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校园欺凌现象频发，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及社会秩序，已受到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2019年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校园欺凌成为舆论焦点。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本文采用比较研究法和内容分析法，考察日本校园欺凌防治措施。日本作为亚洲法治化领先国家，其经验极具参考价值。日本构建多层次防治体系，包括国家、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及学校参与，为我国提供宝贵经验。同时，日本防治虽成效显著，但仍存不足，为我国完善机制提供参考。因此，本文总结日本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为解决我国校园欺凌问题贡献力量。
2. 日本校园欺凌的现状
日本文部科学省对于校园欺凌概念的界定一直在进行着更新。2019年所界定的校园欺凌概念要求满足以下四项核心条件：首先，行为主体需为学生身份的施害者与受害者；其次，两者间需存在某种形式的人际关联；再次，施害者须实施了对受害者身心造成影响的举动；最后，此行为需导致受害者感受到身体层面的痛苦。
2.1. 校园欺凌的现状
探究20世纪80年代时期，校园欺凌议题逐渐步入了日本社会的视野之中。自1985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校园欺凌事件进行系统的数据收集与统计工作。这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理解日本校园欺凌的当前状况及制定相应干预措施提供了宝贵且真实的量化依据。以下是基于日本文部科学省2021年11月发布的数据，对日本校园欺凌现状的分析(森田洋司，2010)。
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度，全国范围内记录的校园欺凌事件总数高达52万起，这一数据揭示了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约为4%。具体而言，该年度内共有2.9万所学校遭遇了校园欺凌事件，这一数字占据了日本全国学校总量的79%，凸显了校园欺凌问题的广泛性和普遍性。
其次，就日本校园欺凌事件的学校类型分布而言，2020年记录的52万起欺凌案件中，小学阶段占据了42万起，初中阶段为8万起，高中阶段有1.3万起，而特殊教育学校则发生了2000多起。从占比情况来看，小学阶段占比高达81%，初中阶段紧随其后，占比16%，高中阶段占比较小，为2.5%，特殊教育学校占比最低，约为0.5%。这一数据分布清晰地表明，日本校园欺凌事件主要集中于小学阶段和初中阶段，而高中及特殊教育学校的欺凌事件相对较少。
再次，探究日本校园欺凌的年级分布特征，统计发现，自小学一年级至五年级期间，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率呈现出一种逐步下滑的趋势。当学生迈入中学阶段，特别是进入中学一年级后，欺凌事件的发生频次出现了急剧的减少。基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合理推断，小学阶段，尤其是低年级，是校园欺凌行为较为集中的时期。而一旦学生进入中学，校园欺凌行为的发生率便逐渐降低。这一发现有力地支持了校园欺凌行为随年级上升而递减的观点。
最后，针对日本校园欺凌的具体表现形式，我们可以将其细分为语言攻击、恶意贬低、身体暴力、社交排斥、网络骚扰、财物破坏以及勒索等多种形式。据统计数据显示，最为普遍的三种欺凌手段依次为语言攻击(涉及304,111起案件)、社交排斥(67,786起)以及身体暴力(143,465起)。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通过网络平台及社交媒体渠道实施的网络骚扰事件正呈现出日益增多的趋势。
2.2. 校园欺凌的特点
日本中小学校园欺凌的数据分析显示，日本是校园欺凌事件频发的国家之一，且中小学阶段尤为显著，这一阶段内的欺凌行为展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2.2.1. 严重性
针对校园欺凌现象的严峻挑战，日本文部科学省长期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坚持不懈地开展校园欺凌状况的调查，并依据调查结果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改进策略。然而，从近年来持续公布的调查数据观察，校园欺凌问题并未得到实质性的缓解，反而呈现出一种持续加剧的态势。具体地说，从校园欺凌事件的确认总量来分析，自2011年起，该数量急剧上升，逼近20万例，并在随后的数年间持续快速增长，直至2019年，已攀升至61万例。八年增长率达205%。尽管政府自昭和末期(1988年)开始强化校园欺凌干预，但欺凌引发的自杀事件在平成后期(2005年后)出现波动反弹，这一现象揭示了传统治理模式与新型欺凌形态间的适配性危机，凸显制度性应对机制的革新需求。也警示我们必须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并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措施来预防和解决校园欺凌，以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安全。
2.2.2. 隐蔽性
校园欺凌行为呈现的表现形式十分多样，往往网络作为一个超越时空限制的媒介，使得校园欺凌的隐蔽性愈发显著。社交平台的不断涌现，为欺凌行为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加之网络的匿名特性，进一步加深了校园欺凌的隐蔽程度(文部科学省，2021)。依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欺凌”行为的定义，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关联，往往是同学或朋友(平野美沙子，ヒラノミサコ，2015)，这种关系使得家长和老师难以察觉欺凌行为。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尚小、主体意识不成熟，加之胆怯和外部恐吓，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并且往往也不敢发声(本田，2011)。数据统计结果表示，近两年的中小学生主动报告遭受欺凌的比例均呈现出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校园欺凌的隐蔽性。校园欺凌日益隐蔽的特点要求我们在预防与干预过程中需更加细致地观察，留意学生的异常行为表现，以便及时发现欺凌事件，防止其升级为恶性事件。
2.2.3. 集团性
校园欺凌往往具有集团性特征，小团体中的带头人会策划并引导整个团体孤立或欺辱被视为“另类”的学生(滝充，1992)，如插班生、单亲学生、农村学生和外国学生等。众多学生出于防止自身沦为受欺凌的“异类”考量，被迫加入群体，随波逐流，这种群体趋同心理构成了校园欺凌现象趋向团体化的一个关键促成因素。并进一步加剧了校园欺凌的蔓延态势。
2.2.4. 性别差异
校园欺凌中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相较于女性，男性更有可能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核心角色。根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在小学阶段，被认定的欺凌事件中，涉及男生的欺凌事件为27万起，而涉及女生的则为21万起；进入初中阶段，这一趋势依旧明显，男生相关的欺凌事件达到6万多起，相比之下，女生则为4万多起。全球教育论坛的报告也显示，在涉及全球校园欺凌现象最为严重的前十个国家(含日本)的范围内，62%的女性青少年与65%的男性青少年均报告称自己曾是校园欺凌的受害者。深入分析欺凌行为的类型差异可见，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倾向于经历网络欺凌、排斥等形式的间接欺凌。而男生则更可能遭受暴力欺凌。研究表明，男生成为施暴者的概率高于女生，相较于男性，女性在面对心理伤害时，更易遭受间接影响。此外，日本校园内的欺凌行为主要发生在同性之间，但也存在异性间的欺凌，且男性作为欺凌者的案例更为普遍。
2.3. 校园欺凌产生的原因
日本中学校园欺凌现象的复杂性显而易见，其根源深植于社会、教育机构、家庭及学生个体等多个维度。
首先，日本社会对学历的高度推崇，这一文化观念给学生群体施加了沉重的学业负担。部分学生在难以承受的学习压力下，选择了欺凌行为作为情绪宣泄的途径。而教育机构和整个社会对于成绩的过度关注，往往导致了对道德教育培养的忽视，进而加剧了校园欺凌的现象。
其次，中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均衡状态也是校园欺凌的重要诱因。在中小学这一关键成长阶段，学生正处于构建世界观、价值观及人生观的时期，但生理上的迅速成长与心理成熟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导致他们难以协调身心发展的矛盾。这种不均衡性使他们变得敏感且判断力不足，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此外，家庭在性格培养方面的疏忽，如忽视孩子的情绪管理与社交技能培训，导致部分学生形成急躁、易怒、内向等不良性格特征(滝充，2001)，这些性格问题往往成为校园欺凌事件的触发点。
此外，核心家庭结构的普遍化对校园欺凌现象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溺爱或过度保护，往往使孩子在进入校园生活后难以适应集体环境，从而增加了成为欺凌者或被欺凌者的风险。家长的教育方式、家庭氛围以及亲子关系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对校园欺凌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最后，日本传统的耻感文化对校园欺凌现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往往容易形成小集团意识，使得欺凌行为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集体性。为了逃避可能的谴责和惩罚，欺凌者往往会威胁其他同学保持沉默，进而对被欺凌者造成更为严重的集体孤立和心理伤害。同时，学校教育重心的偏移和道德教育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校园欺凌问题的严重性。
3. 校园欺凌的发展历程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中小学校园内便已初现欺凌现象的端倪，标志着欺凌问题在该国的发展历程的起始阶段，至今已有40多年的历史。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校园欺凌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单一化阶段、多元化发展阶段和日益复杂化阶段。
3.1. 单一化阶段(19世纪80年代之前)
随二战后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经济的迅猛增长，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对青少年群体造成了深刻影响，进而催生了青少年亚文化的兴起，其中，中学生扮演了关键的传播角色，模仿不良行为蔚然成风。尽管当时“校园欺凌”这一术语尚未被明确界定，但校园内已逐渐出现暴力与勒索钱财等行为，这些行为与二战前的“铁拳制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为高年级学生借助严苛的训练手段对低年级学生施加暴力，而低年级学生往往因遵循尊重学长的传统而保持缄默。学校方面对此类事件缺乏应有的重视，有时甚至故意掩盖事实真相，同时，社会与学校普遍持有一种观点，即认为校园欺凌与学生自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一时期的校园欺凌问题之所以未能引起广泛关注，部分原因在于学生之间的相互庇护、传统等级观念的根深蒂固，以及学校与社会对欺凌现象的漠视。此外，校园欺凌与校园暴力这两个概念在这一阶段也尚未得到严格的区分。
3.2. 多元化发展阶段(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
在1985至2005年间，日本校园欺凌问题步入了多元化发展的阶段，其恶化趋势与经济衰退及人口结构老龄化紧密相关。此阶段内，欺凌形式由单一的暴力行为转向多样化，其中隐性和间接的言语伤害显著增多。1985至1993年间，校园欺凌经历了分化，传统暴力与新型精神伤害并存，特别是“冷暴力”现象的激增，加剧了问题的严峻性。进入1994至2005年间，校园欺凌的隐蔽性愈发显著，因欺凌导致的自杀事件频发，对被欺凌者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1994年，爱知县大河内清辉的自杀案揭示了欺凌行为的隐蔽性和长期性，促使文部科学省对欺凌定义进行了修订，强调从被欺凌者的角度出发进行判断。这一时期的演变，为后续校园欺凌性质的进一步分化奠定了重要基础(鈴木敏之，2001)。
3.3. 日益复杂化阶段(20世纪初~至今)
自2006年起，校园欺凌进入了一个日益复杂化的阶段。经过20年的全国校园欺凌大调查，尽管日本政府积极开展预防和治理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校园欺凌现象反而愈发严重。随着经济的迅猛增长与互联网技术的广泛渗透，校园欺凌现象的表现形式日益多样化，其参与主体亦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进而使得欺凌行为的诱因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特别是网络欺凌这一新兴形式的涌现。网络欺凌因其隐蔽性强且突破了传统欺凌中年龄与地域的界限，逐渐成为中学校园欺凌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这一变化不仅使得校园欺凌现象不再局限于学校范围之内，还逐渐向其周边社会环境和家庭领域扩散，形成了更为广泛的负面影响。鉴于校园欺凌形式的日趋复杂化，日本政府正积极联动学校、社会组织及家庭等多方力量，采取协同治理策略，旨在营造一个安全、健康且愉悦的教育环境，确保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
4. 日本预防和治理校园欺凌的措施
校园欺凌在日本普遍存在，长期以来人们对此现象习以为常。但直到1986年，一起两名中学生因遭受校园欺凌而自杀的事件才令日本社会开始觉醒，引发了日本政府、社会的高度重视与深入反思。为此，日本为预防校园欺凌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4.1. 不断加强立法，制定逐渐完善的反校园欺凌法案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校园欺凌逐渐引起了社会民众的广泛关注，政府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应对。在1985年文部省发布的《加强关于中小学生欺凌问题指导的通知》，随后在1995年颁布了《解决欺凌问题当前应当采取的方策》，其次，又在2006年发布了《关于欺凌问题的紧急建议——面向教育相关人员和国民》。尽管文部省颁布了相关法律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校园欺凌现象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再次推动日本就校园欺凌问题进行专门立法的关键因素是一起发生在2011年滋贺县的校园欺凌事件导致一名初中二年级男生自杀，这一悲剧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与震惊。面对家长的担忧和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2013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这标志着日本首次将校园欺凌的应对措施、处理及防范纳入法律的管理范畴之中。该法律涵盖了小学、初中、高中以及特别支援学校，对校园欺凌的定义进行了重新明确，并构建起了一张多元化的治理网络，旨在全力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在文部科学省制定出基本方针的基础上，各学校被要求必须采取相应的必要措施，同时各地方政府也需依据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契合本地特色的相关方针，并且进一步明确了教师和家长在其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学校需重点实施以下四项基本措施：一是加强儿童的道德教育，丰富其道德内涵；二是制定有效的欺凌早期发现策略，以便能够及时察觉到欺凌行为；三是完善学校的咨询体系，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支持；四是积极推进网络欺凌的应对措施，以应对这一新兴问题。
此外，国家以及地方公共团体承担着招募专业人才、推进相关调查研究以及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等重要职责。法律还对施害者及其监护人的处理方式进行了明确规定，要求学校在确认欺凌事实之后，一方面要为受害者及其监护人提供必要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对施害者实施停课等惩戒措施，并对其监护人进行相应的教育指导。若欺凌事件的性质已经构成犯罪，则需依法交由警方进行处理，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受害者的权益。在《校园欺凌预防对策推进法》的引领下，日本文部科学省、各地方政府以及学校都积极行动起来，纷纷制定并实施了各自的欺凌防治方案，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
4.2. 加强学校德育教育，明确学校责任
在研究校园欺凌的事件中，针对肢体接触及行为层面的欺凌，通常可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有效应对。然而，在涉及心理创伤及精神损害方面，受害者往往难以仅凭法律手段充分维护自身权益。这类非物质层面的伤害，其复杂性与隐蔽性增加了维权的难度。
为了有效防治校园欺凌，学校必须加强德育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习惯，以防止不良行为的发生。正如日本驹泽大学的伊藤茂樹教授所言，法律在解决心理和道德问题时常常无能为力，因此道德教育成为关键。
在家庭层面，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5年启动了“春季安心网行动”，旨在帮助家庭建立智能手机使用规则，特别是在应对网络欺凌和防止互联网依赖方面。研究显示，那些在设有并遵循家庭规则的环境中成长的儿童，其成为受害者的概率显著降低。然而，调查发现超过70%的学生没有家庭规则，很多人在遭遇网络欺凌时未寻求父母帮助。学校则通过促进家长、学生和学校三方合作，帮助家庭设定内部规则，增强亲子关系，提高孩子的复原力和抗压能力(森田洋司，2010)。在学校层面，主体意识教育成为重点，2017年和2018年发布的学习指导要领强调学生的自我存在感和人际关系的建立。岩手县立伊保内高等学校的学生会制定了《提高智能手机使用礼仪宣言》和《杜绝欺凌宣言》，强调网络礼仪教育(杨岭，方艺霖，毕宪顺，2020)。国家层面，2022年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儿童与青年白皮书》强调为儿童创造安全网络环境的重要性，推动儿童安全使用网络的方法，并举办相关论坛。警察厅通过介绍网络犯罪案例提高公众意识，法务省则将“消除网络对人权的侵害”作为教育重点，开展相关课程和宣传活动。文部科学省组织家长参与学习型座谈会，制作防止网络欺凌的教育材料，形成多层次的防治体系。
为了维护学生的尊严并有效防止校园欺凌，学校的教职员工必须协同努力，建立良好的师生信任关系。学校应当营造一种“绝不容忍欺凌”的文化氛围，通过全校集会和年级活动不断强化这一核心理念。此外，重视道德教育是提升学生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手段，帮助他们体验到被认可和满足感。学校通过组织亲子活动和集体教育项目，学校能够促进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沟通，增强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和自我肯定感。
最后，学校考虑将道德教育纳入课程考核，以提高学生对此的重视程度，但其根本目标应是培养健康的人格和心理素质。同时，教职工可积极寻求与家庭及社区成员的协作，携手构建防御机制，以期共同预防并减少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通过这些综合措施，学校能够更有效地履行其责任，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学习环境。
4.3. 打造多元化防治体系，多渠道为学生提供专业支持
日本致力于构建多元化防治体系，全方位为学生提供专业支持以应对校园欺凌。鉴于校园欺凌的隐蔽性和受害者常因羞愧难以及时求助，日本政府汲取欧美经验，以学校为核心制定了应对策略，并为各级学校量身定制了具体措施。日本文部科学省于2017年推出了《运用社交网络服务构建商谈机制的当前考虑》，计划借助社交网络服务(SNS)来破解校园欺凌难题，打造一个全年无休的咨询系统，以便学生在遭遇欺凌后能迅速获得专业援助，目前该项目正在地方试点，未来将逐步推向全国。校园欺凌问题的应对不应仅仅视为学校单方面的责任，为此，日本文部科学省特设了一项24小时全天候的援助热线电话服务，旨在使面临困境的学生能够随时拨打电话寻求必要的帮助与保护。并通过公益宣传提高公众对校园欺凌危害的认知(野中りょう，森永康子，2021)。
为有效落实《校园道校园欺凌防治对策推进法》，学校通过加强对教职人员的专业培训力度，以提升其整体素养，并传授应对校园欺凌事件的专门知识与技能，确保能够在欺凌行为发生后迅速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援助。此外，学校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服务室，指派具备专业资质的教师，针对遭受欺凌的学生开展心理咨询服务与情绪疏导工作，涵盖压力应对策略教育、自信心建立以及社交技能培养等多个方面。日本同伴支持计划(Japanese Peer Support Programme，简称JPSP)也应运而生，旨在培养儿童的社交技能和社会能力，通过活动激发儿童助人热情，增强其成就感。此外，日本各地纷纷成立自治团体，例如成立“校园欺凌防治联络协调委员会”，该机构专职负责推动区域内校园欺凌预防与应对工作的全面铺开(李冬梅，2017)。此外，政府还设立“教育委员会直属支持单位”，旨在辅助地方教育委员会执行校园欺凌事件的数据收集与分析任务，同时承担起相关审核及协商事宜，以促进防治工作的深入与优化(任海涛，闻志强，2016)。另外，日本亦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学校需要组建一个由各领域专家构成的团队，具体包括法律顾问、心理学专家、退休警务人员及高等教育学者。这一团队分别构成了“咨询指导小组”与“儿童安全援助支持中心”，旨在为校园反欺凌策略的有效推行提供专业化的辅助与支持。
5. 总结和借鉴
5.1. 加强综合立法，明确校园欺凌的法律定义
针对我国校园欺凌问题，亟需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以构建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当前，我国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时主要依赖《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定义，一些欺凌者得以逃避惩罚，不利于社会风气的净化。因此，加强综合立法，明确校园欺凌的法律定义成为当务之急。立法应与时俱进，适应教育环境变化，并借鉴国际经验，如日本的刑事立法模式，强调任何欺凌行为都可能被视为犯罪，不受年龄限制，以此提供更强的法律支持和威慑力。同时，立法过程中需明确多方主体责任，细化执法措施，注重预防和教育，建立恢复性司法制度，平衡欺凌者与受害者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立法后，还需关注实施效果，根据反馈调整，确保法律有效性和高效性。
5.2. 构建校园欺凌帮扶体系，开辟多元化的求助渠道
构建校园欺凌帮扶体系同样关键。应建立由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家庭共同参与的综合支持网络。政府可设立全天候在线咨询平台，允许学生匿名报告欺凌事件并获得专业支持。学校应提升教师发现欺凌迹象的能力，开展相关课程和心理咨询，必要时请求警方协助确保校园安全。社会组织应参与构建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实施社会工作服务项目，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增进社会和谐稳定。家庭环境同样重要，家长应鼓励孩子倾诉，并通过中小学安全教育平台普及相关知识，提高察觉意识，定期与孩子沟通，减少欺凌发生。
5.3. 加强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整合预防教育与干预
在道德和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我国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教材中缺乏校园欺凌相关内容，需进行整合。教育部门应强调道德、心理与法律教育的结合，通过科学的教学目标设计和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预防校园欺凌行为。学校应定期邀请专家开展讲座，提升教师专业知识和应对能力，并策划举办主题活动，激励学生主动搜集整合相关资讯。在道德教育上，学校应通过集体活动提升学生自我价值感，促进家庭环境改善，将道德教育纳入考试科目，虽非应试目的，但旨在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学校还应与家庭和社区合作，共同努力预防校园欺凌。
综上所述，解决校园欺凌问题需从立法、帮扶体系和道德教育三方面入手。加强综合立法，明确法律定义，提供法律支持和威慑力；构建综合支持网络，提供必要援助，确保学生安全；整合道德、心理与法律教育，预防欺凌行为，培养学生健全人格。通过这些综合措施的实施，旨在为我国中小学生提供全方位的保护，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形成合力，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