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青少年同伴交往不仅影响个体社会性发展，也影响周边环境的和谐与稳定。由于自我约束能力相对较差、社会认知水平不足，高职生的越轨同伴交往问题较为常见。越轨同伴交往是指结交具有违反法律和社会规范行为的同龄友伴[1]。相关研究指出，在高职教育环境中，学生通常缺乏足够的管理和控制能力，对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理解不够透彻，导致高职生在与同伴交往中，更容易出现违反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行为[2]。因此，探讨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背后的形成机制，既是对《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文件精神的进一步消化吸收——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人才培养，也有助于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为科学预防和干预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提供重要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2.1. 父母心理控制与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
人类发展生物生态学理论指出，发展中的个体位于生态系统的核心，被多层环境系统嵌套围绕，各环境系统之间彼此交互，共同影响个体发展历程[3]。据此，高职生的越轨同伴交往不仅与个人有关，也受到家庭环境、父母教养方式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父母心理控制作为常见的教养手段，与子女的行为问题存在诸多关联。父母心理控制是指父母通过情感操控、关系操纵以及权威行使等手段，对子女的情感进行控制，进而影响子女的行为、心理和情感发展[4]。既往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因严重阻碍子女形成稳定的心理认同，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发展的风险因素[5]。心理控制的教养模式类似于“控制”企图，更容易导致子女出现负面消极反应[6]。据此，提出假设1：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
2.2. 歧视知觉的中介
歧视知觉是指个体感受到自己及其所属群体遭遇外界的负面评价或不公平对待的主观感受[7]。在高职院校中，往往存在一些刻板印象和负面标签，与普通大学生相比，社会上对职业院校学生存在一定污名化的刻板倾向[8]，这增加了高职院校学生感知歧视知觉的可能性。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的歧视知觉存在较强关联[9]。歧视知觉作为个体对自己所在环境的负面认识和消极评价，是个体成长过程中的重要风险因子[10]，具有较高歧视知觉水平的个体，往往伴随着更多的抑郁情绪体验和行为问题[11]。就歧视知觉而言，通过增加个体对所处消极环境的不良认同，强化心理负面标签，进而增加个体卷入越轨同伴交往的风险[12]。综上所述，推测父母心理控制会增加高职生歧视知觉水平，增加个体对不良环境的认同感，进而引发越轨同伴交往。因此，提出假设2：歧视知觉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之间起中介作用。
2.3. 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中介
父母心理控制还可能通过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对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产生影响。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是指个体因长时间、高频率使用社交网络，致使心理困扰和生理不适的社会心理现象[13]。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呈正相关[14]。同时，存在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个体往往也具有更高越轨同伴交往的可能。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可能会诱发去个体化现象，表现为感觉寻求增强，自我评价与控制能力下降，进而引发攻击性行为、物质滥用等问题行为[15]。也会扰乱个体的正常社交活动，带来孤独感增加、社交回避等社会性问题[16]。青少年可能会因为与普通同伴的隔阂和疏远，而更倾向于与有相似问题行为的同伴建立关系。基于此，提出假设3：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之间起中介作用。
2.4. 歧视知觉和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链式中介
如前所述，歧视知觉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都可能是影响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中介因素。那么，歧视知觉是否会影响个体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进而产生越轨同伴交往行为呢？广义紧张理论认为，在同伴交往中感知到的歧视知觉会作为压力源诱发个体产生消极负面情绪，并产生各类非适应性行为(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去应对消极情绪体验[17]。也就是说，歧视感知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通过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作为不良情绪的应对策略。基于上述推论，提出假设4：歧视知觉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本研究拟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影响机制，梳理出“心理控制→歧视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的理论逻辑路径，以期深入地揭示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形成机制，为科学预防和干预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提供依据。
3. 研究对象与方法
3.1. 研究对象
选取安徽省高职院校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由高校带班老师发放线上问卷，要求调查对象按照指导语完成作答。所有问卷为被试自愿填写。共发放658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后，研究最终获得632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6.0%。其中，男生276人，女生356人，生源地类型为城镇被试247人，乡村385人，独生子女202人，非独生子女430人。
3.2. 研究工具
3.2.1. 父母心理控制问卷
该问卷由Wang等人编制，共18个项目，考察父母对子女的情感控制，引发子女心理内疚等行为[18]。问卷采用五点评分，以项目均分作为父母心理控制的总分，分数越高则说明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5。
3.2.2. 越轨同伴交往问卷
该问卷由Li等人编制，宋静静、李董平等人修订。询问受访者在过去一年里，身边朋友中有多少人出现越轨行为，例如吸烟、喝醉酒等[5]。问卷共8个题项，采用五点评分，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数，分数越高表明越轨同伴交往情况越严重。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9。
3.2.3. 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评估问卷
该问卷由姜永志编制。问卷共20个题项，由黏性增加、生理损伤、错失焦虑、认知失败和负罪感五个维度组成[13]，采用Likert 5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行为倾向越严重。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7。
3.2.4. 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申继亮等人编制的《歧视知觉问卷》测量高职生歧视知觉水平[19]。问卷共包含6个题项，如“总体上，我觉得家庭像我一样的学生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量表为5点评分量表，计算项目均分，分值越高说明被试的歧视知觉水平就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45。
3.3. 数据处理与分析
利用SPSS软件和Mplus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建模，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变量描述性统计及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4. 研究结果
4.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与检验
数据因为通过被试自我评价获取，可能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在研究程序上，通过匿名作答、修改歧义语句、对引起困惑的题项进行解释等方式进行控制。在统计处理上，通过Harman单因子法检测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结果显示，共有9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第一因子解释变异量为27.26%，不超过40%。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4.2. 变量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值和标准差见下表1。结果显示，父母心理控制与歧视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之间呈显著正相关(p < 0.0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main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矩阵
研究变量 |
M |
SD |
1 |
2 |
3 |
4 |
1心理控制 |
2.72 |
0.72 |
- |
|
|
|
2歧视知觉 |
2.36 |
0.78 |
0.23** |
- |
|
|
3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 |
2.68 |
0.72 |
0.26** |
0.32** |
- |
|
4越轨同伴交往 |
1.37 |
0.64 |
0.46** |
0.24** |
0.22** |
- |
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4.3.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以父母心理控制为自变量，歧视知觉和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为中介变量，越轨同伴交往为因变量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由于歧视知觉和越轨同伴交往均是单维度量表，可以采用项目打包的方法对其进行测量[20] [21]。通过项目打包可以控制因多个观测指标造成潜变量的膨胀测量，也可以提高模型拟合度、模型估计稳定性等[21]，因此，按照温忠麟等学者推荐的项目平衡法将歧视知觉问卷和越轨同伴交往问卷的题项分别打包成2个项目包来进行后续的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检验父母心理控制对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直接预测作用。结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子女越轨同伴交往(β = 0.28, t = 1.98, p < 0.01)。其次，将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后，父母心理控制显著正向预测歧视知觉(β = 0.18, t = 1.38, p < 0.01)；歧视知觉正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β = 0.38, t = 3.52, p < 0.01)和越轨同伴交往(β = 0.33, t = 2.45, p < 0.01)；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正向预测越轨同伴交往(β = 0.32, t = 1.87, p < 0.01)；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β = 0.23, t = 0.97, p < 0.01)。各变量间的预测关系结果见表2和图1。最后，选用Bootstrap偏差矫正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设定重复取样次数5000次，计算95%置信区间，结果见表3。父母心理控制对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直接效应为0.28 (95%置信区间不包含0)，心理控制→歧视知觉→越轨同伴交往、心理控制→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心理控制→歧视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三条中介路径均显著(置信区间不包含0)，总中介效应为0.06 + 0.07 + 0.02 = 0.15，总效应为0.15 + 0.28 = 0.43，总中介效应效应量为34.9%。
Figure 1. Chain mediation effect test
图1. 链式中介效应检验
Table 2. Analysis of regression relationship among variables
表2. 各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分析
回归方程 |
整体拟合指数 |
回归系数显著性 |
结果变量 |
预测变量 |
R |
R2 |
F |
β |
t |
歧视知觉 |
心理控制 |
0.30 |
0.09 |
4.25** |
0.18 |
1.38** |
问题移动媒体使用 |
歧视知觉 |
0.42 |
0.20 |
3.68** |
0.38 |
3.52** |
心理控制 |
|
|
|
0.23 |
0.97** |
越轨同伴交往 |
心理控制 |
0.48 |
0.23 |
6.02** |
0.28 |
1.98** |
歧视知觉 |
|
|
|
0.33 |
2.45** |
问题性移动媒体使用 |
|
|
|
0.32 |
1.87** |
Table 3. Chain mediation effect of discrimination perception and problematic mobile social media use
表3. 歧视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链式中介效应
路径 |
间接效应值 |
Boot SE |
Boot CI下限 |
Boot CI上限 |
效应量 |
间接效应1 |
0.06 |
0.04 |
0.06 |
0.09 |
14.0% |
间接效应2 |
0.07 |
0.03 |
0.04 |
0.08 |
16.3% |
间接效应3 |
0.02 |
0.02 |
0.05 |
0.08 |
4.65% |
总间接效应 |
0.15 |
0.06 |
0.08 |
0.12 |
34.9% |
直接效应 |
0.28 |
0.03 |
0.07 |
0.10 |
65.1% |
总效应 |
0.43 |
0.04 |
0.09 |
0.14 |
|
注：Boot SE表示通过Bootstrap偏差矫正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Boot CI下限和Boot CI上限表示95%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间接效应1路径为心理控制→歧视知觉→越轨同伴交往；间接效应2路径为心理控制→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间接效应3路径为心理控制→歧视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
5. 讨论
5.1. 心理控制对越轨同伴交往的影响机制
研究揭示了父母心理控制对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负面影响，与假设1相符。研究表明，父母心理控制与青少年越轨同伴交往之间呈正相关，父母心理控制水平显著预测子女越轨同伴交往表现[22]。抗拒理论指出，父母心理控制威胁个体的自主需求，削弱个体自我效能感，导致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23]。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操纵性的教育手段，严重干扰了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过程，增加行为问题的潜在风险。因此，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正向预测青少年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这提示在教育实践中，父母应减少过度的心理控制，以降低子女问题行为的发生。
5.2. 歧视知觉和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单独中介
研究结果发现，歧视知觉在父母心理控制与子女越轨同伴交往之间起中介作用。父母心理控制作为一种操控子女与家庭及其成员间情感联系的手段，会削弱个体自尊，降低个体自我认同水平，带来低自我价值感反馈[24]。感知父母心理控制水平高的子女容易缺乏自尊自信。而自尊水平较低的个体对歧视的感知更为敏感，更易于感受到心理压力，并将外界的消极评价和态度内化[12]。故而当个体的自尊心受损，他们更可能将自己视为歧视的目标，进而加剧对歧视的感知。歧视知觉作为个体对所在环境负面评价和消极感知，会强化个体对不良环境的认同，增加与不良同伴交往的机率[25]。因此，较高水平的父母心理控制会通过增加子女歧视知觉水平，进而引发越轨同伴交往行为。
研究结果还发现，父母心理控制亦可以通过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引起子女越轨同伴交往。陈武等人的研究指出，父母通过心理控制要求子女遵从家长的期望，易引发子女心理反抗和行为冲突，致使亲子关系紧张和关系破裂[26]。按照社会联结理论的观点，当个体在社会关系中无法实现自主需求时，可能会寻求外部支持以补偿自主需求的缺失，形成新的社会联结[27]。移动社交媒体因其表达的匿名性、便利性，为大学生的人际交往提供了新的渠道和机会。但在建立新的社会联结的同时，问题性社交媒体的使用会降低个体自我评价、增加焦虑和抑郁情绪[28]，容易出现社会排斥与结交不良同伴[29]，通过反向结交越轨同伴寻求情感支持。因此父母心理控制不仅会直接导致大学生越轨同伴交往，还会通过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来进一步加重越轨同伴交往水平。
5.3. 歧视知觉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链式中介
结合研究假设，研究构建了链式逻辑链条：“心理控制→歧视知觉→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越轨同伴交往”。一方面，父母心理控制正向预测子女歧视知觉水平。较高的心理控制会增加子女对外界负面评价的敏感性，从而增强歧视知觉感知。另一方面，歧视知觉作为负面的环境感知和消极评价，反映了个体遭到外部环境的拒斥[30]。而社会排斥不仅会增加个体攻击性行为和物质滥用的风险[31]，还会阻碍个体合理社交需求的现实表达，驱使个体转向网络工具寻求替代性满足，进而增加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风险。此外，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也是越轨同伴交往的风险因子。相关研究指出，个体不当的社交媒体网络使用会导致学业困难、越轨社交、恐惧焦虑等负面社会发展表现。这表明高职生的越轨同伴交往行为，不仅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内部因素歧视知觉水平和外部社交媒体使用的影响，是多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6. 结论与展望
研究通过构建链式中介模型，探讨父母心理控制与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为深入理解家庭教养方式与子女同伴交往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和框架。首先，在理论研究层面，研究结果丰富了生态系统理论和家庭系统理论，强调家庭环境和父母教育行为对个体成长的关键作用，有助于从家庭层面理解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其次，研究结果也更新了东方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父母严厉管教的传统观念，指出严苛教育(较高水平的心理控制)往往导致子女的问题行为，对于父母采取合适的教养方式具有一定的启示。在实践应用层面，研究结果也为教育工作者理解高职生越轨同伴交往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思考。父母在与子女的沟通教育时，应减少或避免过度使用心理控制策略，满足子女自主性发展的需求，引导子女合理规划个人同伴交往。同时，也要合理引导子女进行网络使用，减少社交网络依赖，寻求现实社会支持，以降低因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引发的潜在越轨同伴交往风险。
诚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基于问卷调查和横断面研究设计方法，无法进行因果推断，后续可采用纵向研究考察父母心理控制对子女越轨同伴交往的长时影响。其次，本研究仅考察了歧视知觉与问题性移动社交媒体使用的中介，后续可以考察道德推脱和处境不利地位等与越轨同伴交往密切相关的变量，以全面阐释父母教养方式与越轨同伴交往的关系模型。最后，研究采用自我报告的方法获取数据，可能会受到参与者反应偏差和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后续研究可结合自我报告和家长报告，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基金项目
合肥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编号：hykyzd202309)；安徽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24AH053137)；青年骨干教师境内访学研修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xgnfx202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