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文化与经济、历史与现代的交汇点，其语言景观能直观反映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以及历史、语言、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关系。历史文化街区的外显代表，语言景观能够直观地展现历史文化街区的语言使用情况、语言文化的发展变化及历史、语言、文化和经济协同发展关系[1]。近年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如段绪(2021)从语码选择、文字组合形式、排列位置等角度系统考察了哈尔滨市道里区语言景观共时层面的特征[2]。殷树林等(2022; 2023)详细考察了哈尔滨市南岗区、香坊区、平房区、阿城区A级旅游景区语言景观的使用情况，并对语言景观存在的失范情况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3] [4]。与此同时，作为哈尔滨市第一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中央大街，则备受青睐。李伟(2019)对中央大街及其附近景点展开调研，并针对相关问题提出提高语言景观服务质量的应对之策[5]。崔亚茹(2020)基于地理符号学理论从语码取向、字刻、置放、时空中的话语四要素揭示了中央大街的社会语言生态[6]。邵海艳(2020)对中央大街语言景观中的非官方语言标牌进行详尽考察，并对语言景观中存在的不规范现象提出了相应的建议[7]。阮祎健(2020)从历时层面对比了80年代和当代中央大街的语言景观的语码使用情况[8]。刘俊楠(2023)从语言服务视角实地调查了中央大街历史文化街区官方的历史建筑语言景观现状[9]。不难看出，已有研究大多从单一的共时层面出发，鲜少从历时视角展开。
鉴于此，本研究融合历时与共时视角，深入探究哈尔滨市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演变及现状，旨在为城市语言规划与文化传承提供实践指导与理论支撑，促进地域语言保护、文化多元性及旅游业发展，实现文化可持续与社会和谐。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2.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实地调研与统计分析的科研方法，旨在全面且深入地探索哈尔滨市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演变历程与当前态势。通过实地踏勘，系统性地搜集并整理中央大街的语言景观样本，进而运用统计分析工具，对其语言使用模式及变化趋势进行细致剖析。
2.2. 数据收集
在数据采集环节，本研究精心选取了993个具有代表性的语言景观样本，这些样本广泛覆盖了店名招牌、建筑标识、景区宣传媒介、海报展示以及地摊广告等多种形式。其中，1920至1930年代以及1950至1980年代的语言标牌资料来源于哈尔滨博物馆“丁香消息·中央大街历史风情展”，而2020年代的语言标牌数据则通过笔者亲自实地调研获得。
为确保数据分析的精确性和有效性，本研究遵循Backhaus (2006)所提出的统计方法，将每个具有独立边框的标牌界定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元[10]。在此基础上，我们为每个分析单元精心设计了12项参数进行详尽标记，这些参数包括样本所属历史文化街区(即中央大街)、标牌所属主体(官方或私人)、标牌类型、语码排列顺序、文字矢量方向(即文本阅读方向)、标牌承载媒介、字体样式、显著语码、主要语码、特殊语言变体(如拼音、东北方言等)、备注说明等。所有参数信息均被准确无误地录入Excel电子表格中，并借助IBM SPSS Statistics 27专业统计软件，对各类标牌的频数分布及百分比构成进行严谨细致的统计分析，以期精准揭示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历时演变规律与共时分布特征。
3. 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历史演变
3.1. 历时研究概述
本研究搜集了哈尔滨中央大街1920~1930年代、1950~1980年代及2020年代的语言标牌样本，共954个，以分析其历时变化特征。
研究发现，各年代语言标牌数量与种类有所不同。早期单语标牌占主导，俄语凸显，反映俄侨影响；中期单语标牌比例飙升，汉语成为主流；近期双语标牌增多，汉语、英语共存，体现国际化趋势。从语言种类看，1920~1930年代语言丰富，俄语为主；1950~1980年代汉语占据绝对地位；2020年代，汉语、英语、俄语并存，英语地位上升。凸显语言方面，俄语在早期占据优势，中期汉语成为绝对优势语码，近期汉语仍为主，但英语、俄语地位提升。
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哈尔滨城市的历史变迁，还体现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演变。随着哈尔滨城市的不断发展，其语言标牌将继续多样化，更加国际化。本研究为理解哈尔滨中央大街的语言景观及其历时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3.2. 语言数量与种类的变化
从语言数量看，不同年代的语言标牌都由单语和双语共同构成，但二者所占比例和变化趋势不尽一致。就单语标牌而言，1920~1930年代，单语样本数量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83.5%，到1950~1980年代，单语样本数量拥有绝对优势，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99.4%。但到2020年代，单语样本数量急剧下降，仅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35.8%。由此可见，不同年代的单语标牌数量所占比例呈现出先增后减的趋势，与之对应的双语标牌数量所占比则呈现出先减后升的相反状态。1920~1930年代，双语标牌有58个，到1950~1980年代，双语标牌不断减少，仅有2个，但到2020年代，双语标牌数量大幅增加至232个，占此年代标牌总数的64.2%。
从语言种类看，不同年代的语言标牌都含有汉语单语、俄语单语和汉俄双语组合。具体来说，1920~1930年代，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语言种类较为丰富。单语标牌包括汉语、俄语、英语和日语，分别占此年代标牌总数的18%、62%、2.8%、0.7%，双语标牌均与俄语共现，包括俄汉、俄英、俄日等双语组合，其中俄汉双语组合较多，占比为15.6%，俄英、俄日双语组合占比甚少，分别为0.4%、0.7%。1950~1980年代，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语言种类较为单一，除汉语、俄语单语标牌外，汉俄双语标牌零星出现，仅占此年代标牌总数的0.7%，而且，相比20-30年代，50~80年代的俄语单语标牌呈断崖式减少状态，所占比仅为1%。到2020年代，语言标牌的语言种类更为多样，其中单语标牌包括汉语、俄语、英语，分别占此年代标牌总数的35.5%、0.3%、6.1%，双语标牌数量较多、组合丰富且大多与汉语共现，包括汉俄、汉英、俄英、汉日、汉韩、汉越等双语组合，所占比分别为13.6%、40.7%、0.3%、2.2%、1.1%、0.3%。可以看出，此时的汉英双语组合数量已超过汉俄双语组合数量，甚至超过汉语单语标牌。
3.3. 凸显语言的变迁
从凸显语言看，不同年代的凸显语言有所差别。1920~1930年代，中央大街语言标牌中的凸显语言为俄语，辅助语言为汉语、英语和日语。作为优势语码，俄语标牌数量约占此年代标牌总数的78.5%。俄语不仅在单语标牌中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在双语标牌中，俄语均与汉语、英语和日语共现。俄语在此年代大量使用，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它既是20年代前沙俄殖民当局在向西方世界和中国宣示自身的殖民统治权的表现[11]，也是20年代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印证。1另外，双语标牌样本倾向于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视觉要素表征语码优先级，且与不同视觉要素体现的语码凸显关系互为验证。从地理符号学理论看，俄汉双语标牌的语码排列呈上下式，下方的俄语被前景化，全部大写，汉语被放置于标牌边缘位置，制造凸显俄语语码的效果[12]。同时，相比于汉语，俄语拼音占据标牌绝大部分位置，字体差异较大，这也增强了俄语语码的凸显程度。
1950~1980年代，汉语开始占据绝对地位成为优势语码，其使用频率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99.1%，而俄语的使用骤然下降，仅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1.7%，其他语言种类标牌悉数被汉语单语标牌取代。究其原因，这与1950年哈尔滨城市转型、1978年改革开放、1986年中央大街定为保护街路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息息相关。2
2020年代，汉语仍为凸显语言，其使用数量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93.3%。这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十四条规定，即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和招牌、广告用字等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用语用字。但与20~30年代不同的是，汉语已替代俄语成为优势语码。尤其在汉俄双语标牌中，二者语码排列形式均为上下式，俄语仅开头字母大写，且字体小于汉语，被放置于标牌边缘位置，制造凸显汉语语码的效果。与50~80年代不同的是，当今语言标牌呈现出语言种类丰富且双语组合形式多样的语言生态。其中英语、俄语作为第二、第三凸显语言，使用数量分别占此年代语言标牌总数的46.8%、14.2%。这也不难理解，作为当今国际通用语，英语在语言标牌中的使用有助于提升区域形象和国际化程度，能够营造消费氛围和异域风情，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13]。与此同时，哈尔滨作为对俄经贸合作示范城市，离不开俄语标牌的大量使用。
通过考察中央大街不同年代的语言景观，可以发现，语言景观不仅体现语言的权势和地位，而且能够反映一个国家或社会的语言政策、语言生态和语言意识形态。具体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优势语码的更迭深刻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1920~1930年代，俄语在中央大街语言景观中十分突出，显示了它在该地区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1950~1980年代，汉语成为优势语码，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语言政策的扶持。到2020年代，汉语仍然保持优势语码的地位，但呈现出语言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反映了汉语在多语生态语言中的权势关系和社会价值。
二是无论汉俄双语标牌还是俄语单语标牌，俄语的使用数量在历时层面变化较为突出。
见图1，为更加直观地展现两类标牌的变化趋势，在X轴上分别选取对称点a (−t, 0)和b (t, 0)(t > 0)，记作1920至1930年代、2020年代。中央大街历时语言标牌俄语使用情况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点可分到第一象线和第二象线中。其中第一象线位于t轴和y轴的正方向，该处为2020年代汉俄双语标牌分布点
图中平面直角坐标系分别由两条相互垂直的年份t轴和标牌频数Y轴组成。每一个点可以由一个有序数对(t, y)来表示，其中t代表点在t轴上的位置，y代表点在y轴上的位置。图1中设1950至1980年代历史年份位置为O点，记为坐标原点。t轴和y轴分别于基准面的一个定点O相交于该点。根据两类标牌数据特点，我们把Y轴划分为10个等分，每个等分都代表20个语言标牌频数。
Figure 1. The use of Russian language signs on the historical Central Avenue in a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图1. 中央大街历时语言标牌俄语使用情况平面直角坐标系
D (t, 49)和俄语单语标牌点F (t, 1)。第二象线位于t轴和y轴的负方向，该处含1920至1930年代俄汉双语标牌点C (−t, 45)和俄语单语标牌点E (−t, 179)。同时坐落于y轴上的两点分别为1950至1980年代俄语单语标牌点G (0, 3)和同期汉俄双语标牌点H (0, 2)。
据此，我们可通过坐标值计算两点之间的斜率k(0 ≤ k < 1)，来比较两类标牌在1930至1950年代、1980至2020年代中里独特的变化趋势。设a、b、c、d四线斜率分别为ka、kb、kc、kd。由k = (y2 − y1) ÷ (t2 − t1)可得，1930至1950年代俄汉双语标牌斜率ka= 43 ÷ |t|，1930至1950年代俄语单语标牌斜率kb= 176 ÷ |t|，则ka < kb。1980至2020年代汉俄标牌斜率kd= 47 ÷ t，1980至2020年代俄语单语标牌斜率ke= 1 ÷ t，则kd > ke。
由此可知，在中央大街百年发展历程中，前50年俄语单语标牌变化趋势较俄汉双语标牌更大，后50年汉俄双语标牌变化趋势较俄语单语标牌更大。
4. 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当前特征
4.1. 共时研究概述
语言标牌根据设立主体可分为官方标牌和私人标牌，这种分类有助于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语言景观的差异。官方标牌又称自上而下的标牌(top-down signs)，是政府设立的具有官方性质的标牌。私人标牌又称自下而上的标牌(bottom-up signs)，是私人或企业所设立的用作商业或信息介绍的标牌[16]。中央大街官方与私人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各具特点。官方标牌中，单语、双语及三语标牌分布均衡，而私人标牌则双语为主，单语次之，三语较少。官方单语标牌有限，私人单语标牌较普遍；双语标牌私人远超官方；三语标牌官方多于私人，可能与官方推广多语环境有关。语言种类上，官方标牌以汉语为主，辅以英语和俄语；私人标牌语言更多样，包括日语、韩语等。汉语在所有标牌中占优势，但私人标牌在辅助语码选择上更灵活。多语信息类型展现上，官方标牌倾向使用复制式多语信息，确保信息准确一致；私人标牌则注重信息多样性和创新性，采用多种多语信息类型吸引消费者。
总之，官方与私人标牌在语言景观中各具特色，共同塑造城市语言环境。官方标牌规范稳定，私人标牌灵活多样，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丰富城市语言风貌。
4.2. 语言种类与凸显语言的共时分析
从语言数量的维度审视，不同主体(官方与私人)所设置的语言标牌均涵盖了单语、双语及三语等多种形式，但各类标牌在两者间的比例分布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具体而言，在单语标牌方面，官方标牌中的单语样本数量(N = 26)仅占该类别总数的28%，而私人标牌中的单语样本数量(N = 126)则显著多于官方，达到了官方的4.8倍之多。同样地，在双语标牌领域，不同主体间的分布情况也与单语标牌相似：私人标牌中的双语标牌数量高达171个，占据了私人标牌总样本的55.5%，已然过半；而官方双语标牌的数量则相对较少，仅有39个。由此可见，在单语与双语标牌方面，私人标牌的数量均明显多于官方标牌。
然而，在三语标牌方面，情况却出现了反转。官方三语标牌的数量(N = 28)反而多于私人三语标牌(N = 10)。这一差异性的产生，与哈尔滨当前的发展目标、官方的规划管理以及私人经营的实际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作为对俄经贸合作的示范城市，哈尔滨积极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并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从而得以充分展现其百年历史的欧陆风情文化，进而形成了语言种类丰富且多语组合形式多样的独特语言生态。此外，2020年颁布的《哈尔滨市中央大街步行街区条例》第二十一条也明确规定，步行街区的牌匾标识应当与街区的历史文化风貌相协调。因此，中央大街原有的牌匾被统一进行了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充满欧陆风格且寓意深远的全新牌匾。同时，政府也积极鼓励企业开设具有历史文化创意的门店，并设置个性化的牌匾标识，以进一步推动多语种标牌的使用。然而，由于私人三语标牌所需的维护成本相对较高，且所传达的信息内容相对繁琐复杂，因此私人三语标牌的使用数量并未能超过官方三语标牌。
从语言种类的维度进行深入剖析，中央大街的官方语言标牌呈现出一种特定的语言构成模式，具体包括汉语单语、汉英双语、汉俄双语以及汉英俄三语组合，这些组合共同构成了官方标牌的语言生态。相比之下，私人标牌的语言种类则展现出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在单语标牌范畴内，汉语占据主导地位，其数量约占私人标牌总数的33.1%，而英语、俄语和韩语虽占比较小，却也各自占有一定席位，分别为7.1%、0.3%和0.3%，这一分布格局揭示了私人标牌在语言选择上的灵活性与多元性。双语标牌方面，汉语作为核心元素，与其他多种语言形成了多样化的组合，如汉英、汉俄、汉日、汉韩、汉越等，其中汉英双语组合最为显著，占比高达36%，唯一一例不包含汉语的英俄双语标牌则显得尤为独特，进一步凸显了私人标牌在语言组合上的创新性与包容性。至于三语标牌，汉语与英语作为共同元素，分别与俄语(N= 9)或韩语(N = 1)形成组合，这种语言构成模式不仅丰富了标牌的语言层次，也反映了中央大街多元文化的交融态势。
从凸显语言的角度来看，汉语在所有标牌中均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成为毋庸置疑的优势语码。然而，不同设立者的辅助语码选择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私人标牌中，汉语作为凸显语言的优势语码，其数量约占私人标牌总数的52.9%，其辅助语言则涵盖了英语、俄语、韩语和越南语等多种语言，这种语言构成的多样性不仅体现了私人标牌在语言选择上的广泛性，也反映了中央大街多元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相比之下，官方标牌在语言使用上则显得相对保守，汉语作为优势语言的标牌约占官方标牌总数的62.9%，其辅助语言仅限于英语和俄语，分别占2.9%和0.7%，这种语言构成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方标牌在国际化表达方面的潜力。
进一步分析，私人标识在语言使用上的多元化与创新性，不仅源于中央大街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多元文化的交融态势，更得益于哈尔滨市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及多语种使用政策的正式出台。经营者们巧妙地运用多语种商业策略，通过凸显异国文化特色来增强外籍居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同时精准把握中国消费者对异国风情体验的猎奇心理，从而实现了产品宣传效果的显著提升。此外，私人标识在设计上日益注重国际化表达，不仅丰富了中央大街的语言生态，也为中央大街的国际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动力。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语言在商业策略中的重要地位，也为我们理解全球化背景下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与包容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4.3. 多语信息类型与语言策略
语言标牌上的多语文本类型是衡量语言优先关系和各语言信息功能强弱的重要指标。本文根据Reh的分类法对搜集到的多语标牌进行分类，同时将信息负载量最大的语码确定为主要语码。
就私人标牌与官方标牌在多语信息类型的展现上而言，两者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与内在规律性。官方双语标牌在多语信息类型的分布上较为集中，其中复制式多语占据绝对优势，占比高达81%，片段式多语紧随其后，占比达到15.9%，而重叠式和互补式多语则相对稀少，各自仅有1例。这种分布格局凸显了官方标牌在语言使用上的规范性与统一性，旨在确保信息的准确传达与语言的权威性。
相比之下，私人标牌在多语信息类型的选择上则显得更为灵活多变。在172个私人标牌样本中，超过半数的标牌采用了复制式多语，占比超过50%，片段式与互补式多语分别占比24.4%和15.7%，而重叠式多语则占比最小，仅为5.2%。这一分布特征揭示了私人标牌在语言运用上的商业性与创新性，经营者们通过灵活运用多种语言信息类型，旨在吸引更多不同语言背景的消费者，提升商业竞争力。
进一步深入分析，官方标牌在汉英俄三语复制式多语的使用上尤为显著。这一设计不仅确保了汉语作为优势语码的主体地位，同时兼顾了英语与俄语作为共现语码的信息传递功能，体现了官方标牌在语言规划上的深思熟虑与国际化视野。而私人标牌则更加注重凸显商业功能与广告效应，经营商们为了最大化标牌信息的吸引力与多元化，在多语信息类型的选择上更为自由与灵活。他们往往借助汉语提供核心信息，同时引入韩语等弱势语码以增强标牌的象征意义与文化特色，尽管这些弱势语码在信息功能上的作用相对较弱。
从具体表现来看，该处复制式汉英俄三语标牌多采用了“分隔多语制”的设计，即标牌中同时包含汉语、英语与俄语三种语言，且各语种信息内容保持一致，能够清晰区分。这一设计不仅体现了哈尔滨政府对标牌受众的精准定位，即面向汉英俄语种的单语族群，也彰显了哈尔滨作为国际化都市的宏伟目标与深厚历史底蕴。
该地的俄式餐饮行业互补式汉英双语店名标牌展示了另一种多语信息类型的运用策略。在该标牌中，英语语码作为显著元素居于上方，仅用于说明食品来源(RUSSIA FOOD)，而汉语作为主要语码则提供了更为详尽的食品信息。这一设计主要面向外国消费群体或具备英语识读能力的消费者，同时突出了食品的非本土化特色与国际化氛围。
此外，该标牌还巧妙地运用了“混合多语制”的特点，即在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了灵活的跨语言现象融合。标牌展示了私人标牌在图形与文字结合方面的独特创意与精湛技艺。“王将面”餐饮店招牌通过巧妙地将所售餐食、店铺名称以及大众点评等元素融为一体，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与独特的品牌识别度。而“помидор (西红柿)”餐饮店招牌则利用西红柿图形与店名字母的巧妙结合，以简短而富有创意的方式向消费者介绍了餐馆的招牌菜——番茄披萨。这些设计不仅增强了标牌的吸引力与趣味性，也充分展现了私人标牌在商业策略上的灵活性与创新性。
5. 东北方言的文化价值与社会认同
5.1. 东北方言在广告牌中的运用
语言景观通常指某个特定空间内的语言文字及相关图形等非语言符号。因此现实空间中分布的文字是语言景观研究的考察对象。在共时对比中，我们发现中央大街采用具有地域特色的东北方言词。
经过数据的细致解析，我们得以深刻洞察东北方言词汇在广告标牌中的独特运用现象，尤其是那些采用汉语单语形式并巧妙融入东北方言元素的广告牌。它们凭借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为中央大街的文化景观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与独特的韵味。
进一步审视所呈现的信息，我们不难发现，官方广告牌中巧妙地嵌入了诸如“贼”、“拉拉”、“稀罕”等典型的东北方言词汇。尽管《现代汉语词典》将“贼”限定在特定语境下(如表示令人不满意或不正常的情况)作为程度副词使用[17]，但在东北方言的广泛语境中，“贼”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不再局限于上述定义。例如，“哈尔滨贼稀罕你”这一表达，便生动地展现了“贼”在东北方言中的广泛应用与独特魅力。此外，在日常口语交流中，“贼拉”与“贼拉拉”这两个词汇也频繁出现，它们在用法上与“贼”相似，但在修饰其他成分时，所传达的程度感更为强烈和深刻[18]，如“哈尔滨贼拉拉地稀罕你”便进一步加深了情感的表达层次，增强了语言的感染力。
与此同时，东北方言中的另一个程度副词“稀”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其修饰范围广泛，既能涵盖非动作性动词，又能修饰单音节形容词，展现了极高的语言灵活性与表现力。“稀”被巧妙地用来修饰单音节形容词“罕”，“罕”作为形容词，意为“少见的”，在语义层面上则带有“不紧密、松散、不饱满”等特征。这样的组合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的层次与内涵，也增添了广告标牌的趣味性与吸引力，使其更加引人入胜，令人过目难忘。
同时东北方言词“嘠”在私人商业广告牌中得到了巧妙的运用。《现代汉语词典》虽然将“嘠”描述为形容“短促而响亮的声音”的拟声词，但在长期的语言使用过程中，“嘠”的具体拟声词性特征逐渐淡化，而抽象的副词性特征则日益凸显。这使得修饰与被修饰成分之间的联想语义关系变得更为模糊与多元，为语言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与可能。如今，“嘠”已经能够灵活地修饰后面的形容词，相当于“很”或“非常”的意思，如“哈尔滨嘎嘎美”这样的表达便生动地展现了哈尔滨城市美的程度之深，同时也体现了东北方言在广告标牌运用中的独特创意与无限魅力。
综上所述，东北方言词汇在广告标牌中的巧妙运用不仅丰富了语言表达的形式与内容，还有效地传播了地域文化特色与历史民俗文化。这些方言词汇作为语言的瑰宝与文化的精华，为我们深入了解与研究东北方言提供了宝贵的语料资源与独特的观察视角。
5.2. 社会认同与文化传承
语言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与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而东北方言正是承载着东北人民集体记忆与地域特色的重要语言符号。通过“贼拉拉”、“稀罕”、“嘎嘎”等东北方言词汇，游客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并认同中央大街的历史文化与民俗风情。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通过将自己归类于某一特定群体来形成自我认同，并寻求群体内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东北方言不仅是当地人的日常交流工具，更是情感的载体与文化的纽带。它作为粘合剂，将哈尔滨人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认同与地域归属感。东北方言的广泛使用与巧妙运用，使得游客在感受东北人民热情好客的同时，也能深刻体会到东北文化的独特地域特色与深厚文化底蕴，从而增强对东北文化的认同与尊重[19]。
语言多样性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与宝贵财富。在哈尔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保护并传承带有地域性的东北方言，对于维护中央大街文化多元性、促进地域文化交流与传播、推动旅游业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独特的东北方言文化不仅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与感受，给他们提供一种全新的文化视角与审美体验，而且还促进了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推动了中央大街旅游业的持续繁荣与发展。旅游业的繁荣也为地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与资源支持，形成了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的良性循环与互动共赢。
6. 结语与建议
6.1. 研究总结
本研究通过对哈尔滨市中央大街语言景观的历时与共时分析，揭示了该地区语言使用的演变特征及其社会文化动因。研究发现，中央大街的语言生态经历了从俄语主导到汉语盛行，再到多语种共存的演变，反映了历史背景、政治影响及全球化趋势。官方与私人标牌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揭示了官方语言规划与民间商业策略的不同取向。东北方言在广告标牌中的巧妙运用，丰富了语言表达，传播了地域文化。本研究强调了保护和传承地域性语言的重要性，为城市语言规划和文化传承提供了参考，对维护文化多元性、促进地域文化交流、推动旅游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6.2. 对未来研究的建议
未来研究应持续关注语言景观的动态变化，及其对社会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影响。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深化语言景观与社会变迁关系的探讨；开展跨城市或地区的比较研究，提炼城市语言规划原则；结合历史背景、社会需求和文化价值，探索科学有效的城市语言规划策略，以促进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共生。这将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语言景观的社会文化意义，为城市语言规划提供理论支持。
NOTES
1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中东铁路的实权经历了从沙俄独占到中苏共管的转变[14]。在20年代之前，为了加强其影响力，沙俄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文化交流措施，涵盖教育推广、报纸期刊的发行以及宗教传播等方面[15]。进入20年代后，中东铁路成为连接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重要通道，被誉为“红色丝绸之路”。依托这条铁路的中央大街，则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传播的前沿阵地，以及红色革命文化的发源地。
21950年，提出将哈尔滨转型为生产型城市，减少其消费型特征。此后十多年，对哈尔滨，包括著名的中央大街在内，进行了建设。在1966年至1976年期，中央大街经历了一些损坏。1986年，哈尔滨市将中央大街列为重点保护街道，并在之后的20年里完成了对它的改造和提升。