛的情况下发展供应链，使供应链上的链条企业相互合作相互学习，使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学习效应等促进企业之间的发展与进步，政企各方应当协同构建创新合作机制，促进跨组织知识共享与技术转移，打破信息不对称的壁垒，使纵向组织理论在供应链中发挥作用，企业的行为动机会对其他企业的行为动机甚至企业的价值产生一定的影响，积极发挥供应链的正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