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汉语量词作为汉语的典型特征，其习得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本文综述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的研究现状，并探讨了未来研究的方向。梳理现国内外已有的相关研究，本文发现国外相关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量词习得顺序、母语影响方面，而国内研究则更为丰富，包括量词习得因素、偏误分析和教学策略。尽管如此，当前对于CSL学习者汉语量词习得的实证研究和认知研究仍相对薄弱。未来需加强实证与认知研究，结合实验方法与跨语言对比，深化对二语量词习得规律的理解，为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Abstract: As a typological feature of Chinese, classifiers pose significant challenge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This paper reviews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acquisition of Chinese classifiers by CSL learners and proposes future directions. By analyz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we find that foreign studies focus on acquisition order and L1 transfer, while domestic research emphasizes error analysis and teaching practices. However, empirical and cognitive studies remain insufficien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strengthen empirical and cognitive approaches, integrate experimental methods with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s, and enhance understanding of classifier acquisition mechanisms to inform effective pedagogical strategies.
1. 引言
汉语量词起源于先秦和汉代，成熟于南北朝时期，并在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1] [2]。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汉语量词系统博大而精深。作为汉语区别于其他非汉藏语系语言的类型学特征，汉语量词不但是一种特殊词类，更是汉语使用者在体察世界所使用的认知方法的缩影。
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量词教学始终是一大症结。对于众多母语为非汉藏语系语言的学习者而言，他们的语言中并不存在量词这一词类，量词对其而言是一种相当陌生的语言现象。正因如此，他们的量词掌握程度明显落后于他们的汉语整体水平[3]。即便部分学习者的母语，如韩语、日语等中同样存在量词范畴，其使用与汉语量词也存在较大差异。Liang对英语母语者和韩语母语者掌握汉语量词的情况展开了对比研究，发现与英语母语者相比，母语为韩语的学习者在汉语量词掌握上表现得并不突出[4]。
系统探讨二语学习者汉语量词习得的特征和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一方面，汉语量词是CSL学习者的一大障碍，研究量词习得有助于全面描写CSL学习者的中介语系统，了解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的特征与规律；另一方面，汉语是量词型语言的典型代表，对CSL学习者量词的习得研究还有利于掲示母语类型对量词习得的影响、成人二语学习者是如何习得量词的分类功能等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国内外已有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研究进行梳理归纳，总结当下国内外CSL学习者汉语量词习得研究的基本态势，提出未来相关研究可以开拓的方向，以期为CSL学习者汉语量词习得的进一步探究夯实基础。
2. 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研究现状
2.1. 国外研究现状
汉语量词习得研究在国外并未受到太多关注[5]，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仍对量词习得顺序、L1对CSL学习者习得影响等核心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为考察二语学习者如何发展汉语量词系统的理解和使用能力，Polio采用Erbaugh的实验方法调查了不同母语背景成年人习得汉语量词的特征。他首先让受试观看无声短片，然后要求受试对汉语本族者重述观看的内容，最后通过分析重述过程中量词的使用情况来判断CSL学习者量词能力，发现母语汉语和二语汉语量词习得的共同顺序为先习得量词的句法，后发展量词的语义系统[6] [7]。然而，该研究并未涉及L1和CSL学习者之间如何使用量词对名词进行归类以及二者之间的异同等重要问题。Chen调查了纠错反馈对CSL学习者习得汉语量词的影响。通过使用不同的反馈方法对量词使用错误进行纠正，发现纠错反馈的积极效果可以适用于不同的任务，但效果的维持时间并不长[8]。Chen的研究结果虽然支持纠错反馈有利于语言学习的结论，但其目的是评估纠错反馈在汉语量词习得过程中的影响，并没有涉及量词习得顺序影响量词习得的因素、区分可数量词和不可数量词的认知能力等关键问题。此外，为了了解二语学习者如何习得汉语量词，Liang对韩语母语背景和英语母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各29名进行了形状类量词的习得考察，考察的形状类量词包括一维量词“条、根”、二维量词“片、张”、三维量词“团、颗、粒、块”。实验要求受试将含有这些量词的短语与具体的物体进行搭配，并根据正确率判断量词是否习得[4]。虽然研究发现了CSL与母语者量词习得顺序相同的证据，但并未探讨CSL学习者的量词习得发展是建立在与生俱来的语言机制上还是属于一般解决问题的技巧这一核心问题。
概括起来讲，由于量词本身语义和其来源的复杂性，CSL学习者在学习汉语量词时句法习得比语义习得要容易得多。在汉语习得初期，CSL学习者普遍存在泛化使用一般量词“个”的现象，这与母语儿童的习得过程基本相似。“个”作为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搭配范围最广的通用量词，其高频输入使学习者优先将其识别为默认范畴，从而通过“认知经济性”原则简化记忆负担[4]。同时，母语中缺乏量词系统的学习者(如印欧语系背景者)往往将“一 + 个 + 名词”结构类比为母语的“不定冠词 + 名词”结构，导致跨语言迁移下的泛化[6]。在量词习得顺序方面，CSL学习者最先习得的是数量词，然后是才是类量词，这与母语儿童的习得顺序正好相反。另外，CSL学习者对三维形状类量词的习得顺序也不尽相同。对于这种习得顺序的差异，学界目前尚未给出满意的回答。
2.2. 国内研究现状
相较于国外，国内有关二语汉语量词习得研究更为丰富，大致可分为量词习得因素研究、语言产出偏误分析、和量词教学策略探究三类。
2.2.1. 量词习得因素研究
量词习得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影响量词习得的因素主要有二语水平、量词性质、量词结构及母语迁移。郭晓沛、韩梅分析了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量词偏误状况，发现汉语水平和量词使用正确率总体呈现正相关趋势[9]。不过，有其他学者研究指出汉语水平和量词结构习得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关联，如张广勇和王俊菊发现二语习得者对量词中的形容词插入结构的掌握并不会随着自身二语水平的提高而改善[10]。胡清国的研究还表明，量词使用的偏误和使用频率相关：高频量词的学习效果比低频量词更好[11]。吴芙芸、盛亚南对二语者实时生成汉语关系从句时指量词的位序选择模式进行研究，发现指量词和宾语关系从句共现结构的产出概率较高，前置指量词的优势十分突出[12]。
2.2.2. 量词习得偏误分析
量词习得的偏误分析大多以留学生为研究主体。相关研究发现日本、韩国、越南及印度来汉留学生的量词习得偏误主要包括位置不当、误用量词、缺少量词和多用量词，其中以“个”的过度泛化使用和位置错误最为常见。吴庄的研究指出，作为汉语实现有定性表达的方式，处于中高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尽管掌握了指量名结构具备的有定特征，在运用“一”量名来指称有定事物时却仍会出现偏误[13]。胡国清以从19个国家选取的35名留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展开调查，发现这些留学生出现了过度泛化、难以构建起量词与名词之间的双向选择组合体系以及难以辨别同一名词前不同量词在语义上的差别等偏误。少部分研究将研究对象扩展至其他群体，如刘娅莉、王玉响以传承语入手，分析美国华裔的量词习得，发现美国华裔的量词问题不是语法问题，而是词汇量的问题，扩大相关词汇量是当务之急[14]。
2.2.3. 对外量词教学探索
面对量词学习的难题，有些学者着眼于量词自身特性，如王汉卫构建了量词分类体系，提议对外汉语教学着重围绕非个体量词展开，以简化教学流程[15]；另外一部分学者着重指出在教学期间要对汉外量词开展系统对比[16] [17]；戴梦霞从语用层面给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名量词选用教学的思路与办法，强调了语境于量词选用时的关键意义[18]；还有学者从认知视角提出对应的教学举措，认为对外量词教学应当强化量词的认知语义剖析[19]。此外，洪炜和石薇提出采用读后续写任务的教学方式来推动汉语二语量词的学习[20]。于洪月讨论了量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模糊化教学，提出了在教学中适当放宽对量词使用精确度的要求，以适应不同学习者的需求[21]。
3. 未来研究方向
虽然量词是汉语有别于印欧语系语言的一个特殊词类，但在国内二语习得领域并非如其他汉语特殊句法和形态特征那样受到强烈的关注。从上文可以看出，目前国内核心学术期刊上涉及汉语量词二语习得的研究大多或通过留学生问卷进行习得偏误分析及探究影响量词习得的外部因素，或基于教材调查提出一些教学建议或教学策略，很少有学者进行二语汉语量词习得的实证研究。总的来看，与理论研究相比，汉语量词在二语习得中的实证研究及认知视角的探讨仍显不足，是未来相关研究值得深耕的方向。
3.1. 加强实证研究
在实证研究范畴内，部分学者针对儿童的汉语量词习得开展了实验探究，证实了汉语量词存在物质量词和可数量词的分别[22]；阐述了计数量词和称量量词的关联[23]等。另外，徐林荔等人把研究焦点转向特殊型语言障碍儿童(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 SLI)，发现这类儿童在使用量词“个”时和正常儿童相近，但在运用其他量词，特别是在形状量词的范畴化和生成能力发展方面较为滞后[24]，为量词“个”的泛化使用提供了一定的认知依据。然而，在二语习得的环境下，运用实证手段来探究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的研究相对匮乏，就目前所了解到的，仅有林柱在2022年依据作文语料和测试语料剖析了留学生汉语集合量词的习得状况，给出了集合量词的习得次序和难度级别并提出了区分“双”、“对”、“副”三个近义量词的“可分离性准则”[25]。上述研究说明以语言处理和习得实验为基础的实证研究同样是探索汉语量词规律的有效途径，但成人实证研究的缺乏限制了对二语学习者在实际语言使用中量词习得过程和难点的深入理解，基于实验的汉语量词二语习得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未来的相关习得研究可将儿童量词习得的实证研究方法迁移到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研究中，以更深入地比较和分析母语者和二语习得者在量词习得方面的异同，这不仅有助于揭示二语习得者在量词使用上的特点和困难，理解不同背景学习者在量词习得上的差异，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和策略，还可以为语言教学提供指导，促进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进，提高二语教学的效果。
3.2. 深化认知研究
随着世纪初认知语言学的兴起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认知研究应用于汉语量词的研究。在认知研究方面，宗守云借助十余篇文献专著全面阐释了原型范畴理论对于汉语量词的解释效力，并将转喻、隐喻、图示转换以及意象规约等视为量词范畴化的认知动因，以此解读量词的范畴化过程。就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而言，学者们更倾向于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对量词开展本体探究，深入探究量词的内在语义特性与认知机理，针对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的认知研究相对不多。通过研究CSL学习者在量词习得过程中的认知策略和心理机制，可以为已有的量词本体认知研究提供实证基础。这样的研究不仅能够验证和丰富量词的认知模型，还能更好地理解量词的概念结构、语义范畴以及它们在语言中的功能。此外，认知研究还可以揭示量词习得的困难背后的心理机制，为解决二语学习者在量词使用上的普遍问题提供理论支持。例如，研究者可以探讨学习者如何通过认知策略来区分和记忆不同的量词，这些策略又如何受到学习者母语背景和认知能力的影响等问题。此类研究有助于构建更为全面和深入的量词认知理论，并为对外汉语量词教学提供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加强汉语量词二语习得的实证和认知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和完善现有的语言习得理论，还能够为汉语教学提供更为科学和有效的指导，从而促进二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语量词的使用。
4. 结语
本文综述了CSL学习者汉语量词习得的主要研究内容，发现国内外对CSL学习者量词习得的研究主要包含习得因素研究、偏误分析和教学策略探索。习得因素有如二语水平、量词性质、结构和母语迁移；量词使用上存在如误用、缺用、漏用量词及“个”的过度泛化等偏误；针对量词教学难点，研究者提出了包括量词的分类体系、系统比较、教材编写的准确性和规范性、语境教学以及认知分析等多种教学策略。总体而言，汉语量词习得研究为理解学习者在二语环境下如何掌握这一特殊语言现象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为汉语教学提供了实用的指导建议。未来的研究应当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以获取更多关于二语学习者量词习得过程的客观数据。同时，深化认知研究能促进对量词内在语义特征和认知机制的理解，为教学提供更为有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